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古与复古（鼎游复古四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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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收藏家

作者 | 邓晨钰

分享 | 书艺公社（ID：shufaorg）

文王鼎，或称文王方鼎。因铭为“鲁公作文王尊彝”而得名，此处之文王即是西周文王。

据《宋史·哲宗本纪》记载，元符二年（1099）九月，果州团练使仲忽进献了一件带有该铭的古方鼎。这应是文王鼎初次见诸典籍。随后在徽宗朝编纂的《重修宣和博古图》中，文王鼎位列周鼎之首，并称它“奇古可爱，足以冠周器”（图1）。由图可知，它是一件扁足方鼎，立耳、方唇，口、腹作长方形，腹壁斜直，平底，扁足作夔形，足底上卷，纹饰以兽面纹为主，饰于器腹，夔纹中轴对称，两两相对地呈条带状分布于鼎的颈部。

北宋著录的文王鼎，很可能到明代便已失传，在此所讨论者，主要指后世的仿品，既包括“以假乱真”的赝品，也包括用各式材质制成的仿古“文王鼎”。此前台湾学界对“文王鼎”关注较多，先有张临生在他的凿空之作中，不仅追考文王鼎原器，还简要记述了明清时期“文王鼎”的流布情况。后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主题展览，于图录内披露若干件院藏“文王鼎”，借此讨论明清之际的仿古风尚;近年来，许雅惠又从“文王鼎”着手，探讨晚明的古铜器鉴赏。然而概言之，这些既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晚明宫廷与地方社会对“文王鼎”的赏玩。的确，时人安世凤尝言“神庙日大尚文王鼎”，“神庙”即明神宗万历皇帝。高濂品评铜器，将“飞龙脚文王鼎”定为方鼎的上赏，并提到瓷质的“文王鼎”，“近如新烧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若周丹泉初烧为佳··...”这些讯息，都是“文王鼎”业已流行开来的有力证明。相比之下，除张氏一文略有言及以外，关于“文王鼎”在清代的使用情形，研究者着墨甚少，大都匆匆一笔带过。但实际上，“文王鼎”在有清一代的文化内涵丰富，兼及玩古与复古两端，值得探讨。

一、古董收藏

董其昌说过，“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又說“骨董，今之玩物也”。古董收藏实在是古器物经常扮演的角色，“文王鼎”自不例外。其作为贵重的收藏品，进入内府。乾隆皇帝曾下令对皇家庋藏的青铜礼器展开整理，跨度长达44年，编纂一系列图谱，所得分别为《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合称“西清四鉴”。“四鉴”共收录11件清宫旧藏“文王鼎”。它们都带有“鲁公作文王尊彝”的铭文，形制俱为方体、平底，足部则不尽相同。一类以图2所示为代表，承袭北宋所见文王鼎夔形扁足的核心特质，正是高濂推崇的“飞龙脚文王鼎”。另一类以图3所示为代表，方体、柱足，与传统形象偏差较大，器铭颇似被“安置在其他不相*器上”。

得益于容赓、刘雨的鉴定，现今知晓11件“文王鼎”皆系赝品，绝非西周时期的器物——仅从纹饰上，就能看出没有丝毫古意，兽面纹经过变形与*，已显得活泼散漫。其中2件居然全身光素无纹，颇为奇怪。它们能够在清宫被视为上古子遗，体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的认知水平和观念。“四鉴”的纂修人员在考证中只留意文字，对器物的定名完全“照本宣科”式地服膺于铭文，不在乎造型、纹样的差异。在此必须强调，虽然理所应当将“文王鼎”倾向等同于带有“飞龙脚”者，但也不能排除在清代的认知中，它会呈现方体、柱足的样式，尤其是浮现在清宫档案里的“文王鼎”有仿自后者的可能。

走出宫廷，社会上亦有“文王鼎”收藏。清代成书的笑话集《笑林广记》里，就有一则笑话，说“一人最好古董，有持文王鼎求售者，以百金买之”。笑话的内容往往脍炙人口，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文王鼎”的收藏热度。乾嘉时期的封疆大吏阮元在为官之余，还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每摩挲一器”，辄“搨释一铭”，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有家藏亚形鲁公鼎、鲁公鼎器铭（图4、图5）——鲁公鼎实则“文王鼎”。阮氏称“西清古鉴美备极矣”，考论延续乾隆朝的成说，略作引申而已;道光年间，冯云鹏、冯云鹓兄弟集自家及友达所藏，编辑出版《金石索》一书。书中收录“飞龙脚文王鼎”一件（图6），注曰“鹓得是器，铭款文饰与博古图区同，惟彼器高八寸九分、重十三斤三两为不同耳，彼器于宋元祐时进入太庙，仲忽被腐儒之谤，其器未必之今尚存，今仿造者甚多，此器犹合古制，且带剥蚀，故录之”。看来，冯氏兄弟此处的见识要比“四鉴”的作者们和阮元都高明，指出仿品较多的现状，说明录入的依据，没有一味鼓吹，态度相对客观。事实上，在清代中期，已不乏有识之士指摘“文王鼎”的鱼龙混杂。姚元之说收藏家“见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为文王鼎，恐不免见牛呼戴、见马呼韩矣”，注意归注意，清代对器物真伪与年代的辨识能力终究有限，有为数不少的“文王鼎”纳入收藏序列，有别于那些本就清楚是仿制而予以使用的仿品，它们在当时的身份就是“真品”，凭人鉴藏、把玩，仿品是当代才给予的判定。

二、室内陈设

内府之中，不仅有“文王鼎”收藏，还有陈设。当然，陈设与收藏之间边界模糊，都是玩赏之物，角色可以灵活转换，但“古董”的数量毕竟不会过盛，陈设的主力应还是材质多样、专为仿古而作的“文王鼎”。乾隆皇帝就曾命工匠利用和田玉琢制“文王鼎”，并以诗纪之：商书曾重事师古，苏制每因俗斥今，足四耳双中绳墨，底铭身家效深沉，礼型既已传周鲁，图论何须泥旦禽，覩器设当思作者，如伤敢异视民心。

透过各项宫廷档案，能够发现在乾清宫两侧的昭仁殿与弘德殿，重华宫区域的崇敬殿，宁寿宫区域的养性殿、景福宫、倦勤斋、符望阁，毓庆宫区域的继德堂等地，都确实陈放过铜、玉、翡翠或珐琅等质地的“文王鼎”（图7～图10）。它亦进入到紫禁城以外的清代皇家行宫。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盛京保极殿内“描金黑漆琴桌一张”“上设青绿磁釉文王鼎一件（木作盖玉顶）”;乾隆六十年六月，“接得报上寄来信帖，内开五月二十八日将苏州送到青玉文王鼎一件（随配紫檀木座盖、玉顶）”呈览，奉旨“玉文王鼎在热河寝宫内换摆”。还有很多的“文王鼎”，虽未有准确的陈放地点，但均配有底座，应是用作陈设器，比如：乾隆四年六月，太监毛团交青绿文王鼎一件（随紫檀木盖，嵌玉），后由催总白世秀于本月二十一日“配得座持进”;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太监胡世杰交掐丝珐琅文王鼎一件，传旨“着配文雅座”。

这些用于陈设的“文王鼎”，可不是毫无实用功能的简单摆件。袁泉认为，宋元以来的仿古鼎彝是燕闲清赏的代表，有插花和蹴香两种实用功能。根据档案能判断，宫廷里的“文王鼎”大都带盖，不便插花，而现存文物之中（图11、图12），有器盖呈镂空状的，倒合焚香之用。此外，乾隆年间宫廷陈设的“文王鼎”，除了由清宫造办处制作、进呈，应有不少是通过王公大臣贡奉入宫，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果亲王弘瞻等宗亲，刑部尚书阿里衮、直隶总督袁守侗、福州将军新柱等臣僚，都有进献过“文王鼎”，包括铜、玉、珐琅、陶瓷等质地，其中庄亲王所进珐琅“文王鼎”，有“交三和看地方摆设”的记述——对于贡品，皇帝不是照单全收，云贵总督李侍尧、陕西巡抚雅德等人呈递的“文王鼎”就有被驳出。在乾嘉时期的《贡档进单》内，涉及“文王鼎”的内容达到400条以上，下属纷纷献纳，足见皇帝对此类器物的喜爱及其流行程度。

《红楼梦》中有达官显贵家中陈设“文王鼎”的场面。“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毯，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儿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筋、香盒，右边儿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鼎旁有匙、筋、香盒，看来仍是焚香用具。清宫旧藏一件《缂丝人物挂毯》（图13），系乾隆年间苏州为宫廷织作的窗户毯，挂毯的图案内容为岁朝图之属，是一个由近及远渐出景深的画面。画面后方的翘头案上，也设有“文王鼎”和“美人觚”，两者经常搭配使用。

三、文庙礼器

清代“文王鼎”充当文庙礼器的最早案例，可追溯到乾隆五年刊刻的《莱州府志》，“香炉九，范铜为之，两耳四足，制如文王鼎式，轻重不等，高一尺八寸、纵一尺六寸、横一尺二寸”。而后，它又出现在台郡文庙的祭祀活动中。自乾隆四十年四月起，到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止，蒋元枢任台湾知府。短短三年零两个月间，他推动当地多项公共建设，并修撰图书，图文并茂地展现政绩。其中就包括“修建圣庙”，整饬礼器，“明禋崇圣，典为至钜，庙廷礼乐诸器，自宜美备，庶足以昭崇敬而肃享祀。查台郡孔庙礼器皆用铅锡，已属质陋，而豆笾簠簋既非合度，且多未备。元枢谨按阙里制度，自吴中选匠设局，购铜鼓铸，备造礼乐各器，计用铜万余斤，运载来台，敬陈于庙，以昭明备而彰钜典”。礼器内有名为“鼎”者，方体、夔形扁足，具有“文王鼎”的显著特征（图14）。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皇帝“以热河文庙成，特颁内府所藏周时法物十件”“并附以祭器、乐器”。“法物十件”中，便有一件是“文王鼎”，彼时由藏品转作礼器，因被认为年代久远，有西周王者之风，遂超然于热河文庙的一般祭器，后者包括“笾一百八十六、豆一百八十六、簠四十六、簋四十六、铏二十四、灯一、鼠头罇一十八、爵一百三十二”。此后直到清末民初，云南黎县（旧称宁州府）的文庙还在将“文王鼎”用作礼器。

“文王鼎”之所以会充当文庙礼器，与清代帝王的锐意复古有着莫大关系。明代宫廷好用瓷质礼器。洪武二年（1369），礼部奏“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太祖从之。据王光尧的阐释，“除爵的形制和三代青铜彝器的造型吻合外，其余登、铏二器实则瓷碗，簠、簋、笾、豆四物则均为瓷盘，尊也就是常见的瓷罐。”清初祭器继续用瓷，乾隆皇帝追忆“我朝坛庙，陈设祭器，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雍正皇帝时有所更张，把曲阜孔庙的祭器易“瓷”以“铜”，“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见古先遗则”。乾隆皇帝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礼器变革，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他发布谕旨，“朕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自应悉仿古制，一体更正，以备隆仪，著大學士会同该部，稽核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敕所司敬谨制造，用光禋祀，称朕意焉。”刘璐认为，“这次对祭器的变革，为日后形成《礼器图》奠定了第一轮基础。”《礼器图》即《皇朝礼器图式》，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弘历撰写御制序言重申“前代以碗盘充数，朕则依古改之”。

四、余论

显然，就清代的情势而言，“文王鼎”的范围异常宽泛。形制、铭文俱服膺于《宣和博古图》所录原件的“文王鼎”，和铭同形异的“文王鼎”，都为“西清四鉴”所认证，无需赘言。从清宫档案及留存到今的文资料来看，“文王鼎”的材质多样，已是一类特定款式，堪称标志性的视觉符号。它如此出挑，以至于在清宫的建筑装修中也可见其形象（图15）。更有甚者，《西清古鉴》收有一件方体、夔形扁足的“晋姜鼎”，“容表定伪，仿宋”，刘雨断“铭文晚，器形早”，铭文与《宣和博古图》的晋姜鼎相差无几，形制则风马牛不相及（图16、图17），有理由怀疑它捏合了文王鼎的外形轮廓和晋姜鼎的铭文，是为求奇货可居的矫揉造作之物。

那么“文王鼎”本身何以备受青睐呢？张临生说“国人收藏古铜器向来偏爱具铭款者”，而“文王方鼎”的“款铭长短适中，铭文中无佶屈聱牙词汇，字字能解，成篇易通读”，更使它“受到好古者的青睐”“仿古者一则因铭短易铸，再则名气大易销售”。后来，许雅惠对于“文王鼎”受到青睐的原因作了“内容涉及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一点补充，即儒家道统谱系里的两位圣贤——周文王与周公旦。两家聚焦器铭，微言大义，着实不误，只是都忽视了器体形状的因素。夔形扁足鼎本就较为罕见，多出现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况且又是方鼎的制式，相比其他诸型，辨识度极高。

至于“文王鼎”于清代所反映的玩古与复古，其实殊途同归，都有尚古的基调。复古自不必说，着重来谈谈玩古。乾隆皇帝在《西清古鉴》的开篇便指出了“宣和博古一图播在艺苑，继之者有吕氏考古图，而外此纪载寂寥”的状况，即在《宣和博古图》《考古图》之后，少有对古物形制与款识的全面著录，于是他“爱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仿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以游艺之余功，寄鉴古之远思。”《西清古鉴》直承宋代的金石学著述，终清代一世，同类著作迭出，还有效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体例者，专门节录文字。因此“文王鼎”在清代以藏品的身份受到著录，这就是一种尚古的表现;而在《咏和田玉仿文王鼎》的诗文注解中，乾隆皇帝更吐露道：“向来苏州玉工每得玉材，相其形质竞出新样而不知其益入于俗，近颇斥之。此器命玉工一依西清古鉴内文王鼎式琢成，形方而双耳四足，通体饕餮象在雷纹中，及底镌铭词云鲁公作文王尊彝，庶几不违师古。”同样是对一件和田玉质的仿古器，他盛赞“不教俗手为新样，玩物仍存师古情。”乾隆所抨击的“新样”，大略是指彼时蔚然成风的苏、扬玉器，多加刻镂、装饰繁琐、炫耀奇巧、缺乏精纯质感、过于迁就材质、强调技术。为了纠正时弊，面对流俗的“新樣”，他主张即便玩赏，也要以古为师，这不正是尚古的态度么？曾经频频跃然纸上的“文王鼎”，如今却籍籍无名，大概是仿品横行而原器无踪的缘故。不论何时，判定真伪都是青铜器研究的前提条件，20世纪以来，得益于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对器物的分期断代能力得到飞速提升，很多器物经历了由“真”入“伪”的过程。身为伪器，仿品注定黯然失色。可仿品诚伪，并不代表毫无研究价值。今人眼中的仿品，也许是过去的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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