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走出过犹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般邮票大小的家乡。在福克纳的设定中，约克纳帕塔法源于契卡索印第安语，意思是“河水慢慢流过平坦的土地（Yok'na pa TAW pha）”，而我的家乡跟它也似，六百五十万年前火山喷发，熔岩流和火山灰将地形塑造成广袤的海上平原和火山丘陵，热带季雨林气候及长久以来的风化作用则给土壤镀上了一层厚厚的锈红色。因此，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家乡的平坦土地宛如一面赤色的镜子。从我开始记事起，我父亲就常带我去远足，有时候则是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上，穿梭于熠熠发亮的池塘、拼色盘般的田野和滚烫的海滨公路之间。对于大自然的好奇和兴趣大概就是从那时种下的吧。可能是因为太过熟悉，或是一种原生的情感，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我天真地以为世界的其他角落也跟家乡一样，有红色的平原，不凋落的阔叶榕树、椰树和香蕉林，有腥潮的海风，以及永恒盘旋在人们头顶的干旱和溽热。
《伐木之夜》
人最初的记忆是保值的，无论此后的几十年是见过高山、峡谷，是南极冰层下不朽的骸骨或是未来火星上飞扬的铁质尘沙，在意识的最深处，保留的还是以孩童之眼记录下的风景。它就像一枚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被引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伐木之夜》里，荔枝园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场地。实话说，我一开始并未有强烈的意识和动机选择“荔枝”作为作品的意象。我只记得最初萌生这个念头时，是在坐火车从外省返乡的途中，将抵达时，正好缓慢经过一片茂盛的荔枝林——它们生长野蛮，浓绿的枝叶混合了午后阳光，透出一种暖烘烘的胶亮的质感。那一刻，我被它们那股生命力震撼到了，八九个小时旅途的困倦顿时一扫而空。我想：我生在这片土地上，见惯了荔枝树，却从未见过它这般美的一面。为什么我不写一篇跟荔枝有关的小说？于是，动笔、磨磨蹭蹭、翻来覆去、完工、修改、出版，做完这些后，回过头去望，竟才恍然发觉：还有什么比荔枝更贴合岭南的意象？它就是一个此地有、别处无的东西。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它的盛名就已经穿透南岭瘴气的重重阻隔，在那个没有冷藏及快递的时代，它要被骏马裹挟着，长驱千里送至中原王朝的皇宫中，作为珍品供贵族品尝。
在小说里，我这样写下：
我紧跟在他后面走，跟着他不断地在枝干间绕圈。我仍然觉得举步维艰。但其实植株间的距离是一致的，从外边到里面，不存在越种越密的情况，我明白。过了一会，我的头顶、脖子边、肩膀上、胳肢窝、腰间、大腿边和膝盖边仿佛都长出了荔枝叶子。在可见的范围里，成片的树叶像是镀上一层厚蜡，把绿的色彩变得不那么尖锐，就算是反射着阳光，也不会显得太过刺目，而是给人以钝重、沉静的感觉。有些枝干肆意地往四周扩散，像漆黑的八爪鱼的腿，八根腿里面有的呈直线上升、有的呈曲线垂下，有的呈水平角度向左或右拐弯，相互间紧紧交缠在一起。它们这种生命力有点太让人嫉妒了。
在我另一篇短篇小说《女嗣》里，我把台风作为情节发展的一个动机写进去，从而营造了两个女主人公之间朦朦胧胧的误会。在千百种东南沿海的台风叙事中，这不算什么特别的一种，但对于长期居住在内陆的人来说，具体的台风仍然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物，尤其在更加幽微的心灵体验的层面。我成年后去北方的大城市，常惊叹于那些树木何以长得这么高大，而家乡的树不能。因为每年夏秋之际，太平洋都会刮过来七到八次台风，它们都以各种奇奇怪怪的外国名字命名，仿似北欧神话里引发诸神黄昏的怪物。每次它们过境后，街道上堆满了绿色的残肢断臂。小时候，我并不能领会那些被台风捣毁果园的蕉农蔗农的心情（包括我的亲戚！），每回听天文台说要刮台风，就非常兴奋，因为学校要放假，虽然也不能出去玩，但至少多了一两天不受课业煎熬的闲暇。台风来了，照例要断电，于是我们用蜡烛代替电灯，一家人聚在一起闲聊，烛光映得影子摇摇晃晃，度过窗外嘈杂的夜晚。对我们简单的一家三口而言，那是珍贵的“例外状态”和亲密时刻。
有趣的是，有一次我把这种体验分享给一位来自西南横断山区的朋友，她眨着大眼睛，回馈给我另一种不同的内陆叙事：小时候她在学校上学时，课正上着上着，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地震打断，讲台上的粉笔甚至都叮叮当当跳到了黑板上，这时老师一声令下，将他们驱赶到操场上。她跟所有人一样，或蹲或坐，身体贴在大地上，真切感受到了从几百公里外传来的地球心脏的阵阵悸动。
这是属于他们的“例外状态”。
《非亲非故》
我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地理，多年过去，我早就把课堂上学来的知识归还给老师了。为数不多留下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教自然地理这门课的老师，一个临近退休、微胖矮小的秃顶男人，平时乐呵呵的，却有一次在课上斩钉截铁、充满威严地说：我敢保证广东未来的五百年内不会有大地震。为什么是五百年？为什么他敢保证？我想起我童年的一九九零年代，确实躲过几场“不存在的地震”，如其字面意思，那并不是地震，只是信息匮乏落后时代的人们的周期性恐慌。每隔一段时间，我家的门就会半夜被邻居敲开，然后我被父母从床上拖起来，迷迷糊糊、慌慌张张下楼去躲“地震”，大人们则继续去敲开其他人的门，将更多的人从公寓里拽出来。再之后，大家一齐在楼下空地等地震，等不来，等到天光，一哄而散。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小说《与铀博士度过周末》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大家半夜跑出来躲不存在的地震，想象所有人的财产和器物被震到天上，打乱*，再分配到各自的手上。他们等的不是地震，等的是一种新的秩序。
历史上，在中国庞大的疆域和版图内维持秩序不是一件简单之事。一个常见也容易被理解的学术观点是：古代农耕文明的帝国在中国北方中原建立统治核心，其统治力如向外一圈圈扩散的同心圆，距离核心越远，其力量越弱。无独有偶，这跟费孝通提出的用来描述中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如此相似。这两个同构的数理模型也许正好一外一内地阐释了中国社会的大体特征。而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之南，一方面被视作蛮夷的未开化之地，另一方面则依靠地缘，那些多元的族群及其文化反而能更完整地保留下来。因而也就有了“中心”和“边缘”之辨。从帝国的中心眺望边缘，那是一片山川如迷宫般分布的瘴疠之地。“瘴气”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它是前科学时代的传说中的事物，在口口相传中，它由山林沼泽发出的湿气、毒气和动物尸体腐烂后的霉气组成，笼罩在整个中国南方的大地上，令那些来自中原的流放士人闻之丧胆。它无疑也为那些精怪魍魉、奇闻轶事、祖先及神灵信仰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历史上，瘴气既作为北方外来者的阻隔，也是本地植物丰盈茂盛的养料——可以活得很边缘，但活得很鲜异、顽强。
随时间推移，南方的概念不断被祛魅。尤其十八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博物学兴起，许许多多的远洋来客通过广州进入中国南方，他们的感官顿时被五花八门的原生植物塞满、膨胀，震撼不已，这是他们从未闯入过的植物王国。他们采集种子，制作标本，运回国内，分类编目，自信用后天习得的近代文明知识来解释和归纳一切。但是，他们能听得懂大榕树下盲人所讲的世世代代的故事吗？能理解香蕉成林阴气重、幻化成妖的传说吗？能理解小孩成年时要用石榴花和菝草泡水沐浴的仪式吗？
当我在南方的海边踯躅时，倒是听来一段迷人的说法。在沿海的渔镇，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海田，就跟农业社会的土地一样。他们出海捞鱼，只在属于自己的某块海域劳作，而这块海域就是他们的海田。海田在现实里没有具体的界线，但那里的人脑海中确确实实都有一副“海图”，这种海图是他们与海洋朝夕相处的结果。后来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位斐济的作家，她的说法恰好也与此相印证，海田在斐济及其他太平洋的岛屿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对古代斐济人而言，岛上的森林、草原和山地连同广袤无边的海面都是各家族的财产，以家庭为单位划定，代代继承下去。有时候，父亲在部落战争中亡故，一个尚在母胎中的婴儿便会被指定为土地和海田的继承人。一个正在沉睡发育的大脑，是否知道一片海有多大、有多深？
我宁愿一直对不确定性说“yes”。
索耳，1992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编过杂志，做过媒体，策过展。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泼先生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