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油画。李宗津绘制
朱自清，新文学诗歌和散文大家，著名学者，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春》等作品是新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1940年夏季至1946年夏季，他断断续续在成都度过了一段清贫而忙碌的时光。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同济大学等渐次南迁，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38年7月至9月，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月薪水为360元，实领267元。1940年3月25日，他不得不向吴宓借款300元以解燃眉之急，5月31日赶紧归还。
朱自清日记里，不断出现大量借款的记载。1940年的昆明、蒙自物价飞涨，校方给教师的工资也只能打折，教授们不得不签署稿酬律令，以米直接折算稿酬。朱家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了，扬州一地还有父亲和几个孩子要赡养，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大后方成都的物价比昆明便宜，夫妻俩商量后决定举家赴成都。当时，为凑足家人到成都的路费，朱自清把他从英国带给陈竹隐的礼物——留声机和2张唱片，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旧货铺，全家才得以回到蓉城。
陈竹隐回成都
住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
宋公桥和报恩寺原是成都的古迹，临近沉默的锦江，与望江楼隔江对峙。清代末期此处街道形成，逐渐成为宋公桥街（南起古佛寺街，北止化城寺街南口），具体位置在今天452空军医院大门右侧“江东民居”一带。
明朝初年，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大学者宋濂，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而获罪，全家被朱元璋贬四川茂州（今四川茂县），途中宋濂病故于夔州（今重庆奉节）。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因感宋濂系开国功臣，乃将宋墓迁到华阳县。成化年间，蜀惠王又将其迁葬于成都净居寺侧，净居寺又名报恩寺，祀以宋濂，故有报恩寺街。
宋墓之南有一座桥，后人亦因之称之为宋公桥。顺治三年，“大西皇帝”张献忠退出成都，报恩寺毁于兵燹。成都荒废18年后，重新建城，到清乾隆年间，在寺址建有以宋濂之号为名的潜溪书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凭吊报恩寺遗址时曾有诗云：“报恩元古寺，小隐作茅堂。竹外无墙壁，花间得卧床。江声终日在，云意坐时凉。何必寻丘壑，郊原乐事长。”可见旧时的报恩寺一带是江郊野趣盎然、景色宜人的去处。加上临近锦江码头，那里本就是成都最大的生活市场，购买生活物资十分便利，价格低廉。
1940年5月，陈竹隐携朱乔森、朱思俞从昆明回到成都，在朋友金拾遗推荐张罗下，安顿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报恩寺当时已成为一座尼姑庵，坐南向北。居民院面向出东门的大路，门内有一口古井，井旁有一棵大柳树，里面是传统的两进庭院，前院住满了贫苦百姓和逃亡的人家。朱家住的是寺边新搭建的3间茅草屋，与著名实业家金襄七为邻。
根据多人回忆，以及我走访老人的口述，复原朱家的布局如下：
朱家住房共三间一厨，右卧室，左饭厅，厅之左边为书房。住房皆为泥壁草顶，阴暗潮湿，地面也是泥地。室内家具全借于朋友，无仕何摆设装饰。书房里倒是悬有条幅，上书朱自清游衡岳时寄竹隐女士的一首诗：“勒住群山一径分，乍行幽谷忽于云。刚肠也学青峰样，百折千回只忆君。”1941年秋天，朱先生返回昆明后，生活倍加困难，陈竹隱不得不就职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挚友叶圣陶记录说：“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另一则史料有更详细的描绘：“居民院内面向出东门的大路，门内有一口古井，井旁有棵大柳树，里面是传统的两进庭院，前院住满了贫苦的百姓和逃亡的人家，穿过前院可见几丛竹林和几棵橘树。朱家住的是林边新搭建的三间茅草屋，泥土地，竹篱笆墙，茅草顶，阴暗潮湿，冬冷夏热。这里条件艰苦，特别是下雨天，屋里屋外全是稀泥，屋顶还是常漏雨。”
油盐柴米的忧烦
尝到经济拮据产生的自卑
宋公桥街今日早已不存，此影象为2008年摄。图片来源网络
1940年6月27日，清华大学第八次评议会通过了朱自清、浦薛凤等6位教授1940年度“休假国内研究案”。朱自清在致友人吴组缃的信件里阐明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朱自清有此紧迫的想法非常自然。他有些像一只钻入风箱的小动物，在现实的飓风与梦境的雷鸣电闪夹击之下，他倍感丝毫不得喘气。可问题是，成都并没有为他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等于从繁杂的公务中，又移身于另外一场油盐柴米的忧烦。
1940年8月4日，朱自清乘汽车由重庆抵达成都，首次开启了他的蓉城之旅。从铺就碎石路面的东大路一进城，他对成都的印象并不坏，但绚丽的西南城市风光仍然无法抵消他的经济苦境。在10日致校长梅贻琦的信里他写道：“蓉市风光繁盛，地域恢宏，确有似北平处。近时物价上涨甚速，日来且有购米不得之苦。但日常生活仍较昆明舒适甚多。唯自昆明来，旅费所需殊不赀耳……”
毕竟朱自清是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在成都期间，他从不愿向外人吐露一己的窘况。夜晚，为节约电费开支，他就在20瓦的白炽灯下看书写作。那时成都工业落后，电力不足，灯光昏暗可想而知。他在1941年4月28日日记里描述自己眼力出现问题：“出现复视，怕是老年的信号，但此症状可治。曾在油灯下工作几夜，光线摇曳不定，复视可能由此引起。”
成都米价开始疯涨，还发生“吃大户”事件。朱自清在日记中道：“闻西门外亦有吃大户者，皆甚激烈。”这一印象挥之不去，7年后他在《论吃饭》中追述：“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做‘吃大户’。”
他同情饥民，激愤说道：“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
“谁怕谁”是豪气的方言，朱自清写写，就罢了。文人的干天豪气，被生存的石磨一推一转，就碎裂了。
他在1941年3月的一天日记写道：“本月支出五百七十元，数目惊人。”到了4月，他用埋怨的口吻写道：“米价高达四百元，甚可畏，生活越来越困难了。”5月25日，接父亲信，说已负债700元矣。两天后，他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因为他在成都金城银行领取的离校休假月薪为四百一十八元四角六分……
在这样清苦、忧烦的环境，朱自清拼命写作、参加会议、举行讲座，不敢有稍微停歇。
因舞步生疏而尴尬
金拾遗热心传授跳舞的秘籍
成都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困境中的他和家人经常得到亲朋好友的接济，这让朱自清夫妇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张志和夫妇送上一百元食品，我们受不起如此厚重礼物；金拾遗夫妇赠送铺地砖八百块，还打发工人来安装，工钱也支付了，实在令人感激；余中英夫妇赠米一担……”
张志和（1894年-1975年），邛崃人，幼学陆军，辛亥参与革命，升任师长，驻江津，颇得民望。卸军职后，游历各国，悉心文化，对朱自清十分仰慕。 1950年以后，张志和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川盟主委。
闲暇之时，浓浓的友情不时冲淡着他的忧烦。朱自清还常与朋友们一起聚会饮酒、游览品茗，望江楼、草桥寺、文殊院、少城公园、百花潭、青羊宫、都江堰、青城山、新都桂湖都是他和友人们驻足之地，留下大量行吟诗词。他对成都的印象很好，认为成都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居家。其实，这些认识只是相对于物价而言的。而对于一个学者而言，难道仅仅是渴望填饱肚皮吗？
他应邻居金拾遗、金襄七之邀请去参加家庭舞会。朱自清对舞会并不陌生，早在欧洲游学期间就参加过不少。他散文中的女性意象有数十处，有“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等充满感性的妙句。可是，他的舞姿并不高明，多次因舞步生疏而感到尴尬；有时，遇到沉闷之夜，他也参加张家举办的舞会，好奇心驱使，学习新式的舞步，可惜步伐错误颇多……
朱自清跳舞经历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周六去参加张君夫妇举办的舞会。这是一个大场面，十二对舞伴同时翩翩起舞。他后来又去过张宅参加舞会，朋友金拾遗对他的跳舞姿势委婉提出了意见：身子不直，腹部凸出，步伐单调……面对有点发木的朱自清，金拾遗热心传授跳舞的秘籍。
偶有闲暇，他就带夫人与孩子在锦江一线漫步，最爱的去处自然是对岸竹林掩映的望江楼。锦江的流水携带着岷山的寒意与野味，伴随薄雾漫溢而起，行舟点点，宛如动画。这往往催动朱自清的诗情。1941年5月30日，他和陈竹隐特意去望江楼观看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赛。屈原已随流水去，是否还待后来人？朱自清的目光穿过水面的喧嚣，斜刺入水，他的眼睛湿润了……
下期预告
1942年，朱自清的大女儿朱采芷，已是四川大学教育系学生，一天路遇悍匪，身受重伤。这时的朱自清，却在昆明，听闻焦急异常，但两手空空，没有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