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地处山东，距离西周王都镐京非常遥远。这当然不是说，周天子的王畿里就不存在诸侯了。正如《贞观政要·封建篇》所说：“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那些王都镐京附近的封国国君一般具有双重身份。他们除了作为诸侯国国君之外，还在王室内领有职务，像西周前期的周公、召公等人，都是王室的重臣。因此说，他们与周王室之间不仅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公卿大夫的身份参与周朝中央政权的管理。因此，他们与周室的关系，要比东方的诸侯国来得密切许多。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毛公鼎”内的铭文就记载，先王已经册命过毛公，新王即位后又重新对他册封，感念毛公为王室做出的贡献。
另一个西方封国——虢国的历代国君，也是西周王廷里的“常客”。虢国初代国君的资格非常老。史书上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可见他们早在周文王时代就已经担任卿士了。其中虢叔还当过周武王的老师。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班簋”的铭文里记载，“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这就是说，周天子命令毛伯接任虢城公的职位，前去东方作战，由此可知，虢城公的职位应该也是一位统兵将领。到了西周晚期，虢国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周宣王时，有虢文公担任卿士，周幽王时代，虢国的虢石父更是深得宠幸，权倾朝野。传统史书将此人描绘成典型的“奸臣”。他“好利”，因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以至“国人皆怨”。据说那个“骊山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也是虢石父献给幽王的“妙计”。
在周幽王的统治下，西周王朝已有危如累卵之势。《诗经·小雅·雨无正》的作者大概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眼看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萧条，外又有犬戎相逼，因此，既抱怨上天“星天疾威、弗虑弗图”和周幽王的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又抱怨那些朝廷里的贵族只顾自身利益，不为国家和下层民众考虑，显示出对周朝的命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其实，朝廷之上，何尝又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就连位高权重的虢国上层，也有了“跑路”的念头。
虢国最初的封地，在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后来其中的一个支系封到了现在的河南荥阳一带。于是就有了“东虢”与“西虢”的分别。后来的春秋时代，在山西省平陆县东南和河南省三门峡市之间又有一个“虢国”，因其横跨黄河南北，所以称为“南虢”与“北虢”。著名成语“假途伐虢”里的“虢”，就是晋献公灭掉的“南虢”与“北虢”。这个春秋时代的“虢国”，与西周的“虢国”又有什么联系呢？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在三门峡上村岭发现了几十座虢国墓地，其中出土了一件“虢季子段鬲”，器主又称“虢文公子段”。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意见，这个“虢文公”就是清代道光年间在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的器主。以此可见，三门峡虢国世袭的正是来自宝鸡的“西虢”。
“西虢”是怎么从陕西跑到东面的河南去的呢？其封地宝鸡正是戎狄侵入关中平原的必经之地。虽说拱卫王室本就是臣下的本分（也是周天子将其分封于此的目的）。但大难临头之际，虢国统治者恐怕也难免生出保全自己的私心。《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4），虢人灭焦。”焦国正在三门峡一带。可见虢人在西周灭亡前夕已在相对安全的东方建立了新的立足之地。20世纪的考古报告也认为，“从这次发掘看，铜器占主要数量的是西周的遗物……这些铜鼎又多是明器，明器不可能是东迁时带来的。陶器占主要数量的也是西周遗物，和西安、华县、洛阳的西周陶器相同，陶器也不可能是东迁时带来的，可见这个虢国的建立应在平王东迁以前。”当然，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坚持虢国东迁是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时发生的事情。不过，考察西周晚年的王畿形势，“大难临头各自飞”恐怕也是个理性的选择。同样与周王室联系非常密切的郑国亦是如此。
郑国是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其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郑国最初也分封在王畿之内，活动区域在今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与虢国一样，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充当周室抵御戎狄入侵的屏障。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的官职。他见周幽王、虢石父已把国家搞得不像样子，近在咫尺的戎狄又在虎视眈眈，“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他忧心忡忡，只得替自己的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他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现在的河南新郑，建了一个新邦。需要说明的是，郑桓公自己不曾一走了之，犬戎入侵时，他对王室负责到底，在骊山之下血战阵亡，与周幽王“玉石俱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