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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盟誓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礼记·曲礼》有“约信曰誓，莅牲曰盟”的说法，《周礼·封人》谓“大盟则饰其牛性”，盟、誓两者略有不同。
一般说来，其区别就是誓不用牲，而盟则要*牲歃血以示庄重。可是在春秋时期，这个区别还不明显，所以人们常将“盟誓”连用。
1、盟誓的过程春秋时人盟誓的过程，依照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掘所见的情况，可以大致知晓。
盟誓的时候，主盟者首先要命人挖好坑穴，即古书上所说的“坎”，然后以牛、羊、豕或马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
准备好这些之后，主盟者即命人宣读事先写好的盟约——“载书”，表示将载书的内容昭告于天地神灵。
向神灵祷告之后，参加盟誓的人稍微饮些牲血，这称为歃血。
歃血以后将盟约的正本放置于牲体之上，和牲体一起埋于坎中。盟约的副本由参盟者各自带回收藏。
当时掩埋的次序是先在龛内放置玉器，然后*牲，再将书写载书的石片或玉片加于牲体之上，随之再以土埋好。
《礼记·曲礼》孔疏谓：“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牲于坎上”，侯马盟书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此说的正确。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河南温县武德镇乡也发现有春秋末年的盟誓遗址。遗址发现土坑124个，这些土坑就是当年盟誓的时候埋盟书的“坎”。
盟誓时所*之牲最为贵重者应当是“骍旄”，即赤色之牛。
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周平王东迁时就曾经跟追随其东迁的贵族进行骍旄之盟，周人尚赤，故骍旄之盟的规格该是比较高的。
有时候诸侯国君主也*鸡为盟，晋悼公继位时，曾经“刑鸡与大夫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无法*牲取血而盟誓，也有用其他方式替代者。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春秋初年，鲁庄公见到孟氏之女孟任，喜不自禁，追随至孟任之家，却被拒之门外。孟任待鲁庄公答应让她为夫人时才应允，遂“割臂盟公”，破臂出血以歃而盟。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公元前506年楚被吴攻破时，楚昭王逃奔至随，“王割子期之心以与随人盟”，当是割心前之处取血以供歃血相盟。这种“割臂”和“割心”，都是临时通融的办法。
2、盟誓在哪里举行？春秋时期举行盟誓的地点，有许多是在国君的宗庙里面。
公元前606年奔晋的郑国公子兰被郑国贵族迎还，“盟于大宫而立之”(《左传·宣公三年》)。所谓大宫，即指国君的祖庙。
在郑国大宫里面举行盟誓，见于史载的还有公元前578年的“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左传·成公十三年》)的一次。
齐国的祖庙里也曾举行盟誓，公元前548年齐国崔杼、庆封“盟国人于大宫”(《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个“大宫”，就是齐国的祖庙，亦即齐太公之庙。有些国家的祖庙不径称大宫，而是冠以先君谥号。
周王子朝之乱的时候，周卿士单旗“盟百工于平宫”(《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谓“平宫”，即周平王之庙。
与“平宫”相类似，周襄王之庙，称为“襄宫”，亦在此处举行过盟誓。
鲁国三桓曾经“盟诸僖闳”，“僖闳”即僖公庙的庙门，可见祖庙之门也可以进行盟誓。
诸侯国君主平日所居之宫，也是进行盟誓之处。春秋末年，晋卿“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左传·定公十三年》)，即盟于晋定公所居之宫。公元前469年宋国贵族“盟于少寝之庭”(《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少寝，即小寝，是诸侯退朝后燕息之处，其前的庭院即“少寝之庭”。
都邑中，国君的别宫也是盟誓之所，卫国贵族盟誓过的“丘宫”(《左传·襄公十四年》)，当即其例。
除了宫以外，“社”也是盟誓之处。
春秋末年，鲁国的阳虎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左传·定公六年》)，鲁国泉丘地方的女子曾经“盟于清丘之社”(《左传·昭公十一年》)，皆为其例。
最不好的盟誓之处，当是卫国的孔伯姬“迫孔悝于厕，强盟之”(《左传·哀公十五年》)的“厕”。当时情况紧急，就连厕所这样的地方也顾不得了。
都邑的城门附近，是比较常见的盟誓之处。
著名的弭兵大会在宋国都邑的“西门之外”举行。此后，“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蒙门可能是宋都邑的东北城门。
鲁国贵族曾经盟于“稷门之内”(《左传·定公五年》)，稷门为鲁都邑的南城门。莒国君主到齐国时，盟于“稷门之外”，稷门为齐都的西城门。
郑国贵族曾经“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左传·昭公元年》)，闺门即郑国都邑的城门，薰隧是闺门之外的道路名称。
郑国贵族的这次盟誓是在闺门以外的薰隧这条道路上举行的。宋国寺人柳伪造盟誓之处，在宋都“北郭”(《左传·昭公六年》)，可见城郭附近也是进行盟誓的地方，否则寺人柳不会选在此处造伪。
在都邑之外举行盟誓的地点，常选在水边。
公元前570年晋、齐等国诸侯“盟于形外”(《左传·襄公三年》)，即盟于形水以外的地方。
春秋后期，齐燕两国诸侯“盟于濡上”(《左传·昭公七年》)，“濡上”即濡水之边。
公元前522年卫灵公“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左传·昭公二十年》)，彭水即卫国都邑附近的河流。在河边的盟誓常将载书沉于河中，表示此盟有河神为证，所以春秋时人有“载书在河”(《左传·定公十三年》)的说法。
3、盟誓的等级无论是盟誓的规模或是盟誓的次数，春秋时期都远远超出以前。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会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外交活动。春秋前期多是诸侯代表国家跟其他国家的诸侯结盟；到了春秋后期，则多由卿大夫代表国家跟别国结盟。
春秋时期盟会的次数很多，仅见于《左传》一*载的就有将近200次之多。
可以说盟誓是春秋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集中表现，它与大国争霸、权力下移等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现象都有密切关系。
例如，作为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其霸业就是与会盟相始终的。据统计，齐桓公在位43年，召集诸侯盟会就有22次。
当时的会盟一般都很庄严、慎重。会盟由霸主主持，参加者要在神灵前宣誓遵守盟约。在下一次会盟的时候，诸侯们往往要“寻盟”，即重温前次会盟的盟约。
霸主有权征伐违背盟约的诸侯国。从道义上说，盟约对于盟誓者是有约束作用的，并且在实际上确实也有相当影响。
如果说神权在春秋时期有什么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通过神灵之前的盟誓来进行政治或外交活动，应当说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
盟誓在春秋时期常常成为诸侯国之间进行联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各诸侯国都十分重视。
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诸侯国间的盟誓比较重视参加者的级别和地位，一般情况应当是同级别的人进行盟誓，若与比自己低级别的人盟誓就是一种耻辱。
公元前625鲁文公至晋，因为他继位后没有马上到晋朝见盟主，所以晋处心积虑地要对鲁进行惩罚性的羞辱，其办法就是“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左传·文公二年》)。
本当由晋君与鲁君盟誓，现在晋却让一名大夫与鲁君盟誓。鲁国史官感到羞辱，所以就在鲁国的国史《春秋》上写此事谓“及晋处父盟”，故意略却阳处父的姓氏，以示憎恶。
晋君所做的这件事可以说是盟主惩罚与盟者的一个小小的伎俩，有些小家子气。
然而，不久晋襄公就醒悟过来，这是因为他虽然羞辱了鲁君而得意扬扬，但却害怕因此而与以恪守礼仪著称的鲁国闹翻，因小失大而影响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就诸侯国内部来说，参盟者的身份和级别也是当时被看作相当重要的问题。
公元前470年暴虐无道的卫出公欲羞辱大夫拳弥，就故意地“使优狡盟拳弥”(《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春秋时期，俳优的社会地位低下，大夫与俳优盟誓，便是受到侮辱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卫大夫拳弥对于卫出公此举忿恨难平，遂积极联合贵族和国人“噪以攻公”，使得卫出公仓皇出逃。这是重视与盟者身份的一个典型例证。
4、盟主的权力在春秋时，盟主的权力是很大的。
公元前529年晋召集诸侯盟誓于平丘（今河南封丘东)，鲁昭公前往赴会，但晋听信郑、莒两国对于鲁的控告，所以不让鲁君参加盟誓，并且将鲁卿季孙意如抓获。
鲁大夫子服惠伯劝说晋卿中行穆子释放季孙意如，说道“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左传·昭公十三年》)，承认盟主有赏罚大权。
晋国的士弥牟曾说“所谓盟主，讨违命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违背盟主命令要被征讨，春秋时人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参加盟誓的角度看，应当服从盟主的命令，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公元前517年晋作为盟主而命令各诸侯国向周提供粮食，并且派人到周戍守。
宋国右师乐大心以宋“于周为客”作为托词而拒绝盟主之命。晋人即预言乐大心必然没有好下场，因为“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无不祥大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晋人的这个判断很能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关于盟主地位的看法。
盟主在国家强大时固然威风凛凛，就是在力量暂时衰弱时，也是其他诸侯国不可小觑的。
公元前550年晋发生内乱，齐庄公就率军长途跋涉远攻晋国。晏子曾预言说：“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齐国的崔杼也说齐庄公的这种举动是“以为盟主，而利其难”(《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错误做法。
盟主之所以讨伐不得，正是因为它的地位是通过盟誓确定的。公元前562年作为盟主的晋国率诸侯国伐郑，郑服，晋即通知与各盟国要做到“赦郑囚”、“纳斥候”、“禁侵掠”三件事情。
鲁襄公就派人回答说，“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左传·襄公十一年》)，表示鲁完全听从盟主的安排。
其所谓“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正是春秋时期盟主与参盟之国的关系准则的重要内容。
从另外的方面看，盟主的权力当然也不是广大无边的。
盟主只有顺应社会发展的形势，才能保住盟主的地位，才能行使盟主的权力。
公元前546年宋国发起召集弭兵之盟。晋国大臣们多不相信通过盟誓就能消弭战争，但各诸侯国都不愿意再进行无休止的争夺霸权的战争，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晋卿韩宣子明智地说道“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他从争取诸侯国的拥护以保住盟主地位这一点出发，主张晋国即使不同意弭兵，也要答应宋国关于召开弭兵大会的请求。
5、如何争当盟主？正由于盟主的特殊地位，所以诸侯国在盟誓之中多尽全力争当盟主，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之盟就是一个典型。
诸侯盟誓的时候，谁先歃血，就意味着谁是主盟之人，亦即盟主。
在弭兵之盟上，晋、楚为此而争。晋的理由是晋国历来为盟主；楚的理由是盟主的位置应当轮流坐。晋国采取了退让的态度，并且说出了一派自我解嘲的话。
晋国大夫叔向所提出的道理有两个方面，一是，诸侯看重的是盟的“德”，而不是谁先歃血；二是，先歃血要做执牛耳等琐细之事，如今楚人干这些小事，实是甘居于晋国的下风。
这次争夺只在口舌之间进行，并未酿出动武的恶果。
然而，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的黄池之盟则险些引起战争。吴王夫差与晋争为盟主，这时候传来越王勾践袭吴的消息，夫差先自失了锐气，不再考虑是否与晋继续争为盟主的问题，而只是在“无会而归”和“会而先晋”两者之间犹豫未定。
吴国的王孙雒道出了个中利害：
二者莫利。无会而归，越闻章矣，民惧而走，远无正就。齐、宋、徐、夷曰：“吴既败矣！”将夹沟磨而我，我无生命矣。会而先晋，晋既执诸侯之柄以临我，将成其志以见天子。吾须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闻愈章，吾民恐叛。必会而先之。(《国语·吴语》)
这次盟誓是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的关键之举，但盟誓前夕，越国袭其后，这就给吴国君臣出了难题。
王孙雒认为不管是弃盟而归，抑或是会盟时让晋为盟主，对于吴都不利，所以必须“会而先之”，不仅将会盟进行到底，而且要先歃血为盟主，这样吴国才能争得一条生路。
据《国语·吴语》记载，夫差听从了王孙雒的建议，秣马厉兵，由夫差亲自率军进到距离晋军附近，鸣钟击鼓，三军呐喊，其声动天地，使得“晋师大骇不出，周军饬垒”，不得已而答应让吴为盟主。
吴以死相拼，才争得了黄池之会上的盟主地位，可见吴国君臣对于“盟主”的地位是何等重视。
6、盟主的地位对于历史传统，春秋时人以夏、商、周三代为一系，春秋时期周王朝衰落，礼乐征伐都由诸侯的盟主说了算。
当时的盟主，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继承者。
春秋后期，晋平公有病，“梦黄熊入于寝门”，适逢郑国的子产聘晋，晋人问晋君之病于子产，子产认为所谓的“黄熊”，乃是鲧的神灵的显现，夏、商、周三代都祭祀它，“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左传·昭公七年》)，认为晋没有祭祀鲧，所以晋平公才由黄熊入梦而致病。
在子产看来，“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国语·晋语八》)，晋作为盟主，乃是三代一系的继承者，其地位类似于天下共主。
公元前589年晋打败齐，向齐提出苛刻的媾和条件，齐臣马上就指责晋国违背了先王的传统，并且质问道“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左传·成公二年》)，齐臣也认为盟主应是先王的继承者。
人们既然如此推许盟主，所以也就对盟主寄予很高的期望。
在人们的心目中，盟主似乎应当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赫赫有名的秦穆公，尽管功勋卓著，但是由于他以秦国的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而遭非议，所以后世便以为他没有当上盟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左传》的作者就曾说道：“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左传·文公六年》)
公元前540年晋平公娶齐女少姜，齐国派陈无宇送少姜到晋，晋认为陈无宇级别不是卿，这就是瞧不起盟主，故而将陈无宇抓了起来。
晋臣叔向仗义执言，质问晋平公说：“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左传·昭公二年》)，也是以高标准要求盟主的一个例证。
春秋后期，齐臣乌余以其所占据的齐邑而叛齐归晋，并且袭取了卫、鲁、宋三国之邑。
晋国执政大臣赵文子并不以晋国得到城邑为喜，他向晋平公说：“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之，使归其地。今乌余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晋平公为保住盟主的地位和权威，听从赵文子的建议，“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鲁国执政之卿季文子曾说：“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左传·成公八年》)
这个说法代表了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盟主应当是正义、信用以及权威的化身。
不仅如此，就是盟主之国的大臣到别国也被另眼相待。
公元前588年晋国的荀庚和卫国的孙良夫同到鲁国聘问。
从级别上看，荀庚在晋国为上军师，位列第三，是下卿；孙良夫在卫国则为上卿。依照级别应当先与卫国结盟，然后再跟晋国结盟。但是，鲁人认为“晋为盟主，其将先之”(《左传·成公三年》)，故而于前一天盟晋，后一天才盟卫。
由于盟主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所以盟主之国的大臣往往竭尽全力来保卫盟主的地位。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举行著名的弭兵之盟的时候，楚令尹欲袭晋，晋臣叔向即表示要以死捍卫晋国的盟主之位，他说：“死而可以固晋国之盟主，何惧焉”(《国语·晋语八》)，很有些视死如归的气概。
各诸侯国的大臣也常以能辅佐国君争得盟主之位而自豪。
晋国的赵文子就曾以自己“佐君为诸侯盟主，于今八年”为自己最主要的功绩。
晋国的范武子以贤能而闻名于各诸侯国，楚国的子木曾经向晋国的赵鞅询问范武子之德操，赵鞅说范武子“言于晋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这使得楚康王由衷地感叹，谓“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把范武子能够辅佐晋文公直到晋景公等五位国君为盟主，看成是其最突出的业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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