中华文明唯一延续论（第十版）

中华文明天上来。“天”指天文。天文生历法，历法兴农耕，农耕兴中国；天文又生礼仪，礼仪兴儒家，儒家兴中国，所谓耕读传家，中华文明是农耕物质文明和儒家精神文明的两位一体。

农耕文明的宪法是历法。历法皆出天文，仅以中华第一历《黄帝历》为例，《史记·历书》篇曰：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考定星历”即考星定历、考察星象制定历法，此所谓“天文生历法”。

至西周，周公以“天地春夏秋冬”命名六官，可见当时已有四季之分。荀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则五谷不绝。因此才说“历法兴农耕”。

至汉武，二十四节气载入《太初历》，以致京师之钱贯朽不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因此霍去病才能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开启中华文明第一盛世，此所谓“农耕兴中国”。

古人感天地生养之恩，日月照临之德，筑坛献祭以为回报。观祭坛则“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是为中华礼仪之本。此所谓“天文生礼仪”。

《周礼·大宰》篇曰：儒以道得民。意思是儒生以传道谋生。《保氏》篇又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仪。可见“道”即“六艺”“六仪”。六艺第一类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其中仅吉礼一项就有祀昊天、祈谷等55种之多，社会需求之旺盛可想而知，于是儒生日众，儒学日盛，此所谓“礼仪兴儒家”。

儒家始于周公，兴于孔孟，造极于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意思是尊儒、养士、求贤，皆董仲舒首创。养士指国家设立太学、庠、序三级官学培养人才，求贤指选拔人才，先由各州郡举荐，再经考试量材授官，史称察举制，隋唐时演变为科举制。唐朝开科268次，取士7448人，文有房玄龄、狄仁杰、宋璟、张九龄，武有娄师德、郭子仪、张巡、许远，良相名将俊采星驰，太宗李世民有先见之明，笑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中华文明第二盛世由此兴起，此所谓“儒家兴中国”。

中国一词，迄今首见于西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思是朕居中国，自此统御万民。此处“中国”意为国中，仅指国都，当时叫成周，现在叫洛阳。

至东周，中国之概念已扩大为中原各国。赵安平君曰：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义行”意为效仿。然彼时华夷大防，燕赵秦皆大修长城，因此所谓蛮夷义行恐怕言过其实，反倒是赵武灵王义行胡服骑射。及至三国，鲜卑人莫护跋举部内迁并改汉姓慕容，始有先例。慕容意为“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二仪”指天地，比喻礼仪道德顶天立地；“三光”指日月星，比喻衣冠风度光焰万丈，即孔颖达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至西汉，中国之意已与今日无异，泛指大一统之中国，其疆域北绝大漠，西逾葱岭，东越朝鲜，南至大海，已是标准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汉赋四大家扬雄开始如此定义中国：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五政”指仁义礼智信，“七赋”指五谷桑麻，合起来是说中国是儒家精神文明和农耕物质文明的两位一体；“中于天地”即位于天地之中 —— 既是天之中，又是地之中。何出此言？又何由考之？

先说天之中。中国自古以纽星为天之中，《观象玩占》云：北极星在紫微宫中，其纽星天之枢也。“纽星”即北极五，“天之枢”即天之中，原因是北极五垂直于地轴，中国又地处北半球，故天运无穷而纽星不移，不移则为天之中。

《后汉书·卷四十八》注曰：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故隋唐洛阳宫城皆称紫微城，历代王朝皆称天朝，此所谓“君权天授，天人合一”。《吕氏春秋·慎势》篇又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然后“自之乂民”，所谓“居中而治，方为正统”。正即是中，中即是正。“国之中”即地之中，又称“中”“地中”“方中”“土中”“中国”“天下之中”，总之万变不离其“中”。

古人素以洛阳为“中”，依据一是“十三朝古都”，二是“四方入贡道里均”，三是土圭测影。《周礼·大司徒》篇对此有详解，结论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夏至午时，圭影长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西周时为洛阳，传至永乐大帝，中国之疆域已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于是效古制，肇建两京，以为北京实当天下之中。可见“中”随疆域而变，不变的则是“居中而治之国”中国。

居中而治怎么治？周武王的办法是分封天下，本意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但亲戚多了难免会有矛盾，严重的就会引发战争甚至叛乱。以东周为例，诸侯多达103国，好处是百家争鸣，平均一国一子不足；坏处是百国混战，515年打了625仗，平均一年一乱有余。因此秦并天下后，立改分封为郡县制。二者本质区别有二：首先郡县没有宣战权，其次郡县长官由世袭改为流官制，实行中央委任、短任期、本籍回避三原则，以此严防地方割据，地方之乱因此锐减。后世虽仍有七国、八王、安史等地方之乱，但绝不至于一年一乱，且自秦以降，天下只有叛国而无叛郡，只有叛将而无叛县，因此开创郡县制的楚人李斯，最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八字。

李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各郡“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王吉谓之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简单说就是“一国一制”，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此横空出世。至汉高祖威加海内，一则秦规汉随保留郡县制，一则以亲制疏，用刘肥等同姓九王制衡韩信等异姓七王，于是直辖十五郡、分封十六国，郡国并行。行至文景之治时，济北、淮南、七国先后叛乱，武帝遂以推恩令分拆诸侯为县，最终又恢复了郡县制。后世之道路制、行省制，丞相、总理之别而已，背后都是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首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篇：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意思是为什么鲁国要用周文王制定的历法以十一月为正月呢？因为鲁是周的封国，必须尊重周王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可见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天下者为大”，即管仲所谓“尊王”。

《汉书·董仲舒传》又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大意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统治思想，否则民众无所适从，全国一盘散沙。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至此，大一统已流变为“以一种统治思想为大”，旨在塑造一种全民共识，也就是“铸国魂”，人无魂不立，国无魂不强，这是儒家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因此开创思想大一统的董仲舒，大可位列儒家三圣：元圣周公、至圣孔子、宗圣董子。贾谊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那么也可以说，孔子之后，马克思之前，于中国有大关系者，董子一人而已。

儒家是大一统王朝的思想基础，士农联盟则是大一统王朝的政权基础，所谓“士农工商”，士人之后便是农民，而且士人自古还“以农为先”。历代天子，立春必率百官亲耕皇田行所谓“籍礼”。皇田即籍田，西周时多达千亩，明清则仅为一亩三分，这就是“一亩三分地”的由来，说明天子越来越懒，因此所谓亲耕也就三推一拨，文学上叫象征主义，象征天子既是最大的士人也是最大的农民，因为政权必须代表大多数，正如工农联盟是今日中国的政权基础一样。

士人自古还“重农抑商”。商人在国内受打压，被迫大举出海，于是就有了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三大商路既发现了古代世界，又为古代世界创造了主要的流动性，以贸易而不是战争开启了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全球化，因此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实不亚于四大发明和地理大发现。

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体系始于西周六官制，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宫廷、民政、礼仪、军事、司法、建设。前五官共设57079职，其中管两排店铺的叫“胥”，管一排的叫“肆长”。三千年前分工就能如此之细，中华文明之伟大由此可见一斑。后世之三公九卿制也好，三省六部制也罢，皆无质变。如隋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以“吏”替“天”，分管组织人事，余者仅正名而已。六部制一直沿用至清末，因行之有效千年不变。

大一统王朝的治理能力主要取决于科举制。相比先秦世卿世禄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的进步之处在于官员的选材范围从一家扩大至一国，任用原则也从任人唯亲进化为任人唯贤，国家治理能力自然一粟变沧海。科举的基础是教育。汉武帝时，官学仅太学、庠、序三级，至平帝时，国有太学，郡有学，县有校，乡有庠，村有序，家有塾，已形成二元六级制教育体系，二元指学校与家庭两种教育。至东汉，四海之内已如《东都赋》所云：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至北宋，又如《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故两宋进士高达11万人，占整个科举史的64.1%。至明清，科举也完善为二元六级制。二元指文科武举，文科始于隋文帝，武举始于武则天，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六级指县、府、院、乡、会、殿六试。明清四大名著作者中仅施耐庵一人为进士，科举竞争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当代国考制度就更是如此，2009年起，每年报名人数均逾百万，平均录取率不足2%，可谓百里挑一。其中最热职位竞争比的峰值更是高达9837:1，又可谓万里挑一。高竞争出高水平人才，高水平人才是治理能力的本质，自古如此，于今尤烈。

大一统王朝的更替规律是三家轮回：乱世法家，开国道家，治世儒家。乱世用重典，故秦以法家得天下。法家“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对内以严刑峻法富国强兵，对外以虎狼之师吞并天下；天下初定，百业凋敝，百姓疲惫，理应“轻徭薄赋，休生养息”，始皇二世却暴政如故，以疲惫之众大修长城阿房宫，故15年即亡。秦之过，不在仁义不施而在不变，因为法家根本就不主张仁义，那是儒家的主张，而儒家名士都被始皇填坑了，人都没了，怎么施仁义？及至治世，世人饱暖思淫欲，又宜“德主刑辅，修身养性”，所谓法不责众。然儒家自古有“刑不上大夫，法不加于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以贪示忠”“朋党之争”等诸多流弊，久则量变引起质变，庙堂之上党争不断，官场之中贪墨成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外戚宦官专权乱政，稍有天灾即天下大乱，然后新一代虎狼之师改朝换代。历代王朝大都如此轮回，平均周期186年，虽无解却始终延续，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稳定。也可以说，思想的多样性，是中华文明赖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百家争鸣，中国只有儒家一种思想，则很可能像罗马帝国一样，因基督教分裂为天主、东正二教导致国家一分为二最终双双灭亡。因此“以一种统治思想为大”并非也不可能任何时间都用同一种统治思想，而是以一种为主，为主即为大。纵观中国历史，分裂时间比统一时间长180年，即乱世比治世长，因此自古人心思治，也因此历代王朝必须以治世之儒家思想为大，所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稳定则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则经济繁荣。中国经济总量自公元1500年超过印度至1820年鸦片战争前夕，始终稳居世界第一。峰值为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全球占比高达34.6%，三分天下有其一，是为中华文明第三盛世。明朝富甲天下，万国来朝。文有《永乐大典》，开人类大百科全书之先河；武有神机营火枪兵，领先西方103年；内修长城，绵延一万七千里而无民变；外遣郑和，七下西洋昭告天下：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共享太平之福。这可都是汉武唐宗没能做到的事情，《明史》盛赞为“远迈汉唐”，不是盛世是什么？

经济繁荣则文明先进。中华文明集大成于《四库全书》，全书逾36000册，近8亿字，收录《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物质文明之书，《论语》《道德经》《韩非子》等精神文明之书，《周礼》《唐六典》《通典》等制度文明之书，每一类都如李约瑟所言，“远超同时代的欧洲”。至于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 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答案其实很简单：各领风*数百年，如此而已。

《四库全书》存世仅七部，因此在电子版问世之前，其对传播中华文明来说作用有限，真正广为流传的中华文明则另有三大载体。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曰：夫国有史，州县有志，家有谱，其义一也 —— 都是为了记录传承中华文明。史即正史，上起《史记》下至《中华民国史》，凡26部，两千年从未中断，且至今在修；志即方志，全面记载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灾异等地方掌故，功能近似地方版《资治通鉴》，因此自古新官上任有“下轿伊始问志书”一说。现存方志12000余种，其中“方志鼻祖”《越绝书》成书于东汉，距今也有近两千年。明清时天下郡县已莫不有志，且至今在修；谱即家谱，与宗祠、家训一起造就宗教式全渗透超稳定社会关系。现存家谱47000余种，其中“天下第一谱”《倪氏家谱刻辞》刻于商王武丁时期，距今3200余年。再如《孔子家谱》，上起50世祖华胥氏，下至79世孙孔佑仁，凡130代，五千年从未中断，且至今在修。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百姓，皆有文献一以贯之，三位一体，万世一系，举世唯一，因此中华文明才能唯一延续至今。

文明的创造者、守护者、传播者、继承者都是人，因此中国人是中华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历代文明守护者，可谓功侔鲁壁。“侔”意为等同，“鲁壁”指孔庙之壁。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8世孙孔鲋将《礼记》等儒家经典藏于孔庙夹墙之中，至西汉鲁恭王刘余毁孔庙扩建王宫时才重见天日，史称“孔壁中经”，刘余见了肃然起敬，不仅立刻停止了毁庙暴行，还将经书悉数奉还孔子10世孙孔安国，儒家文明因此起死回生，后世便把诸如此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大德誉为功侔鲁壁，而大德之最莫过于1933年开始的故宫文物南迁。

1933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平津告急。2月4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电令故宫文物南迁。次日晚九时起，近两万箱文物经郑州、徐州、南京抵达上海，分藏仁济医院及业广公司仓库。1936年12月，又悉数迁至南京朝天宫保存库。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次日，朝天宫文物分三路西迁。北路7286箱文物经徐州、郑州、西安、宝鸡、南郑、广元、成都抵达峨眉，分藏大佛寺及武庙，途中死伤刘承琮等四人；中路9331箱文物溯江而上先至宜宾，再由岷江转大渡河抵达乐山，分藏安谷乡一寺六祠，途中死朱学侃一人；南路80箱要件经汉口、长沙、桂林、贵阳抵达安顺，入藏读书山华严洞，七年后又因独山陷落迁至巴县石油沟。

1946年，三地文物齐聚重庆向家坡，途中死郭植楠一人。1947年，向家坡文物顺江直下，重归南京朝天宫。陈仓十碣等62箱大件则先乘汽车经綦江、沅陵、长沙、南昌至九江，再走水路返回南京。

1950年1月-1958年9月，朝天宫6253箱文物分三批经徐州、济南重返故宫，南迁胜利结束。此外，另有2972箱于1949年前后迁台，先后辗转于基隆、台中、台北三地，至今未归。

整个南迁历时26年，跨越16省，行程四万二千里。对比长征“两年14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数据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称之为“文长征”毫不为过。这一文一武两次长征，都发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 1930年代，前者以“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妥善保护了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后者以“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彻底唤醒了沉睡百年的国人，皆可谓功侔鲁壁。特别有意思的是，1946年文物离开乐山时，故宫送了七块匾给存放文物的一寺六祠，题字正好是“功侔鲁壁”。

孔子50世祖华胥氏是华夏民族的始祖，胥即夏，华胥即华夏。依据一是上古“胥夏同音”。上古“夏”声符为“夏”，韵部为“鱼”，即声母是X，韵母是ü。因此“夏”念“胥”，“华夏”念“华胥”。

依据二是上古“胥夏同义”。首先“胥 = 正”。胥的本字是疋，即足，甲骨文同“正”，都是上口下止，“口”指城邑，“止”即脚趾，表示去往或征伐某地，后来分别衍生出“之”和“征”，本字都是“足”。总之“胥 = 疋 = 足 = 正”。

其次“正 = 雅”。直接证据是“雅”在《六书通》中也写作“正”，原因是字正腔圆为雅音，所谓“正声雅音”，也就是上古普通话，“雅”和“正”皆作“标准、规范”讲。

最后“雅 = 夏”。直接证据是《墨子·天志下》篇，曰：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引文与《诗经·大雅·皇矣》篇相应内容一字不差。《荀子·荣辱》篇又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一望而知雅即夏。墨子、荀子何等人物？岂能同错一错？而《墨子》《荀子》自战国流传至今，期间不知经过多少高人勘误，假如古时夏雅不通用，则为大错，不可能两千多年都没发现。至于通用的原因，则是“夏”又写作“昰”，日正为夏，音正为雅，二者也以正相通。正还与中相通，正中正中，即所谓中正之道，亦即中国之“中”。

综上，胥 = 疋 = 足 = 正 = 雅 = 昰 = 夏，即胥 = 夏，华胥 = 华夏。

华夏一词的本义是率先以历法指导农耕的部落。华的金文是象形的花，象征种植部落，即今日之“种花家”；夏的甲骨文是象形的蝉，象征夏天。金文则流变为象形的人，头手足俱全，本义特指发明夏历的圣人，因为凡人的“人”从甲骨文至今都只有可怜的两笔，造字上有明显的尊卑之别，正如女娲造人也分为手捏出来的具象之人和藤条甩出来的抽象之人一样，因此夏又有“大”“尊贵”之意，如夏禹又叫大禹。总之以文明的高度来讲，华指农耕，夏指历法。

华夏一词，首见于《尚书·武成》篇：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华夷各部无不顺从。后世之正史，均只说“华夏”不说“夏华”，“华”始终在“夏”前，之所以约定俗成，是因为先有农耕后有历法，否则根本不需要历法。因此华夏文明起源于华山夏水等纯地理学说皆不可取，因为华山没有也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排在夏水前，从文明形态、生产方式、天文地理、文字训诂等多角度综合探源才是正道。

华夏文明的起源时间约为公元前2459年，距今约4480年，很接近上下五千年的传统说法。依据还是《孔子家谱》，因为相对可信。算法一是孔子1世祖叔梁纥至10世孙孔安国12代人的时间跨度是549年（前622年-前74年），由此可大致推算出50世祖华胥氏至44世祖帝喾7代人的时间跨度是320年。帝喾卒于前2176年，则华胥氏生于前2496年；

算法二是孔子世家上四代为华胥、伏羲、少典、黄帝。黄帝传18代为商王仲壬，则华胥氏至仲壬为22代，时间跨度按算法一推算为1006年。仲壬卒于前1582年，则华胥氏生于前2588年；

算法三是孔子1世孙孔鲤至50世孙孔元用50代人的时间跨度是1760年（前532年-1227年），1世祖叔梁纥卒于前549年，则华胥氏生于前2309年；

算法四是夏朝始于约前2070年，开国君主夏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即卒于约前2032年。夏启系黄帝5世孙，则华胥氏至夏启为9代，时间跨度按算法一推算为411年，则华胥氏生于约前2443年；

取四种结果的平均值为2459，即华夏文明大约起源于公元前2459年。

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是山东。《列子·黄帝》篇曰：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弇州”即兖州，今为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帝王世纪·第一》篇曰：太皞帝庖犧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犧于成纪。“庖犧”即伏羲。《尚书·禹贡》篇曰：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意思是济水与黄河一带为兖州，现已开通九条河道入海，雷、夏、雍、沮四水也已合流成湖，即“雷泽”。《汉书·地理志上》篇曰：《禹贡》雷泽在西北。鄄城，莽曰鄄良。“西北”指济阴郡西北，“鄄城”即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位于济宁以西100多千米，即“弇州之西”。

《三皇本纪》曰：历山，神农所起。《竹书纪年·五帝纪》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居轩辕之丘。又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考古界对上述四地现在何处莫衷一是，争议分列如下：

雷泽：主要有山东菏泽、济南，河南濮阳，山西永济、沁水，甘肃天水，安徽池州，浙江永康、余姚、上虞等说；

历山：主要有山东菏泽、济南、蒙阴、沂水、费县，河南濮阳，山西永济、洪洞、翼城，安徽淮南，河北怀来，浙江余姚等说；

轩辕之丘：主要有山东曲阜，河南新郑，陕西宝鸡、汉中，甘肃天水等说；

寿丘：主要有山东曲阜、寿张，山西垣曲，陕西宝鸡等说。

所有争议的交集有且仅有山东一省，故四地皆在山东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伟大如舜也不能瞬间移动，不可能在山东种田却在山西打鱼，在黄河边做陶器却在渭河边做什器。又“天下之中”一词在《史记》中仅存两处，一在《周本纪》，指洛阳；二在《越王勾践世家》，指定陶，意思是“定都于陶”，今称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距雷泽所在地鄄城县仅50多千米，且与开封、洛阳、西安三大古都几乎成直线。四地中心纬度分别是北纬35.07095°、北纬34.78861°、北纬34.70431°、北纬34.23053°，误差之小，却反证中华文明之大。此外，夏商周等十三朝皆都洛阳，则三皇五帝皆都定陶也不无可能，毕竟变更政治中心是国之大事，不可能像搬家公司一样成天搬来搬去，而且大禹西迁洛阳实属无奈，因为要“辞辟舜之子商均”。为何不东迁？因为东迁就掉海里了，而且大禹本就是洛阳人，回老家既心安又安全。

洛阳在定陶以西，因此夏又有西的意思。如公孙夏字子西，公子少西字子夏。但这并不表示华夏文明起源于西部，之所以有这个大误解，是因为周武王说黄帝跟自己一样都“以姬水成”，原因跟刘邦宣称他爹不是人是龙一样，都是政治需要，彰显正统。具体说法是“元妃生周，次妃生商”，即黄帝曾孙帝喾的元妃叫姜原，因为是元妃所以叫姜“原”，而且还跟老祖宗华胥氏一样，践巨人迹生弃，传15世为周武王；次妃则叫简狄，因为是次妃所以叫简“狄”，白话就是简野蛮，因为野蛮所以“吞卵生契”，白话又是契鸟人，可见武王还跟刘邦一样喜欢骂人，契传28世为商纣王 —— 一听便知是假，首先两家辈分差太多，其次两个儿子怎么可能都叫“qì”？真相应该是《左传·昭公元年》篇所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这就是著名的“参商永离”的故事，大意是帝喾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也就是契，小的叫实沈，是不是弃则不见经传，即便是，也不是嫡长子。两兄弟水火不容，每天打得火热，于是尧将阏伯派往商丘负责观测商星，又将实沈派往太原负责观测参星，从此两人就跟天上的参商二星一样，一东一西，永不相见。

正史里诸如“元妃生周，次妃生商”一类的齐东野语屡见不鲜，可见正史里也有野史，判断标准是“受益者即始作俑者”。《国语·晋语四》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野史进一步说：少典娶有嬌氏二女为妃，长女女登为长妃，生炎帝；次女附宝为次妃，生黄帝。如今中国人都自称“炎黄子孙”不称“黄炎子孙”，由此看来，野史里又有正史，不可一概不信。

综上，炎黄二帝既不姓姜姬也不来自陕西，而是姓风来自山东，否则怎么解释孔子家谱尊华胥氏为初祖，汉人自古以东为贵而满人自古以西为贵？可不就是因为满汉原是一家，老祖宗华胥氏生在山东，山东既是孔子故里，又在中原以东、东北以西么？

满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左传·昭公九年》篇曰：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即女真，本义都是“森林”，1635年才改称满洲。蒙古先祖则为黄帝十一世孙元哲，夏王少康时建豕韦国，后为商王武丁所灭，遗民远遁塞外称室韦，高山分支东胡包室韦即鲜卑先祖，森林分支黄头室韦又称黄头女真，草原分支蒙兀室韦则为蒙古先祖，故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定国号为“元”，既有“大哉乾元”之意，又是认祖归宗之举。这已是第二桩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趣事了，而魏孝文帝改姓元则是第三件。总之北方游牧民族多为炎黄子孙，至少元清两朝并非外族入侵，而是游子回家，充满了历史的温情。

温情之余，仍须知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争，是古代中国永恒的话题和中华文明的常态危机。危在文明中断，机在民族交融，根则在小冰河期。小冰河期导致塞北长期极寒，人畜难存，游牧民族势必南下，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清兵入关皆出此因。古今对望，或许只有游牧民族改变生产方式，例如像今天一样掌握现代工业，能彻底战胜自然灾害，二者才能相安无事。也就是说，当游牧民族不再游牧，则永不再战，否则只能且战且融。以史实来看，近代以前，主流是汉化，从鲜卑到满族莫不如此；近代之后，主流则是民族共和，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对外关系也是如此，近代以前，中国以儒家文化圈粉东亚；近代之后，各国皆以发展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独立自尊，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主流。

总而言之，大一统则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则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则文明先进，文明先进则化成天下，对内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对外先后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和东亚经济一体化，内外趋同，则中华文明稳定延续。简而言之则是：大一统则稳定，稳定则发展，发展则延续。

鸦片战争是中华文明的空前危机。彼时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非但不先进反而有代差，因此惨遭百年耻辱。即便如此，中华文明依然不灭，则又是因为两千年大一统积累的大国纵深和天朝气度。就是当了几千年的天下共主，宁死不当亡国奴，一旦强敌入侵也有退路，所谓“乱世入川陕”。四川有蜀道之难，易守难攻，又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陕西也有崤函之固和八百里秦川，既可保一时平安，又可养精蓄锐光复故土。玄宗南狩、慈禧西狩、红军长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都这么过来的，然后，知耻而后勇。

1956年，中国工业规模首超农业，入门工业文明。2011年，历史性超越美国雄居世界第一。2018年，中国已独立建成囊括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现代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人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规模接近美日德三国之和，至此，中国已完全掌握工业文明。金灿荣先生因此断言：“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击败中国。”此外，自2006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是人类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也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领袖，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比较优势是道德和经验，突出表现为“以大事小”的国际观和超大规模人口的治理经验。孟子曰：仁者以大事小，故汤事葛；智者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大国要仁义，要援助而不是轰炸小国；小国要理智，要尊重而不是激怒大国，如此则天下太平。新中国长期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以大事小的光辉典范，而美国因为一瓶“洗衣粉”入侵伊拉克、南海诸国抢占中国岛礁则纯属流氓和反智行为。

中国人口史大致可分为四阶段：西汉破5000万，北宋破亿，民国破5亿，新中国破10亿。人口规模如此之大而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以及改革开放40年年均经济增长9.5%，是中国自古以来超强治理能力的两大证据。究其原因，无非“经验”二字，上下五千年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经验，对他国而言史无前例的事情放在中国则未必，因此西方人的口头禅是“不可思议”，中国人的口头禅则是“这集我看过”。例如美国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整垮了苏联却整不垮中国，那是因为中国人贾谊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玩过，而且是以教化感化为主，腐化分化为辅，史称三表五饵，听起来既体面又美味，而和平演变一听就没安好心，高下立判。

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归根结底是道德问题，即老子所谓“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在农耕时代突出表现为土地兼并，在工业时代突出表现为资本垄断。前者在中国最终通过土改根本解决，特点是“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即马克思所谓“社会主义”，儒家所谓“大同”。土改对人类社会最终解决资本垄断问题实现天下大同具有明显的借鉴和指引作用。

以上即为中华文明唯一延续论。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中国，从天地之中来，因大一统走到现在，到天下大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