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陌生人——清末民初在云南游历和工作的外国人述略（耀龙超变无限刀）

云南地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神秘独特的宗教习俗，在近代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科学家、探险家喜欢游历、探险、传教、考察的地区。早期外国人进入云南要么选择邻近省份四川、贵州、广西、西藏，要么直接从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穿越国境，尽管路况不佳，一路险象环生，但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这从他们回国后出版的大量游记、传记、考察报告、学术论文中可见一斑，时间跨度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持续100多年。纵向看，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前后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是外国人进入云南游历、工作、商务考察的极盛时期，前者缘于英国和法国对云南的地缘政治竞争，后者缘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战略需要。横向看，进入云南的外国人清末民初以英法两国人为主，职业以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探险家居多，大多背负有殖民的任务；抗日战争前后，英法两国尽管在东南亚仍有一定影响力和大片殖民地，但力量已经衰落，美国人后来居上，在云南游历、工作、考察的美国人（含驻滇美军）在抗战时期达到20000多人，仅在昆明的美军机构就有上百个。本文仅就清末民初在云南游历和工作的外国人进行评述。

一、传教

（一）天主教

天主教进入云南较早，根据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会年鉴》及《教会大事录》记载，1702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雪白郎（LeBlanc）神父被罗马教庭委任为云南（教区）的主教，当年从福建进入云南府（昆明）就职，4年中发展了1000多教徒。后因“礼仪之争”，雪白郎主教被清王朝于1706年驱逐。1840年，罗马教皇正式把云南教区从四川教区划出，成为独立的云南教区，同时委任袁若瑟（Ponsot）神父为云南教区主教（当时主教府在今昭通盐津县的龙溪村）。1879年，教皇里欧十三世划中国为五大传教区，云南和四川、贵州、西藏同属第四区，云南是代牧主教区。1881年，袁若瑟病死于龙溪村的主教府内，古若望（Fenouil）接替其职务。1883年，古若望把主教府从龙溪村迁到昆明，建立平政街天主堂。1900年昆明教案后，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教会势力反而坐大。至1929年，教区已分布到昭通、大理、宾川、鹤庆、文山、曲靖、路南、陆良、易门、永仁、昆明等三十余个州县及省城，拥有教徒18000余人，外国神职人员100多人，整个云南教区共有20个左右堂口。

（二）基督教

相较于天主教，基督教的教派组织和传教机构繁多，组织上缺乏统一的组织形式，活动上多呈分散状态。清末民初，大约有数十个基督教派在云南活动，他们以昆明、大理、昭通为基地，教区势力达临沧、版纳、德宏、怒江等地。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1）内地会。云南的内地会有英美系统和德国系统之分，其中以英美内地会势力最大。英美内地会于1881年传入云南，先后在大理和昆明开办教会，逐渐蔓延到全省大部分地区，并以滇北彝族和苗族地区以及滇西傈僳族和怒族地区为中心，在各地建起约300座教堂，信徒50000余人。德国内地会于1913年传入，主要分布在滇中和滇西南地区，共设有大小教堂数十座，信徒5000余人。（2）循道公会。循道公会于1883年传入，以东川和昭通为基地，主要分布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苗族地区，共在云南境内建立教堂近100座，信徒约20000人。（3）浸礼宗教会。浸礼宗教会分为浸礼会和浸信会两派。浸信会于1900年传入，分布在滇西南拉祜族和佤族地区，教堂200余座，信徒约40000人。浸礼会1907年由缅甸传入，主要分布在滇西景颇族地区，教堂19座，信徒约5000人。（4）五旬节派教会。云南的五旬节派教会分为两大系统神召会和五旬节会。五旬节会于1904年传入，主要分布在滇西北的傈僳族地区和滇南，教堂20余座，信徒2000余人。神召会于1922年传入，先后在云南30多个县建教堂100余座，信徒16000余人。

二、开设领事馆

（一）法国

1887年，法国派驻云南蒙自的首任领事弥乐石到蒙自筹划选址建馆。1895年6月，《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签订，开云南思茅、河口为对外商埠，允许法国派驻领事。1896年，法国向思茅、河口派员，受蒙自法国领事管辖。思茅的法国领事馆存在时间短暂。由于云南府不是约开商埠，不允许各国设置领事馆，法国驻蒙自领事常以游历为名驻在省城昆明，不经临开广道，直接向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大员发照会，实际上行使驻滇总领事职权。1899年法国以办理滇越铁路事务为由，即派总领事方苏雅“暂住”省城昆明，办理一切外交事务。1910年，法国在昆明正式设立“法国外交部驻云南府交涉员公署”，法国驻滇总领事改为交涉委员。1932年，法国驻蒙自领事馆迁往昆明，在蒙自的房产地基全部出售。1935年中法《中越边省关系专约》签订后，恢复法国驻滇领事馆名称。法国历任驻云南蒙自领事职名简表已详载于《云南省志》卷五十三《外事志》中。

（二）英国

根据《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及《中英续议滇缅条约附款》，英国于1901年9月在腾越设领事馆，首任领事列敦。1902年列敦兼理思茅领事。1902年，英国以商量铁路边界事宜为由，派领事常驻昆明。1912年，英国驻滇省总领事馆正式开馆，驻省领事为总领事衔。英国在云南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滇西大理——保山——腾冲——芒市、滇西北丽江——中甸——维西一线，越靠近滇缅、滇藏边境，英国的影响越大。近代云南地方文献中凡论及云南边地、边防、边民的文章都把英国视为滇西最大潜在威胁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控制滇西是其印度洋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既可屏蔽法国染指缅甸，又可北上丽江、中甸进入康藏地区。可以说，英国在腾越设立领事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监视法国人的行动。1942年，日军占领腾冲前夕，英国驻腾冲领事馆人员全部撤走，使馆关闭。加上缅甸为日军占领，滇缅公路中断，英军全线退守印度，英国在滇西的势力范围不复存在。1942年后，英国军事机构相继在昆明建立，英国驻滇总领事馆业务不断扩大，机构人员增加，除总领事外，又增设副领事、主事、陆军副武官，并增设新闻处（地址：北苍坡）。英国历任驻云南腾越领事职名简表已详载于《云南省志》卷五十三《外事志》中。

（三）美国

比起英法，美国进入云南的时间销晚。1914年11月，美国驻云南蒙自领事馆成立，首任领事麦迩思。1922年5月15日美国驻蒙自领事馆迁到昆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云南的美军人员保持在2万多名，最多时达5万人。1942年12月1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地址：靖国新村）。

（四）德国

1913年7月，德国在蒙自设领事馆，馆址在博劳当洋行内。1914年4月，德国政府正式在昆明租用大东门外打铜街云丰面粉公司房屋作为领事馆，魏斯任领事，并将到任就职日期及兼办意大利领事事务通知云南省政府查照在案。1919年，中德两国断绝邦交，驻滇领事魏斯奉令回国，领馆关闭。驻蒙自领事亦于同年3月带领数名德国商人撤离蒙自，自此云南再无德国领事馆设置。

（五）意大利

意大利领事馆也在蒙自设立，其目的是为修筑滇越铁路的意大利人进行外事交涉。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中法合筑滇越铁路，工师多聘用意国人，时有交涉，法领事不能代表，屡起冲突，由政府电达外务部商之，意国公使派领事到蒙，附设滇越铁路局。至宣统二年，路工完竣，领事回国，嗣后有交涉事件由驻省英总领事代表。”［1］可见，意大利领事在蒙自所驻时间较短，其设立的目的也仅仅是为满足参与滇越铁路修筑的意大利人的外交需要，一旦铁路竣工，则马上回国。

（六）日本

1915年11月，日本领事馆在蒙自东门外租屋开馆，1916年3月移驻昆明。崛义贵（HoriYoshiatsu）作为广东总领事馆领事来昆明联系开馆。先后担任领事的有二瓶兵二、本田选（以*生主持领事工作）、藤村俊房（先以*生主持领事工作，1923年升为副领事）、糟谷廉二、中野勇吉、桥丸大吉、户根木长之助等人。［2］

三、设立海关

（一）蒙自（Mengtsz，1889，约开口岸）

光绪十五年（1889），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谭钧培与法领事弥乐石（Rocher．Emile）、税务司哈巴安（A．P．HappeiJunm），会同蒙自道台兼海关监督汤寿铭，到蒙自、蛮耗一带查勘，订立《蒙自关通商章程专条》10条、《蛮耗分关通商章程专条》19款公布施行。至此，蒙自作为正式的约开商埠已完成和外人交涉的行政架构和制度安排。清宣统元年（1909年4月），滇越铁路通车到蒙自碧色寨。同年4月15日，蒙自关在碧色寨设立海关办事处。清宣统二年（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河口至昆明全线通车，蒙自关即在昆明设立云南府分关，并拟定《云南府分关章程》8条公布施行。同时碧色寨海关办事处改为碧色寨分关。这样，蒙自关所属机构为：河口、云南府、碧色寨分关；马白、蛮耗分卡；天生桥、牛羊新街查卡。

（二）河口

河口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允开，初定蛮耗，是年改为河口。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蒙自关下属的河口分关正式开办，原蛮耗分关则降为分卡。河口尽管是独立商埠，但商务和海关监管都依附于蒙自关，从河口分关进出境之货物，均统计在蒙自关名下。

（三）腾越（Tengyuen，1902，约开口岸）

腾越海关自1902年开关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共有14任税务司，其中12任皆为英国人。腾越的外交、海关、邮政、电报、商务、金融均以英属缅甸和印度为主要沟通对象。在腾越关，据《中英滇缅通商条约》，进口货按税则减十分之三，出口货减十分之四。海关代收之厘金税2．5％。腾越关税务司职名表已详载于《云南省志》卷三十二《海关志》中。

（四）思茅（Szemao，1897，约开口岸）

1896年11月29日，思茅海关正式开关，第一任税务司是美国人柯尔乐，接下去是英国的胡思顿、赖发洛、意大利的罗范西、法国的德努力、比利时的贾德、意大利的沙克博、英国的富乐加、俄国的葛诺华。1926年以后改由中国人担任税务司。思茅开关后，设过猛烈（江城）和易武（勐腊）两个分关和不多的分卡。［3］

四、设立洋行

鉴定洋行的国别属性，主要是依据资本的来源和母公司的注册地，其次才是洋行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近代云南的洋行主要集中在蒙自和昆明，在滇越铁路通车前只有蒙自有洋行。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由于昆明已自辟商埠，很多洋行跟随领事馆遂将云南总部由蒙自迁往昆明，蒙自保留分号或撤销。

（一）蒙自

蒙自是云南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在开关前，县城人口不到2000人，开关后涌入了15个国家以及国内、省内大量人口，到1896年已超过万人，1906年达到4万人口。蒙自城区以海关为中心，整个南湖东岸是一个庞大的外国人聚居区，这里有法国、意大利、美国、德国、日本五国领事馆，数十家外国洋行、银行、酒店，还有一条以越南人为主的街道，县城的西门外也形成了一个商号店铺鳞次栉比的商贸区，集中了由中国人开办的外贸商号和各种服务业。蒙自洋行以法商为最多，资本雄厚，势力最大；其次为希腊和德国的商行。在蒙自的法国洋行有3家，其中安兴洋行（1899年开设）、沙厘爷洋行（1907年开设）分别有资本2500万法郎、1000万法郎，实力雄厚，能与他们竞争的只有希腊人开的歌胪士洋行。除洋行外，法国人还设立了铁路公司、医院、邮政局、酒店等服务机构和职能部门。

（二）昆明（云南府）

昆明在开埠后，迎来大量洋行投资设点。1913年8月13日，《共和滇报》报道：“滇省自越路开通以后，华洋辐辏，品物流行，已成通商大埠。”［4］如商埠一区就有英仕底洋行、沙发里洋行、法国大药房、府上洋行、保田洋行、玛利亚多士洋行等外资机构。1923年，GeorgesCordier所著《云南旅游》一*载，商埠区已发展成洋人聚居区，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BanqueIndustrielledeChine）、英美烟公司、商务酒店、外国会馆、法国商会等基本集中在靠近滇越铁路火车站的商埠区内得胜桥、巡津街、广聚街、后新街一带，而领事馆、教会、教堂主要在老城区内。据GeorgesCordier描述：1923年前后，昆明有4个外国领事馆：英国（东门城埂脚）、法国（草公馆）、美国（盐店街）、日本（万钟街）；3个外国协会：法语协会（贵州会馆）、外国会馆（得胜桥）、法国商会（后新街）；9个外国教会（含教会学校）：圣书公会（BritishForeignBibleSociety，北门街）、布道会（ChineseHomeMissionarySociety，左哨街）、中法学校（EcolesFranaises，太和街，由法国驻滇领事馆直接领导和监督，经费来自法国驻安南总督府）、NorvegianMissionHouse（北仓坡）、五旬节会（PentecostalMissionaryUnion，大东门）、圣保禄学校（SoeursdeSaintPauldeChartres，高帝巷）、内地会（TheChinaInlandMission，三神庙）、圣道公会（UnitedMethodistMission，云津市场）、青年会（YoungMenChristianAssociation，羊市口瘐园）；4所外国医院诊所：英国医院（HōpitalAnglais，广聚街，即惠滇医院，由基督教香港中华圣公会创办）、法国医院（HōpitalFranais，巡津街，即甘美医院，由法国驻滇领事馆直接领导）、伊藤牙科诊所（Itodentiste，得胜桥）、Ishibashidentiste（塘子巷）；2所教堂：天主堂（EgliseParoissiale蓖子坡）、老天主堂（Evéché，平政街）［5］。据张维翰、童振藻所修《昆明市志》中记载，“本市自滇越铁路通后商务渐盛，外国人遂纷至沓来，寄留市内者日众”；“外来人口，其职业以经商为最多，其次则为传教及担任公职。以国别而治，法国及所属殖民地越南为最多，英国其次，日本、美国又次之，其余的则多为希腊、挪威、丹麦等国”［6］。

五、游历考察

中国正式开放对外旅游，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时期，欧洲人成为外国人在华游历的先驱和主角。在中国内地旅游的人分为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及直接从外国申请入境旅游的外国人两种，其中在华工作人员跨省游历者居多。从欧洲在华旅游者的身份来看，有官员、教士、学者、学生、商人等等，其中教士占很大比重。欧洲在华游历的人中以英、法人最多。尤其是法国，各省每年报册甚至还要专门单做一册“法国人传教游历名册”。外人依仗“治外法权”的保护往往在中国内地进行“无护照游历”，颇令地方官头疼，为防止意外，礼送出境是最佳选择。清末民初来云南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数量众多，依国别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依职业有传教士、外交官、学者、工程师、医生等，依考察对象有矿产资源、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生活习俗、商业贸易等。

（一）矿产资源

云南矿产资源富饶，惟技术落后、交通不便、财力薄弱，除银、铜、锡外，历史上其他矿产一直未得到深度开发。法国人哀莫斯曾在《支那现象》一书中称：“云南土地膏腴，多产鸦片、茶、甘蓝，而矿产尤为丰富，铜、铁、锡、铅及各种宝石，莫不有之。倘他日开交通之便，则采矿可以自由，将来我国之冶金场，必林立于该省也”。［7］中法战争后云南开埠通商，为英法探矿提供了条约基础。1896年，法国派矿学专家勒格里（MineralogisteLeclaise）带领东文学生二人，游行云南。经历迤南之个旧、弥勒等矿地，又折向东川昭通之骡马、汤丹、落雪、冷水等铜矿名厂考察，最后取道四川回国，著有《云南查考》。同期又派工程师古德尔孟（L′ingenieurcoustellemont）游行云南，遍历迤东、迤南、迤西，假道西藏回国，著有《云南旅行记》。1897年，派印度支那商务副大臣弥乐石（LousdirecteurducommercedeL′IndochineBrenier）带领商人白兰（Belard）游行云南调查矿产，在报告书中认为：“云南铜、铁、铅、银、锡、亚铅、石油等之矿产极饶”，只是交通不便，河流不利于航行。如果铺设老开（街）到云南府的铁道，不但可以使通商竞争胜过英国，更可便利于“开发云南之矿山”。［7］1901年，法国派商人奥塞（Rochet）、工程师克业（Raymont）来云南和洋务总办兴禄、矿务总办唐炯会商，提出开采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州、永北厅七处的矿产。

（二）民族文化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阻塞，少数民族众多，几乎每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较大民族还有众多支系，每一个支系之间语言、宗教、习俗均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历代统治阶级对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不管是采取“怀柔”政策还是武力镇压，不管是任用土官还是“改土归流”，均没有做过认真地民族调查、甄别、梳理，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种类、人口、分布、语言、宗教、习俗、经济等形态特征缺乏了解，史籍记载也比较粗略，更遑论整理、保护、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化。相反，这期间外国殖民探险者、外交官、传教士、科学考察工作者在云南的活动和形成的文字记录、报告、论文很多涉及云南各地的土著部族、气候物产、生态植被、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饮食起居、经济活动、方言土语等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对一些土著民族的地域、建筑、服饰、农耕等生产生活场景还进行了素描或拍照，为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积累了有关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大量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当然，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带着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殖民意图来的，侵略性、掠夺性、殖民性、诬蔑性的语言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在使用时应注意甄别。其中，较为重要和著名的文献有：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刘易斯·皮雄：《云南旅行》、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让·巴克：《摩梭族》、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等。

（三）科学考察

清末民初，来云南进行科学考察的外国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地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等几个领域。（1）地学。云南地处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接合部，是当今世界最高、地壳最厚、最新隆起的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地质、地理条件复杂，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丰富多彩。清末民初，英、法、美、德等国的地质学家如法国人儒伯尔（Joubert）、劳色（E．Rocher）、勒克莱（M．A．Leclere）、朗特诺（H．Lantenoies）、佛洛马惹（Fromaget）、勒荣德（A．F．Legendre）、戴普拉（I．Deprat），英国人布朗（J．C．Brown）、洛采（Loczy）、葛利高利（J．W．Grygory）等先后进入云南进行地质考察，将地质学传入云南。（2）动植物学。云南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种群多样性，动植物种类繁多，尤其是一些高海拔地区的珍稀动植物、奇花异草吸引了大量外国神甫、科学家来云南考察研究。据统计，至19世纪末叶，已有六七个国家的90多人到云南各地调查采集植物资源，成千种奇花异草被送到国外。这些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如法国天主教神甫德奈维（J．M．Delavay）、杜克洛（Ducloux）、索里埃（Soulie）、包定欧（Bodinier）、加万里（Cavalerie）、梅里（E．E．Maire），担任过蒙自和思茅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亨利（A．Henry），以及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派来的植物学家傅礼士（G．Forrest）、美国农业部派来的约瑟夫·洛克（JosephRock）等。傅礼士于1904至1932年7次来滇，足迹遍布滇西大理、怒江、丽江、迪庆、腾冲等地，以及滇川藏交界的各大雪山，采集植物标本3万余件，计6000种，其中3000种为地理新分布种，1200种为学术界新种，并采集森林园艺植物种籽及球根数千斤。约瑟夫·洛克考察范围更广，包括四川、贵州、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历时20余年，收集了6000余种植物标本、1600余种鸟类标本和60余种哺乳动物标本。各国植物学家、传教士等大量采集云南珍奇的植物资源，是在中国积贫积弱、无力监管的背景下进行的，云南的珍稀野生资源受到掠夺。（3）气象学。云南地处低纬度高原，受南海、孟加拉湾水汽源共同影响及印度季风、东亚季风和东北季风的相互作用影响，集世界性三大气象科学难题——低纬度、高原大地形、热带海洋集中地于一身。复杂的天气变化对包围地球上空的大气层开展大气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1901年，法国传教士开始在昆明设立雨量点。1906年，法国人又在蒙自天主教堂观测降雨量。其中法国传教士普库林（Pkuline）自1906年1月起在昆明自设测侯所测侯6年。

六、修筑铁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云南尽管地处边陲，但由于比邻缅越战略位置异常重要，成为西方列强扩展势力进入中国西南腹地的通道。英法两国在夺取中印半岛后就开始寻找从那里直接侵入中国的道路，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英国最早试图以修铁路为契机从缅甸或经八莫、或经思茅、或经滚弄直达云南，斯普莱（R．Sprye）和戴维斯（H．R．Davis）都是开路先锋，还有后来被中国边民所*的马嘉理（A．R．Margary），最终引发著名的“滇案”和后来的中英烟台条约。法国不甘落后，试图从水路进入云南，特拉格来（DoudartdeLagrée）和安邺（F．Garnier）率队从西贡出发探测湄公河，堵布益（J．Dupuis）查勘了红河，亲身证实红河为云南经越南而出海的可航水道。对云南的争夺是英法两国频繁派人进入云南探路的主要动因。因为英国的印度洋战略布局和法国的环北部湾战略布局中，云南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其正处在两个战略圈的结合部。对英法两国相互之间的竞争，张凤歧认为：“英法在云南虽以协调政策相标榜，然此协调政策实建筑在均势原则之下。……英国对康藏之积进发展，则法国越南政府对滇政策亦必全部变更，反之，若法国在滇有所动作，亦必迅速的影响印度政府之态度。”［8］

1898年，根据《中法滇越铁路章程》，法国获得自越南边界修筑铁路到云南省城的权利。1903年至1910年，在滇越铁路修筑期间，“法人于沿路建有兵营”［9］，“以备军事之用”［7］。铁路沿线河口、蒙自、开远法人势力强大。不仅如此，法国人“在滇越铁路沿线各站扩张占地面积，筑堡垒，架电网，在开远等站派驻武装宪兵”［10］。据日本重庆领事馆、广东领事馆的调查，1910年8月，在云南的“法国人及安南人：省府户数20，人口约50人（领事馆、邮局、学校、教会、商店）；省城外：两种，天主堂牧师，铁道沿线法国工程师、技术员等；牧师有30人左右，铁道沿线约800人”［11］。铁路修通后，法国滇越铁路公司在云南境内共119个法国人，大多数在开远，云南段总经理也驻开远，在昆明只驻有公司代表一人。因其在开远设有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车站司令办公处、机修厂等机构，管理人员众多。法国派驻在滇越铁路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为中高级职员，如稽查、段长、工长、监理、*（相当于秘书长）等，总段、分段及较大车站的负责人均为法国人，越南人则地位相对较低。据笔者统计，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充当中级职员的越南人至少有164名，其中24名车长（含试用车长），15名司机，6名报务员，2名电报司事，其他则为巡道工人、修路工人、机修工人等［12］。由此可见，法国人及其殖民地的越南人占据了滇越铁路的大部分中高级职位和技术工种。从一般人的角度观之，滇越铁路形同租界，其管理、经营完全操于法国人之手。20世纪30年代，侯鸿鉴游历开远时亦认为，开远“火车站相近，即为租界。安南人在此居住者亦甚多。”［13］

七、科学技术服务

（一）医学

近代史上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人、工程师、学者、旅行家游历云南者甚多，游历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定居者可达数十年，为了自身的健康卫生需求，游历者们均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药物和简单的医疗器械，有的略通医疗知识，有的则达到职业医师的水平。和内地其它地方一样，进入云南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要借助医术传道。西双版纳地区1913年就有基督教潜入，随同传教士一同前往的不乏教会医师，如贝比·纳尔逊夫妇、戛利亚等人，他们在车里、景洪、橄榄坝、元江等地设立过诊所，以为人治病作为拉拢群众入教的手段。除传教士外，探险家、科学家、外交官们在云南游历时也通过看病施药获取当地民众的好感。20世纪20年代在云南西北部做考察的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说过：“在与纳西人两年多的交往中，我通过给他们治疗一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轻微疾病获得了他们的信任。”［14］当然，大规模、成体系的医学服务依赖正规医院。近代云南的西医首先由外国人兴办，开始主要是为领事馆、海关、洋行、铁路、邮政等部门的外国人和中方高级职员服务，以后逐步扩展到为一般民众服务。医院的院长、外科主任、护士长、护士学校校长等高级职位一般由外国人担任。法国人创办的有昆明大法医院（法国人穆礼雅任院长，越南人裴文贵为其副手）、蒙自法国医院、开远宏仁医院、昭通惠东医院、昭通红山麻风病院、昆明麻风病院等。1920年，基督教香港中华圣公会开设“惠滇医院”，主持该院的先后有谭信、李惠来、华德生、秦作梁、葛仁德等。惠滇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柏隆恩博士（Brown）还受聘担任昆明市立医院外科顾问医师。此外，英美内地会先后创办洱源麻风隔离所、大理福音医院、腾冲美国医院；德国内地会先后创办玉溪惠玉产科医院、峨山普通医院、元江协济医院；循道公会创办昭通福滇医院及附属高级护士学校；五旬节派教会开办建水教会医院；中华基督教会开办开远教会医院；中华国内布道会开办个旧宏道医院等。

（二）工程技术

云南的近代工程技术肇始于滇越铁路的修筑，随后在航空、铁路、电力、通讯等领域都活跃过一些外国工程师的身影。（1）航空。云南空军最初的装备、培训、顾问由法国提供，因法国人表示，愿意帮助云南建立一支空军，但条件是要聘请法国顾问，买法国飞机。1922年，“云南派员赴法越购办飞机及各种航空必需器械运滇，遂成立航空处，开辟飞行场，并筹办航空学校于巫家坝。又由法延聘飞师两员，担任分科教学，以养成飞行、机械两项人才”［15］。（2）铁路。清末民初，中国的铁路在勘测、设计、施工、设备、材料等领域严重依赖西方国家。云南倡议修筑的滇蜀腾越铁路、个碧石铁路等初期承担勘测、设计任务的都是从国外聘请的工程师。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花重金延聘美国人多莱、哈克士作正副总工程师，聘期均为3年。个碧石铁路前后有多莱及希腊人（一说犹太人）尼复礼士做过区段总工程师。（3）冶金。个旧锡务公司于1910年通过礼和洋行购进洗砂、制炼、化验、电机、架空铁索等机械，共值108万马克，合银50余万元。公司重金聘请德国人斐劳禄任制炼部总工程师、格罗士约翰任开采部探矿技师，两人均在1912年到厂任职。（4）电力。1910年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正式成立，决定引进技术和设备修建水力发电站和输变电线路。经竞争礼和洋行获承包权。合同规定由承包商引进从勘测、设计到建筑、安装及管理的全部德国技术，并供应发、送、变电和在市内安装七千盏电灯所需的全部设备器材。电站和输、配、变电工程在德国专家毛士地亚、麦华德的指导下，由中国工人自己建设。（5）通讯。1919年7月，云南省政府与东方汇理银行签订合同，以10．5万元滇币价格进口越南一部40千瓦的火花式高周率长波无线电台，包括动力设备、铁塔天线及收发报机全套。1925年8月电台设备安装完毕，以法国工程师阿斯端为总工程师，并引进一部分越南籍的机务、报务人员创建云南无线电台。（6）学校教习。早在1910年前后，就有4名日本技术员在云南陆军制革厂担任教习。1928年1月时，日本人原净一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担任教官。（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车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