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过得并不好，社会戾气也重，有时真让你怀疑活着的意义。
若论人生绝境，大概没什么比得过“二战”期间关在集中营的囚犯吧？他们见证人性的最黑暗一面，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不知道哪天化作“大烟囱”里的阵阵黑烟。
▲ 集中营用过的毒气罐头盒（奥斯维辛殉难者纪念馆的陈列品）。
《希特勒最后的阴谋》以纪实性白描手法，记录了1945年四月到五月的“名囚死亡倒计时”。
名囚包括各国首领、高级官员、间谍、神职人员、社会名流、涉嫌与1944年“*死希特勒计划”炸弹事件相关的德国官员，以及这些人的亲属等等。
这些名囚可能作为与盟军谈判的筹码，也可能成为复仇的最佳目标：当局势进一步恶化，他们就全部处决。
本书作者有两人。
伊恩•塞耶（lan Sayer）是军事历史学家、企业家、侦探，也是英国最大的私人档案馆主人，他善于发掘史料。
杰里米•德龙菲尔德（Jeremy Dronfield）是剑桥考古学博士、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小说家，以快节奏、激动人心的叙事风格而闻名。
两人双剑合璧，首次披露了许多未经发表和曾被忽视的信息，综合许多碎片信息，逐渐拼出了这个充满悬疑和揪心的故事。
名囚，顾名思义，是有名的囚犯、重要的囚犯。他们有些被纳粹德国关押数年了，有些是刚被扣押，来自世界各国，服装各异，口音纷杂。
1945年4月，德国战败已成定局，希特勒躲在柏林总理府的地下暗堡里，发出各种垂死挣扎的指令。
4月初，希特勒下令集结所有名囚人质，让他们向南转移。
名囚关押在不同地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是其中之一，这里有特殊A仓和B仓。
A仓有两名英国军官值得一提：空军中校戴、间谍贝斯特。
戴来自军人家庭，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战”服役于英国海军，“二战”服役于英国空军。他48岁了，坚持用最恰当的军事礼仪对待德国军官，也希望德国军官能够以礼回敬。
他被囚禁五年半，始终在策划越狱，给德国制造麻烦。他参与组织了1944年3月著名的第三战俘营大逃亡，有76人成功从地道逃出，他被捕却没被处刑。他在A仓和另外四人只用营房的餐具，就从A仓挖出了长达120英尺的地道，造成巨大混乱，引发德国大型搜捕行动。
党卫军用冷酷的愤怒回应囚犯。英国军官们被警告，如果他们再逃走，就活不到给别人口述经历的一刻了。
▲ 1945年被战争摧毁的柏林。
贝斯特是英国间谍，1939年被捕。他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五年了，是惨淡景象中甚是扎眼的一抹风景。
监禁期间，贝斯特总能保持外表一丝不苟，总能补好衣服，最近修补工作还加了一项，去除潮生霉斑。他喜欢戴单片眼镜，只要出门就总会戴好干净的浅顶软呢帽子，系上整洁的领子领带。他那修长优雅的手指尖总是夹着根香烟，言语间流露出受昂贵教育培养出来的中上产阶级英音，腔调拖沓得恰到好处。但是他身体状况不太好。贝斯特年近花甲，自从被捕以后体重轻了很多，外形日渐消瘦，神情日渐憔悴，而且经常生病。
A仓享有基本卫生条件和合理配比的食物，B仓则更加舒适。B仓是真正的VIP，监禁占领国的前任国家首脑。
4月3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名囚转移到弗罗森堡集中营，接收名囚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科格尔很难理解让这批囚犯活下来的意义。
科格尔简直不敢相信，“什么？但是集中营已经人满为患了，处死囚犯的速度还赶不上超员的速度，特别行刑的速度根本不够快！”
4月8日，名囚之一的潘霍华牧师举行一场小型晨祷，他是反纳粹运动的重要力量源泉。祷告即将结束，两名盖世太保带走了他，从此名囚再也没见过他了。
“跟我们走”这四个字从盖世太保嘴里口中说出，只意味两件事：虐待或死亡。
▲ 1945年奥斯维辛集中营。
到了四月下旬，原本关押在不同地方的名囚都转移到达豪集中营。
不得不提，名囚和普通囚犯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名囚和集中营的主营分开，他们的居住环境和食宿较好，他们没看到达豪的真正面目。
不论党卫队的计划究竟为何，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几年的奔波、分离、转移、被慌忙地疏散之后，这些希特勒的名囚终于集结到了同一个集中营。特工、学者、官员、士兵、妻子、政治家、名人，还有大多欧洲敌对国的无辜儿童组成了大概140人的队伍，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未来的终极命运。
这批名囚中有个牧师叫尼莫拉，他在“一战”是潜艇军官，曾经支持希特勒，后来对希特勒迫害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行径大失所望。
尼莫拉写下一段话，世界也因此记住了他。
当他们关押社会民主党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民党员。
当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工会会员。
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来抓我——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 1945年被解放的达豪集中营。
为何不逃？盟军的火力越来越接近达豪，空袭警报昼夜鸣响，党卫队越来越紧张。
4月25日傍晚，名囚又开始转移了。
囚犯们心情复杂，一边是盟军不断进军的希望，一边是党卫队日渐高涨的焦虑和恐慌，他们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如何：获得营救还是遭到报复？地平线上炮弹不断的巨响和闪光以及滚滚的浓烟告诉他们，如果战争在达豪上空打响，解救可能对他们只是噩耗。
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长斯蒂勒是总监管，负责名囚的转移、安排牢房。
党卫队下级突击队长贝德带领保安队士兵，他只有一项职责：等柏林下达最终命令时，执行命令。
现在长官的命令是不要让名囚在任何情况下落入盟军手中，他们只能带着名囚不断转移。
也许你会问，在转移中应该有机会逃跑，名囚不试试吗？
一拨拨名囚终于吃完午饭，他们沿着森林公路走回停靠在铁路线旁的巴士上，显得惊人的顺从。有些人的全部家当都在这些大巴上，他们不愿舍弃。其他人已经被长期关押驯化，习惯了监禁的生活；还有人担心，就算只有一人逃跑，守卫也有可能对剩下的人进行报复。
▲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生前最后拍的一张照片。
脱离党卫军4月28日午夜，车队驶进尼德多夫，给小镇造成不小的轰动。尼德多夫市政厅成了旅店，用来安顿名囚。
贝斯特和一名叫弗里茨的守卫喝酒套话。弗里茨喝多了，他在胸袋搜出一张军令，附有不能落入盟军手中的名囚名单，说一旦情况危险就处死他们。
弗里茨还说，贝德3月前就收到了这些命令，计划是预谋好的：名囚要么被押为人质，要么被处死，没有任何自由的可能。“贝德永远尽责执行军令。”他说。
弗里茨预计第二天名囚会被带到附近山中的旅店内，用机关枪解决，再焚烧旅店。
最后弗里茨继续说道：“贝斯特先生，你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开始扫射的时候，我给你做个手势，你就能站在我旁边，我直接在你脖子后开枪，这是最好的死法了，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是神枪手，从来没打偏过。”
斯蒂勒和贝德显然下定决心，要重整秩序，他们的手下也紧张不安。
市政厅每排床尾都坐着一名守卫，大腿上架着机关枪。所有入口和楼梯都在监视之下，德国巡逻兵在阴暗的走廊中走来走去。楼外，一卡车手榴弹在镇广场中央停着，昭示着不幸。附近更加严密武装的德国士兵在阴影中如隐若现。几百英尺以外，山里森林中，游击队员时刻观察着，等待复仇的时刻。
行刑的流言让名囚不敢放松警惕，他们各出奇谋。
贝斯特继续游说斯蒂勒，要求斯蒂勒把领导权交给他。
戴和意大利游击队接触，计划当晚发动袭击，*掉守卫，解救囚犯。贝斯特吃了一惊，他坚持要和游击队加里波第见面，说服加里波第放弃袭击，因为这样容易伤及妇孺。
第二天中午，斯蒂勒宣布他不再负责监管囚犯，正式将领导权交给德国国防军博宁上校。
此时贝德被孤立起来，他领导的保安队士兵都拿起武器，全副武装地聚在市政厅的卡车前。德国国防军包围了小镇广场，部署了机关枪，双方紧张对峙。
直到保安队士兵看到国防军的强大武器装备，他们才放下武器。贝德看到大势已去，他和手下离开了小镇。
他们是行刑军，并非战斗士兵，真正上战场时，没什么自*式最后一搏的英雄主义。
▲ 如果当年没有希特勒，也许不会有当今世界之格局。
恢复自私本性虽然名囚不再受党卫队控制，但疯狂的纳粹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名囚转去布拉埃斯湖旅店，雪山只有一条狭窄蜿蜒的路通往旅店，宛若天然屏障。德国国防军负责守卫，保护名囚的安全。
名囚不再是囚犯，他们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住所是按需分配，也惹恼了一些人。许多人开始争吵、抱怨甚至偷盗。
有人安心待在旅店，有人却认为危机没有解除，必须找到盟军。
戴离开旅店去找盟军。
离开布拉埃斯湖，戴并不后悔，他对一些名囚偷窃争吵的自私行为感到失望，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勇敢、高尚都被玷污了。
戴在路上捡到一份报纸，发现希特勒已经自*，这个消息太震撼了。戴一路经历重重危险，5月3日终于到达了美军阵地，向一个又一个军官解释名囚所处的困境，希望美军提供帮助。
美军G连阿什中尉接到紧急任务，带领军队于5月4日凌晨约五点到达布拉埃斯湖。德国国防军认出士兵是他们一直等待的美军，于是放下武器，主动投降。
由于行动隐蔽，有些名囚在旅店餐厅吃早餐，看到美国军车才意识到他们自由了，作为囚犯的苦难终结于此，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每个名囚都有独特的经历，有的被其他特工背叛，有的在战斗中被俘，有的在设谋反抗希特勒时被捕，有些在家中突然被盖世太保抓走。自从柏林下达命令利用名囚做人质，要么用做筹码要么被*以来，每个囚犯都对自己经受的苦难有独特的见解。
布拉埃斯湖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5月8日名囚开始撤离。
随后，他们便各奔东西，有的回到满目疮痍的德国，有的回到自己解放的祖国，有的去寻找以往生活的蛛丝马迹，还有的被送入盟军监狱。而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几位名囚，包括几位苏联囚犯和其他同谋者，回国之后难逃被处刑的命运。
尽管经历重重艰难险阻，139位名囚终于挺过了希特勒最后的疯狂。
书本后记记录了一些名囚之后的命运：有些写了回忆录，有些重操旧业：重返政坛、重新加入军队、继续当间谍……有些则被监禁和判刑。
并非所有名囚的身份都是真实的，有些人后来被发现是冒牌货。譬如，柯科林为了自保，冒充苏联某外交官的侄子，而且他们长相的确相似，“欺骗纳粹和囚犯的手段之高明，令人惊叹。”
▲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
“二战”是永远说不完、说不够的话题，关于“二战”的书籍很多，关于希特勒的研究也进入微观层面，这本书奉上了一个新视角。
看这本书就像看一部平实的电影，叙述节奏缓慢，晃晃悠悠的文字就像零星散漫的镜头，你一直紧扣心弦，猜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世界走向光明，名囚却走向毁灭，他们被集结、被转移，生死未卜，分分秒秒都极其揪心。
极端环境下的生死考量，让我们一窥人性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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