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起退居朔漠的蒙古族自隶属清朝治域，步入近代的门槛时，由于塞外移民潮流和移垦设治政策，从政治身份、经济命脉、社会结构和文化类型各方面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仅从根本的生存基础而论，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理空间打破了以往蒙古民族一体的格局，由农耕的汉民和游牧的蒙民共享同一片土地资源。从此，不同的族群身份、不同的生存需求打破了塞外草原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的传统定势，迫使素以朔方草原主人自居的蒙古民族逐渐融入跨文化的生存语境，面临着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走势，调适自己生存方式的严峻现实。
近代蒙古地区的这种民族构成、族际关系的重要变动彻底改变了蒙古游牧社会的单一构成，使农业及与之相伴随的中原农耕文化在朔漠草原取得了与游牧经济及游牧文化相对等的地位，最终催熟了蒙汉杂居、旗县并立、农牧交错的多元化社会在塞外的形成。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类型、蒙汉民杂居共生的生存形态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地社会的传统结构，在关外的蒙古草原构成了蒙汉文化碰撞交融的跨文化的空间语境。这种多元的社会空间语境，就其实质而言是蒙汉两个民族的关系由远距离交流转变为近距离互动所形成的蒙汉两种文化的互动场。
近代蒙古社会文化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安于一隅的塞外蒙古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心性结构、精神气质和情感模式。而这种变迁的过程在作为时代敏感触角的蒙古文学的转型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随着历史巨轮驶入近代的门槛，在大清朝“满蒙一家亲”的“庇荫”中过上太平生活的蒙古族文人学者摆脱了17世纪承载过多情感纠结的史学传统，尝试用新的眼光审视祖先昨日的丰功伟绩，开始关注生存当下的人情冷暖，为民族文坛带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青史演义》堪称蒙古族“红楼梦”的长篇言情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红云泪》以及文学评论大作《新译<红楼梦>及其回批》等集中涌现在19世纪蒙古族文坛的鸿篇巨著，以一种有别于以往的体裁媒介、表达方式和审美意趣开启了蒙古文学史的崭新篇章。近代诗人古拉兰萨兄弟四人所开创的蒙文格律诗、喀尔喀蒙古的游僧丹津拉布杰、鄂尔多斯郡王旗公尼召活佛伊希·丹金旺吉拉的箴言诗以及鄂尔多斯乌审旗文人贺希格巴图斗志昂扬的诗歌等虽然风格迥异但主旨相近的诗篇均反映出近代蒙古族文人学者们所面临的生存语境，面对的文化命题以及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新诉求均与17世纪蒙古文坛、史界的众巨擘相比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显然，造成蒙古族文学这一变化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蒙古族文学自身的内因驱动，而是蒙古族文学的主体——蒙古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语境的重大变化起到了更为突出的外因推动作用。众所周知，文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价值系统，是人类以感情为基础的判断活动，是非善恶美丑等价值感情的变化历来是文学表达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在价值变革剧烈的近代中国背景下，在价值冲突最为直接的蒙古草原社会中，文学更是充当了价值重估的先锋，成为对待世界、人生的新态度、新立场、新观念、新主张的发源地。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蒙古族书面文学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指导思想文化的嬗变轨迹，以图彰显民族文化在时代潮流中丰富发展的动态生机。
二近代之前，蒙古族书面叙事文学以文史交融的史传作品为主。自13世纪到17世纪，蒙古族文学史上先后出现了《蒙古秘史》《诸汗源流黄金史纲》《大黄册》《蒙古源流》《古代诸汗源流及立国政道黄金史》《恒河之流》《水晶念珠》以及《阿拉坦汗传》《内齐禅师传》等大量的史传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文学手法记载民族的历史，形成较为固定的结构模式。直到19世纪，蒙古族文学史的传统结构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评论大作《新译<红楼梦>》以及开创近代蒙古族文学长篇小说先河的叙事作品，如历史小说《青史演义》、言情小说《红云泪》《一层楼》和《泣红亭》等具有真正小说文体独立意义的作品，不仅以新的叙事文体为蒙古族文学文史不分的古老传统画出了鲜明的分界线，更是在指导思想追求和审美价值取向上冲破了自17世纪以来影响蒙古族较深的藏传佛教藩篱，呈现出“由佛向儒”、“由武向文”转变的新趋向。
《红云泪》是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根据自己青年时代在喀喇沁王府的一段不同寻常的婚事经历提炼而成的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其后创作的《一层楼》和《泣红亭》则是情节内容相互承接的姊妹篇，取材于尹湛纳希父母辈青年时代的爱情、婚姻往事。有关这三部言情巨著之间的素材关系，作者尹湛纳希赋有诗文明确提示：“两层楼之上又耸立起一层，《一层楼》《泣红亭》中璞玉公子并非杜撰；他是朝邑润亭的诺谚父亲，从‘忠信府’这独特的名称即可了然。日后读到《红云泪》中的如玉公子，也就是璞玉公子的第七子尹湛纳希。”而学界对于这三部取材于忠信府两代人情感纠葛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渊源也早有论证和共识。《红云泪》《一层楼》和《泣红亭》是形式上模仿内地才子佳人的小说，精神上追随《红楼梦》的本质要义，内容上扎根于清代漠南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学佳作。
这里我们无需避讳近代蒙古族作家对汉族文学作品的模仿和学习。从宏观层面而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是构成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层面而论，任何作家在创作中都经历模仿，是形成其个人风格特色的必然阶段。犹如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普希金所言：“模仿可能说明作家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自信，说明他希望沿着某个天才的脚迹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说明他渴望以谦恭的态度掌握自己尊崇的范例，从而赋予它新的生命。”这一点在近代蒙古族著名文论家哈斯宝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哈斯宝在其文学评论大作《新译<红楼梦>》中，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炙热情怀和坚定信心为基础，大胆借鉴汉民族的文学成果和文化思想以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并用铿锵有力的语句表达了自己强大的文化信念：“我就是这样解说，这样批评的。如果作者原意如此，我便是作者后世的知音。如果作者原意实非如此，则摘译者是我，加批者是我，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未经我加批的全文则是作者自己的《红楼梦》。”其后的尹湛纳希也同样追随《红楼梦》，以“贾宝玉”为蓝本倾力塑造了如玉、璞玉等容貌俊俏、气质温雅、聪明灵秀、才学出众，与已往蒙古族文学中粗犷阳刚的男主角风格迥异的蒙古贵族书生新形象。但是，与批判笔锋直指儒学和科举的《红楼梦》不同，《一层楼》《泣红亭》提倡读书明理，推崇以文上进。与曹雪芹笔下的厌恶尊儒读经，咒骂“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蠹”的贾宝玉不同，尹湛纳希笔下的蒙古贵族子弟贲璞玉以读书求进、致力于文化学识修养的提高，能与中原文化对话为傲。小说中，才学出众的蒙古世家子弟贲璞玉在凤鸣州一次庙会上清声朗诵古人草书《滕王阁序》，论评前贤著作，令在场的官吏和文人墨客惊叹不已；在杭州西子湖畔，贲璞玉与江南才子史凌云对诗会友，成为一时佳话，也令在场的省主考官不禁慨叹：“只可惜出生于世职之家，没有出路，否则， 是不会失去案首的。”与《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回著有贾宝玉和甄宝玉意见相左失和的“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一节相对应，在《一层楼》第二十回中设有“教谕斋双玉声相抵”一节，通过贲璞玉与另一位蒙古族贵族青年祁璞玉之间不同的生活追求，突出表达了作者重视文化教育，反思民族传统，鞭笞清朝愚民政策的思想深意。他笔下的祁璞玉“气概轩昂，行动举止威武”，“像学唱戏的武生似的”，但是，只以“畋猎骑射为重”，未经文化教育，胸无点墨，性格也比较粗俗。与贲璞玉谈论学问无以对答的祁璞玉反而振振有词地责怪道：“想你我都是世代武职人家，圣上倘若用我们，也只看弓马如何来取用罢了，并非从经书上试选，只务自己所事之业罢了，哪里还用许多诗云子曰呢！”从文中主次笔墨可见，即使是面对两个容貌、身材及出身相似的蒙古族贵族青年时，尹湛纳希审美的天平早已由“尚武”转向“贵文”，毫不吝啬地向读书明理、学儒仕进的新一代蒙古书生贲璞玉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喜爱和赞赏。他通过艺术方式批评祁璞玉，即是对蒙古族只重骑射，不屑文化教育的传统意识以及清廷不在外藩设科举的民族政策的间接批评。他通过贲璞玉文采出众，才华横溢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发展蒙古文化，重构蒙古文化精神的热切希望和对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愚民政策，压制蒙古族人才的强烈愤慨。因此，我们说，尹湛纳希是追随《红楼梦》的精神，结合漠南蒙古的社会现实，异曲同工地达到了反封建思想的文学功利目的。借用前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日尔蒙斯基一句话来概括：“任何影响和借用必然伴随着被借用模式的创造性改变，以适应所借用文学的传统，适应它的民族的和社会历史的特点，也同样适应借鉴者个人的创作特点。”
从中国近代文学的宏观背景而论，政治黑暗、社会污浊和婚姻不自由可谓是当时文人学者争先恐后口诛笔伐的三大主题。其中，对青年人尤为切己和重要的婚恋自由、自主的要求，对固有的家庭社会伦理秩序形成的冲击和挑战最为剧烈。由此，在近代中国文学领域，以情抗理的唯情论的兴盛为突出表现，人的情感*的解放开始形成不可遏止之势。究其渊源而论，它是晚明以来文学上人性解放思潮的延续和发展，是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下开始冲破中国传统伦理的束缚，将“情”的解放直接导向社会变革的文学“近代化”壮举。因此，世居朔漠草原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用言情小说形式再现家族几代人爱情和婚姻的不幸，借此控诉封建统治制度的残酷本性，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精神新诉求和倡导文化理性，摒弃黄教迷信的审美新追求堪称中国近代言情小说人性解放大涌潮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汇入的一股清流并不为过。
三《青史演义》是尹湛纳希倾注毕生心血的代表作，也是近代蒙古族叙事文学的巅峰之作。这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以不同于以往蒙古民族单一文化生存的表达方式和审美诉求以及提倡民族平等、民族进步的思想追求，在蒙古地区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尚未形成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启蒙民族意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是蒙古族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青史演义》的基本题材，就是12~13世纪，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率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统一蒙古高原，开始逐鹿中原的历史事迹。作者通过文学史上第一例成吉思汗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证明了蒙古民族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多民族元朝的历史合理性，也证明了边疆少数民族有能力运用中原汉族同等的智慧，成为中国历史上辉煌人物如尧、舜、禹、周文王、汉高祖、唐太宗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作为某种思想或道德观念的承载物，蕴涵着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创作者们往往为了寄意喻理，强化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以扩大其涵盖面，使作品的内在意蕴具有足够的社会价值和艺术穿透力。《青史演义》中，尹湛纳希以历史人物为依托，倾力塑造出崭新的成吉思汗艺术形象，成为维系这部小说艺术生命的精魂所在。在他的笔下，成吉思汗身上突显出睿智、宽厚、仁爱、贤德的性格特点，是一位高瞻远瞩、胸怀博大的开明君主。从13世纪开创蒙古史传传统的《蒙古秘史》到中世纪末期复兴史传传统的《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再到近代蒙古历史小说《青史演义》，我们追寻成吉思汗人物形象的演变轨迹，足可映衬出蒙古民族文化在不同时代的转型动态和蒙古文学审美意趣的新趋向。
我们知道，13世纪的《蒙古秘史》和17世纪的《罗黄金史》《蒙古源流》分别属于不同时代、不同主导思想影响的史传作品。最早记载成吉思汗事迹的《蒙古秘史》是在原始萨满教思想影响下开创蒙古族史传传统的历史著作。当时的蒙古史家认为成吉思汗登基大位、成就大业归功于“长生天”的旨意和庇佑。因此，他们在《蒙古秘史》中除了反映秉承长生天旨意的成吉思汗崇奉忠诚、信义的蒙古传统文化精神之外，也反映了氏族部落时代成吉思汗身上那种对不忠、不诚、不信、不义的人和事严惩不贷，对自己的敌人及时予以毁灭性打击的凶狠、果敢的性格特点，为历史人物成吉思汗赋予了更多天赋的勇敢和氏族部落时代的英雄气质。譬如，《蒙古秘史》卷四第一百四十节记述了成吉思汗通过别勒古台之手除掉在家族势力中构成威胁的全国最负盛名的力士不里孛阔的历史事件。论辈分，不里孛阔是成吉思汗的叔伯叔父，他与成吉思汗是同一家族，但当本家族与主儿勤家族发生矛盾时，他却站在主儿勤家族一边。所以，政治嗅觉敏锐的成吉思汗当机命令胞弟别勒古台与不里孛阔这位全国最负盛名的力士角力，兄弟合谋以掩人耳目，瞒天过海般的伎俩及时除掉了这股势头强劲的政治暗敌。《蒙古秘史》的撰著者们正是通过一宗宗“以静制动”、“*一儆百”的政治事件，烘托、塑造了部落时代成吉思汗凶狠、果敢、沉着、冷酷的政治家形象，具有强大的艺术震撼力。
17世纪的《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则是在印藏佛教史学观强势影响下产生的蒙古史传著作。在当时史学造诣颇深的著作者罗桑丹津和萨囊彻辰的笔下，成吉思汗是受天命而降生人间的神人，之后降服了给众生带来苦难的七十二个暴君，“向五色四夷及阎浮提三百六十一种姓氏、七百二十种语言之国征收赋役，使人民手足有别，世道太平，生活安宁，扬名如转轮王”。因此，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成吉思汗越勇猛地消灭敌人，也就越能显示出其英雄的本色和崇高的正义。即使是相同内容的历史事件，由于著作者主导思想的不同直接导致叙事角度和表现手法的不同。譬如，同样记载成吉思汗报家族世仇的内容，在《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中则有了不同的记述。转引《蒙古秘史》内容最多为荣的《罗黄金史》转录了其有关成吉思汗灭塔塔儿部的记载。但是，由于创作者支配思想的不同，《罗黄金史》中的成吉思汗已不是《蒙古秘史》中的成吉思汗。在罗桑丹津笔下，成吉思汗征灭塔塔儿部，已经超越了血亲复仇，附着了“上天之子”成吉思汗为民锄灭暴虐的新意义。以《蒙古源流》卷三为例，有关成吉思汗征灭塔塔儿部的事迹只以一句“岁次癸丑，年三十二岁时，纳塔塔儿部也克绰罗之女，济苏、济苏凯姊妹二人为夫人矣”简略代过。但是，却详细记载了同年成吉思汗灭世仇泰赤兀惕部布克齐勒格尔的事迹。其内容大概是，成吉思汗在母亲诃额仑夫人的提醒和众兄弟及9位大将的协助下，击碎了泰赤兀惕部布克齐勒格尔在房中掘穴欲陷害成吉思汗的阴谋，收服了叛众，又简述了成吉思汗家族与泰赤兀惕部结仇的历史渊源。紧接着补写的一段文字，则表明了作者萨囊彻辰的心迹。暂且不论《蒙古源流》史料的来源问题，只借其对同一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就可说明创作者们不同的思想认识。现转录其记载如下：
至此，踏彼夙仇于脚下，收彼妒者于掌中振旅而还。正坐宫中，忽然天窗落下一玉碗，降于主上手中，内有满盛而不溢，若酒而奇香之饮物。主上独自饮之，则其四弟曰：“主上奈何独享天之所赐也？”上然之。遂赐其所余，四人更相啜之，而未能下咽。四弟乃奏曰：“此乃汝父玉皇天尊赐与汝圣主天子之宝器甘露也，我等过言而争之矣。汝真我等命世之主也。后行此事，愿听令旨。”上乃降旨曰：“以我承皇天之命，曩即合罕位时，赐我以龙君之玉玺焉。而今值此胜夙仇也，天帝赐以甘露矣。以此度之，汝等所言盖是也。”①
可见《蒙古源流》中的成吉思汗已从《蒙古秘史》中的现实人物上升为佛陀再世的神，肩负着“铲除暴虐，拯救众生”的神圣使命。自然，罗桑丹津和萨囊彻辰生花妙笔尽力向读者传达出一个鲜明的信息，那就是成吉思汗对内对外发动的一系列征伐战争只是在完成着再生神肩负的使命而已。但是，从史传作品固有的历史叙事和文学手法两个角度去审视《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时，我们会发现，尽管17世纪的史家们借助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为传统的蒙古史学披上了藏传佛教史学观的新外衣，为蒙古帝业的开创者罩上了至尊神佛的光环，但其历史叙事的内核并没有发生质变，描述成吉思汗性格特征的字里行间仍然延续着源自《蒙古秘史》的阳刚、坚韧、血性凶狠的英雄形象。
相同的事件在19世纪成书的《青史演义》中则有了不同的处理。在小说的第七章“柳树丛中夜莺啼鸣送讯息 乃蛮国洪格尔珠拉尽孝心”中作者写道：
却说当归降的各部落都由其木德部落的乌勒呼大臣和巴尔拉斯部落的乌云格瓦二人统管。他们将新归降的九个部落的人口登记造册，然后晋见太祖，敦请太祖封任各部落诺彦。洪格坦部落的蒙格利克对太祖说道：“这九个部落里只有岱其古德部落跟我们结下三代深仇，他们趁君主您年幼的时候不断欺压凌辱我们。因此，把岱其古德部落的人统统*掉才是！”当时布呼别勒古岱也在太祖身旁。他从太祖帐里出来，听说岱其古德部落的其勒格尔布和骑着马只身从军中逃跑，去投奔萨尔拉格国的扎利图苏勒德罕，这里只有岱其古德部落的塔尔古岱、塔勒布岱准备归顺留在军中。这二人见布呼别勒古岱出来连忙接住问道：“刚才帐中如何议论我们？”布呼别勒古岱听了十分生气，顺口说道：“过去你们岱其古德部落在我哥哥还很小的时候，把他抓去手脚带上镣铐，因此 今天要*掉你们，看你们还敢不敢再欺压人？”塔尔古岱、塔勒布岱兄弟二人听了布呼别勒古岱的话吓得魂不附体，当天服毒而死。岱其古德部落很多人也自寻死路，顿时大乱。木华黎闻讯以后，立报太祖。太祖发令一概免死。岱其古德人这才放心平静下来。太祖听说此事长叹一声说道：“布呼别勒古岱虽然身体硬实，然而心地不硬；虽然腰杆很硬，然而嘴头不硬。今后商议军机大事，不要让布呼别勒古岱参与。”②
显然，与《蒙古秘史》和《蒙古源流》中相关内容相比较，《青史演义》的创作有了以下变化：其一，内容情节上合二为一，即把《蒙古秘史》中征灭塔塔儿部的事迹和《蒙古源流》中征灭泰赤兀惕都的事迹融合成一个故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以蒙古文历史著作为依托创作《青史演义》的事实。其二，事情的缘由不同。《蒙古秘史》和《蒙古源流》中记载是成吉思汗主动出兵征讨；《青史演义》中则是9个部落主动归降。说明作者并不认同成吉思汗主动开战，征讨其他部落的事迹。其三，责任人不同。在《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是与亲族商议诛灭塔塔儿部事宜；《青史演义》中则是由洪格坦部落的蒙格利克率先提出诛灭塔塔儿部的建议。这说明《青史演义》的创作者并不赞同以往史传著作中关于成吉思汗一些行为举动的叙事记述方式。其四，事情的导火线不同。《蒙古秘史》中布呼别勒古岱以其诚实淳朴的性格，无意中外泄了秘密；《青史演义》中则是别勒古岱怄气、鲁莽，故意说出秘密。显然，作者此般“偷梁换柱”，意在指明事端诱因应由布呼别勒古岱负主要责任。其五，处理结果不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下令诛*塔塔儿部所有男子，塔塔儿人奋起反抗而死；《青史演义》中则是泰赤兀惕人服毒自*，成吉思汗下令一概免死。显然，创作者的用意是在借此突出成吉思汗宽厚仁德的秉性。相同的历史叙事之所以在《青史演义》中发生如此显著的人为变更，与其作者尹湛纳希所生活的历史时代和他身处内地思想文化影响较强烈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与内地接壤的地理环境和19世纪的时代背景，使尹湛纳希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萌发出具有进步倾向的近代民族启蒙意识。他不再满足于将民族伟人成吉思汗依然塑造成部落时代氏族英雄的墨守成规，也不再相信成吉思汗是佛陀再世的荒诞不经，更不能容忍其他民族的学者和作家对成吉思汗历史功绩的诋毁否定。在新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尹湛纳希更注重成吉思汗奋斗的一生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及其强大的感召力。也正是出于这份功利目的，他在《青史演义》中努力把蒙古传统史传中的部落英雄成吉思汗重新塑造成心胸开明、秉性仁德的封建时代理想君主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在尹湛纳希倾注心力重新打造成吉思汗睿智、宽厚、仁德性格的过程中，《元史》《续资治通鉴》等汉文历史典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原史家的主体思维意识在儒家文化精神的支配下，往往规范人对伦理道德上的认知。《元史》等历史著作的编撰者对成吉思汗事迹的记载，也呈现出以伦理本位审美为主体框架的思维结构。他们认为，成吉思汗能够成就大业，开创蒙古帝国，是因为他有儒家仁君的品德。因此，他们在《元史》和《资治通鉴纲目》中，突出记载了成吉思汗“宽厚仁德”的各类事迹。而上文所提及的成吉思汗征灭塔塔儿部及泰赤兀惕部人的事迹在《元史》等汉文史料中并未得到记载。从而在历史叙事的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备受中原史家重视的事迹，恰恰是蒙古史家所忽略或冷落的内容。在《蒙古秘史》等蒙古历史著作中未被记载的，譬如成吉思汗帮助贫困弱小的昭烈惕部的事迹，作为“帝功德日盛”的有力实证，受到中原史家的重视，完整收录在《元史》和《资治通鉴纲目》等史籍中。这些彰显成吉思汗“仁君之度”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中原史家为了宣扬儒家思想，凭空编造出来的。因为，相同的事件在另一部重要史籍——著名的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中得到了印证。《史集》与《元史》如出一辙地叙述内容相互印证，坐实了成吉思汗确有扶助弱小昭烈惕部的“仁君”事迹的历史真实。只不过，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的行为，在《元史》中被推崇为“仁德义举”，而在拉施特的《史集》中则遵照伊斯兰教的教义给予了“慷慨无私”的解释。
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的创作中对蒙古史料的某些记载进行取舍改编的同时，大量吸收了《元史》等汉文史料中记载成吉思汗“仁德”的内容。譬如《青史演义》第三章“克鲁伦河畔木华黎初次用兵 塔拉贵山下圣太祖一箭中虎”中，尹湛纳希同样引述了成吉思汗援助昭烈惕部的历史事件，仅是在细节上添枝加叶，用通俗明白的语言重新演绎了成吉思汗宽厚仁德的“心地”。紧接着，在《青史演义》第四章中，尹湛纳希把《元史·本纪》中的一句“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文学意义上的扩展演义，重点突出了成吉思汗帮助昭烈惕部的“仁义之举”在蒙古高原上所起的舆论效应和政治效益。小说写到：
当时，岱其古德部的其勒格尔布和、塔尔古岱等人横行霸道，蹂躏仆民。仆民们忍无可忍，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商议：“据昭烈惕部落的人说，彼塔国的君主铁木真把自己穿的衣服送给别人穿，把自己骑的马让给别人骑，用自己的才能帮助别人，把自己的功劳归于别人。他那宽宏之贤德如同云散见太阳，无尽的仁爱如同驱寒的春风，真是天界白帝降生的天子。倘若我等前去投奔他，可谓寻得明主，一生的福分啊！”人们纷纷传说，互相议论，一夜之间，便有两万多人离开岱其古德投奔彼塔国。③
的确，纵观《青史演义》小说全文，可发现在成吉思汗统领彼塔国统一蒙古高原的过程中，除了少数部落是因主动挑起事端侵犯彼塔国后遭到战败归附之外，绝大多数部落是感动于成吉思汗的宽厚、仁德，主动归附其治下的。这种情节设计和叙事布局也间接映射出创作者尹湛纳希所认同和推崇的文化思想和审美追求。与《蒙古秘史》《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或以“长生天”旨意或以佛家教义来肯定成吉思汗统一大业的思想意识相比较，《青史演义》更多的是从人伦道德意义上对成吉思汗的统一大业给予了肯定。
综上所述，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的创作中不仅吸纳了《元史》等汉文历史典籍的叙事内容，同时也认同和吸收了中原儒家的史学价值准则。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仁”。正如理学大师朱熹所训：“仁是根，侧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民，便是推广到枝叶处。”这种以道德的崇高与完善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审美准则通过《元史》等史料，已渗透在尹湛纳希的思维认知中。如上文中，岱其古德部落人盛赞成吉思汗为：“宽宏之贤德如同云散见太阳，无尽的仁爱如同驱寒的春风”。这又何尝不是尹湛纳希自己对成吉思汗的赞赏和评价呢！尹湛纳希以蒙汉文史料为依托，遵循儒家的审美准则，加以文学家的灵活手法，塑造出了“应天顺人，怀之以德，慈仁安百姓，情义动三军”的仁德君王——成吉思汗新形象。但是，尹湛纳希改编和演义蒙汉文史录以充实《青史演义》的故事情节，我们并不能简单解释为体现文学家创作灵活性的必然手段。究其实效和实质而言，尹湛纳希经过对蒙古史著内容的改编再创作，在主导思想上明显摈弃了支配中世纪蒙古史传文学的佛教史学观，赋予《青史演义》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追求。以此为据，我们足可结论说，《青史演义》不仅仅是一部蒙古族文学史上小说文体从史著的附庸转型独立的标志性作品，更是一部充分体现蒙古民族文化思想和文化心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冲破藏传佛教思想的藩篱，向中原儒家思想和近代民族民主主义思想转型的重要作品。
注释：
①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卷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页。
②③尹湛纳希著，黑勒、丁师浩汉译：《青史演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本文原载《草原·文艺论坛》，作者包红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