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云景史记
编辑 | 云景史记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在“非默片”时代，《寂静之地》却以“噤声”为影片核心，开创了全新的视听体验先河。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家庭在神秘生物侵袭下奋力逃亡的故事:影片前半段，丈夫外出打猎、通过电波对外求助、拯救家人于危难中，他肩扛保护整个家庭的重担，同时也构建了家庭中不可动摇的父权话语体系;而影片后半段，随着丈夫的遇难，父权话语解构，妻子和女儿占据了父亲(权威)的空位，承担起了保护家庭中男性的责任。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幻片抑或恐怖片，而是一个父权视阈下女性意识觉醒的故事。整部影片中，保持安静是生存的唯一法则，正如在父权的震慑下，认同丈夫的家庭地位是生活的唯一出路。但是，在更大的声音(如瀑布声、水流声)掩盖人声(父亲与儿子的对话)时，人又可以毫无顾忌地用声音进行交流，如同在威严的父权话语体系中，女性也可以通过外界的帮助发出自己的声音。《寂静之地》巧妙地通过对声音的处理，利用噤声与发声、活着与死亡的二元对立，凸显了父权视阈下女性“被建构”的独特形象，以及父权解构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寂静之地》中女性形象的嬗变是在父权权威的基石上完成的，导演运用大量的细节来彰显丈夫至高无上的家庭地位，以此奠定影片鲜明的父权底色。故事一开端便用三组镜头的切换强化丈夫在家庭中作为“引路人”的重要地位:在“返家”的这场戏中，低机位的仰拍视角下，高大的丈夫协同二儿子一同走出房间，被刻意增强的风声呼啸而过，画面中带有“Its Sound”字样的报纸也在随风飘动，并且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随后镜头上移，报纸在画面中消失，风声也逐渐弱化，此时妻子从房间中走出来，逆光的平拍镜头中看不清她的面貌，导演通过这组镜头的对比，运用风声、报纸来隐喻丈夫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视听上强烈的对比更加凸显女性在家庭中卑微的地位。
紧接着，影片通过一系列景别的变化来呈现这个家庭的归家之路:俯拍镜头中丈夫带领全家人穿过白色沙子铺成的蜿蜒小路;全景镜头下全家人跟随丈夫的脚步沿着铁轨走向远方;特写镜头中，一双双赤裸的脚在丈夫的引领下，从画面的左侧移动到右侧，直至移出画面……多变的镜头、多样的场景，唯一不变的是丈夫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端，引领着这个家庭的前进方向。纵观整部影片，在“发声即死”的环境中，所有人的台词寥寥无几，但均由男性发出。相反，女性只能在手语和沉默之间二者择一。导演在视听上匠心独具的细节处理，奠定了丈夫在家庭中的绝对话语权，为女性形象的刻画做了坚实的铺垫。
父权视阈下的女性形象
《寂静之地》人物极简，整个故事围绕一个家庭展开，而女性形象最直观、最充分、最真实的表达，就是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这个“逃亡之家”，浓厚的父权主义色彩裹挟着家庭中所有的女性———妻子与女儿。影片开端重复蒙太奇的多次运用、四位男性与两位女性的人数差异都在凸显女性卑微的家庭地位。在这种时刻充斥着父权管制化、男性定义化的环境中，妻子与女儿又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独特个性。
(一)屈从现实的妻子
“主流商业电影中，女性形象只是充当着构成奇观、诱发*观看的视觉动机”[1]。正如《寂静之地》中的妻子，在平静安逸的生活表象下，一直屈从现实，承担着“被观看”的功能。小儿子遇难时，出手相救的是距离小儿子最远的丈夫。反观妻子，面对小儿子的罹难，她只能惊慌地捂着嘴注视着悲剧的发生。时光如梭，尽管全家人一直沉浸在失去小儿子的痛苦中，但是所有人都在尽力正常生活。
妻子洗衣做饭、教书育人，身上散发着传统“贤妻良母”的美德之光，而这些都是从丈夫的视角展开描绘:先是做家务的妻子端着木盆出现在丈夫制作的监控中，在此，导演巧妙地运用监控录像强调了妻子的双重“被观看”。第一层“被观看”是指，妻子做家务的一系列举动，是在丈夫的监控录像中完成的;同时，该影片的观影者对剧中妻子的观看，构成了妻子的第二层“被观看”。无独有偶，紧接着画面一转，从丈夫后侧的过肩镜头中，全家人坐在饭桌前做祷告、吃妻子做的烤鱼。此时，摄影机充当了丈夫的眼睛，在这组过肩镜头中再次完成男性对女性的观看。
作为“被观看”的对象，“性”始终是女性的象征符号，《寂静之地》并没有脱离常规，反而通过隐喻的方式增强了对“性”的刻画。“* 跳舞”的元素组合在充分完成女性“被观看”功能的同时，既颠覆了传统影视作品中对“性”的常规叙述，又以一种更高级的形式强化了“性”的暗喻。妻子将一只耳机分给丈夫，在温柔的音乐声中，两人随着舒缓的节奏晃动着身体。缓缓响起的音乐充当了妻子的言语，它包含着妻子对目前“被观看”状态的无限满足。紧接着镜头一转，影片迎来父权地位的最高峰。
随着新生的到来，生育的伟大、分娩的痛苦被弱化，反之被强化的是妻子在分娩中对于声音的克制，而这份克制，再次将女性推向“被观看”的顶峰。处于危险中默不作声的妻子，与在瀑布边随心所欲、闲适聊天的父子形成鲜明对比。父权在无声无息间剥夺了女性(妻子)的话语权，即使极度痛苦，女性也只能屈从父权，默不作声。
(二)我行我素的女儿
相比认同父权、屈从现实的妻子，女儿则从影片一开始便展露出她的叛逆性格，并因为这种叛逆，使得家人频频陷入多重困境。戴锦华认为，“女性具有双重意义，即作为*的对象，成为被渴望的、完美的、携带着幸福而来的和作为威胁的、制造不幸与带来毁灭的力量”。正如《寂静之地》中的女儿，她在满足父亲拥有“父亲”这个身份的同时，还使整个家庭置于危难中。影片的第一场戏中，小儿子想要会发声的玩具飞机的*被父亲制止，而这份*却在女儿这里得到了满足。
姐姐违背父亲指令的我行我素，使弟弟(小儿子)因飞机发出巨大响声而丧命。弟弟的去世让姐姐内疚万分，但是，这依旧不能够成为她停止叛逆的理由。失聪的她面对父亲制作的耳蜗，用极度愤怒的表情，在手语的传达中义正言辞地拒绝父亲的心意。被父亲回绝外出捕鱼的请求时，她更是叛逆地转身就走，并带着行李离家。女儿我行我素的性格，使得母亲独自一人面对分娩的痛苦以及随时丧命的危险。
屈从现实的妻子是传统“贤妻良母”的真实写照，我行我素的女儿则是一个极度叛逆的少年，此时，她们身上的女性意识还是沉寂的。相比父权的中心位置，二人仍处在家庭的“边缘”，她们对父权的遵从、对男性的依附依旧牢不可破。
父权的解构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随着丈夫的牺牲，家庭中的妻子协同女儿被迫承担起了保护家人的重担。此时，父权解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但是，影片中对女性的“雄化”以及“女英雄”的呈现始终摆脱不了父权的枷锁，觉醒的女性身上仍带有父权的影子。
(一)打破陈规的“女英雄”
波伏娃曾指称，“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同样，判断女性意识觉醒与否的参照物也是男性。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是喷泉般的瞬间迸发，而是逐步积累后，量变促成质变的结果。分娩中的妻子，在二儿子燃放的烟花声(比人声更大的声音)的帮助下，伴随着新生命的降临，喊出了内心郁结已久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更是一种父权压抑的痛苦。为母则刚，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开端。新生命(男孩)的啼哭声被消隐，女性(妻子)的叫喊声被无限放大，男性声音的消亡以及女性声音的强化处理，更加突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随后，丈夫与妻子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展开了言语上的交流。
这是影片中女性唯一的一次，也是台词最多的一次言语交谈。而这段交谈以妻子命令式的语句“你得保护他们”画上句号。多线叙事中，站在房顶的二儿子与女儿正在等待父亲的救援，两人因“是否自救”的话题产生争执，最终在弟弟面临被谷物埋没、被神秘生物*死的危难情境下，姐姐挽救了他的生命。
父权的逐渐解构成为影片叙事的节拍器，不难发现，女性意识觉醒的巅峰出现在影片最后:丈夫沦为“被观看”的对象，他牺牲自我、拯救孩子的壮举，通过监控录像传达给妻子以及观众，颠覆了先前作为观看者的形象。面临神秘怪物的侵袭，妻子让两个儿子躲在门后，自己拿起手中的枪，女儿也拿起具有干扰怪物听力的耳蜗。妻子用枪声代替了自己的语言，发出了影片中超越任何男性的最大声响。女儿也将扬声器的声音调到最大，为这场生死存亡的决斗做好准备。仰拍镜头中，妻子像一位女英雄一样，扣动扳机，熟练地让子弹上膛，一系列动作利落干脆，打破了之前屈从现实、依附父权的形象。女儿也收敛起自己的叛逆，像一个大人一样与母亲并肩作战。
(二)“女英雄”身上残留的父权枷锁
“女英雄形象第一个而又是最明显的特征是‘像男人'，因此，塑造这类形象的基本修辞策略是‘雄化'”。尽管妻子和女儿均展现出了一反常规的英雄形象，但是，这些形象的评判标准来自男性。无论是妻子手中的枪，还是女儿手中的耳蜗、扬声器，它们的制造者是男性，最早的使用者也是男性。在丈夫为挽救孩子生命牺牲后，妻子和女儿披上男性的铠甲，成为拯救整个家庭的女英雄。
她们之所以被称之为“女英雄”，是因为评判的标准是传统且常规的“男英雄”，她们做着与“男英雄”相同的举动，有着与“男英雄”同样的坚韧品格和牺牲精神。因此，她们值得被赞叹、被褒奖，而这些认可依旧出自于男性视角，依旧带有父权的影子。拿起武器战斗的女性、躲在门后被保护的男性，这些一反常规的画面，不仅仅是妻子和女儿角色转变的暗喻，也是父权解构后残留的父权色彩的直观体现。
《寂静之地》像一把柳叶刀，精准地刺向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它虽然没有完全颠覆女性“被观看”的命运，但是对推动女权主义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明窗。影片中的女性由“被观看”的形象转变为观看者的角色，她们并不是完全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虽然觉醒后的她们仍带有强烈的父权色彩，但是，这种觉醒的意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巨大改变。怎样塑造独一无二的女性形象?怎样使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紧扣时代精神?这些问题在《寂静之地》中的独特诠释，对中国的女性题材影视作品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