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战时的混乱为违法者提供了大量机会。
1942年7月，一位名叫本杰明·马歇尔的爆破工人来到伦敦南部一座被炸毁的教堂地下室。
他开始用铲子清理地板上的碎片，这时他发现一块板子松动了。
掀开一看，他竟然发现了一具尸体，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在教堂里发现一具尸体并不令人感到吃惊——1940年10月，在德国空军对伦敦发动被称为“闪电战”的袭击高峰期，这座建筑被炸毁，100多人在火灾中丧生。
随后，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找来了当地警方。
伦敦准备迎接德国入侵，威斯敏斯特宫钟楼周围布满了铁丝网
起初，警方也以为这是一个闪电战的受害者：头骨的一部分不见了，小臂和小腿也不见了，明显是在爆炸中被炸断的。
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请专家进行了检查。
很快，专家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头部似乎是被故意从躯干上切除的，肘部和膝盖以下的四肢也是如此；截肢处非常干净，不像是爆炸造成的，骨头上还能看到锯子留下的痕迹。
仔细观察骸骨上残留的血肉，他断定这是一具被勒死的女尸。
此结论一出，警方随之也知道了她的身份：蕾切尔·多布金——前一年，一个名叫波莉·杜宾斯基的女人报告说，她的姐姐失踪了，她指控分居的姐夫哈里·多布金与此案有关。
她说，这对夫妻关系不好，哈里对妻子提出的经济支持要求非常反感。
虽然在当时，警方无法找到蕾切尔，也无法将任何犯罪嫌疑指向哈里，但现在他们注意到，哈里以前曾在尸体出现的小教堂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当过守夜人，并以此为由逮捕了他。
原来，由于缺钱，又受够了妻子的要求，多布金认为纳粹的闪电战为其提供了一个犯罪机会。
毕竟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间，有40,000人死亡，其中一半在伦敦，有谁会在意多一具尸体呢——他*死了自己的妻子，取走了他认为可能辨认出她尸体的任何东西，并将她埋葬在他工作场所附近被炸毁的小教堂里。
1943年1月，他在监狱被处以绞刑。
虽然多布金的故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他远不是唯一一个在战争期间冒险犯罪的英国人。
1939年至1945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报案数量增长了近60%，但由于许多案件没有报案也没有被发现，这一数字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虽然英国政府的宣传努力给人一种保持冷静和继续生活的印象，大谈“闪电战精神”和“一切照旧”，以及勇敢的伦敦人面对轰炸在废墟中继续生活的图片。
但战时生活还有更阴暗的一面——犯罪率激增的一个原因是，可以犯下的罪行越来越多。
首先，随着英国开始参与全面战争，法律几乎开始侵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前说说心里话、开个灯、多买几盎司黄油等无伤大雅的事情，现在都可能让人变成罪犯。
在1940年的“入侵恐慌”期间，德国人似乎即将穿越英吉利海峡，人们因散布“警报和绝望”而被起诉；一名妇女在酒店房间里对男友说：“只要我们能像这样玩乐，谁会在乎希特勒是否会来呢？”她因此被被判入狱一个月。
而也就是这种类似的起诉引发了强烈反对。
当时，有一些人认为，这些起诉“让人隐约看到了我们所反对的东西”，而公民之间的相互监视“正是纳粹政府的意思，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不会窥探邻居，尽管警方接到的举报数量表明有很多人在窥探邻居。
对此，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也表示，他希望停止此类起诉。
其次，停电法是对日常生活影响最快的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轰炸对英国的影响有限，但现在随着更大、航程更远的飞机的发展，轰炸有可能将城市夷为平地。
由于担心地面上的灯光会指引德国飞行员找到他们的目标，政府下令关闭路灯，大面积遮住汽车前灯，并规定任何建筑物都不得发出一点光亮；警察和空袭管理员在街上巡逻，警告英国人“把灯关掉！”
不过，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英国各地的住户每天黄昏时都会用厚厚的布遮住窗户，或者干脆用油漆或壁纸遮住窗户，这也造成了人员伤亡：由于司机和行人无法看到对方，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交通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倍，而此时德国轰炸机几乎还没有靠近英国。
所以，这也让许多以前遵纪守法的公民走上了法庭——1940年，300,000人被控违反停电规定（通常的处罚是严厉的罚款，但在1943年，一名屡犯者被判处两个月的苦役）。
当然，黑暗的停电也为其他罪行提供了掩护。
1942年2月，41岁的药剂师伊芙琳·汉密尔顿的尸体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防空洞中被发现——她显然是在晚饭后回家的路上被勒死的。
第二天，34岁的妓女伊芙琳·奥特利在一英里外的公寓里被发现——这一次，受害者被肢解了。
当时，虽然英国侦探们还没有使用“连环*手”这个词，但他们已经怀疑这些谋*是同一个人所为，他们担心他会再次作案，而警方也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巡逻，并询问妓女是否看到过异常的人。
伊芙琳·奥特利是一名妓女，是第二名死者；这个防毒面具帮助确认了凶手的身份；右图为《伦敦黑夜谋*案》
不久，与19世纪臭名昭著的杰克遥相呼应，凶手被称为“停电开膛手，因为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又*了两次人，每次都肢解了受害者的尸体。
而在第一次袭击发生后的第五个晚上，警方终于交上了好运——一名18岁的送货男孩在搬运一箱酒瓶到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吧时，听到门口有混战的声音，他走上前去，发现一名身着军装的男子逃离现场，留下一名昏迷不醒的女子。
随后，幸存女子告诉警方，一名空军士兵在酒馆里接近了她的同伴，并和她一起走到外面，在那里，他试图摸她，并在她反抗时勒死了她。
此外，警方发现，男子逃跑时，还丢掉了防毒面具——这是一种标准装备，建议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以防纳粹使用化学武器，而这个防毒面具上则标有皇家空军的身份号码。
很快，警方便于第二天早上逮捕了戈登·弗雷德里克·卡明斯，他是一名27岁的飞行学员。
尽管他抗议自己是无辜的，但警方还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从受害者那里偷来的贵重物品，而他在酒吧搭讪的女子也认出了他。
1942年6月，他被处以绞刑，他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个在空袭中被处决的人。
但即使是这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也无法阻止当时的卖淫之风盛行——死亡的临近导致对她们工作的需求激增，而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供应量的激增。
戈登·弗雷德里克·卡明斯利用伦敦的战时政策，让自己获得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停电开膛手”外号
性病犯罪在当时的英国法律中，虽然有着“不检点的屋子”之称的妓院是非法的，但卖淫本身却并不违法，因此警方对大量流落伦敦街头的妇女几乎束手无策。
而这些妇女也被称为“皮卡迪利突击队”或“皮卡迪利战士”，因为她们的交易集中在伦敦西区著名的大道和公共场所。
不过，军事当局虽然对道德问题并不关心，但对健康影响却深感忧虑。
要知道，截至1942年底，驻扎在本土的美军性病发病率为39‰，而驻扎在英国的美军性病发病率则达到了惊人的58‰。
在闪电战期间，德国空军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猛烈轰炸
诚然，许多美军远离家乡数千英里，身处一个疯狂的世界，放纵自己的激情不足为奇，但对其中一个人来说，他的激情却远不止于此。
卡尔·胡尔顿是第101空降师第501伞兵团的一名二等兵，驻扎在伦敦西部的雷丁——1944年7月，22岁的他擅离职守，与其他逃兵一起利用大城市的匿名性躲避宪兵。
在那个需要配给本才能买到食物的年代，这些人没有正确的证件，为了生存不得不触犯法律——据警方估计，伦敦十分之一的犯罪案件都是驻英盟军逃兵所为。
虽然胡尔顿在被捕后回到了部队，但他竟然偷了一辆美军卡车再次逃亡，这次他给自己买了一套少尉军服作为伪装。
几个月来，他过着伪装的生活，偷偷溜进电影院，在廉价咖啡馆吃饭，睡在卡车后座上，想方设法蒙混过关。
后来，他遇到了来自威尔士的18岁问题少女伊丽莎白·琼斯——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一年前在战场上失踪的士兵。
为了寻找刺激，伊丽莎白·琼斯搬到了伦敦，找到了一份脱衣舞女的工作。
而当她坐在电影院里观看黑帮电影、梦想着在芝加哥过上幸福生活时，与胡尔顿这位年轻美国人的邂逅让她“梦想成真”。
1944年10月见面时，两人都用的是假名，他告诉她自己为黑帮工作，并向她展示了随身携带的自动手枪。
在接下来的六天里，他们互相怂恿，疯狂犯罪，最终枪*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英国黑帮女性
1945年3月8日，胡尔顿在本顿维尔监狱被处以绞刑；政府对绞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感到不安，于是将琼斯的刑期减为有期徒刑，但遭到了许多公众的抗议，他们认为琼斯同样有罪。
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当局对此竟然放弃了《访问部队法》，允许胡尔顿在英国法庭受审，这样他的案子就可以和琼斯的案子一起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士兵会在墙上钉着星条旗的临时法庭上接受美国司法的审判。
而这些法庭也会审理各种案件，包括与英国另一个蓬勃发展的犯罪领域有关的案件：黑市。
战后日本黑市
无时不在的战争黑市当时，在美军抵达英国后，大多数被视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东西都开始实行了配给制：肉、黄油、油、鸡蛋、牛奶、糖、罐头、汽油、轮胎、衣服、纸张，甚至肥皂。
要在商店里买到这些东西，你需要钱和配给本，配给本上会显示你是否已经得到了配给。
除此之外，还有物资短缺的情况——如果有消息说某家商店到了一批梦寐以求的食品，就会立即排起长队。
因此，在一切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英国人开始偷工减料或寻求额外利润也就不足为奇了。
农民可以合法出售鸡蛋，但如果他们把鸡蛋送到黑市上，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店主如果有多余的存货，就会把它们留给他们知道会为此多付钱的顾客。
而如果有多余的货源——比如说，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奶酪配给全拿走了，店主就可以把它们放在柜台下面，偷偷卖给喜欢的顾客。
所以，这种私营企业也成为了一种犯罪，但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交易发生，仍然不得而知，毕竟交易双方都很高兴，也没有兴趣举报。
但政府对此却不这么认为，并派出了近900名检查员，确保公民遵守法规。
伦敦东区的购物者排队购买新鲜蔬菜。如果招牌可信的话，这些橘子应该是穿越地中海运来的
不过丘吉尔也深知一些规定会把普通公民变成罪犯的危险。
1942年，报纸报道了一些人把口粮分给邻居的事情，而这竟然是违法的——毕竟无论在哪里，与朋友交换口粮，或为邻居的生日蛋糕捐款，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丘吉尔也敦促他的工作人员不要“执行无理的规定”。
在战争初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有所减少，警方认为这是由于许多年轻罪犯加入了武装部队。
但战争也创造了别的机会，职业盗贼们开始组织抢劫他们知道存放配给册的地方——在当时，一本配给册一度能卖到5英镑，接近许多人一周的工资，但为了尽量杜绝这一偷盗现象，这一价格后来降到了1英镑。
而在底层人民玩弄制度的同时，英国社会的顶层人物也在为非法生意的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毕竟，他们才是有钱从黑市中获益的人。
因此，当时的黑市可能已被接受为英国战时生活的一个事实，但有一种罪行却被视为无法形容的邪恶：抢劫。
轰炸后返回家园的人们常常发现，他们躲在地下时，贵重物品已被抢走——1940年，也就是闪电战的第一年，伦敦报告了4500多起抢劫案件；其他受袭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
而这也就诞生了一个新职业，空袭看守人——在空袭中派人看守受损的房屋和商店，以保护它们免遭英国同胞的后续“空袭”。
不过，那些负责看守的人有时也会监守自盗——1941年，政府对30多名皇家工兵进行了审判，理由是他们从被派去拆除的房屋屋顶上偷窃了贵重的铅。
一位伦敦送奶工不顾战争的破坏，似乎仍在送货：大多数英国人继续工作并遵守战时规定，但也有许多人没这样做
当然，也会有一些有组织的犯罪分子热衷于利用爆炸带来的混乱——当爆炸声四起，谁会注意到保险箱被炸的声音呢；在停电的黑暗中，谁能分辨出伪装成救护车的逃逸车是否是真的，谁有时间去检查？
同样，职业窃贼也懒得在瓦砾堆里翻找，他们更喜欢在空袭时找出他们知道无人居住的大房子，然后将里面的贵重物品一扫而空。
或者说，既然仓库里堆满了因配给制而身价暴涨的货物，又何必去找房子呢？
遭轰炸的英国伦敦
最后，还有一种仍然不被社会接受的犯罪是试图逃避征兵。
那些想逃避征兵的人可以找一个腐败的医生来提供医疗证明，或者花钱雇一个有病的人冒充他们进行体检——一个腿脚不便的人收费150英镑，另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人收费200英镑。
还可以贿赂不法官员，让他们出具证明，证明某人从事“保留职业”，可以免于服役。
英国征兵海报
而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当和平到来时，英国人对此的态度就会变得很复杂——战争结束数十年后，人们仍在讲述一些故事，讲述归国的士兵向逃避服役的人明确表示，他们应该离开这里。
但是，在英国所有关于闪电战精神和团结的故事中，很少有人不会在战争中做出妥协，因为战争的确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