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悼红狐
本文是为解答用户崔月昊的提问而撰写。诸子百家入秦之后，除法家、农家、阴阳家外均遭遇秦火，最终诸子百家的去向怎样，都变成了什么人？悼红狐兄的雄文将为大家详细解答。
人们形容历史往往选用巨物景观做比喻，如长河洪流，又如巨轮大幕。因为人力在历史呼啸而来的当时，都显得不堪一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于是生出一种对命运和宏观走向无力把控的情绪。但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每个人在其中都发挥着作用，或潜或隐、或显或微。好比曹魏时期李康那样的人，一篇《运命论》对中国人的性格形成塑造伟力，自己却不甚显名。
之所以考察诸子源流，是因为秦的统一形成的冲击力，让旁观者的视野模糊起来。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要完成四步工作，才能揭开最后的谜底。
首先需要清楚地明白秦的统一究竟是何等规模的变化，然后，需要寻找到在此（秦统一）前后诸子百家的生存状态，另外，这个问题属于总纲式的发问，审题的结论是不具备直接回答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找到纲领问题内组成这一核心疑问的具体问题。相应地，工作的重点最后会转到如何选择并运用恰当的工具手段，对这些有回答基础的具体问题加以解决。
秦统一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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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变革的影响迅速触及所有人群，墨家的消亡、法家的勃兴、儒家的困厄、道家的蛰伏、农家的逍遥、杂家的彷徨，不过十余年，韩非子所谓的显学大宗都已销声匿迹。钱穆说，学术俯仰于权力。此言虽然令人绝望，但在很多时代确是如此，毕竟四体不勤的学者，是无法与明火执仗的威权相抗争的。而如何应对历史局势的迅速更易，这是周秦之际所有学派团体共同的课题。
在秦制的暴力之下，这些学说存亡的关键是能否演化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凡是在这一轮没能活下来的，日后的影响也就式微了。而能在适应中反客为主，对客体加以改造，则是儒家的本事，不管是行政上的外儒内法还是脑子里的外儒内道，它总能够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秦朝有志于消灭所有思想和思想家
先秦与秦以后的显著区别在于国体政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秦的国体是贵族共治体，中央由王室与诸侯共治，诸侯则由公侯与家臣共治。国家治理权主要在共治体内部进行分工，《左传》说卫献公“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就是此意。《孟子》说贵戚之卿对于君主可以“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废黜）。”听得齐宣王“勃然变色”，内心无数只草泥马呼啸而过。
贵族共治的国体下，国家政体则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的核心特点在于有限责任，王室的责任止于诸侯，而诸侯的责任止于卿相。周王室通过让渡权责，实现了名义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王臣却不包括诸侯家臣。
秦后的国体转为君主专制，政体随之变更为央地结构的郡县制。政令皆自上出，帝王口含天宪、乾纲独断。从结构上也很容易看出特征，封建制度是家国同构，因此，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才能顺理成章过渡到治国平天下。但郡县制度的特点是央地同构，政府架构的设置一以贯之。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强力集权的体制。
战国时代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激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全社会的生产力，盈余的资源却让国君能够使用灵活的手段消灭贵族、控制人民，社会财富的增加竟然催生了秦制。
所以，先秦的陪臣执国命属于统治集团内部各方势力的消长变化，而秦后的外戚权臣属于同一皇权附着主体的转移。表现形式差不多，但原理决然不同。一把秦火烧出两个世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同构异质，这算得上是上古中国的第三次剧变（第一次是夏启变家天下，第二次是商周革命去鬼事人，第三次就是秦的帝制统一）。
这样的微观证例，不仅见之于此，在诸子政论异见上同样可见，留待后文。总之，先秦与秦后的差异巨大，自秦统一开始，中华文明进入秦制时代，英雄及社会非体制化势力逐渐在秦制国家面前无法对抗，逐渐退出了政权层面的竞争，这基本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西汉游侠的消亡就是这一进程的反映）
秦以后诸子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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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找到先秦与秦后诸子学说的继承谱系，而这一时期对于诸子学说的整理评议，现成的材料只有六篇。分别是《庄子•天下篇》（前369年~前286年）、《荀子•非十二子》（前313年~前238年）、《韩非子•显学》（前280年~前233年）、《淮南子•要略》（前179年~前122年）、司马谈《六家要旨》（前165年~前91年）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前77年~92年）（下简称“六篇文献”）。
六篇文献按历史阶段能分成两组，《天下》《非十二子》《显学》断代在先秦，《要略》《六家要旨》、班志断代在两汉，其中班志是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节录本，并综合东汉秘府收藏情况加以增删。因此这六篇文献恰好能够连绵不绝，可以从前350年前后一直讲到公元23年，大差不大粗略估计，四百年学术史即赖以成章。
通读六篇文献，又能按照叙述角度分成两组，从《显学》开始，对于诸家评议的视角从基于学派转为基于政权，评议的目的从区分对错转变为有用无用的判断。到了班志，这个特征展现得登峰造极。无一家不可无用，最后剩小说家无甚功用，于是都不算“一”流。这才造成了班志九流十家的定论。
诸子百家在秦汉以后被重新塑造了
《天下》篇显示出一种建构的迹象，具体来说就是把社会诸态经过分类后，分别安置上一个总纲（《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但这种建构不专属于《天下》篇，《系辞》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相当于把“道术将为天下裂”换了一种说法讲出来。
秦汉以后，这种“既成”事实已经被人所接受，所以学者把努力用到了搞逆向工程上。希望变百家为一家，最终还原到太一大道上。《吕览》的目标是，“凡十二纪者，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要略》则说，“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连司马迁也曾许下宏愿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秦一统的天下秩序，想来也为学者们能找到诸子百家的“统一场论”提供了谜之信心。
从结构上看，各家的共识似乎趋于一致。即诸子百家都是源出一体，只是分工有别。但在秦制国家语境下，这一共识逐渐还是变味了。政体的秦制变革，既让非建制力量退出了政权主导权的争夺，也为它们限定了分工的领域。
《要略》著书二十篇的意图，不仅在于学术上的终极性探求，更在乎的是“帝王之道备矣”。更过分的是毛诗序和班志对于九流十家的溯源，近乎强迫症病犯。六艺诸子以下，家家派派都能在汉朝政府那里领到一个差事。儒家是司徒，道家是史官，阴阳家是钦天监，法家是理官，墨家是清庙之守，纵横家是行人之官，农家是农稷之官，连小说家这不入流的都可以认领一个稗官的职位，好似天庭对着孙悟空官封弼马温。总之，要齐齐整整，老老实实，按头制帽，各归其位，一决于上，不逾规制。
这当然不是班固个人的喜好，而是一种大一统秩序下的意识形态要求。秦制需要意识形态来装饰自己，现在就是安排的时候。所以，班志尊经贬子、尊儒贬诸子、尊文学贬方术，都是时事所需。
可见“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样的认识，先秦与秦后在事实认知上虽为同构，但在价值认知上却背道而驰。这又是一起同构异质的历史表征，作用在了诸子百家群像之上。
在先秦，它只是一种流传极广的观念，辗转于诸子百家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通识。就像尧舜禹的传说那样，是诸家共有的知识背景与观念底色，来源或许是久远的学术史记忆。但秦汉以来，局面丕变，诸子皆出于王官变作大一统的标准配置被放置，形相似而神不同，已是桃花人面各不识了。
按照班志最后统计的结果，除去儒家六经、小学等103家，九流十家流传下来的诸子图书共计189家，4324篇。其中墨家、名家二家举西汉二百一十年间无一新出，可见已亡。法家仅余一家，经七国之乱诛晁错，后继无人，亦亡。至王莽地皇四年，秘府所藏先秦诸子十家，纸面上看尚余七家。
诸子百家都有其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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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受教科书插图的误导，以为先秦诸子大部分都不富裕，个别人还很穷。当然也因为大佬们总在放烟雾弹，比如庄子隔三差五就炫耀自己家徒四壁，孔夫子曾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包括孟夫子也理直气壮地说“贫贱不能移”。但实际情况真的不是这样，搞学术本身就是件很昂贵的事，历来如此，哪怕到了今天，想要一辈子钻研学术，也绝非工薪家庭的常规考虑选项。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术不事生产，除非家里有矿，否则要考虑生计问题。二是学术存在竞高性，拜师学艺、博闻广知是刚需，这是一笔极其巨大的费用。但在先秦还有个大问题，就是书太贵。不书于简，则书于帛。以至于我读古书，根本不敢想象孔夫子删诗三千余篇，又删书至百篇，工作量倒还其次，主要是估算一下文书工作的成本，已经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先秦社会的生产力毕竟有限，国家的压迫又重，普通民众的基尼系数想必很高，免于饥饿的风险敞口显著扩大，预期收益受制于阶级，开展工作又耗资甚巨。从投产的经济效益看，搞学术绝非普通人所能痴心妄想的道路。
以诸子各家巨擘为例，孔子是殷贵族后裔，后来当过鲁国宰相级别的高官，其弟子非富即贵，甚至有子贡（端木赐）这种几千年都排得上号的巨富。老子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按级别也是正部级，居于深宫，衣食无忧。墨子，司马迁说他是宋之大夫，和宋襄公沾亲带故，是宋襄公之兄目夷的孙辈人物。后来还做了墨家组织的巨子，从物质生活方面考察，艰苦朴素主要是自我要求。庄子的落魄属于行为艺术，其朋友圈是宰相圈子。孟子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裔，见君王如烹小鲜，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邹穆公都是老交情，甚至还曾鄙视国家元首望之不似人君，相当傲娇。荀子曾三任战国最大的大学稷下学宫校长，后来倒了霉也是春申君的座上宾。
孔子等思想家至少都有一大段时间不贫穷
其余大名鼎鼎的各位诸子先生，如邓析、申不害、李悝、商鞅、韩非、惠施、邹衍、晏婴、公孙龙、孙武、吴起、苏秦、张仪、尉缭子、尸佼，无一不是拜将拜相。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六篇文献中各家兴替，可以从其财务基础的逻辑上先看小征候。毕竟秦火的到来只是各家不可控的大环境，在此之前及之后，自身如何周旋发展才是眼前的实际问题，如果财务可持续性很糟糕，恐怕不待秦火，就已经自身难保。反之，诸家学派也绝非只可能遭受秦火一次打击。比如儒家，孔子去世后，鲁国的实际权力归属者、孔子的政敌、三桓之一的叔孙武叔就企图通过攻击孔子打击儒家。
从这个角度开启思考的进路，可以挖掘出一系列鲜为人所注意到的问题用以考察先秦诸家的发展形态与经济特点，这对秦后诸子百家的遭遇有着非凡的启示意义。这些问题如同拼图，每拼合上一块，都会让真相露出一角。
《显学》篇所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墨既然能够侧身显学，声势既大、门徒众多，其财力保障从何而来？墨家既为显学，且盘踞秦、齐、楚三个超级大国，相互同气连枝，为什么入秦后却极速消亡？儒家在西汉建国百年间，是如何隐忍？后来又凭借什么翻身？自老子、关尹、文子之后，三百年间，道家的嫡系大宗究竟是谁？庄子《天下》篇为什么谈的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纲领？法家作为后起晚近学派，如何做到异军突起？名家“苛察缴绕”，其真实意图究竟为何？阴阳家选择与儒家合流，寄生者与宿主各取何需？道家一变而为道教，是否有所师法？
前三家与后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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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讨论前，先回顾一下上三节解决的核心问题。
首节解决的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进入秦朝后，国家社会快速向集权的形态转变，体制化天下逐渐从《周礼》九服的想象变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急速提升与社会组织的体制化改造互为作用，最后吊诡的催生了秦制。
第二节通过六篇文献，基本上可以获知诸子百家入秦前后的存亡以及形态，大抵可以为推测各家入秦后的境况圈定下最终范围，不至于让后续的行文天马行空荒腔走板。
第三节想要揭示的问题是经典化的学术史论述，只能提供思想主张的沿革及学派传承的谱系，却不能很好地解决诸子各家生存状态的问题，这对探明各家遭遇秦火前后的历程极为不利。挖掘六篇文献中诸家样貌，可以为逆推诸家生存的实际情况提供依据。
基于上述宏观层面的讨论，接下来将利用两节的篇幅，一是中观层面分类分期解决诸子百家入秦前的姿态，二是微观层面上最终回答各家的历史归宿。九流十家中，农家及小说家是偏门小宗，除农家的重农主义曾在各派间被广泛议论，没有更多的论点称显于世。其余八家的大致情况如下：
最早兴起的是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与老子同时，则有函谷关内强留《道德经》的关尹，以及老子弟子文子。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执掌王室典籍。老子的离去是百家溯源王官之学的源头，也是道术将裂时刻最后的象征。
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后世学者否认老先于孔。但近二十年所出简帛壁画，大概不支持这样的说法。郭店简把《老子》文本成熟的时代上移至战国中期，海昏侯墓则有出子问老子的绘图。
如龙之老子
自孔子始，私学纷起，六艺流播。孔子歿后，则有七十子。班志所形成的经典观念是，仲尼没而微言绝，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这才迎来了诸子争鸣的时代。
“墨翟，宋之大夫”，“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子的学生、继任巨子禽滑釐“受业于子夏之伦”。可见，以学术谱系论，墨子和子夏、子贡是同辈人，禽滑釐等人则是子思同辈人。
名家的先驱邓析为郑国大夫，子产铸刑鼎，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政，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邓析之后，名家滥觞于公孙龙、惠施，各家皆深厌之。《天下》篇说“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非十二子》说“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
纵横家在班志中最远仅追及至苏秦，但按照《史记》记载，苏秦师从鬼谷子，则纵横家的上限可追到战国中期。另据《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比之鬼谷子的纵横捭阖，尤更胜之。
法家成型于吴起，“受业于子夏之伦”。后继者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史记索隐》说“伯阳立教，清净无为。庄蒙栩栩，申害卑卑。”基本判明了法家出自道家，为道家别宗，韩非子有《解老》《喻老》。
杂家汇通百家，“通九野，径十门”，思想驳杂，不能以流派计，属于稷下学宫的产物。《管子》《吕览》为先导，而《淮南子》殿后。
阴阳家的流行已晚近至战国末，以邹衍为大宗师。但有意思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曾评论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所以，齐国稷下的学风大抵如是。
八家可分为两类，较早的一批是道、儒、墨三家，代表人物主要是道家的老子、关尹、文子，儒家的孔子、子贡、子夏、子游，墨家的墨子、禽滑厘等，时间上限在前570年，下限不超过前400年。
至汉兴，三家已传均不低于三百年，传承已达六七代。如《公羊传》自子夏之后，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五代，而到汉初胡毋生。又如《易》，《史记》记载“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六世至齐人田何，而汉兴”。
这样长的传承维系，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汉高祖刘邦*项羽之后，重兵包围了曲阜，“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感叹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可见战国末期至汉初的时代，这三四十年的过程中，儒家依旧维持了颇具规模的学派团体。
墨家也是如此，《天下》篇说，墨家弟子“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淮南子》的记载更令人震惊，“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除墨翟外，墨家可考的钜子还有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腹䵍等四人，到了腹䵍已经是秦惠文王的时代，距离秦始皇统一六国不足百年。
换言之，以儒家的规模规制、墨家的雷厉风行，当然可以认定，这两家早已完成了组织化进程。换言之，战国后期两百年加速的社会体制化发展趋势，在儒、墨身上能看到积极的响应。正是体制化赋予了儒、墨传承不绝的力量，里面自然也包括源源不断的财务支持。
从文献上看，墨家的组织力主要来源自宗教式的社团组织。墨家是典型的精神驱动型团体，有着极为高标的纪律观和大禹原教旨道德主义，墨家理论以“天志”的不可辩性为基石，形成价值超越，然后桥接以“明鬼”，将天道接引至人间，并由此展开社会组织主张（尚贤尚同）、程序主张（墨辩、三表法）、艺术主张（非乐）、社会风俗改革（节用节葬）等庞大的国家治理系统。由于存在价值指向上的终极属性，墨家强烈的宗教性与约束性显得至为突出。（大司马按：墨家的逻辑虽能勉强自洽但基础太脆弱，理论水平不高。）
儒家的组织力主要来源于政权及商业组织。
对于政权的影响，一大途径就是培育“王者师”。儒家历来有偏向实用主义的一面，荀子评价孔夫子为“圣之时者”，既要因时而变，与时偕行。又是急于用世、勇于立功，如“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加之独擅六艺、布宪春秋，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权合法性解释权。因此，在俘获王者方面颇有心得，“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孔子去世后，这一方针率先由子夏实践，实现了对魏国政权的影响。孟子曾对这一方针加以总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矣。”
另一方面，对于资本的使用则借重于子贡，孔子去世后，子贡“与时转货赀”“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闲”，“亿则屡中”，已然成了大财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关键在于子贡赚了大钱之后，并没有无度挥霍。而是“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
儒、墨两家正是顺应时势，精心构筑各自赖以存续的组织基础，才有三四百年不断发展壮大的硕硕成果。到法家急用世时，虽然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但儒墨仍然是当世显学，有着呼风唤雨的力量。
而与儒墨同期的道家却显得甚为落寞，老子、关尹之后，道家近乎于分崩离析。鬼谷苏秦分离成纵横家，申、韩脱离为法家，尹文匿迹于名家，杨朱自成一派。只有庄子、列子差强人意，可也是两百多年后的后学，上下百年内，不见师承，也不见弟子。在体制化组织改造的进程中，道家是缺席的。
除了老三家，较晚出的是后五家。分别是名家、纵横家、法家、杂家和阴阳家，时间上限不超过前四世纪，大部分人活跃在前350年至前220年这百余年间，主要代表人物是名家的惠施、公孙龙、尹文等，纵横家的苏秦、张仪、庞煖等，法家的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等，杂家的尸佼、尉缭、吕不韦等，阴阳家的邹衍、邹奭、南公、闾丘等。
与老三家发展壮大的环境不同，后五家活跃的时代，社会动荡愈发激烈。进入战国，垄作法、杂交种植、轮作法迅速普及，生产快速提升，青铜弩机、钢铁冶炼技术被发明，武器攻击力得到实质性改善。桂陵之战后，魏国衰落，退出争霸格局。战国时代进入齐秦争霸，前318年山东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前312年楚国强国地位瓦解，前260年长平之战。整个局势快速演变，促使各国进入效率对抗性竞争阶段，各国集权快速得到加强，作为非建制力量的后起者各家已无暇建构自己的组织体系。要么进入官学系统，如稷下学宫；要么分散于各国政府，如法家在各国陆续变法。
在各国程度不一的集权过程中，非建制力量的组织化机会只存在于有限的时间窗口之内，一旦公权力完成体制化，其他非建制力量就会被迫害打击，再也没有自发建构组织的机会了。后五家由于其后起，从可能性与实用性上，都已不存在高度组织化的可能，所以他们多作为个人来参与政治。
另外，后五家的理论及师承，几乎全部来源于老三家。墨家与儒家有一定关联，阴阳家是儒家的依附。法家、名家、杂家、纵横家皆是道家的余绪。他们既缺乏穿越历史周期的资源积累与获取能力（如儒家），也不具备终极价值的眼界与执守（如道家），所谋者急功近利，不论是从现实的可能性还是理论的完备性，都不具备高度组织化的条件。
诸子百家最后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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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诸子百家的归宿，先解决农家和小说家的问题。
小说家。班志记载，“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至前后汉为赋，魏晋则为志怪，隋唐则为传奇，宋元则为话本，明清复归本名小说。
农家。秦始皇二十六年，六国毕，四海一。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诏请“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班志记农九家，汉代独占六家。
接下来，既然以“后五家”为“老三家”之源流，因此，欲解决名家、纵横家、法家、杂家和阴阳家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道家、儒家、墨家的问题。
道家。道家最古，但没能顺利向组织化转型。错失组织化的原因，大概率是受王子朝之乱的影响。前519年，周王室王子朝为乱，占领王城，自称周王。周敬王流寓在外，退守王城东郊狄泉。双方混战三年之久，才由赵简子率领晋师平定王城。“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既然周王室的典籍悉数被洗劫一空而被掠到了楚国，那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想必也只有下岗一条路。《庄子》记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可见老子确实已经失业，而此时《道德经》还没有被写出。
换言之，道家学派从老子开始，就没有能够保存下本学派所需的研究资料。而学派经典诞生之时，就是老子“莫知其所终”之日，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壮大了。
老子之后，道家分崩离析，正源委顿，散为纵横、刑名、杨朱、庄、杂五脉。就像饿死的骆驼，被一群财狼分食。
汉初七十年，以道法调和的黄老之术为意识形态，源出刑名，主要人物是陈平、黄生、安丘生等。好在儒家帮忙存下了《易》，《道德经》也没有散佚，加上《庄子》。东汉以后，道家师法佛教和儒家，利用宗教结构得以还魂，出现了道教。道教建立后，以三玄为中心，玄学义理在魏晋时兴盛一时，代表人物有王弼、向秀、郭象、陶渊明等。体制化的道教则依托宫观仪轨系统存续，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人物，如葛洪、寇谦之、魏华存、黄初平等。
儒家。儒家建制悠久、积累深厚，是法家最强劲的意识形态争夺者。秦统一后，儒家受到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以巩固法家的地位，让法家为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权力统一思想。
这个时期，儒家学团的传承遭到毁灭性打击，乐经就此失传，六经变为五经。诗、书、礼、春秋各经都文本湮灭，靠老儒生背诵记忆存续，章句失漏无算。《尚书》传自伏生，老头传书时已九十高龄，口授由大小夏侯所记29篇，另有古文出孔壁。《诗经》四家，齐诗出自辕固生，鲁诗出自申培公，韩诗出自韩婴，毛诗出自毛亨。《礼》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又有孔壁出书和河间本，后经大戴（戴德）礼、小戴（戴圣）礼而为今文学派。《春秋》五家，《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后两种亡佚。
西汉时，依据各家所传，西汉政府分别立五经博士。儒生们东汉为经师，如董仲舒、何休、郑玄等，唐宋为高官，如孔潁达、韩愈、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又为大儒，如朱熹、程颐、程颢、张载、周敦颐等。明清为学者宗师，如王阳明、戴震等。
但儒家入秦遭受重创，政商两失，与法家争而一败。汉初，与黄老争而二败。汉武帝时，董仲舒以“王者师”的旧路，起衰复振，可已处处受制于皇权，不能再如战国时代那样自如显赫。汉宣帝曾挑破其中的利害关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以儒家为表来粉饰刑名黄老之术的实质，自然不会让儒家满意。所以，儒生以谶纬预言命理阴阳，争取资源，以制衡秦制国家。随着佛教内传，道教扩张，谶纬神学的资源才逐渐萎缩，但依然能够干预政治，直至被隋炀帝彻底禁绝，延续了五百余年。
有意思的是，儒家与皇权的合作始终处在角力博弈的过程中，且打且和，强时共治，弱时牵制，始终没有放弃反抗。先有天人之说，又有谶纬之术。入唐后，又通过科举制度培育文官集团，在政治上争取主导权，这总是走“王者师”的路子。而皇权有暴力为后盾，对儒家的有限反抗也不允许，反复强化自己的权力，把集权搞到了极致，让文官集团彻底丧失了制衡的能力。在帝制转向共和国体的时候，儒家依然活跃，假《公羊》而论革命、借《孟子》而倡民权、用《大乘起信论》转出自由民主，这种数千年而不坠的韧性与毅力，不唯九流十家，恐怕揆诸全世界的学派，也是独此一家。
墨家。墨子死后，墨家分为齐墨、楚墨与秦墨，以钜子为核心。按照《显学》提供的线索，战国后期，儒家、墨家都已发展成了显学。显学声势广大而门徒众多，墨子曾受学于儒家，其理念与儒家针锋相对。儒家罕言天道，墨门阐发天志；儒家不语乱神，墨门明鬼；儒家讲礼乐，墨门讲非乐；儒家讲尊尊，墨门讲尚贤；儒家讲亲亲，墨门讲兼爱；儒家视死如生，墨门节用节葬。儒家法先王，墨门三表法。
墨家作为最具备实体特征的组织，按照何炳棣的研究，深度参与了战国中后期各国的图强运动，以充分张扬他们非攻的理念。何先生甚至认为秦献公曾启用墨家“从事”派广泛参与秦国各级军政组织的建设，墨家为政府所利用，却无力对抗“统一集权中央化的政治洪流”。墨家是否参与了秦国的建设，是件不确知的事情。但墨家毁于秦手，恐怕是比焚书坑儒更加隐秘而确实的事情。
究其实在秦朝立国当时，儒家只对法家形成意识形态威胁，而在政商两处，却都可堪利用，不然也不至于统一八年后才动手迫害儒家，而墨家则完全不同。墨家的力量来源于组织力量，却未必会走上层路线。这正是新帝国的肘腋之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墨家最大的失误，恐怕是没有能够在乱世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否则未必没有南越国那样的境遇。
《非十二子》对墨家的评价中有一句看得人后背发冷，荀子说墨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荀子虽是儒家，但与主流儒家相异，在政治观是统一集权的拥趸，不然也教不出韩非、李斯这样的学生。墨家所讲的尚同，结构上也表现为权力集中，但墨家的集中却需要经过“组织程序”。上要符合天志，下要满足三表法，过程还需要由里入乡、由乡入国，然后由国进于天下，这是一个层层传递的系统（大司马按：墨家之天志晦暗难明，其理论虽自洽但基础极不坚实），与荀子所指“国家之权称”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对举墨、法两家，又见同构异质。
不过，对于墨家的清剿恐怕是一个预谋甚久、布置甚密的行动，甚至比处置六国遗民的优先级还高。也有可能是七雄的联合行动，六国乞和于秦的条件。但无论怎么说，迟至始皇三十四年，墨家已经完全湮灭无闻。墨子成为了道教的神仙，班志记载《墨子》七十一篇被悉数归入道藏，东汉以降亡九篇，宋以来再亡九篇，今本尚存53篇。
最后，要处理后五家的问题了，有了老三家的答案，后五家就简单得多。
名家。名家源自郑国，为辩难成文法而生，其意图在于掌控各国立法的解释权，介入各国政治系统。秦汉易代后，成文法被视作“秦苛法”，汉武帝独尊儒术，诉讼以“无讼”为目标，司法以春秋决狱，裁判原心定罪。至此，名家已无用武之地。班志所载名家，无一出自秦汉。
阴阳家。阴阳家比附五德始终，又论太一。到西汉时，附儒术以传，并在东汉儒家神道设教时，大放异彩。阴阳家的理论，如今还在兴盛，多散落到了堪舆、风水之中。
纵横家。国家一统，已经没有了使者往来奔走的空间。班志所载秦汉以后的纵横家，如蒯彻、邹阳、主父偃、徐乐、严安、聊苍诸辈，已经变成了政府内设官僚，纵横家群体被政府建制所完全吸收。后世能比附纵横家的，大概类似大忽悠沈惟敬之徒。
杂家。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李零说属于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如果采用这个说法，那这一派恐怕是九流十家中最显赫的。其后世的代表人物有魏文帝曹丕，他令桓范等人编过《皇览》；梁武帝萧衍，代表作《华林遍略》；唐高祖李渊，诏编《艺文类聚》；唐高宗李治，诏编《文馆词林》；还有宋太宗赵光义，诏编《太平御览》；宋真宗赵恒，诏编《府册元龟》；自然更少不了大名鼎鼎的朱棣，诏编《永乐大典》；清圣祖康熙，诏编《古今图书集成》和哪都有他的清高宗乾隆《四库全书》。这么一排列，杂家拥抱体制是最彻底的，可以改名叫皇帝派。
皇帝都喜欢用杂家的手段给自己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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