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东黎（中国林业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思考、猜测着西双版纳野象北移的动机和目的。
它们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食物？是头象迷失了方向？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今后，类似的迁移会不会成为常态？这次大象的出走又带给我们人类哪些启迪？
摄影：邱开培
摄影：沈庆仲
摄影：沈庆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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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
2020年3月，生活在西双版纳的15头亚洲象，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踏上终点未知的漫漫长路。
它们是勐养保护区里赫赫有名的“断鼻家族”。它们从密林中走来，也是从洪荒时代走出，步履间依然留存着荒野王者的气度。它们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天敌的动物，除了人类。它们穿越密林，一路向北，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迁徙能力之强令人咋舌。
专家学者们也无法精准判断象群北上的终点在何处，气候、食物、水源能支持它们走到哪里，一切都需要一步步地监测、评估。
行进在海拔爬升的路途中，其间两头小象出生，三头折返。最终野象在2021年6月2日晚间，历史性地抵达昆明地界。在人类的谋划推动下，这群大象一路南下，8月8日，跨过玉溪元江大桥。故园湿热葱茏的密林就在前方，这场历时一年半的奇幻旅程迎来终点，人象平安。经历了漫长的流浪，万物复归原位，各得其所。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思考、猜测着野象北移的动机和目的。
它们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食物？是头象迷失了方向？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今后，类似的迁移会不会成为常态？
也有可能是野生大象固有迁徙本能的一次觉醒？毕竟，亚洲象迁移扩散，自古以来都是常见现象。
野生动物有迁徙本能。鸟类也在迁徙，非洲大草原的很多哺乳动物也在迁徙，还有更多体型更小、更不引人注目的野生动物，都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在非洲草原上，在干旱季节，野象也会往水草丰美的地方迁徙。一旦动物失去迁移能力，种群生存力会快速下降，严重时甚至可能局部灭绝。
引起动物扩散的原因很多,包括食物资源出现短缺，在社群和领域中处于劣势的个体被驱逐，幼仔长大被亲代驱逐，躲避天敌，追寻配偶，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反常变化（如生境灾变或环境污染等），分分合合，有进有退是种群行为的常态，它们只是延续着自然界持续千百万年的野性、自由和被生存本能完全驱动的单纯。
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在其《大象的退却》中，通过一个动物种群（亚洲象）的迁移管窥中国环境史，让人们意识到，大象跨越数千年、从东北撤向西南的退却之路，对应了森林和植被的变迁，正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与华夏民族定居范围扩大和农业生产集约化几乎同步。
参与了大象北巡的具体工作，我对伊懋可的思想和观点有了新的领悟。如果把野生动物的迁移和扩散，简单地归结为人象之争或环境破坏，有趋于偏激而背离客观真实之虞，尽管这种可能也确实存在。
生命的故事是复杂的、多样化的、出乎意料的，并不完全是等着隔代的有心人前来串起的零散片段。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的行为一定是在各种相互制约的力量平衡作用下呈现出来的结果。
前寻：在历史云烟的深处
所有异象都有因果，有漫长的时间线。我试图回顾大象迁移的历史，努力看清它们本不为人类所熟知与关切的命运。
大象也被视为“魅力型大型动物”，自古就备受宫廷、显贵的恩宠，具有相当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明清玉器古玩中“太瓶有象”这样的祥瑞图案，谐音“太平有象”，是对国泰民安的优雅祝福。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庙宇、殿堂、皇家陵墓等，也常用象作为装饰。
上古时期的舜帝，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就叫象。它曾经屡次陷害舜，后来却被舜的道德力量所折服，最终“舜封象于有鼻”（《汉书》）。应该说，这则神话隐晦地反映了人与野象斗争的过程。舜感化象，实际上讲的就是人类驯服野象的历史。在后世民间，这个传说还进一步成为舜帝“孝感动天”的象征，“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
“驯化本就是一个共生的过程，是动物和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莱恩·费根：《亲密关系：动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驯化后的野象极为忠诚，它们任劳任怨，表现出非比寻常的亲人类甚至亲社会性。象足踩踏农田、象鼻汲水洒地，比之耕牛，能大大提高耕作效率。比之“老虎与人”，人与象更能成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的上古缩影。那时，华夏先民和亚洲象，都生活在合适的位置，并由此铺陈开有机、连续、动态发展的交往历程。
在雨林中，象群会推开高大的乔木，开辟林窗，寻找合适的食物。
大象的智商相当于6至8岁的人类孩童，它们能精准记住大面积区域内食物和水源的位置。它们有着独特的思维能力，记忆是它们的地图，经验是它们的智慧。大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留下粪便，荒野中迷路的人类也会受益，他们沿着粪便走，就能找到水源。
大象生性天真，极具智慧，如藏牙、役鼻、泣子、哀雌等，这些习性无不显示出很高的灵性。它们与人有交流感应，能领悟人的意图，也具有知恩图报的意识。
“有野象为猎人所射，来姑前，姑为拔箭，其后每至斋时，即衔莲藕以献姑。”（《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为出之，象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类似这样以象牙报恩的记载有很多。象牙在历代均属珍产，与明玑、翠羽、犀角、玳瑁、异香、美木并称，很有趣的是，大象居然能认识到，象牙是人类需要和喜欢的东西。大象有将自己的蜕牙埋藏于地的习惯。将猎人引至一处，之后尽出“所藏之牙”，这样的情节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杜撰。
古人也认为象具有仁慈宽厚、朴实稳重、忠实正直的品质。《太平广记》中记载：“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这就又具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了。
森林中的退隐
森林在以农业为主的生产体系中，并不被看作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更何况它还暗藏了包括大象在内的伤害人畜、破坏庄稼的野兽，所以越来越多的森林变成了耕地。先秦以降，中原地区的森林因人类活动而逐渐消逝。加之连年战乱，出现了人与象争夺生存空间的情况，“猛象出没为患”“暴稻谷及园野”“食民苗稼”“践民田”之类的记载在史料中不绝于缕，人类随之进行猎*，冲突周而复始，亚洲象的分布区域逐渐缩小。
大象所处的是更为复杂多样的野生环境，的确更有助于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与关联。
据《吕氏春秋》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还生活着众多大象。另外，河南省的简称“豫”字，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不过按伊懋可考证，在周代时，大象就已经从河南北部，退到了淮河北岸。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气候变迁的影响。在西周时期，气候还比较温暖，大象在中原地区相当活跃，然后气候逐渐趋向寒冷，直到两晋时期达到冷期的极值，然后开始回暖，到唐朝时有个小温期，在长安还可以看到橘树，之后一直趋冷，直到明朝达到了峰值。
唐代是大象从长江流域消失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唐人笔记小说中我们看到长江流域有象出没的记载，但实际上在隋唐时期，象广泛生存的地区，已经主要集中在岭南、云南和安南一带了。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见安成安复”（《宋书·符瑞志中》）；“永明十一年，白象九头见武昌”（《南齐书·祥瑞志》），“天监六年春三月庚申，陨霜*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邺”（《南史·武帝纪上》）。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大象从长江流域的黄阪县（现武汉一带）出发，经过长距离的漫游和迁移，到达了南阳盆地，其间甚至在江北的南阳县过冬。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又有大象漫游至京师开封，最终被捕获，饲养于玉津园中。以上两例均发生在宋代农业开发力度加剧的时期。当时亚洲象在长江流域已极为罕见，游走迹象也并不活跃，以至于几个特例便被写入正史。
明朝万历年间，曾经出任云南参政的福建人谢肇淛，在记录风物掌故的《五杂俎》中曾写过：“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
清晚期后，珠江流域的亚洲象趋于灭绝。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变化也是在连续逐渐积累中生成的。到19世纪30年代，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野象灭绝。从此，野象退缩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
版纳是古代“百越”的一部分，亦谓“滇越”。“百越”曾有“乘象国”之称，如今又成为亚洲象最后的世界。
这样看，大象的确是一路退却的。如此庞然大物，如此强势的物种，在与人类的斗争中逐渐败退，退出了人烟稠密的人类生存区域。它们躲避弓弩，躲避兽夹，躲避锯断它们牙齿的利刃，躲避冰冷的铁笼，最后反正是见人就躲，也有少数情况之下，它们会发起凶猛的集团式的绝地反击。严酷的环境抑制了生命的繁殖力量，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
正如伊懋可所言，中国环境变迁不应只在自然科学因素，“大象的退却”所反映的环境变迁历史机制，其实非常复杂，“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通过不同地理条件、不同历史分期人与动物的多元互动，来观察和分析历史，能让我们在迟滞的时光之河中，看到缓慢变化的力量，一点点冲刷着古老帝国的沧桑容貌。
荒野上的环境史
有时会想，大象从雨林出发，向人烟辐辏的大城市进发，最终重返家园，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佛家公案。它们风尘仆仆的行者姿态，像极了在人类居住区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苦修者与摆渡人。
“道”者，道也。在云南的深谷中，大象走过的地方都成了一片开阔地。它们在雨林中开榛辟莽，断树扯藤，闯出的通道即为“象道”。
在保护区内，森林保护力度增大的同时，也带来了高大乔木，这从来不是大象的食物。植物发展得太好，顶冠层高大树木形成了很高的郁闭度，影响了大象赖以维生的食物。在丛林里，大象会本能地推倒几十厘米高的树木，不让这块地方成林。对它们而言，林木不能太密。太阳基本照不进去的那些地方，大象是不会去的，进去了也要开路。
在旱季时，它们一边行走，一边用脚、鼻、牙齿随处挖掘，在干旱河床上寻找湿润土壤。它们行走时形成的巨大脚印，成为其他小型动物使用的小型水源地。
它们大开大合，席地幕天，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信步由缰，走州过县如若等闲。烟波微茫，云霞明灭，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徐徐变幻。中华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就藏在恍惚混沌的“象”里。
环境一词典出《元史·余阙传》：“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砦，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原本的含义是“环绕居住地”。环境史有时被称为“荒野中兴起的史学”。如伊懋可所说，“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类，选择了不同的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激进的环境复古主义立场，避免令人消沉沮丧的环境原罪论，以及东方主义的偏仄视角；不必执拗地认为人类自诞生以来，或是在某种文化传统之下，只能一直对环境施加恶的影响。从现在的情况看，人类多少是怀着一点负罪的心态，已经在努力尝试修补与野象的关系，多少也突破了一些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
大象北行引发浪潮般的爱心与关怀，也让我们确信，中国环境史并不等同于“中国环境的破坏史”，而那些关于中国农民与大象无法共处、中国人等同于“环境的破坏者”、中国文化中对环境保护的感知与实际行动会永远割裂等论断，绝不是事实。大象北移事件后，我相信，未来人们会看到一个耳目一新的中国环境史，它将是动态的、变易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亚洲象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非法猎*、栖息地减少等原因，亚洲象的数量在过去一百年里下降了90%。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亚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人们都也希望，大象从此找到了自己的家园，从此不再退却，而是能随心所往，恬然安居。
我们至今仍还没真正弄清楚从无机到有机决定人类今天的关键一环。人不可能冲破围困自己的环境樊篱以及漫长的地质时间去认识世界，从而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人都超不出他所在的自然环境，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这也是生活”》）。这正是环境史的要义，正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有一种造化的力量在塑造自然，这个力量就是共生，共生的原则就是互利。蝼蚁稊稗，无处不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纯粹的人类时刻，万千物种共同出演着大自然导演的生命大戏。
寻归家园
对于这次出走的象群而言，它们从始至终均在监测范围内，一路有人照料，没有食物匮乏之虞。相比于森林中的食材，人类一路提供的农作物热量更高，也更可口。不止“断鼻家族”这个象群，云南亚洲象整体都在人类的宠爱下，正在逐渐改变食性。这是一个多少令人有些苦恼又难以改变的事实。
“人象平安”。在这个夏天里，可以说字字千钧，浸透着很多很多人的心血与汗水和分毫不敢松懈的努力。
诱导象群回归，目前似乎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回到保护区，它们可能仍然要面临食物短缺、栖息地不足的问题，也许有一天，它们会心血来潮，再度出发，去寻找新的栖息地。
休谟说，没有一个科学家有能力从逻辑证实，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升起。没有人能够决定下一次象群迁徙的起点，但爱心与关怀，最终将决定它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随着生态环境进一步趋好，亚洲象种群仍将继续增长，它们需要更大更适宜的“家”。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是地球北回归线沙漠带上极为难得的一块绿洲，被称为动植物基因库，庇护着万千动物与人类。在走过漫长时光后回望，或许，这里将是无数个生灵故事迁移、扩散或流浪的起点。潮湿的河谷弥散着夏天的味道，月光宁静，溪流清澈，仿佛梦里家园。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我在这片湿润多雨、植被繁茂的土地上行走，到处都是高耸的山脉与密集的河流。我感受着岁月深处的苍郁气息，感受着千年以来亚洲象向着这里不停迈动的脚步，葱茏与清澈的风景之中，心里非常静谧。
亚洲象对空间的需求和它们的食量一样巨大。人类在设立保护区过程中，可能忽略了缓冲区的建设。现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由勐养、勐仑、勐腊、尚勇、曼稿5个子保护区组成，村庄夹杂其中，人口非常密集，高速公路、水电站、电网设施横贯而过，人象混居的状态隐藏着冲突和风险。经济林大面积种植，提高了森林覆盖率，但却侵蚀原有天然林，加剧着动物栖息地碎片化。这个也是事实。
云南的高天流云之下，有着丰饶神秘的物种优势和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整体性相辅相成。尽快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把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划到国家公园里，为亚洲象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应是亚洲象保护最优的一种方案。
秋意深沉
半轮新月之下，巨象之蹼沉重如封印，四野瞑寂无声。人类一步步收敛自己的*，丛林里的动物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
大象是陆地动物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以其自主能动性、长期与人类密切互动等特点，成功地将全球观者的视线引到山林薮泽，让我们在对自然的沉思中，重新把握世界的真实容貌。在大象沉稳缓慢的步履中，人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模式正在悄然更改。
三月出野外，八月归故里。秋天又来了。2020年一群野生亚洲大象，怀着某种令人困惑的隐秘目的，在宁静的山野上跋涉，寻找属于它们的乐园，去完成不为人知的使命。遥遥一千多公里、历时一年半的漫漫长途，最后在人类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引领下，在无数人的牵挂和惦记中、在不舍昼夜地守护下重返故乡——这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浪漫礼赞。
尽管，大象返乡也许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1904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来到爱默生的故乡康科德河畔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撒落在我身上的不是红叶，而是爱默生的精神。”我们对万类生灵的善意，就如那漫天飞舞的红叶，化生在自然里，化生在某种精神里，如同鱼出生于水中并适应水。
我们常说感谢大自然的恩惠与赐予，事实上水、空气和阳光，并不是大自然的馈赠，而是人类诞生时的先天与先决条件。
甲骨文中的“象”字，是象形字，形似大象的形状，后来人们逐渐将“象”字延伸，指代大象及其生活环境，随着时日久深，再进一步成为大象存在的整个有机生态系统的象征，常与混沌的自然界并称，直到抽象出精神领域的“显象”“象征”“大象无形”这样的自然哲学思想，被引申为大道、常理、自然规律。
《老子》有云：“执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象，道也。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移心归往之。”华夏民族十分重视观察天象，“观象”在中国古代，是关系社会治乱的大事，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有时“象”亦指气象现象，比如自然四季的宏阔轮回。
芦叶黄了，在风中酥脆干响，和风渐渐显露锋芒。秋水明净、秋空寥廓，万物盛衰彰显出自然轮回的本能。季节时间本质上就是心理时间，深沉的秋意唤起了人们深切的反省，四时在变幻，日月消长，正如流光飞舞，不可逆转。然而四季又在回转，绵延不尽，所以落花流水尽可两两相忘，付诸天意，反正未来可期。在这个重新降临的秋天，让我们一起领悟与感受，人与自然世界之间，价值与情感的核心究竟存在何方。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随心所往，万类自由。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8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