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李大钊的遗体一直没有得到安葬。
直到1933年春天，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几天了，就多方奔走，请求将丈夫李大钊安葬。
经我党地下组织请示中央，决定和北京大学方面一起，安葬李大钊。
这天，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来见赵纫兰，名叫李时雨，向赵纫兰介绍了组织安葬李大钊的安排，并告诉她，这一天意义重大，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军阀*害爱国群众的恶行，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来告慰革命先驱李大钊。
赵纫兰听后，表示完全同意组织的安排。
在送葬的过程中，李时雨一直担当护灵任务，冲破重重阻挠，组织革命群众把李大钊的灵柩送到万安公墓，告慰了这位我党的伟大先驱。
那么，这位李时雨究竟是谁呢？有着什么样的传奇经历？
李时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长大后考入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常组织学生爱国运动。
因为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屡屡被委以重任，比如这次安葬李大钊的活动。
李时雨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被组织派到西安，打进了西安“剿总”，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情报，都是由他送出去的。
而且，东北军、西北军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有爱国背景，李时雨就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广泛联系爱国人士，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为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9年，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成立了汪伪国民政府，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所谓的国民党“六大”。
可是，汪精卫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国民党没有多少人愿意出席这次大会，不得已，汪精卫就开始许诺，只要是国民党，不管是干什么的，只要愿意来，就给予高官厚禄！
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决定将计就计，派李时雨借此机会打进汪伪圈子。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伪造了国民党代表的身份，成功地参加了汪伪的“六大”。
在这次大会上，李时雨作了一次“精彩”的发言，把汪精卫捧上了天，汪精卫自然也是心里乐开了花，大会一结束，便委任李时雨为立法委员和法制委员。
当时的伪“立法院”院长，是著名的陈公博，李时雨本来就是政法专业出身，又是汪精卫亲自安排的，再加上他非凡的交际能力，很快就赢得了陈公博的信任。后来，陈公博到上海当市长，还专门把他带走，委任他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
后来，汪伪部队大举向我新四军发起进攻，屡屡发起“清乡行动”，可是每一次进攻，都被新四军打得抱头鼠窜，汪精卫大怒，认为内部肯定出了奸细，可是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一点消息，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后，李时雨回到了人民军队，刘少奇亲自接见他，还对他说：“你在汪精卫那里，对新四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和陈公博到死都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二人说完，哈哈大笑。
抗日战争结束后，戴笠经过蒋介石的授意，开始四处拉拢汪伪集团的重要人物，其中，李时雨就是戴笠的一个重要目标。
戴笠亲自找到李时雨，面谈相关事宜，李时雨请示组织，组织决定再次将计就计，派李时雨打入军统内部，继续潜伏。
李时雨打入军统后，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少将组长，权力非常大，当时，蒋介石正赋予军统接收日伪留下的城市的任务，可是，许多城市却被我党我军提前接管，其中的功臣，自然就是李时雨。
起初，戴笠也怀疑到了李时雨，派人暗中调查，但李时雨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也深知国民党的做事风格，就拿出大量钱财，做通了前来调查的人的工作，来了个将计就计，结果反而让戴笠对他更加信任了，再也没有调查他。
不过，没过多久，戴笠就因为飞机失事而遇难，失去了这把“保护伞”，李时雨也再次被军统调查。
李时雨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被军统抓住了把柄，以“汉奸”的罪名判了7年零6个月。
当然，李时雨没有坐那么久的牢，到了1949年初，李宗仁为了跟共产党和谈，释放了大量的“犯人”，李时雨也得以出狱，恢复了真实的身份，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工作。
有趣的是，李时雨晚年时，还担任过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参考资料：《敌营十五年》《文史博览》《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