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文化主笔 陈建平 特约撰稿 康爱民
农历二月，北京还是冷飕飕的。天暗淡着，裹杂着风沙，像给大地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幕布。小区院内，梅花凌寒绽放，草木开始萌芽。淡淡的色彩，映照在空中，似在唤醒这北方的早春。
南方早已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了吧！李兆华盯着窗外梅花，看了一会，叹口气回到沙发，戴上眼镜，开始翻阅今天的报纸。“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法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美国研制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一则简讯瞬间映入眼帘。她扶正眼镜，盯着每一字读完，感觉血往上涌，头有些晕，便将报纸扔在一边，闭着眼靠在沙发上平复心情。
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怎么还是这般嫉恶如仇？她做了几次深呼吸，努力调整心态。
外面春寒料峭，又有风沙，孩子们出门上班前，再三叮嘱她不要出门。她只能待在家，踱踱步，看窗外北风漫卷，想南方大雁归来。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她在北京工作生活了25年，后调到家乡广东直至离休。多年前，为了照顾单身无子女的老战友、好姐姐欧巾雄，她将大儿子江鲁夫过继给了她。欧巾雄去世后，江鲁夫一家仍住在北京。为了多看儿孙，离休后她就在广东、北京两地轮流居住。这是她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两个地方。
房间里，摆放着欧巾雄的一张遗像。她每天将它擦拭得干干净净，不让灰尘遮盖姐姐的光彩，然后对着“姐姐”说说话。姐姐离开她近20年了。想起逝去的青春年华，忆及两人并肩战斗的岁月，她的心头便有一股暖流涌起。
将家里收拾完，感觉头又有些晕，她赶紧回到床上休息。恍惚中，看见欧巾雄在向她招手，一朵红纸剪成的梅花，在两人之间传递……她带着笑意，沉沉睡去。
傍晚时分，孙子下班回家，看见奶奶躺在床上，怎么呼唤都不醒，赶紧拨打了120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但终告不治。
▲李兆华
这一天，是1999年3月20日。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老战士、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成员李兆华，在北京铁路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四十多天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侨居海外思报国
2023年初春，一位年约七旬的老人，走进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社区官新合村，在一排围屋前久久停留。他一会摸摸斑驳的泥墙，一会凝视雕花的窗棂，心如潮水、难以平静。
这位老人，是李兆华的小儿子江山。他无数次从母亲的讲述中，从收集到的史料中，了解南洋爱国华侨领袖官文森，独资组建“文森队”，招募李兆华、欧巾雄、王春红等华侨女青年，回国抗战的故事。李兆华生前，总是在江山等孩子面前，念叨着“官先生”，“是他引导我们几个女仔，走上了革命道路，抽空要去他的家乡看看”。可惜一直未能如愿。
官新合村，便是官文森的家乡。江山此行，正是为了瞻仰“官先生”，以偿母亲夙愿。
站在官文森的祖居前，仰望兀立村中的昇齐楼，一幅沧桑的历史画卷，如老电影般，在江山的脑海中反复放映……
▲官文森的家乡官新合村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15日占领惠州，21日占领广州。仅十余天时间，广州周边各县及东江下游地区的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日军铁蹄之下。
消息传到香港，传到南洋，传到千万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耳中，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走上街头，募集钱款，组建回乡服务团，支援广东抗敌。
1939年2月，马来西亚吉隆坡培德女子学校五年级学生李兆华、加影中学六年级学生欧巾雄，邀约同学走上街头，开展募捐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捐款，她们用零用钱买来花纸，做成小梅花送给捐款的人，所得捐款全部交给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她们还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到各地演出话剧，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欧巾雄生于1923年，祖籍广东清远；李兆华生于1924年，祖籍广东惠阳。两人同在吉隆坡暗邦出生，同住一个客家华人聚集的社区，同在一所小学念书，自小形影不离，亲如姐妹。虽是三代侨居南洋，但长辈灌输的家国思想、故土情结，自小便植入她们的心灵中。两人相约，有机会一定回国看看，看看祖辈、父辈心心念念的祖国。
1939年4月，欧巾雄放学回家，看见马路电线杆上张贴着一张广告：华侨领袖官文森先生资助全程费用，组建一个女子队，招收六名队员，回国进行抗日宣传、医疗救护、捐款救灾等工作，为期半年，办好来回护照。考试后择优录取，报名者须经家长签字同意。官文森的大名，欧巾雄早已耳闻，知道他是爱国华侨领袖，原籍广东龙岗，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曾派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抗战爆发后，他积极领导华侨开展救国活动，支援祖国抗战，深得南洋侨胞的拥护和爱戴。他要组队，只招六名队员，肯定很多人响应，竞争一定很激烈。
▲龙岗籍爱国侨领官文森
刻不容缓。欧巾雄赶紧找到李兆华，瞒着家人，一起跑到惠侨救乡总会报名。可是，报名处的工作人员说要家长同意，并由家长带来方可报名。“我们还这么小，家长肯定不同意。”望着长长的报名队伍，两人心急如焚，赶紧商量对策。
李兆华的家中，有奶奶、父母、叔婶和姐妹。她花了一整天，做完姐姐工作去找奶奶，奶奶拒绝后又去找叔婶，叔婶推脱后只能气鼓鼓地去找正在矿上做工的父亲。父亲被她软磨硬缠，只好带她报了名。
欧巾雄是独生女，家庭成员少，家境较为富裕，但却花了两天时间，才做通父母的工作。母亲当时生病在床，听到女儿要回国内，瞬间泪湿了枕巾，哭着说：“女啊，你自小就没离开过妈妈，怎能孤身万里飘洋过海？唐山又没有亲人照顾，我们怎么舍得你去啊！”欧巾雄强忍眼泪说：“这是为祖国出力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去。”两天后，她挽着父亲的手，来到报名处报了名。
通过笔试和面试，欧巾雄、李兆华从240多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顺利入选。同时录取的，还有王春红、祝少珍、贺玉兰、叶清秀四位女孩。雪兰莪新古毛警察局*长古好能的女儿古秀英，本来未被录取，无奈她再三要求回国；古好能也表示，“只要让秀英去，她的经费全由我出。”组织者被父女二人的爱国心感动，录取了自费加入的古秀英。
那一年，李兆华15岁、欧巾雄16岁、祝少珍18岁、古秀英18岁、叶清秀20岁、王春红22岁、贺玉兰24岁。七人组成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女子救护及宣传队，亦即闻名中外的“文森队”，王春红担任队长。
▲1939年文森队在香港留影（前左李兆华、前中王春红、前右祝少珍；后排右一欧巾雄）
“文森队”成立后，开始做回国前的准备工作。队员们上午训练，学习时事、分析形势；下午分头上街募捐，筹集慰问品和药品。短短数天，募集钱款、布匹、衣服一大批，仅药品就有七大木箱。
1939年5月5日，“文森队”七位队员，穿着统一的灰制服、白衬衣，剪成清一色的男士短发，带着募集来的款项和物品，从马来西亚巴生港码头坐船到香港。临行前，南洋华侨各界人士举行盛会，欢送“文森队”回国参战。官文森携夫人梁莫前来送行，并将队旗郑重交到队长王春红的手中。
轮船起锚，亲人们站在岸边大声叮嘱：“半年以后，我们在这里欢迎你们回来。”她们哪里知道，这一别，有人就是永远，有人数十年以后才得以归来，留下太多唏嘘的故事让人感慨。
轮船经过新加坡，在海上航行七天七夜到达香港。星岛日报记者林琳对“文森队”进行专访，七位队员轮番发表了回国感言。自费加入“文森队”的古秀英说：“国家有难，国人绝不应贪图片面之乐，而置整个民族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尤其是我们青年人，更要努力担负起复兴民族、改造社会的责任。有一分力量尽一分，这才能算是尽了一个国民的天职。对于我自己，我已经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了。”
在香港宣传演讲一周后，“文森队”前往惠阳（包括今龙岗、坪山、惠州等地），慰问中国抗日军民。
巾帼挥戈文森队
1939年5月下旬，“文森队”抵达坪山，受到中共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及战士们的热烈欢迎。部队专门召开了联欢晚会，曾生和其他领导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表示衷心感谢。“文森队”七位女队员在“新编大队”参观学习，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军民团结一心抗战，她们莫不欢欣鼓舞，和部队一起出操上课，帮助乡亲们割草挑水，亲身体验人民抗日军队的战斗生活。
有一次训练完毕，战士们想和“文森队”照张相，合影留念。欧巾雄看到人太多，便站到一边，让别人上镜头。曾生大喊：“欧巾雄，过来照相啊，你怎么站在一边当守卫，像香港的摩啰差？”自此，大家都亲热地称欧巾雄为“摩啰差”。
按照计划，“文森队”还得前往淡水、惠州、博罗、镇隆等地，宣传抗日救国，慰问国民党军队。一周后，七位队员恋恋不舍地离开“新编大队”，逐个到访目的地。但所到之处，看到国民党军官贪污腐化、花天酒地、举止轻浮，士兵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她们又是气恼又是担忧：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败日军，赶走家门口的强盗？
到博罗宣传慰问时，惠州国民党当局大肆诋毁共产党，要求“文森队”加入国民党军队。遭到拒绝后，又企图把“文森队”编入其政工队。“文森队”成员找借口离开了。
由于连续不断地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团长叶锋考虑到“文森队”的安全，便将七位队员安排到服务团下属的“博罗队”，深入龙岗、新墟、镇隆、青溪等农村，慰问灾民并送药治病，帮农民干农活做家务，办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唱抗日歌曲，宣传团结抗战道理。
1939年8月，“文森队”七位成员正式加入“新编大队”，在政工队负责民运工作。王春红不久后调到政训室，负责接待归侨，并于当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廖承志从香港拨来一部电台和通讯密码，帮助“新编大队”成立了电台小组。王春红被调到电台小组，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准备电台组建后当报务员。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东江游击队的第一部电台，直到1942年1月才在龙岗甘坑村组装完成，与党中央和南方局建立起直接联系。（详情请参阅《吉华红色印记》）
1940年初，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高潮自北向南，内战阴云笼罩于广东的上空，东江各地的中共游击队积极应对。2月，“文森队”七位队员的护照半年签证已到期，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劝说下，贺玉兰、叶清秀、古秀英三人返回马来西亚，王春红、欧巾雄、李兆华、祝少珍四人则态度坚决，要求继续留在“新编大队”，与中共风雨同舟，为抗战继续出力。
大洋万里，关山重重。贺玉兰、叶清秀、古秀英返回马来西亚后，与王春红、欧巾雄、李兆华、祝少珍四人再无交集，史料中也难寻其后续踪迹。她们三人，或许在家相夫教子，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或许继续在南洋振臂高呼，为祖国抗战募款筹资。不论此后的路怎么走，当年的热血壮举，已经为她们的青春写下精彩的一笔；她们的名字，已经与“文森队”一起，镌刻在南粤的丰碑上，铭记在祖国人民的心头。
内战阴云密布，愈积愈浓。欧巾雄、李兆华全然不顾，埋头写入党志愿申请书，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春红在梁鸿钧、卢伟良、王彦之的介绍下，与李振亚喜结连理。李振亚原名李伯崇，是参加过长征的中央苏区干部，在突破湘江、乌江，四渡赤水、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斗中屡立战功，1939年5月奉命前来广东工作，担任东江军委参谋长。婚后，王春红烧掉马来西亚的护照，决心抗日救国，为民族独立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爱人李振亚并肩战斗终生。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广东当局集结3000余兵力，正式发动对曾生、王作尧两部的围攻。9日晚，王春红、欧巾雄、李兆华、祝少珍四人，跟随曾生的“新编大队”，向海陆丰方向突围。国民党军队沿路围追堵截，“新编大队”边打边突围。为了鼓舞士气，欧巾雄、李兆华、祝少珍等人所在的政工队，讲故事编快板，“望梅止渴度艰险”。
连日突围作战，欧巾雄的脚肿得通红，王春红、李兆华、祝少珍、刁慧文、李秉冰、梁励行、朱金玉等人的脚上磨出大血泡，但姐妹们相互搀扶、互相勉励，向着既定目标艰难跋涉。
到达高潭第四天，“新编大队”驻扎在柑树下小学。吃完午饭，战士们搭起枪支午睡，爱干净的欧巾雄开始冲凉。突然，枪声响了。梁鸿钧大声喊：立即上山！欧巾雄来不及穿衣服，裹着一张毛毯跑出来，抓起一支枪，带着刁慧文（邬强夫人）、蔡冰如（蔡国梁之妹）、易焕兰等七八位女战士，拼命往山上冲。冲到山上，才发现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山上忍饥受冻一晚后，会说客家话的刁慧文下山，通过老百姓的帮助，三天后终于在海丰石山村，找到了负责收容失散人员的小队长陈其禄，大家才安全归队。
在向海陆丰转移途中，曾生、王作尧两支部队几遭重挫，从700多人减到100多人，军事上完全陷入被动，弹药缺乏、给养不继，处境十分困难。更严重的是，部队内和党内发生激烈争吵：有人主张放下武器，暂时隐蔽，保存人员；有人主张继续留在海陆丰，坚持斗争；有人主张重返惠东宝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危急关头，1940年6月初，梁鸿钧从香港带来由廖承志转来的中共中央*处5月8日的电报，指出目前仍是团结抗战的局面，曾、王两部决不可在后方停留，应返回惠东宝地区，回到抗战的第一线，大胆坚持抗日，不要怕和国民党军队打摩擦仗。中央指示精神为东江游击队指明了斗争方向，部队开始做返回惠东宝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王春红、李振亚夫妇接到上级指示：调往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琼崖纵队前身）工作。两人当即前往香港，带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购买的两部电台，偷渡琼州海峡，到达琼崖独立总队。此后，王春红在海南战斗，直到海南解放。
欧巾雄、李兆华等20多位女兵，则分批从汕尾坐船到了香港。此时，官文森为了解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博罗队”23名队员，特地从吉隆坡到了香港。王春红、李兆华跟随叶锋，拜会了官文森，并汇报了回国后的工作成绩。
遗憾的是，“文森队”的另一成员祝少珍，在突围时不知所踪，引起诸多猜疑。直到四十年后，祝少珍辗转找到肇庆，向李兆华细说当年内情；李兆华才知她当年被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处境艰难，为了生计，就在汕尾找了份工作，并在当地结婚生活。加入“文森队”，热血报国的青春记忆，伴随祝少珍终身。
1940年9月，游击队余部108人，回到鸡公山区，在布吉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会议做出抛弃国民党给予的部队番号，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惠东宝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曾生、王作尧部队，分别整编为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开赴宝安阳台山区、东莞大岭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上下坪会议揭开了东江游击队新的战斗篇章。
当年10月，欧巾雄、李兆华两姐妹，跟随曾生领导的第三大队，到了东莞大岭山区，继续在政工队工作。李兆华住在一户姓宋的村民家里，走访发动群众；欧巾雄负责大环村、百花洞村的群众动员。1942年白石龙会议召开以后，成立了港九大队。欧巾雄和李兆华又被调到港九大队，欧巾雄搞交通情报，李兆华还是负责群众发动工作。
姐妹两人，或联袂作战，或单独行动，在港九地区留下难以磨灭的战斗伟绩，至今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大智大勇救盟友
在港九大队期间，李兆华与短枪队中队长江水相识并结婚，曾参与抢运武器弹药、营救文化名人等重大行动。使她终生难忘的，是营救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
▲李兆华、江水夫妇
1944年2月11日，李兆华正在新界观音山附近的芙蓉别村走访，14岁的交通员李石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村，告诉她天上掉下一位大鼻子飞行员，自己已将他藏在山坳里，日本仔正在搜捕，赶紧派人去营救。
这位飞行员，正是“飞虎队”的美国教官克尔中尉。那天，他率领20架战斗机，护卫13架轰炸机，从桂林起飞，前去袭击被日军占领的九龙启德机场，在启德机场上空与日本空军遭遇，发生激烈的空战。克尔中尉指挥美机击落了三架日机，他的座机也被日机打中油箱而起火，他多处被烧伤，被迫弃机跳伞。降落过程中，强劲的南风将他吹到了机场北面的观音山上空，最后落到半山腰上。李石刚好送信到市区返回，途经此地，看见了正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克尔，从外貌上判断出他是盟军飞行员，便赶紧用手势招呼克尔跟自己走。
此时，日军已出动一千多人，到观音山搜捕，情况十分危急。克尔顾不得多想，拔腿就跟李石奔跑。他俩穿荆棘过丛林，一直跑到芙蓉别村附近的一个山坳。李石觅了个深深的土坑，让克尔钻进去，又用树枝遮掩好，然后抄小路，急急赶到芙蓉别村，准备找自卫队员邱葵商量对策，刚好碰上李兆华。
李石已经送完信，需要赶回港九大队部复命，不能久留。看见李兆华，他长吁一口气，觉得营救有望，告诉她飞行员的藏身地点就回去了。
绝不能让盟军飞行员落入虎口！李兆华飞快地想着对策。嘭、嘭、嘭……村外已响起枪声，怎么办？邱大娘突然气喘吁吁地闯进门，口里急促地发着喔、喔、喔的声音，同时神情紧张地向山坡方向使劲比划，手指在嘴唇上比划胡子，又用手指做出放枪状“啪，啪，啪”……她是短枪队队员邱胜的妈妈，是一个哑巴，当时正在山上割草，看见日军便赶紧回村报信。
通过邱大娘的比划，李兆华明白了：日军正在一边搜山一边打枪，就要搜到山的这边来了。得赶紧把盟军飞行员转移！李兆华当机立断，交代邱葵：按照李石告诉的地点，去把飞行员转移到比较偏僻的吊草岩山坳，陪他一起隐藏；她去准备一些食物和用品，天黑以后再去接飞行员，以击掌三声为见面信号。
李兆华随即动身，赶往西贡的黄竹山村。该村是她的落脚点，群众基础好。她边走边想对策，把飞行员藏在什么地方好呢？藏在村里老百姓家？不行，不行！他是白种人，又是大鼻子，特征明显，再化妆也瞒不过敌人，很快就能被搜出来。怎么办呢？她灵机一动，何不把他藏到日军据点附近村后的丛林！那儿已经被日军搜索过，处在敌人眼皮底下，反而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
打定主意，李兆华急急小跑，赶到了黄竹山村。她请短枪队队员钟炳的妈妈赶做几斤茶粿，并派人出去打探消息。傍晚时分，打听消息的人回来报告，日军已出动了一千多人，在西贡一带进行严密的封锁和搜捕。黄竹山村附近的蚝涌、北围、南围都驻满了搜捕的日军。李兆华暗自思忖：照此情况，敌人很快就会搜索到黄竹山村以及飞行员藏身的吊草岩，现在要突破重围，把他转移到港九大队部，已经不可能了。
夜幕降临，李兆华提着装茶粿的竹篮，悄悄来到吊草岩山坳，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拍了三下手掌。邱葵很快从山坳中钻出来。李兆华问：“葵叔，飞行员带来了吗？”邱葵回答：“带来了。”招手唤出了克尔中尉。李兆华考虑多一个人多一个目标，就叫邱葵回家了，她独自领着克尔，趁着黑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丛中转移。
夜静悄悄，寒风中不时传来日军扎营地的嘈杂声和犬吠的声音。李兆华带着克尔，抹着黑，边走边屏着呼吸聆听动静，一路走走停停。克尔显得很紧张，半步都不敢落后。李兆华搞民运工作，经常走村串户，对这一带的山头地形都很熟悉，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摸到了北围村背后的山谷中。她在四周探寻一遍，没有发现情况，就把克尔隐藏在一片茂密的草丛里，那里有一条山溪。她将茶粿交给克尔，克尔很激动，接东西的手有些发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为了及时掌握日军动态，李兆华叮嘱克尔一番，连夜赶回了黄竹山村。
第二天，日军果然把黄竹山、吊草岩、芙蓉别村、大瑙搜了个遍。所到之处，威逼利诱，希望村民交出美国飞行员。但村民不知内情，显得都很坦然。搜到黄竹山村时，日军闯进了李兆华的家，翻箱倒柜、四处搜索。李兆华则在一旁挑水、斩猪菜、烧火煮猪食，帮助钟大娘做家务，显得十分淡定。日军折腾半天一无所获，就在村里*鸡宰猪，大吃一顿后去了别的村子。
第三天清晨，李兆华梳妆打扮，在头后挽了个发髻，上身穿一件黑布大襟衫，下身穿一条大裆裤，围着一条黑围裙，然后扛着扁担拿起镰刀，掖上几斤干粮，佯装上山割草，悄悄来到克尔的藏身之处。
看到李兆华，克尔很兴奋，远远地向她招手。李兆华赶忙用手势向他示意，日本兵就在山那边，不要出声。她来到克尔跟前，克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上边密密麻麻地写着好几种文字。他指着一行中文“游击队在哪里”？李兆华摇了摇头。他又指着另一行“游击队离这里有多远”？李兆华还是摇了摇头。克尔露出失望的眼神。李兆华连忙打了几个手势，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要注意隐蔽，耐心等待，游击队正在想办法营救”。便把干粮递给他，告辞走了。
李兆华来到石垄仔村，想找短枪队的刘黑仔，没有找到，就先回黄竹山村去了。
▲李兆华
克尔座机被击落后，日军抓不到盟军飞行员，更加疯狂，出动了海陆空三军一千多人，对沙田区、西贡区进行大搜捕大扫荡。海上舰艇、电扒穿梭巡逻，封锁海面；空军低空盘旋，地面侦察；陆军大举出动，对各村进行梳篦式“铁壁合围”……
一封封加急情报送到港九大队部，大队长蔡国梁、中队长黄冠芳、情报组长蔡仲敏、情报员陈亮等共同研究营救方案，决定实行“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策略，让各中队四处出击牵制敌人，为营救盟军飞行员解围。
市区中队长方兰，带领队员进行“纸弹战”，将传单、标语、东纵成立宣言等，散发到工厂、船坞、街道、公交车、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还投递到伪区长曾某的家中；黄冠芳、刘黑仔率领邓斌（又名邓贤，龙岗爱联人）、邱胜、詹云飞等七八名短枪队员，偷袭启德机场、炸毁飞机、炸掉油库，*死大汉奸陆通译……
港九大队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和宣传攻势，终于迫使日军将在新界郊区扫荡的部分兵力撤回市区。虽然没有完全撤走，但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一周后，李兆华混过日军的封锁线，来到短枪队驻地石龙仔村，向中队长黄冠芳汇报了掩护盟军飞行员的经过。黄冠芳决定马上派人把飞行员转移出来，再由游击队护送到港九大队部，让其早日脱离危境。他叫来邓斌、邱胜并交代任务：“李兆华把盟军飞行员掩护起来了，你们今晚和她一起，把飞行员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事要保密，一定要保密，要保证安全！”
入夜，邓斌、邱胜来到黄竹山村，与李兆华会合。李兆华随即带他们到克尔掩蔽处，见到克尔，她左手竖起大拇指，右手做打枪手势，比划着示意：他们两人是游击队员，要接你走。克尔很激动，连声说“Yes，Yes……”邓斌、邱胜随后把他转移到了石垄仔村附近的山洞里。短枪队员在山下周围警卫。
三天后，刘黑仔带着邓斌、邱胜、詹云飞等七八位短枪队员，将克尔护送到了港九大队部。蔡国梁、陈达明、黄冠芳等人热情接待了克尔，随后派翻译谭天陪同克尔，掩蔽在附近山坡一个被废弃的破炭窑里，又派小交通员陈勋负责大队部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二月底，克尔在谭天和另外两位短枪队员的陪同下，由港九大队海上中队护送到坪山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受到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等领导的热情接待。
不久，克尔回到桂林，安全归队。
1944年3月8日，克尔从桂林给东江纵队寄来一封感谢信和五幅自己画的脱险经过的漫画。6月11日，《前进报》登载了这封信和漫画。克尔在信中写道：“我想，为了抢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久朋友，永久永久。蔡大队长是能*领导者，黄冠芳队长是敌人心目中的‘第一号公敌’，黑仔是我再生的爸爸，谭君是我精神上一刻不可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小同志，我愿意用飞机载回美国去，把他们神奇的本领亲自介绍给美国人……”
克尔信中所写的“女同志”“小同志”，便是李兆华与李石。
1944年，为了执行北进战略和开辟罗浮山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组建了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政委李东明。李兆华被调往北江支队二大队，随军挺进粤北，继续从事民运工作。
1946年6月30日，李兆华随着部队一起北撤山东，在华东党校学习一年。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南下解放广东的战斗。抗美援朝时，她调到空军司令部，直到1957年脱下戎装，转业到北京的教育系统任职。
十八年戎马倥偬，随身物品旧了换新，但那朵从吉隆坡带回国的纸梅花，却一直贴身伴随着她。那是她青春热血的见证，那是她浴血沙场的印记。
侠骨柔情英雄泪
在东江纵队，欧巾雄是和李玉珍齐名的巾帼英雄。她能文能武、性格刚毅，“文”时侠骨柔肠，“武”时双枪齐发，令敌人闻风丧胆。
▲欧巾雄
1942年春，港九大队成立。欧巾雄和李兆华一起，从曾生第三大队调往港九大队，在香港沦陷区开展工作。欧巾雄被派到沙头角、上水一带，做情报工作。这里是游击队的情报中转站，从香港得到的情报，都从这里送回宝安白石龙总部。
当地很多人姓陈，为了便于工作，欧巾雄也改了陈姓。她带着几位民运队员，和村民吃住在一起，和大家打成一片，村民亲切地喊她“陈姑”。白天，她们帮助村民劳动；晚上，就和青年们一起办夜校，训练民兵，组织姐妹会，赢得了村民的尊重。遇上敌情，村民拼死保护她们，让她们一次次转危为安，并在村民掩护下送出许多重要的情报。
某天，欧巾雄和队员正在村里工作，日军小分队突来扫荡。她连忙安排干部，带领群众上山隐蔽，自己提起一挺轻机枪，和队员冲到村口，抢占有利地形，冲着日军一梭子弹扫过去。日军猝不及防，趴在地上不敢抬头。欧巾雄趁机带着两个队员转移位置，轮流开火，日军弄不清村里有多少游击队，怕吃大亏，只好退回去了。
这一仗，让村民对欧巾雄更加信服，他们四下传言：“陈姑手持双枪，神出鬼没，带着一支队伍打到这里来了，日本鬼子命不长啦！”
此后，“双枪女将陈姑”的大名，传遍港九地区。日军贴出告示，悬赏收买“陈姑”的头颅。乡亲们看了，回来告诉欧巾雄，欧巾雄哈哈大笑。
“我哪里会使双枪啊，加油添醋！”多年之后，每当战友们笑谈此事，她总是脸红红地声明。
在港九战斗两年多，欧巾雄曾担任乌蛟腾交通情报站的站长，领导七八位十几岁的“小鬼”交通员工作，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温馨记忆。“日本仔一来，游击队同志就来组织群众，来这里的是‘摩啰差’，这是她的外号，她叫欧巾雄，这个人非常好，她不是武装同志，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听她的。”七十多年后，乌蛟腾八旬老人李汉谈起欧巾雄，仍是津津乐道。当年，欧巾雄20岁，英姿飒爽；李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童年时记住的女英雄形象，一直刻在他的脑海中。
1944年10月，东江纵队政治部组建了一支政工队——“拖拉机”队，成员多为来自粤北中山大学的学生。欧巾雄奉命，从港九大队调到“拖拉机”队，接替夏洪担任队长。“我又粗又野，哪里是搞文艺的材料啊，领导怎么看上了我？”带着一脸惊讶，欧巾雄“弃武从文”，走马上任，来到“拖拉机”队，带着一群文艺兵去战斗。
领导文艺兵，需要刚柔并济，否则服不了人。领导看中的，正是欧巾雄刚中带柔、粗中有细的性格和工作作风。
在“拖拉机”队，欧巾雄以身作则：每次集合队伍，她比队员们动作更快；每次行军，她主动替生病的队员背包袱；每逢派出小分队，去边沿地区开展工作，她总是亲自领队；每逢下连队，她也带头前去……她很快适应新角色，成为人人敬重的“老大姐”。队员们学习她身上的战斗作风，她向队员学习唱歌跳舞演话剧。她自编自演的客家山歌《叹五更》，和大学生表演的节目同样受欢迎；她女扮男装扮演的《前线》苏联军官，让观众始终没有认出来。
欧巾雄率领“拖拉机”队，以文艺为武器，面向连队，面向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组织等工作。她们奔驰在惠阳、宝安、东莞、博罗、大鹏半岛、大亚湾等地，穿行于粤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国事座谈会、建立博罗县人民政权等重大活动中留下生动的倩影。
1945年9月，欧巾雄带领“拖拉机”，随部队挺进粤北。复杂的环境，要求部队分散活动，欧巾雄成为高固武工队的教导员，不久又当了领导机关警卫大队的教导员。她背着短枪，带领队伍过瑶山、渡浈江、登五岭，战斗在粤赣边境的崇山峻岭上。每到一个村子，她都要求部队首先做好群众工作，自己带头给老乡挑水，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连柴草堆都整理好。粤赣边是老苏区，老乡们一看他们的行动，就知道是共产党的队伍回来了。
1945年夏，欧巾雄率领的武工队，在大庾岭被几倍于己的敌人包围。苦战一天，队伍被打散，欧巾雄带领三名战士突围隐蔽在半山。敌人跟踪追来，喊话劝降。欧巾雄揭开最后一颗手榴弹的盖子，平静地说：“同志们，现在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保持革命气节。如果敌人上来，我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她引线待发，和战友们紧紧依偎在一起，深情地向祖国的雄伟河山诀别，等待着为革命献身的时刻……但是，敌人仓促退去。原来天色已晚，他们害怕受到游击队的夜间袭击，不敢冒险上山。
欧巾雄率领战士们，掩埋好烈士的遗体，擦干眼泪，拖着肿胀的双腿继续前进。
1946年6月30日，欧巾雄随着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航行途中，几位女战士到船舷旁取自来水；一个喝醉酒的美国水兵，突然拽着一位女战士的手臂，往怀里拉。女战士大声叫喊。不远处的欧巾雄一跃而起，扬手“啪”的一下，掴了美国水兵一个耳光。“打得好，欧巾雄，打得好！”甲板上顿时沸腾，战士们都称赞说，“欧巾雄这一巴掌，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真是好得很！”
多年以后，东江纵队*曾生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运载我军，美国人以为‘共军’和‘国军’差不多，因而各船都曾发生美军水手对我女同志耍流氓事件。对此，我方向美方提出了严正抗议，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由于国民党的污蔑宣传，说我们是无组织的土匪，因此开始时美军舰上的人员对我们采取歧视态度。但是经过几天的实际接触后，看到我们组织坚强，纪律严明，上下团结，官兵打成一片，战士们活泼而有礼貌，他们的观点改变了。”
1946年8月，在山东解放区，欧巾雄所在的政工队编进华东军政大学第五大队，进行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部队进行整编，欧巾雄离开政工队，随部队作战。
1949年，欧巾雄作为中国优秀青年代表，到东欧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后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训练班（后改称“青训班”），担任组织科副科长。青训班是解放战争后期，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创办的一所学校，以招收归国华侨青年为主，培养外交、侨务等涉外机构的干部。它直属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后转隶中联部。青训班主任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副主任由副部长廖承志和连贯兼任。朱德、李维汉、林伯渠、吴玉章、杨尚昆、廖承志等中央*，都曾对学员进行过革命形势、革命传统和革命气节教育。杨献珍、胡乔木、乔冠华、胡绳、田家英等专家和学者，都曾在青训班授过课。
1951年3月，为了支援广东土改，欧巾雄、李介夫率领青训班全体学员，组成中共中央统战部南下农村工作团，分三部分到惠阳、海丰、博罗三县，参加土改，经受了实践考验和锻炼。土改结束后，欧巾雄回到北京，调往北京医院工作。
全国解放后，她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担任北京医院办公室主任，铁道部铁路总医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等职。由于坚持原则、工作出色，多次受到党和国家*的嘉奖和表彰。50年代，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由于忘了探视时间，两次未在规定时间探望病人，两次都被欧巾雄挡了驾。事后，吕正操对她敢于坚持原则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赞赏。
“文革”中，欧巾雄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冲击，但她立场坚定，不屈不挠地与“四人帮”同伙进行斗争，保护了许多老干部、老战友和他们的孩子。“四人帮”倒台后，欧巾雄积极投入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
▲1980年人民铁道报报道欧巾雄事迹
她终身未嫁，没有子嗣。李兆华、江水的大儿子江鲁夫，见欧阿姨孤苦，自愿照顾她的生活；李兆华夫妇，干脆把江鲁夫过继给她，做了养子。1968年，江鲁夫面临下乡插队，在部队工作的老战友对欧巾雄说：“让孩子到我这里当兵吧！”她谢绝了老战友的关照，依然让儿子下了乡。
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自16岁离开吉隆坡的家，回国征战，此后就与家人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李兆华与吉隆坡的亲人建立书信往来，几次委托她们替欧巾雄寻访父母，但传回的消息都是：太平洋战争之后，欧巾雄的父母已经去世，妹妹（父母收养的小女儿）也下落不明。欧巾雄肝肠寸断，从此断了寻亲念想。
1978年，欧巾雄怀着思亲的惆怅，申请出境，重踏战斗过的港九大地，探望九龙、沙头角一带生死与共的乡亲。乡亲们一声声“姨妈”“伯娘”“阿嫂”的呼唤，让她热泪盈眶。久别的乡亲，争着把她拉到家，轮流逼她吃好东西，通宵说着知心的话。乡亲们真挚的感情，慰藉了她几十年思亲的愁苦。
1980年3月24日，欧巾雄在为七个孤儿申诉政策时，倒在电话机旁，溘然长逝，年仅57岁。老战友为她撰写了挽联：“念当年，把青春献祖国人民，地北天南，烟尘戎马劳巾帼。思往日，沥肝胆解神州枷锁，心丹志远，腥风暴雨洗英雄。”
红色电波越时空
报务员工作，贯穿了王春红的整个革命生涯。王春红的革命轨迹，便是东江纵队、琼崖纵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历程。
▲王春红
1939年10月，王春红进入“新编大队”电台小组，参加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开始涉足电台工作，成为东江纵队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报务员。1940年6月，东移途中，她和爱人李振亚奉命前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将两部电台送往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琼崖纵队前身）。此后两人便留在海南，从东江纵队转属琼崖纵队。来琼崖前，为了隐蔽身份，王春红改名王超，李伯崇改名李振亚。
革命战争年代，华南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长期处于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孤悬敌后的艰苦环境中，又分散在地下工作的秘密环境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状态。琼崖更是孤悬海岛，境况更为险恶。部队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让党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了解各地斗争情况。电台建立与否，关系部队的生死存亡与发展。敌人进攻，电台是首要攻击对象，电台工作人员与前线指战员一样，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琼崖纵队的电台，建立于1939年7月，但只能接收新闻不能发报；直到1940年1月20日，才与延安党中央、南方工委沟通联络，取得直接联系。东江纵队电台机要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琼崖纵队有些类似：1939年10月，曾生组织王彦之、戴机、王春红等人，在坪山谷仓下村开始电台业务学习和筹建，因国民党军队围攻、部队东移海陆丰未能组建成功。此后几经努力，亦只能接收新华社新闻而不能发报。直到1942年1月下旬，在刘澄清的帮助下，东江纵队首部能够收发报的电台，才在宝安甘坑村（今深圳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村）组装完成，与延安党中央、南方局沟通了联络，取得直接的联系，时间整整晚了琼崖纵队两年。
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处在给广东省委的电报中指示：“琼崖至少要有三个电台，并以一台与中央联络。”同年6月，廖承志按中央指示，购买了一部发报机，一部收报机。王春红、李振亚等人从香港护送到琼崖的电台，正是这两部。
到达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后，李振亚在琼崖公学教游击战争课，王春红在政治部电讯室工作，两人聚少离多。1941年6月，王春红生下她们的第一个女儿。因奶水不足，孩子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1943年1月，王春红在六连岭生下第二个女儿。李振亚大喜过望，从陵水前线回到六连岭，看望王春红母女，并为女儿取名阿小。几天后，前线战事紧张，李振亚匆匆奔赴陵水指挥作战。9月，琼崖独立总队副总队长庄田率队来到六连岭三支队，通知王春红回总部工作。由于形势紧张，战事所迫，庄田代表党组织，动员王春红将孩子交给当地老百姓抚养。
王春红含着泪，最后为孩子喂了一次奶，将她送给了万宁县山根乡碗灶村的农民李明熙。可是不久，李明熙就托人传话，说阿小病死了。但王春红从没相信。
1945年王春红怀第三胎时，考虑到当时形势不适合抚养孩子，李振亚支持她做了流产。1948年９月27日，牛漏战斗中，已任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的李振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李振亚烈士纪念碑
阿小，成为王春红、李振亚两人的唯一骨肉，成为王春红永久的牵挂。
1950年，海南解放以后，王春红调往广东军区十五兵团（驻地武汉）通讯科工作。1951年，她与老红军李振清结婚，*家庭。1954年，她从部队转业到武汉地方工作，后来又调往湖南衡阳，直至离休。王春红伴随红色电波15年。
1987年，王春红通过不懈努力，在马白山、陈素珍等老战友，以及李明熙之侄李贤烈的帮助下，终于在海南找到已改名李桂荣的女儿阿小，并在衡阳相认。母女相拥，喜极而泣，久久不愿分开。从分离到重聚，整整44年。
1987年9月，李桂荣正式以李振亚女儿的身份，参加了琼崖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王春红带着李桂荣全家，到李振亚的陵墓前，焚香叩拜，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尾 声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官文森举家回国，受到*、*等亲切接见。同年6月15日，他作为中国致公党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参与起草《共同纲领》。9月21日，官文森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期间，他曾回到龙岗官新合村，在官氏“懋德世居”短暂小住。
1951年，官文森闻知家乡筹资建校，立即捐出巨款，兴办了盛平小学。1952年，官文森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等职。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9月16日，官文森在广州逝世，享年71岁。
新中国成立后，李兆华联系上马来西亚的亲人，建立书信往来。80年代初，姐姐来信告知：年近九旬的母亲生命垂危，她日夜思念远在中国的女儿，希望有生之年能见一面。李兆华闻之，悲伤痛哭，当即向马来西亚相关部门申请入境探亲。马来西亚方面回复：你是中共党员，入境大马必须脱党。李兆华斩钉截铁地回复：“我宁可一辈子不见亲人，也绝不背叛自己的祖国，背叛我们的党。”母亲第二年就去世了。此后，李兆华只能与亲人保持书信来往，直到最后也未再回马来西亚。
1995年，阔别马来西亚56年之后，78岁的王春红重返第二故乡，受到华人校友的热烈欢迎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的接见。回到吉隆坡，母亲、哥哥、姐妹早已作古，她只见到了侄子、堂侄等后辈。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家人不胜唏嘘。
▲1995年，王春红在吉隆坡见到了侄子、侄媳
官文森的爱国义举，一直受到家乡政府和人民的尊崇；“文森队”的事迹，至今仍在深圳龙岗流传。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深圳市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了龙岗革命武装斗争史陈列展，在显要位置宣传展示了“文森队”事迹。
欧巾雄之子江鲁夫、李兆华之子江山、王春红之女李豫等革命后代，致力挖掘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琼崖纵队的历史，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贡献力量。
（本文由深圳市龙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完成）
史料参阅：李兆华《一朵梅花一颗心》《我参加文森队的回忆》；王春红《回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永恒的怀念》；陈海仪《万里归心——忆欧巾雄》；陈嘉《“拖拉机”奔驰在东江的原野》；杨彩萍《东移中的女战士》；黄业《开辟五岭根据地》；谭军《孤悬敌后的东江纵队文艺战士》；邱德盈、周芝德《李振亚传略》；李豫《回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广州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编《华南游击区电台机要工作史志》；张黎明《血脉中华》；
1939年5月23日星岛日报“吉隆坡回国服务团文森队访问记”；1944年6月11日前进报第62期“克尔中尉的脱险”；1980年6月19日《人民铁道报》“奋斗终生的好党员欧巾雄”；2011年6月12日南国都市报“王春红44年寻女路，从惊闻‘死讯’到亲人团聚”；2014年9月30日广西日报“遗愿牵挂六十六年”……
编辑：童 丹
校对：张红勤
供图：江 山
审核：康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