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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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出自辽代。到了今天，这也成了许多历史爱好者们谈及女真军队战斗力的口头禅。自白山黑水中崛起的女真人，自举兵反辽开始，就创造了一次又一次令人咋舌的军事奇迹。从宁江州到出河店，再到彬州、祥州之战，女真人势如破竹地碾碎了一支又一支挡在其身前的军队，十年间，打出了一个万里大国。然而，仅仅几十年后，女真军队就被新崛起的蒙古所击败，昔日曾经睥睨天下的女真勇士早早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厌战、怯战，面对敌人的攻势尝尝一触即溃，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金国军制有所了解的网友一定记得，金国女真所采用的是一种名为猛安谋克制的军事制度，这是一种“寓兵于农、并农合一”的军制。猛安谋克制下，女真人战时自备武器粮饷，和平时则以猛安、谋克为单位活动，休养生息。
《金史·兵志》记载，“（女真）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在女真尚处于氏族部落时代时，猛安谋克制度就已经成型，它的出现，使得原本以血缘氏族为单位的女真部落，得以更庞大的单位进行整合，进一步促进了“女真族”这一概念的形成。之后，随着“孛堇制”于天会十二年即被太宗所废，猛安谋克制也从原先的军事制度，逐渐演变为国家行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国立国的基本盘女真族，就是通过猛安、谋克划分成为一个个基本的行政单位。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金代的屯田军即是所谓的猛安谋克户。在灭辽覆宋的过程中，金国开始有计划地将女真人由北地迁往更加靠南的辽宋故地。猛安谋克户南迁，一方面是为了弹压当地反抗势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进一步进攻辽、宋。如新占地中的泰州路、临潢府，就分别驻扎着三到五个单位的猛安军户。这些猛安们一般被视为金军的中坚力量，在抵御西北游牧势力入侵时，往往作为机动部队支援战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战斗力的下滑极为明显。
在提及猛安谋克制的衰落时，上层阶级的腐化自然是绕不开的原因。但若是将猛安谋克制的衰落简单归咎于女真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虽然不能说错，但这种近乎于万能的答案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金代军队战斗力的衰落过程。与其余朝代兵农合一的兵制相比，猛安谋克的演变过程中，有一点经常被人们所遗忘，那就是其主体女真人原本并非善于耕作的族群。
早期的女真人，是典型的渔猎民族，这并不意味着女真人就完全不事耕作，但在其日常生活中，耕种毕竟只占据了极少的一部分，和他们并不太擅长的畜牧业一样，都只是这些山林猎手的“兼职”工作。事实上，即使是我们眼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也会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依靠耕作，甚至捡拾野果来储存粮食。等到女真部落走出长白山，迁徙至阿什河流域后，他们中的部分族人才开始依靠农耕为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女真人，依旧处于所谓的“家庭公社”时期，生产资料归家族共有，和已经习惯精耕细作的中原百姓相比，他们的农耕极为粗放，主要依靠集体劳作和土地面积来提高产量。
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女真族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着辽国和北宋的相继覆灭，女真开始逐渐向南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大金国志》记载“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各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
为了能够对新占地进行有效控制，金国开始将原本居于东北的女真族人尽数向南迁移。这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过程，从天会十一年算起一共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完颜亮迁都燕京、尽起上京旧地的宗室猛安谋克户才算彻底结束。
从地缘格局抑或军事后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猛安谋克户南迁还是完颜亮迁都燕京，都无可指摘。毕竟金国当时最主要的军事目标就是对宋朝的军事征服。有金一朝的战略目标极为“专一”，西北方面，金国在国力远超对方的情况下割让河湟三洲给西夏，在东北，它同样对虎视眈眈的高丽一再忍让，而在面对蒙古高原这块“旧辽地”时，同样以更加宽松的羁糜政策维持有限统治。即使是到了野狐岭之战爆发后，损兵折将又屡遭蒙古暴打的金国，依旧没有放弃继续攻伐南宋的战略目标。
所以说，金国发动猛安谋克户南下，除了弹压当地反抗势力外，也有囤积力量，继续征伐南宋这一动机在内。不过，战略目标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些操作上，金国却似乎没有考虑过女真南迁“水土不服”的问题。
和原本渔猎为主，辅以畜牧、耕作的生产方式不同，被迁至大名府、河北东西二路、山东东西二路的猛安谋克们，只能以农耕为业。《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国）始治均田屯田军，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马，殊不多。”
这种类似于府兵制的做法，看上去好像还不错，但施行起来却全是BUG，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为了“计其户口给官田”，金国官员们几乎是绞尽脑汁，除了已经荒废的耕地、牧马地，以及逃亡、绝户的田地外，就连大兴府、平洲等地僧侣、尼姑的田地都被收回重新发给了猛安谋克户。这些到处搜罗来的土地，究竟有多少是可堪一用的耕地暂且不提，这种零敲碎打弄来的土地，根本无法匹配女真原本的集体耕作方式。对此，《金史》曾经记载了不少金国君臣与此有关的讨论：”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赡“......"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为家，虽兄弟不同处，故贫者众”。
由于土地并不相连，猛安谋克户们被分配土地相距较远，难以像之前那样集体耕种，即所谓的“析居”、“不同处”，这种在中原汉族百姓看来很正常的情况，对于女真人而言却影响重大。因为不适应中原耕地环境，土地产出不足，许多女真户愈发贫穷，有一些甚至不得不典儿卖女。这种状况早在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时期就开始出现，以至于他本人不得不多次自掏腰包为落魄同姓子弟赎身。而等到金世宗时期，对猛安谋克户的赈济已经成了常态，金世宗甚至在外出游猎时被落魄军户拦住告了御状。前面女真君臣关于猛安谋克户“贫者众”的讨论，就发生于这一事件之后。至此，金世宗才从参知政事口中得知，一些猛安谋克们已经困窘得不得不到“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
从猛安谋克户南下到金世宗御状事件发生，期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直到此时，猛安谋克户的状况才真正直达天听，这也在侧面说明了此时的女真已经不复之前”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故情通而心一，无复觊觎意“的情况了。愈发厚重的阶级壁垒，也是得普通女真人和上层贵族离心。
同族的平民尚且对女真上层贵族有所不满，那些刚刚臣服没多久的其他族群就更是如此了。海陵王时期，为继续南征宋廷，海陵王下令征调西北路全路契丹丁壮为签军，所谓的“签军”是金国一种特殊的征兵方式，“凡成丁者签入军籍”。因为这种全民皆兵的动员方式，金国获得了远超宋、辽的军队动员人数，然而，这种动员方式，对生产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史*载“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动......阖家为苦”。
在金国后期，为了减少签军对于猛安谋克户的影响，将军户按照财产多寡进行划分，贫者入军，富者纳赋，但在海陵王时期，这一制度还未推行，更没有推广至契丹籍的猛安谋克户中。因此，在这种粗暴的签军制下，契丹人爆发了撒八窝斡之乱，西北路、临潢路到咸平、东京等路均陷入战火。这次民乱虽然很快被金国镇压，但此战之后，为防止契丹人继续作乱，金国下令将契丹猛安谋克户尽数分散至女真猛安谋克中进行监管。
客观来看，撒八窝斡之乱后，契丹猛安谋克户受牵连者者虽多，但更大的影响在于，金国不再信任契丹军，原本被视为北部藩篱的契丹猛安谋克军，被成建制裁撤。自此，女真与蒙古接壤的泰州、东北路失去了原有的屏障，只得以当地原有的部落民配合女真猛安军进行被动的防御作战。这也是为何自契丹民乱后，金国开始频繁在西北增设屯堡的原因。
这种屯驻军队的裁撤对于金国的北部防御影响极大。一方面，契丹军的总人数并不少于女真军队，这支力量的缺失相当于金国可调动兵源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另一方面，辽国覆灭前，契丹人对于蒙古高原地区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这些在当地经略多年的契丹人，对缘边部落的震慑和压制力不可小觑，而一旦撤换为女真军队，战斗力即使不受影响，但很难像原先那样继续保持对蒙古高原地区局势的谙熟。这也导致了金国对蒙古高原地区的政策开始一味以消极防御为主。至于之后的铁木真崛起，蒙古一统，其实也可以视为这一系列事件之后的连锁反应。
猛安谋克户较为类似唐代的府兵户。平日生产、训练，战时抽调入伍，开拔前线。其战斗力的强弱与士气、装备、训练有关。但对于金国崛起后日益困窘的猛安谋克们来说，生存都变得日渐艰难的情况下，根本不能奢谈什么训练、士气或者装备。而撒八窝斡之乱爆发后，金国的北境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本就因为兵源枯竭而捉襟见肘的猛安谋克，就更难维系原先的状态了。这也是为什么，曾经屡战屡胜的女真军队，面对新晋崛起的蒙古骑兵会变得不堪一击。
参考文献：
1.韩茂莉《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
2.余蔚《完颜亮迁都眼镜与金朝的北境危机——金代迁都所涉之政治地理环境问题》
3.夏宇旭《略述金代猛安谋克组织下契丹人的经济生活》
4.杨勇、金宝丽《谈金代女真族猛安谋克制的变迁》
5.张光旺《金朝女真人贫困化问题研究》
6.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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