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恩格斯曾说：“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还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从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并入主中原统一中国，中国的有关史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
农耕文明，指的是在农民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而出现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的文化集合。
在农耕文明中，无事外求、自给自足、静定保守是其主要特征体现。从农耕文明中所产生了“物我一体”、“ 天人相应 ”、“安分守己”等儒家思想的观念。
因此，农耕文明起源的基础是儒家思想，同时集合了各类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和文化内容。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民歌、戏剧和各类风俗等都是其主体所包含的内容，是现存涵盖内容最广泛的文化集合体。
农耕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来源，但儒家思想超越了农耕文化，反过来儒家思想又长期影响和引导着农耕文化。
农耕文明对“天人合一”，中庸和谐顶礼膜拜。所以中原的汉民族不谙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鄙视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所以每当面临游牧游民的“集体暴力”，农耕社会往往不堪一击。
逐水草迁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动是部族的大迁徙。长期游走于天边，不但路途遥遥无期，而且各种不确定因素甚多，有自然界的风霜雨雪，雷电交加，也有部族首领的内部争斗。所以在游牧族群，抱团和*戮是最有效的自保生存之道。
游牧民族的社会特性和游牧民的天性，决定了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的；草原的骏马，又方便其兵力全员骑兵。游牧为生存之道，亦为战争之道。
游牧民族的财富家业，是胯下的坐骑和栖身的帐篷，瘦骨嶙峋牛羊便是行走的粮仓。游牧社会的生产水平极其低下，遇上天灾或战乱，部族即生存堪忧。灾祸过后越发艰难，这时游牧游民本能地一起望向南方，那里有无尽的财富与粮食。于是金戈铁马滚滚向南，多个部族联合行动，一场对农耕文明的“集体暴力”拉开序幕。
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内敛，中庸，游牧文明则是粗犷，相对野蛮的。好比一个是圈养、另一个则是放养的，差别悬殊。
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出现算起，到公元1500年，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亚欧大陆上的人类文明一直处在南、北对立之中。
在北回归线和北纬35度之间，这样一个狭长的区域内，形成了不同的农耕文明，往北的广阔地区，是游牧文明。
在中国，长城既是半湿润与干旱气候分界线，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界限。
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而且是一条实际存在的重要地理界线。历代长城的布设都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其走向与我国半湿润与干旱气候分界线基本一致。
长城以北是牧区，长城以南是农区。因此，长城也就成为我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分界线的标志。长城的延伸或回退，基本上反映了农区与牧区的扩张或收缩。
农耕文明处在狭小地带，往南是海洋或沙漠，往北，则是广阔的大草原或是不见人烟的崇山峻岭。
就是这样的狭小地带，自然条件较好，适合农耕，生产力水平较高，产出高，生活富裕，人们往往定居生活，相对安逸稳定。农耕地区的文化水平高，文明程度高。
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生产力水平低下，产出低，生活条件受自然环境影响很大，一遇上灾害天气，牲畜冻死，就会缺衣少食。
这样就出现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局面。
农耕社会从最初一路走来，历时几千年，历经无数朝代更迭，但它的社会生产力更是一路向好。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和永乐盛世三大盛世。那时的帝王能任用贤能，虚怀纳谏，政治清明；当时的社会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富强，边疆稳固，人民安家乐业；科技，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
富裕社会的弊病是不思进取，患得患失，过度看重“个体的自我价值”，导致的后果是在国难当头时，国民的血性丧失。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
游牧民族社会生产力不足，财富匮乏，民众的财富意识淡薄。
贫穷是导致自我价值贬值的主要原因，自我价值贬损的人，破罐子破摔，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现象严重。
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才使游牧游民的“民族血性”超强。这样的人会问自己：我的命值几何？人到了对死不足惜的时候，到战场拼*，甚至戮*妇孺，岂不是跟游戏一般？何况这样的*戮是以掠夺为目的。
游牧民族的国家是真正的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完全忽视个体价值。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已不在是单纯的游牧，而是农业化的游牧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凝聚力强，可以更快的将人口土地转化为国力。可以倾国之力大举南下吞灭中原。
与战争胜败的情形恰恰相反，游牧民族在战争中是胜利者、占领者、征服者、统治者，但从文明融合发展的角度，却是失败者。
在占领农耕文明地区之后，游牧文明反而被先进的农耕文明同化，入侵者纷纷皈依农耕文明，改变了游牧民族的习性，主动学习、采用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接受先进的农耕文化，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
如清朝统治中原后，全面接受农耕文明，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还要深。
尽管清室想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 ，但事实表明根本无法做到。
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
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满族文化唯一的象征就是男性留着长辫，所有的一切都被汉化。
这完全验证了恩格斯“他们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还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因此，农耕文明以柔克刚，在文明的融合同化过程中最终战胜了游牧文明。最后的结果是，是先进的农耕文明区域不断扩大，一步步往北推进，最终占领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直到后来，北方游牧文明几乎不存在了。
这种效应历史学家称为“酵母效应”。农耕文明就像是一块酵母，游牧文明就像一个大面团，紧紧地包裹着酵母，久而久之，这块酵母通过发酵，把整个面团都变成了酵母。“酵母效应”的实质，就是通过游牧文明入侵的反作用力，把农耕文明的影响扩展到原来的游牧世界中。
这种历史效应，也就验证了马克思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