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高堡奇人》是一部历史架空剧，讲述的是二战后美国被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统治的抗争故事。
二战前夕，德国政府鼓励海外流裔组成公民团体，期以广宣“德国美徳”并为纳粹政党游说、丰满其羽翼。作为“拥有德国血统的美国爱国者组织”，德美联盟于 1936 年成立于美国，并从仅由二十余个青少年训练营组成的小团体发展成了会籍万余、七十个地区分会、横跨各州的庞大反犹组织。
1939 年 2 月 20 日，约两万名群众参与了联盟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举办的以“美国化”为主题的群众大会，公开谴责犹太阴谋组织、罗斯福总统以及其他对象。在会场正中央的巨幅华盛顿肖像，被联盟制作成美国法西斯的历史偶像。在他们看来，华盛顿总统是“早知民主途穷”的“法西斯第一人”。1939 年二战爆发，德美联盟解散，其物资被充公，主要*以贪污获刑并最终被遣返回德。
约两万名群众参加了 1939 年 2 月 20 日于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德美联盟集会（贝特曼档案／盖蒂图片社）
最近，美国出版了历史学家布拉德利·哈特《希特勒的美国朋友们:第三帝国在美国的支持者们》，引起了美国媒体的热议，让美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往事重归视野。在这本历史著作中，布拉德利·哈特挖掘了可口可乐、IBM、通用汽车、摩根等企业和企业家亨利·福特、飞行家林德伯格、电台主播考夫林、好莱坞编剧威廉·达德利·佩里等公众人物，与美国纳粹主义运动之间的隐秘往事，乃至于旗帜鲜明的推动作用。
1945年，福克纳写信给好友马尔科姆·考利，“我回忆起《八月之光》里的珀西·格雷姆，竟觉得这个角色如同法西斯式的加拉哈德爵士，他希望通过*死乔·克里斯默来拯救白人种族。直到希特勒在媒体上兴风作浪，我才想起来在他建立专政之前的1931年，我已经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呀！”读起福克纳的这封信，却不由得让人觉得，侥幸者的回忆显得并不真切。他们喜欢在虎口脱险的刺激里加上一些浪漫的洒脱，让祖国与民主的胜利看起来更加“不言而喻”。
布拉德利·哈特 (Bradley Hart)
但正如布拉德利·哈特
(Bradley Hart)
在《希特勒的美国朋友们:第三帝国在美国的支持者们》
（Hitler’s American Friends: The Third Reich’s Supporters in United States）
之中描绘的那样，若将时间拨回1936年的那场最为悬殊的总统选举，除了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张老面孔，人们还看到了不少全新的党派——考夫林神父领导的“联合党”、威廉·达德利·佩里所在的“基督党”。而1939年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成为了“德美同盟”创造奇迹的舞台，20000余名纳粹分子齐聚于此，高呼着“为美国创造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大西洋未能将美国隔离在纳粹阴影外，好莱坞、移民社会、无线电与社会恐慌，却创造了美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一场披着“反犹主义”与纳粹“革命”外衣的超现实主义迷狂。
哈特的《希特勒的美国朋友们》，将那些被后世史家认为偏执狂和疯子的30年代美国极右分子重新搬上历史舞台。这股势力的兴衰，并不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胜利而不足一提；恰恰相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30年代的西方政治的描绘，警示着每一个知识分子：“这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征伐，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各国的意识形态内战”：在如今看来泾渭分明的背叛与忠诚、正直与邪恶，彼时只是两条绵延在美国大陆的战线罢了。
President Charles Lindbergh!
在进入30年代的政治漩涡之前，哈特宕开一笔到1941年9月11日，伟大的飞行家、“美国至上委员会” 的领袖查尔斯·林德伯格在得梅因的演说——但不同于他驾驶飞机横穿大西洋的壮举，此刻的林德伯格，劝导着美国民众支持“孤立主义”的原则，远离欧洲战事，“我们的民主与代议制政府，在如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就在战争的边缘，而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胜利者是屈服与混乱。”这些内容，看起来不过是林德伯格日常的反战宣言。
然而，当晚的他，在演讲里对主战派的攻讦听着刺耳了很多，仿佛斯图卡轰炸机俯冲下来，精准地轰炸地面目标：“将这个国家推向战争的三大战争贩子就是英国人、犹太人，还有罗斯福的政府；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些相对式微的煽动者，一些资本家、亲英派以及那些对大英帝国主宰世界与未来深信不疑的人。这里，还包括了那些几周前还信誓旦旦地反对参战的倒戈的共产主义者们。”
在这三者之间，林德伯格将最多的怒火宣泄在犹太人身上，“尽管犹太人浓烈的推翻纳粹政权的意愿并非无法理解……然而，犹太人对我们也有着巨大的威胁，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电影产业、出版业、电台以及政府。”林德伯格希望美国公民能够走出犹太人的阴影；但随着这篇演讲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第二版，评论者们在“好运的林迪”身上看到了那个浮现的希特勒的幽灵，即便是罗斯福的反对派，也震恐于林德伯格的狂热，“如果美国人允许种族偏见插足这样的关键时刻，那么，他们也配不上保守我们的民主制度。”然而，蜂拥而至的民众声援——尤其是对反犹主义的认可——让政客与评论者对林德伯格的讨伐，显得颇为无力。
林德伯格
在林德伯格的演说中，哈特看到了希特勒在美国的政治任务的本质：“在美国的土地上播撒足够多的嘈杂与混乱，消磨美国民众对世界事件的耐心。”德国对美国的最大预期停留在后者保持中立，希特勒并没有因为他的美国朋友们而对这个国家抱有任何期待：“我在美国身上看不到多少未来，这是一个腐烂了的国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比它让我感到更亲切”。
飘荡在美国大陆上的希特勒的幽灵，将日常生活稳定表面的裂隙扩展为令人恐惧的鸿沟。德里达曾说，“幽灵打破了心理的统一体，在意识之中唤起了现有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的异常”。尽管希特勒的美国朋友们，缺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所拥有的历史和父国的神话，但他们有一片叫做大众文化与社会景观的自留地。
林德伯格曾经的飞行，在一战后的美国与欧洲大陆引发了狂欢；仿佛是瓦格纳歌剧之中飞翔的荷兰人突然降生在这世上，穿越云层与大洋的林德伯格给了观众们见证“超人”诞生的体验，他和他的飞机将现代人从转变的动荡之中解脱出来，引向“重生”的神话。与其说林德伯格是希特勒的幽灵，不如说他本人就是法西斯，一道向着未来与重生的轨迹划破了这片称为此刻的天空。
假使1936年的总统选举，能在一场名为“基督党”胜利的狂野幻梦中结束，那么美国也许将见证查尔斯·林德伯格的总统宣誓典礼。林德伯格本人并没有什么参选意愿，他只是作为一个幽灵活在威廉·达德利·佩里的梦境之中，在后者的政治蓝图里，“林德伯格将成为总统，而我，佩里，则将成为他的总理，乔治·范霍恩·莫斯利将军则是参谋长联席委员会的主席，亨利·福特将接任财政部长。”
1929年，佩里，这个与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争执不休的前好莱坞编剧，在一场名为“七分钟的永恒经历”的迷幻体验后决心和好莱坞的犹太巨头们
(Jewish moguls)
一刀两断，在灵修与银衫的光环笼罩下走上大街和政治漩涡之中。
“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
威廉·达德利·佩里是一个“疯子”？还是一个小说作者？或者说，不想做总统的反犹分子不是一个好导演？在哈特的“希特勒的朋友俱乐部”里，佩里绝不是最有名望、最富影响、更说不上最成功的一个，但飘荡在他身后的，是对犹太人的怨恨和自我迷狂不亚于其他任何人。
直到20世纪初东欧犹太移民涌入之前，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在美国并没有出现。然而，将近四百万人的东欧犹太移民浪潮，让美国人民感到了身份的危机；面对一群语言不通、自我封闭、习俗不同的“下等公民”，限制移民的倡导者们炮制了一套矛盾的种族理论，犹太人既是病态种族的后裔，也是游走于暴利与阴谋间的夏洛克。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普遍怀疑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同谋关系。疑似从巴塞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会议流出的档案文件——犹太人夺取世界经济政治大权的方案——尽管早已坐实是伪作，依旧掀起了包括亨利·福特等人对手握银行业与好莱坞权柄的犹太“巨头”的责难。
威廉·达德利·佩里
在这场愤怒的浪潮之中，佩里寻找到了慰藉。1920年代以来在好莱坞怀才不遇的遭遇，让他急切地为仇恨寻找宣泄对象，他在回忆录里写到：“好莱坞的酒池肉林！那些东方的监管者，却控制着我们成年人的娱乐生活！一个词就足够形容这一切了——犹太人！”离开好莱坞后，他醉心于宗教玄学。而他此后的政治生活，也无法脱离，对“天启”与基督教的极端狂热：天启的到来将世界与语言转变为一条从幽暗通往光明的长桥。而佩里，自认为就是那个探出身子的哲学王。
犹太人的“反美计划”，是佩里再好不过的“重生”契机——于是，就有了“七分钟的永恒经历”——那是1928年5月28日。佩里写到，自己被死亡沉沉地拽入了一个疯狂运动的“蓝色漩涡”之中；他走向外面的池子，赤身裸体地浸没在此间。他遇到了耶稣基督与上帝，他们劝导佩里走向“更崇高的现实”，而他的身边也站满了经典之中的圣徒，“他们十分舒泰、表情松弛、没有酸楚的咧笑、没有焦虑的粗鄙、也没有身体的扭曲”。在简短的交谈之后，升腾起蓝色的烟尘，佩里从尘埃中走出，回到自己的卧室，他感到自己的新生，如同威廉·詹姆斯所称的“自我交付”，那个死魂灵被抛了出去，落在那些犹太人与黑人的身上。
天启的焦虑是历史的“怪怖”——熟悉的是基督降临的神话，陌生的则是关在现代社会牢笼里的庄重与未来——人们在危机之中，同时渴望历史的终结与未来的降生。天启的神话象征着最后的宣判，战争与毁灭和智慧与正义在基督再临的序幕前交织起来。1933年，佩里又一次声称自己受到了神灵的感召，“在一个无名的画家成为德国总理之后，建立起一个军事化的组织”。1月31日，佩里建立了“银衫会”
(Silver Legion)
，他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马上就有一群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这为我的个人精进开启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显然，“银衫会”是一次拙劣的模仿游戏。党卫军与黑衫队制造出的“历史崇高”仿佛一面镜子，在佩里面前照出了暴力和大清洗的氛围，及其背后虚空却庄严的秩序。如果在一场天启的狂欢之中，暴力与牺牲的仪式只会成为人们宣泄恐惧和焦虑的场所，而不会被认为是人性污点的表达，但新教伦理又给佩里施加了一些可笑而矛盾的任务，“银衫会”内部设立了部门以解决“公众启蒙、爱国正义、消除犯罪以及公众道德与仁慈”问题，他希望通过将“大篷车里的吉卜赛人”关入集中营，审查出版物内容、抓捕暴力电影出品人从而实现道德净化。
1936 年 7 月 18 日，近千名着制服者戴着万字符臂章、挥舞着纳粹横幅游行经过新泽西某看台。
有趣的是，佩里为了扩大“银衫会”的影响，打了一场巧妙的“货币战争”。他将美国内战解读为一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统一的合众国的阴谋，银行家们派出代表，密谋引导欧洲各国进攻并瓜分美国。同时，佩里还不忘了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勾连给牵涉进来，“要不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俄国的沙皇派遣舰队进驻纽约与旧金山，听候林肯总统调度，这场阴谋也许将告成功。”佩里的阴谋论，并非没有市场的胡言乱语，远在意大利的庞德在《诗章 48》里还不忘了致敬一番，“俾斯麦/ 将美国的内战归罪于犹太人/尤其是罗斯柴尔德一家”
（Bismark/ blamed american civil war on the jew;/particularly on the Rothshild）
。
然而，在1936年的选举中，对希特勒的公然称赞与对犹太人的大加挞伐，无疑是一场政治自*。如同弗兰克·科莫德所说的“火焰-主义”
(fiery-ism)
，“银衫会”是一个在狂热之中自我燃烧的火球，在这团火焰里交织着现代社会的种种极端形式——官僚体制、秘密阴谋与宗教狂热——庞德和佩里的契合，印证了先锋派和极权主义政治的逻辑悖论。白炽的法西斯的政治形式，在纯粹的和同之中无法存在。
安德鲁·休伊特
(Andrew Hewitt)
对先锋派的论述，也是对法西斯政治的解剖：在英美两大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语境之下，“先锋派一方面希望变革社会生产力，而另一方面却扼*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可能。”这是法西斯分子的最终困境，他们的暴力最终通向灾难与自我毁灭，却无法通向历史的浴火重生。
教堂与法西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见证了天主教堂的彷徨，欧陆各国教会与法西斯的勾结仿佛唤起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时代；然而，教职人员与神学家的这次冒险，并没有恢复大教堂的时代，或者说，他们也意不在此。法西斯与先锋派宣扬的精神与道德“重生”，以及希特勒们对犹太人的处决，让教会感到了与法西斯合流的必要。
教会与法西斯的合流，无论是克罗地亚的斯坦皮纳茨主教，还是罗马尼亚“铁卫团”，抑或是西班牙的“长枪党”，最终的归宿并不是教会的荣耀，而是法西斯政权的稳固，甚至于教权有可能在法西斯政权之中落入边缘地位。
然而在美国，情形有了些戏剧性的转变。电台牧师，考夫林神父，选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将法西斯与反犹信条注入《天路历程》和《圣经》中，吸引听众的注意。当然，考夫林神父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26年，考夫林就已经在爱尔兰天主教教友的帮助之下，走入了底特律的一间播音室。一年之后，他的声音就传遍了周围的20多个州。
自1930年以来，神父批评的对象逐渐从3K党转为对胡佛总统失败的经济政策。每周日下午，他的频道大概有3000万左右的听众，他的广播成为了大部分人教堂礼拜之后的固定节目。直到1936年总统选举，考夫林依旧大致保有这个听众数量。但那时候，他陷入了一场法西斯与教堂的痴念之中。
考夫林的法西斯转向，与他对罗斯福的态度密切相关。在1932年选举期间，考夫林认为罗斯福是“银行巨头的敌人”，也是应对失业问题的救命稻草，他甚至在广播里大声高呼，“要么罗斯福，要么毁灭”
(Roosevelt or Ruin)
。然而到了1934年，哈特写到，罗斯福的上台并没有实现考夫林的经济幻想，他预期的大幅铸币与通货膨胀的政策并没有得以实施。罗斯福的冷面拒绝，让考夫林广播之中的敌人成为了一个奇幻的三角：“罗斯福、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他也因此成立了“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并鼓吹到，“我了解人民的脉搏，比你们那些拿着酬金的工业顾问要懂的多得多！”他希望能够推翻美国政权，推行自己的社会正义平台，仿效希特勒的集中投入，从而让美国能像第三帝国一样根治失业问题。
他的政治冒险让人们逐渐感到不安，哈特记录了1935年5月，前全国工业复兴署委员长休·约翰逊在电台对考夫林的责难，“有些人给我寄来了一份您与希特勒共同鼓吹的政策之间的比较，真是一丘之貉。也许作为一个外国人
（考夫林是加拿大人，也是爱尔兰移民后裔）
，您或许无法成为美国总统，但也许你能成为一个’帝国元首’——就像那个奥地利人希特勒那样。”当然，考夫林并未成为帝国的元首，他的“联合党”也在1936年的选举中彻底失败，这一场教会法西斯的幻梦随着电波渐渐消散。
“历史在教育，但他没有学生”
也许，考夫林和他的政治事业并不新鲜，30年代层出不穷的政治煽动家、广播电台以及私人杂志，让演说与攻讦成为了令人作呕却也分外刺激的超现实的生活图景：一场场的电台闹剧，让在爵士时代里生机勃勃的美国人也不禁感慨道：“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些太多了。”在崇拜与厌倦的迷茫间，美国民众见证着日常生活的狂热与衰竭，如居伊·德波所说的那样，“日常生活是度量一切的尺度：衡量着人际关系之间的满溢与未既、生活时间的利用程度、艺术的实验以及革命的政治。”在电台的催化下，日常的生活既充满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苟且，又有了些乌托邦的况味，仿佛越过电波就能触碰到政治、革命与社会关系的面纱。
但这层政治的面纱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广播挑战着听众对声音的认知，从听筒里发出的声音很远。发声者在千里之外，但他的每一个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甚至简单的一个鼻息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亲密与距离，让广播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潘多拉的匣子。这正如1935年奥尔森·威利斯和戈登·奥尔波特合著的《广播心理学》所述那样：“比起任何一个媒介，广播更能创造群氓式的大众心理，能让相隔甚远的人都成为其中之一……群氓们共同保守着一种情绪并为它赋予集体表达……尽管广播创造的群氓可能并不会那么暴力……但它依旧左右着群众的心理。”
布莱希特5年前的担忧，在美国找到了投影：“也许一个社会技术早已足够发展无线电广播，但这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它。”技术发展的速度，比人性的成长永远都快得太多。也许不仅仅是希特勒阴影下的美国公民，80余年后的世界，真的实现了布莱希特对广播的愿望了吗：“统治者的律法转变为对臣民的回答，局外之人能以一种统一的方式面对着管理众人的力量”？广播与无孔不入的漩涡，也许是这世界永远无法克服的难关。
Hitler’s American Friends: The Third Reich’s Supporters in United States，作者：Bradley Hart，版本：Thomas Dunne Books，2018年10月
在《希特勒的美国朋友们》的最后一章，哈特谈到了英美两国的间谍与谍报机构协同粉碎美国纳粹分子们的颠覆行动。然而，在这胜利的叙事的背后，也潜藏着一股类似于无线电带来的焦虑：无处不在的政治氛围、凝视、记录、行动让“秘密”成为了奢侈品。德里达更为悲观，认为秘密只是一个海市蜃楼，“一个秘密没有从属关系，我们无法探路一个秘密是否在乎其所……’我’究竟成为了什么，而当’我’在秘密的面前战战兢兢之时，责任又是什么？”密探、广播，甚至于所有的意识形态，逼迫着人们在街道、在节场、在监控面前表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行动与疲惫，难道不会让一个人重新落入法西斯时代的超现实幻境中吗？
在《焦虑时代》里，奥登写到，“谎言与倦怠统治着世界/在和平的时期，苦难教会我们的/马上就会被忘却；我们颂扬着/那些应当发生的事情，仿佛我们已经做到/但我们，在孤高自赏之中目盲。然后呀，它们回来了/那些我们恐惧的恐怖。”没有一个时代比现代更适合被称为焦虑与恐怖的黄金时代：只是陌生人不在集中营被处决、间谍机构在网上发布招募信息、广播成为了网络、希特勒变成了每个人——我们呼告着理性，抗议着特朗普、普京，还有凡此种种的意识形态，可在这逻辑的背后，我们是不是犯下了与希特勒和他的美国朋友们一样的错误？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抗辩另外一种呢？
葛兰西说：“历史在教育，但他没有学生。”但愿，在这焦虑的时代里，能有一些历史的话语挣开白噪音的囚笼罢。
作者：陈儒鹏；
编辑：萧轶；走走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