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人而言，自传不宜多，他传不妨多。李敖先生自然不是常人，迄今为止，他所撰写的自传以及具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已经多达四部。
（一）别人的赞美不及他自赞
1981年8月他第二次入狱，在狱中写作《李敖自传》，谈家世、童年和小学时代，篇幅不长，后与《从上海到海上》等十三篇文章一道，合成《李敖自传与回忆》一书，在1987年出版。1997年，他撰成《李敖回忆录》，以编年体形式，从出生地哈尔滨写起，纵论平生，波澜壮阔，尤其结尾一章“前程”，写来慷慨激昂，读来荡气回肠；此书写完，意犹未尽，随即续写《李敖快意恩仇录》，按作者说法，《李敖回忆录》有如画龙，《李敖快意恩仇录》可比点睛。
2015年他八十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宝刀不老，以四十天功夫，一气呵成四十万字，名曰《李敖风流自传》，风流之意，取自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和杜甫《丹青引》“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不过参考书中内容，照最通俗的词义来理解，亦无不可，大陆版删去“风流”，径直叫《李敖自传》（以下照原版称《李敖风流自传》，以区别于1981年版《李敖自传》），也许在作者看来，未免不解风情。
无论人生多么壮观，多么曲折，连写四本自传与回忆录，其中不无重复，正犯了写作的大忌。李敖执意为之，除了经济与表达欲，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略：以其自大成狂的性情，关于他的传记，最好的只能是自传，由他人评头论足，唯恐不够到位，自己来解剖自己，才能尽善尽美——这里的解剖，从一定意义上讲，可换作“赞美”、“吹捧”等。
李敖书中常常引用他人赞词，然而不管措辞还是立意，不管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不及他的自吹自擂。譬如《李敖回忆录》自序云：“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李敖风流自传》称自己“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一脚”……单单这一串成语，非李敖而不能为；要加在自己身上，更非李敖而不能为。
这四本自传与回忆录，论品质，当以《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更胜一筹，不是说这两本书没有缺陷，而是对比那两本自传，其缺陷相对少一些。《李敖自传》属于残篇，只写到十三岁朦胧初恋，其价值不必高估；《李敖风流自传》从1935年写到2015年，八十年家国天下，八十载恩怨情仇，一书读罢头飞雪，单论分量，应该超过前面三本。可惜此书一来受限于体例——短则百字，长则千字，接近微博体——读来断断续续，并不过瘾，不像《李敖回忆录》等给人以悬河泻水、酣畅淋漓之感，揣摩这背后的原因，只能说李敖老了，不复当年之激情，须知他的文章，一大优点即在文气，号称“怒潮飞瀑、一泻千里”，而今文气衰竭，只好扬长避短，长话短说；二来书中大半内容，像我这样的老读者都不陌生，有些段落甚至一字不改，从此前的著述或访谈当中照搬过来，不免有拼凑之嫌。基于此，这本书的理想受众，应是李敖的新读者，对老读者而言，则如吃剩饭，味同嚼醋，除非饥肠辘辘，否则不必入口。
（二）感谢他的坦荡与自大
抛开新老，就书论书。自传的最大价值在于完整呈现一个人的一生，《李敖风流自传》大体做到了这一点。这首先得感谢作者的坦荡，其次得感谢作者的自大，就自传来讲，后者也许更关键。我们习惯说“赤子之心”，然而哪有人能坦荡如赤子呢，无论怎么坦白心迹，终有遗漏。唯有自大者，自命不凡，自我陶醉，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一不好，种种愚行与丑行，外人觉得是耻辱，他则自以为荣光，故而会拿出来卖弄、炫耀。譬如李敖在书中大谈缤纷情史，有些可谓风流，有些则属下流，包括偷人老婆的故事，他都能谈得津津有味，足见其自信和自恋，换一个说法，则是全无心肝，我能想起的参照系，大概只有做口述史的张学良。
倘若扩大搜索范围，拿虚构人物作参照，李敖正有一合适模板：金庸小说《侠客行》中的白自在。白自在是雪山派掌门人，绰号“威德先生”，自诩为“古往今来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士，大宗师”。李敖在书中自称“大写手”、“大人格”，加上以前自况的“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中国第一豪杰”等，正与白自在相仿。差异在于，在石破天的映照之下，白自在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四大”“四个第一”皆为妄言，终而幡然悔悟；八十岁的李敖依然妄自尊大，大言不惭，作为自大狂，至少高白自在一档。看来，白自在不配作李敖的模板，李敖才是白自在的模板。
白自在的自大症，源自他局限于凌霄城，坐井观天，不知天外有天，井底之蛙，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李敖亦然，错把一隅当成了天下，他的一隅，正是台湾。尽管他自称“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却是标准的“孤岛型知识分子”。老死孤岛的胡适、傅斯年等，才堪称真正的“大陆型知识分子”，这二者的最大差别，在于格局。
李敖虽屡屡表达对台湾的鄙弃，然而其命运始终与台湾牢牢捆绑在一起，所谓成也台湾，败也台湾，用书中的话讲，叫“与子偕小”，“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他曾批评殷海光：“殷海光虽伟大，局面却小，因为他的国民党老底子太深了”，这句话稍加修改，正可还施彼身：李敖虽伟大，局面却小，因为他被老对手国民党和蒋氏父子束缚住了。更可悲的是，连对手都开始进化了，他却故步自封，泥足不前，对手走进了新时代，他还在旧时代大战风车。
关于这一点，不能说李敖没有觉悟。他写小说《北京法源寺》，所自拟的人物，不是谭嗣同，而是康有为。他说康有为的命运与慈禧太后铸造在一起，一正一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慈禧死了，康有为也老了。同理，他的命运则与蒋介石铸造在一起，一正一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蒋介石死了，他也老了——蒋介石身后，还可以加一个蒋经国。
蒋经国死于1988年初，此前一年，一手推动解严，台湾从威权时代转向民主时代。李敖的生命，正以此为分界线。作为威权时代的民主斗士，他的履历近乎完美，一个英雄的种种壮举和悲剧，都可在他身上得到印证。遗憾的是，当梦寐以求的民主时代到来以后，他反而有些无所适从，纵使与新时代的媒介（如电视、微博）并不隔膜，他的思想和思维还停滞于旧时代的暗夜。
民主时代往往意味着平庸时代，这样的时代，不再召唤英雄，而如北岛的诗歌所云：“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然而李敖依旧英雄主义，依旧斗争思维，一贯好斗、好讼的他需要通过与敌人战斗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没有敌人那便制造敌人，哪怕敌人只是幻影，哪怕他随之变成了被虚化的英雄或小丑：晚年李敖正周旋于这两大角色之间，有时他是戴上了英雄面具的小丑，有时他是披上了小丑斗篷的英雄。
（三）他的局限和纠结
这么说也许过于玄乎。我们姑且以李敖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例，谈谈李敖的局限性，以及与时代的纠结。《李敖风流自传》有一节谈蒋介石，题为“蒋介石是一张试纸”，李敖写道：“由一个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可以检验出你有没有是非观念、正义观念、方法训练、史学程度、对真相了解的程度，还有，你是不是冷血、包括你的国家观念、对美国对日本的观念等……”此言首先适用于李敖本人。从李敖在威权时代所受到的政治迫害来看，他对蒋介石怎么深恶痛绝，怎么报复、鞭尸，都无可厚非，如其自述，他共写了十一本书骂蒋氏父子、五十七本书与国民党作对，这足以呈现他的坚忍和决绝，正所谓“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
但是，仇恨归仇恨，被仇恨蒙蔽了眼睛而漠视真相、扭曲是非，则属褊狭之举。《李敖风流自传》有“张学良背黑锅”一节，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抵抗，但把这一政策叫张学良执行，并要他代背黑锅。这一内幕，我和一般人一样，都被国民党宣传骗了多年……”
1990年8月，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表示“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1991年，张学良与唐德刚合作，口述历史，再次明确表示“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据2005年后公开的蒋介石日记，直到1931年9月19日，蒋介石才收到事变的消息，他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呢……这些史料，皆非秘闻，如《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率先在台湾出版，影响甚大，李敖以博览群书著称，焉能错过？倘若不知，自属褊狭，知之不改，愈见褊狭。
再举一例。李敖因仇视国民党与蒋氏父子而迁怒美国，因讨厌美国而喜欢一切与美国为敌的人，这大抵便是非敌即友的斗争思维在作祟。《李敖风流自传》收录了1984年8月16日他写给美国在台协会文化中心负责人David Hess的一封信，信中云：“当伊朗法西斯政权倒台的时候，柯梅尼（R.Khomeini）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种种行为，令美国人不解。美国人说他们对伊朗流亡在外国王的关切是基于人道，但他们忘了，当柯梅尼流亡在外的时候，美国的人道又在哪儿？柯梅尼是美国一路支持伊朗法西斯政权的长年受害者，一朝他得以翻身，他会谅解美国这种伪君子的理由吗？”柯梅尼即霍梅尼，如果说在写信的1984年，尚可归结为时代局限，那么在写作自传的2015年，还以洋洋得意的态度引出这封旧信，谵妄如斯，顽固如斯，只能令人嘲笑或苦笑。这个曾宣称“在暗室里，我要自造光芒”的人，最终陷入了自大的光圈而无可自拔。
2018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