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天下后，刘邦问群臣：我为何成功？项羽为何会失败？其臣下高起、王陵给出的答案是：刘邦能赢，是因为懂得与天下人同利。
短命帝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时代。
然而，令秦始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创造的那个庞大帝国的命运不是千秋万代，而是二世而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于东巡路上，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短短数月内，各路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秦帝国在关东六国的统治瞬间崩溃。
公元208年，陈胜吴广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兵抵函谷关，秦帝国真切感受到了灭亡的威胁。
危难关头，秦二世采纳章邯的建议，从骊山刑徒中挑选出20万编入秦军，来抗击各路起义军，同时调遣王离的长城军团火速回援。
这临时的补救措施竟一度让秦帝国看到了翻盘的希望，章邯的刑徒军经过半年苦战，先后干掉了陈胜的先锋周文，又干掉了陈胜本人。
公元前208年8月，章邯的骊山军团又在王离的长城军团的配合下，干掉了原楚国势力最重要的起义军将领项梁，翻过手的秦军，对各路起义军的反击连连得手，大秦帝国的虎狼之师似乎又回来了。
但一时战场的胜利，并不能掩盖秦帝国控制力明显下降，兵源明显不足的窘境，刘邦大军从函谷关进入秦境，一路攻城掠地直逼咸阳，项羽率领的楚军以少胜多，全歼王离的长城军团。
秦帝国最后的希望被掐灭，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被项羽付之一炬。
15年前的一统天下，15年后的一片火海，赳赳老秦，仿佛幻梦一场。
秦帝国最后的崩溃之路如此迅速，这个过程给人一种感觉：想干掉秦帝国的人很玩命，想保护秦帝国的人却随随便便就躺平。
谁是这个短命帝国的敌人？谁又是它的朋友？
进击的自耕农秦帝国的敌人不少：六国旧贵族、儒生、商贩、盗匪，等等等等。
而秦帝国的朋友，或者说秦帝国的基本盘，构成却十分单一：自耕农群体。
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一场自耕农改革。
随着铁质农具的普及，普通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效率开始明显提高，这样一来，一个小家庭便可以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于是由公卿贵族们主导的井田制开始瓦解，自耕农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新的时代背景下，谁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耕农这一新兴群体，谁就能完成由弱到强的转变。
秦国地处西北边陲，受中原周礼文化影响较少，这反而给了秦国统治者大刀阔斧改革的可能，商鞅变法应运而生。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方法是尽可能让更多的秦国人成为自耕农，并以一套制度设定，让自耕农平时耕种为帝国提供粮食，战时充军，为帝国提供兵源。
在砍去了大家族、贵族等中间阶级后，秦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直接对自耕农群体进行高效组织，这样的效率优势日积月累，为秦始皇一统天下提供了保障。
后人常说秦法严苛，这确实不假，秦律对于缴粮不足、逃避徭役、临阵脱逃等罪行都有极其严厉的惩戒措施，但是请注意，秦帝国在对多缴纳粮食、战场立功等情况进行奖励时也毫不手软，缴纳粮食量多，可以免除徭役，战场上斩*敌军可以获得爵位。
通俗点说，此时的秦律对于秦国的自耕农是威逼利诱并用，既用严厉地刑罚令自耕农群体不敢触犯刑律，又以重赏来鼓励自耕农参与劳作和战斗。
这种背景下，秦帝国的自耕农群体虽然未必发自内心地拥护秦帝国，但却在客观上构成了这个帝国的基本盘，从这个角度上讲，自耕农群体是秦帝国的朋友，这一点，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秦国一统天下都没有变过。
政治是获得更多支持的游戏，无论用什么方法，如果一个政权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实际支持（不管是否发自内心），它的统治就能持续下去，反之，其统治就很可能被颠覆。
但没有人能够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基本盘，有所谓“朋友”，但也有非朋友，请注意，非朋友并不一定要成为敌人，这一点很重要。
满山盗匪因为自耕农群体能够稳定地提供战争所需物资：兵源和粮食，所以秦律在制定时就要尽可能地压制其他职业，尽量让更多人加入自耕农这一群体。
而凑巧不是自耕农群体的人，比如说商人，那么很遗憾，秦帝国要刻意去压制这些不那么“有用”的人，秦始皇征服岭南的百越之地后，征调50万人移居岭南，商人与赘婿、犯人等共同充当重点征调对象，这些人在秦始皇眼中，是“无用之人”，还不如送往百越开垦疆土，成为“有用”的自耕农。
除了增加自耕农这一群体的数量外，秦帝国还要*另外一件事就是，尽量减少自耕农提供的粮食和兵源在进入帝国中枢过程中的中间损耗，于是，中间阶层便要受到打压。
秦国对贵族的压制是战国七雄之最，秦帝国中央直接统御各个郡县，并不需要贵族这一中间环节。
除了贵族外，秦帝国还有意地防止地方家族势力做大，秦律中有一条看似奇怪的规定：凡是家中有两个儿子，儿子长大成人后依旧不分家的，上缴的税赋要翻倍。
秦帝国以这样的制度设计，强行让自耕农群体以小家庭的形式存在，大家族这一可能在自耕农与帝国朝堂之间截留部分资源的组织被强行瓦解。
除自耕农以外的其他行业从业者、贵族、大家族，这些人不能在秦帝国的制度下获得什么好处，也自然对秦帝国没有多少认同感，他们不是秦帝国的基本盘，也可以说，他们并不是秦帝国的朋友，这些人仅仅是不是朋友，而有些人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秦帝国的敌人。
秦帝国以律令治理国家，秦律严苛，触犯者要受到相应惩罚，但惩罚太重，必定导致部分人畏罪逃跑，当时，信息传输效率很低，触犯秦律之人一旦逃入深山，或前往别处换个身份生活，秦帝国实际上是很难发现的。
但逃入深山并不是万事大吉，人是社会性动物，逃入深山，意味着与脱离秦帝国主流社会，失去了“民”的身份，而被迫变成了“贼”。
对于秦人来说，沦为“贼”无疑是可怕的，但反过来，对于秦帝国来说，让太多人沦为“贼”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人从“民‘沦为”贼“意味着他能够为帝国提供税赋、兵役和徭役也一同消失。
“贼”是被秦帝国主流社会除名了的人，他们与这个帝国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这些人可以毫不客气地成为秦帝国的“敌人”。
当“贼”的数量很少时，这些逃亡深山自身自灭的人并不会对帝国的统治基础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当这样的人太多时，秦帝国就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麻烦。
人只要构成一个群体就能形成某种社会关系，”贼”当然也不例外，秦帝国末期，山中之“贼”数量已经数不胜数，日后著名的起义军首领彭越的身份就是“盗匪”。
从《史记》对彭越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彭越已经以“盗匪”的身份生活了多年；第二，彭越和他身边的许多“盗匪”，从事的都不是打家劫舍的勾当，而是打鱼甚至种地等再正常不过的工作；第三，山中“盗匪”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小社会。
这些被秦帝国开除“人”籍的“盗匪”们普遍对秦帝国十分仇视，陈胜吴广起义后，这些“盗匪”立刻拥立彭越为首领，组成了一支反秦武装。
旧贵族在原来的关东六国中，贵族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他们构成了国君与平民之间的桥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些人的处境便变得尴尬起来。
在秦始皇眼里，贵族这一群体不过是冢中枯骨，在秦帝国的统治逻辑中，由帝国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管理地方，效率远比通过贵族这一中间阶层要高得多，而这些贵族因为在当地拥有不小的能量，反而成为了秦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关东六国的12万豪强贵族集体迁往咸阳居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被迁走的“贵族”，并不是按照血统划分，而是按照在当地的能量划分，能量强的人都要被迁往咸阳。
秦始皇这一做法，也符合秦帝国奉行的“弱民”原则，一方面，让豪强离开自己居住的土地，削弱其能量，另一方面，让当地的百姓更加碎片化和原子化，方便秦帝国派去的地方官员管理。
秦帝国对六国旧贵族的处置可谓简单粗暴，但这样的处置方式势必引发六国旧贵族的仇恨，不过在秦始皇看来，这不算什么，因为大秦虎狼之师在手，不怕这些六国旧贵族掀起什么风浪。
贵族作为在秦制下多余的一个群体，秦始皇要剥夺其在地方的影响力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秦始皇做的太急，根本不用什么分化瓦解，纵横捭阖，直接强行将所有贵族迁走，切不说这将让所有关东六国的贵族都对秦帝国产生深深的仇恨，单单在执行这一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就空前的。
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原关东六国的贵族都被秦始皇迁往咸阳附近，很多贵族隐匿在民间，联络民间力量，时刻准备反秦。
项羽的叔父项梁，作为楚国大将军项燕之子，是典型的军事贵族，但是他既没有被秦国抓获干掉，也没有被迁往咸阳，而是一直在楚国势力强大的吴中地区活动，尽管是个通缉犯，但项梁在当地依旧很有威望，甚至可以说一呼百应，连秦帝国指派的会稽郡郡守殷通，都要暗中结交项梁。
项梁这样的人物的存在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秦始皇希望一次性将所有六国旧贵族控制住，是很难做到的；第二，也是更麻烦的一点，在原六国之地，秦帝国所奉行的那一套统治逻辑不是十分管用。
六国旧贵族作为秦帝国另一个重要敌人，他们并未被秦帝国所控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当地仍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个群体构成了秦帝国统治的巨大安全隐患。
乱世楚歌如果仔细分析秦末反秦武装的分布情况，就又会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反秦武装中，有差不多一半来自楚国，楚国是绝对的反秦策源地。
最先举起反秦大旗的陈胜吴广是楚国人，在巨鹿歼灭秦军主力长城军团的项羽是楚国人，入函谷关灭秦的刘邦还是楚国人。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了现实。
统一天下后，秦国在关东六国实行的是一样的政策，为何楚国人对于秦律的反应更为强烈呢？
如上文所说，秦律是在秦国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套法令，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秦人成为自耕农，而这一法令能够实施下去的基础是：作为秦帝国主要经济地带的关中平原，适合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关中平原相对而言比较肥沃平坦，一个小家庭耕种一块土地就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地处南方的楚国，情况却与之完全不同，楚地多山川河泽，所以楚国人通常采用大家族聚居，共同生产的方式来生活。
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也注定了除了耕种，渔猎，采矿等方式也是重要的谋生手段，又因为劳动产品不同，楚国人对于贸易的需求远远超过秦国人。
基于以上种种，秦律中削弱大家族，打压其他行业，尽量将治下之人变成自耕农的的原则令楚国人极不适应，让秦帝国走向强大的秦法，到了楚国，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暴政，楚人的怒火不断累积，当陈胜吴广点燃那个火星后，整个楚国立刻就炸开了锅。
战争齿轮现在，让我们对秦帝国的基本盘和反对者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秦帝国的基本盘是自耕农，秦帝国通过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令自耕农群体在从秦帝国手中获得土地的同时，也要承担税赋、兵役和徭役，这些是保证秦帝国强于其余六国的基础，我们可以勉强称他们为秦帝国的朋友。
除自耕农群体外，其他群体都不算秦帝国的朋友，而被秦帝国赶出主流社会的“贼”，原六国的旧贵族，和大多数楚国人，都是秦帝国的敌人。
陈胜吴广起义后，秦帝国的传统敌人们毫不犹豫地起兵反秦，而尴尬的是，当反秦的烈火烧向全国时，自耕农，这一秦帝国赖以生存的基本盘似乎并未起到联合起来保护秦帝国的作用。
那么，秦帝国又是如何失去这最后的基本盘呢？
秦帝国自耕农们在秦律下一直在这样一套系统中生活，这套系统要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正循环：耕种，缴粮，作战，立军功，获得土地，上缴更多更多粮食，免除徭役，立更大的军功，获得更多土地。
请注意：战功是这套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取得战功是自耕农群体在秦律下获得收益的最重要方式。
商鞅变法后的秦律能够在秦国内部运行良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无论是获得战功还是上缴更多粮食，土地都是秦帝国能够给出的最主要奖励，而秦帝国用来作为奖励的土地又从何处获得？答案依旧是战争。
秦律兜兜转转总是绕不开战争这个因素，某种程度上讲，商鞅变法后的秦律其目的就是把秦帝国打造成一具高效的战争机器。
秦国人需要承担的徭役、兵役不但在当时七国中最重，纵观中国历史，也少有时代能够望其项背，而这套给秦国人带来巨大负担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系统并不是封闭的，相反，它时一个在战争状态下的特殊系统，靠着战争所得，不断有新的利益被注入到这套系统中来，靠着战争的不断回血，这个系统才得以运行。
六国统一后，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秦帝国再难通过战争获得多余的土地来进行各类奖赏，这套高效的战时体系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秦帝国统治者对于这套系统的态度将直接关系到这个新兴帝国的命运。
理想主义者的深渊让我们看看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做了什么？
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阿房宫、秦直道；北击匈奴、南征百越。
修筑长城可以更有效地抵御匈奴，修秦直道可以加快各地之间调兵和通讯速度，北击匈奴可以保证边境安全，南征百越可以开疆拓土，从帝国整体的角度讲，做这些事有错吗？当然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切换至秦国普通百姓，便会发现事情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每年要承担大量的徭役、兵役，不但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还危机重重，这时有人带头要推翻这个朝廷，这些百姓参与其中似乎也没错。
按照秦帝国统治者的理想，每一个秦人都应该自觉成为帝国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帮助这个帝国完成一系列宏伟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即便付出生命也不应该有怨言。
但是请注意，这样的理想是以秦始皇为首的秦帝国统治者的理想，而非普通百姓的理想，秦始皇的理想呈现到百姓面前的只是无尽的徭役和兵役。
秦帝国治下的百姓在这套只有代价没有回报的系统中苦苦支撑，直到一个叫陈胜的人点了一把火。
站在不同角度的人，理想也是不同的，想让他人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就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对方愿意与自己合作，这些方式中当然可以包括用权威甚至武力威胁，但同时也要让对方获得收益。
在分享利益这个问题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与勇冠三军的项羽都不及那个出身市井小吏的刘邦，所以最后天下归汉也并不值得惊奇。
如果不懂得分享利益，理想主义往往伴随着灾难，如果不会妥协，理想主义将挡住很多人的路，当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理直气壮地把他人逼上绝路时，这些人也会联起手来将理想主义者推入万丈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