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王朝，皇权衰微，特权阶层把持朝政大权压制皇权。西晋后期的宗室藩王乱政，和持续十数年的诸王混战——“八王之乱”，都让西晋皇权地位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东晋王朝更是士族门阀发展的巅峰时期，形成了独有的“门阀政治”，士族彻底地压制皇权。可以说整个两晋时期，除了西晋初期的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期间，皇权不振成为常态。
造就西晋国力丧尽的末期诸王混战，与东晋持续百年的士族门阀专权都是皇权不振的直接体现。从两者对皇权的影响中，可以探究两晋王朝皇权不振的原因所在。
“八王之乱”与“门阀政治”背后的皇权受制“八王之乱”和“门阀政治”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对比性，但在两者背后的皇权受制情况确是有着很多相似性。
西晋宗室力量的壮大，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避免西晋出现像曹魏政权那般，宗室力量不足无法抵抗外部力量窥伺皇权。因此，司马炎称帝之后，便大封宗室并让藩王出任朝堂内外的要职，尤其是掌控了外部要地的军事力量。
但这种对宗室力量的纵容，让司马氏宗室力量逐渐膨胀，最终在司马炎死后弊端暴露，发展成为西晋后期乱局之中最为强势的力量，也由原本拱卫司马氏皇权演变成了压制甚至篡夺皇权的力量。
八王之乱过程中，晋惠帝司马衷被诸王势力不断裹挟，其虽然依旧代表西晋皇权的地位，但已经成为了宗室力量夺权的工具，这是皇权受制的重要体现。
西晋灭亡之后，司马睿与琅琊王氏王导等人，在江东建立东晋王朝。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司马睿虽为皇族，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开创新朝。于是借助了琅琊王氏等士族门阀的力量，才最终得以称帝立国。但这也让士族门阀力量，在东晋迅速发展起来，进而形成了压制皇权的“门阀政治”。
在东晋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皇权大都受到了士族门阀的压制。士族子弟轮番在朝中和外部方镇掌权，皇权和司马氏宗室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颍川庾氏的庾亮，谯国桓氏的桓温，陈郡谢氏的谢安等人，相继在朝中掌权。而同时期的皇权则只得任由士族权臣摆布，可见当时东晋皇权的受制情况。
为加强皇权培育特权阶层反遭压制，但这也是皇权寻得“生机”的重要基础虽然宗室乱政和士族专权，都让皇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并不意味着在“八王之乱”和“门阀政治”的影响下，皇权就彻底地被压制。在受“八王之乱”中宗室力量，和“门阀政治”中士族力量的压制下，其实皇权也在进一步的发展。
“八王之乱”中的司马氏宗室封王，和“门阀政治”当中的士族门阀力量，结合历史发展来看，都是皇权为了巩固地位而特意培育的“特权阶层”。
西晋初期，为了巩固司马氏的地位，晋武帝司马炎重用宗室力量；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为了开创江左政权，借助琅琊王氏等士族门阀力量。可见最后压制两晋皇权的力量，皆是皇权为巩固自身而培育的“特权阶层”。
那么，为了加强皇权而培育的“特权阶层”，就真得只造成了皇权彻底被压制无法重振吗？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压制西晋皇权的宗室力量，还是制约东晋皇权的士族门阀，其实也同样是古代王朝皇权重振的重要基础。
从整个两晋历史，甚至自东汉末期到南朝阶段，古代王朝的皇权地位遭到了极大破坏，王朝更迭、君王被逼迫禅位等情形，都是比宗室、士族压制皇权，更为严重的削弱皇权之事。
及西晋建立之后，结束了三国乱世，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局面，这其实是对经历东汉末期汉室皇权不振状况的有力挽回。而为了巩固这种皇权尊贵地位，晋武帝司马炎便利用宗室力量来加强皇权。等到西晋丧乱，刚巩固不久的皇权地位又一次遭到了冲击，晋室南渡江东建立东晋后，又利用士族门阀力量来延续晋室皇统，这也是皇权在遭遇冲击之后的加强过程。
不仅如此，八王之乱中诸王力量争夺皇权的意图，以及士族门阀利用皇权实现掌控江东，都是间接地将皇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相对于东汉末期影响力逐渐削弱的皇权，两晋时期的皇权虽然受制于“特权阶层”，但象征性的地位和影响其实是得到了加强。皇权加强的过程，反而是靠着压制皇权的诸王力量和士族门阀来实现的。东晋末期的皇权反制士族，以及刘裕开创南朝时进一步巩固的皇权，足以证明这个过程。
在皇权被压制的过程中，重新焕发生机的基础，反而是那些曾经压制皇权的力量，而这些力量也正是当初皇权为了巩固自身，而去特意培育的“特权阶层”。
在皇权地位变化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能够寻得规律的。两晋皇权的发展过程中，皇权往往具有“吃一堑长一智”的特征。
曹魏政权的破灭，让司马氏掌权之后，想要避免曹魏灭亡的覆辙。于是司马氏宗室得以迅速壮大，并且依靠司马炎的信任，掌控了西晋王朝内外军政大权。这个过程其实是鉴于曹魏宗室不强而无法拱卫皇室所做出的的改变，当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种扶持宗室力量的方式，西晋皇权的确得以靠着司马氏宗室的拱卫，得以在前期保证了皇权的稳固。
东晋皇权的发展也是如此，江左政权建立之后，为了避免西晋宗室乱政的情况，任用士族门阀力量来掌权，有效地避免了宗室藩王势大后对皇权的威胁。这个过程，虽然是伴随着士族门阀力量自身的发展，但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杜绝了司马氏宗室力量壮大的机会。
西晋重用宗室力量，东晋任用士族门阀，都是司马氏皇权为避免前朝灭亡，而采取的“长一智”措施。在两晋王朝建立初期，的确有效地巩固了皇权的地位，结合上文提到的皇权受制中寻得“生机”，能够看出这两种选择的正面影响。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的皇权特征，并非全都是正面的影响，过分纵容地让宗室力量和士族门阀壮大，往往会让皇权受制甚至王朝覆灭。西晋王朝最终因八王之乱而国力丧尽，东晋也经过末期皇室与士族争斗，而让庶族刘裕崛起，可见过分纵容某一力量的崛起，反而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和王朝的稳定。
两晋皇权巩固自身过程中的不足区别于大部分古代王朝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两晋皇权在巩固自身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足。
拿汉武帝举例，采取了内外朝制度，利用尚书台来节制日益壮大的相权，这是汉武帝加强中枢皇权的有力措施。西晋建立之后，也采取了中书省来节制相权，其实也是加强皇权的过程。中书省的建立，是西晋皇权压制相权的重要体现，这是西晋皇权巩固自身的手段。
这种巩固皇权的手段本没什么错，但西晋巩固皇权的手段却不仅如此，通过禅让称帝的西晋皇帝，觉得仅靠内外朝来节制相权还不够，于是采取了重用宗室的方式，来更大程度地保证皇权的稳固。
从巩固皇权的目的来看，重用宗室的方式本没什么错，但由于宗室力量的身份太过特殊，无法利用像中书省节制相权那样的手段，来保证宗室力量不会过度膨胀，这成为了西晋皇权巩固自身过程的最大不足。
东晋皇权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两晋之交天下动乱，司马睿为了能在江东建立基业，于是过度地依仗士族门阀力量。这如同司马炎重用宗室来巩固皇权一样，让士族门阀在江东借助皇族的力量迅速崛起壮大，以至于等到司马睿稳定了江东局面之后，想要从士族门阀手中夺回东晋掌控权之时，遭到了士族门阀王敦等人的强烈反抗。
东晋初期的王敦之乱，正是晋元帝司马睿想要压制士族门阀力量，而引发的士族门阀力量的反抗。东晋时期出现了像尚书台、中书省的内朝门下省，但当时的皇权已经无法再让内朝成为自己巩固皇权的工具。反而士族门阀力量充斥内外朝，利用内朝士族子弟挟持皇权的情况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在两晋皇权试图巩固自身的过程中，利用特权阶层如宗室封王和士族门阀，来提升皇权地位的过程其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两晋皇权无法节制这些为巩固皇权而扶持的特权阶层，最终让特权阶层壮大压制了皇权。
总结语西晋“八王之乱”和东晋“门阀政治”虽然没有可比性，但两者背后的宗室力量和士族门阀力量，却是压制两晋皇权的重要力量。两晋皇权虽然受到压制，但在压制的过程中，反而会从中确立了皇权的地位，从而能从中寻得“生机”。这一切都归结于这两种“特权阶层”的出现，都是皇权“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前朝败亡的前车之鉴。只是因为太过放纵宗室和士族的壮大，而两晋皇权又无法有效地节制两者的发展，而导致了最终皇权受到压制。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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