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基泰人的社会
1. 经济生产和对外贸易
有关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起源的问题，学术界大体上有以下四种说法：
（1）游牧先于农耕说。执此说者为摩尔根、柴尔德。柴尔德的学术传人布列伍德坚持认为，农耕的起源是由于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间的西亚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此说法已经过时，但是仍然具有知识史的价值，故在此列出。
（2）农耕先于游牧说。埃•伊萨克认为，驯化只能在定居人群中才能有效进行，动植物的驯化都是由定居者先完成的。草原游牧社会是农耕社会的衍生物。
（3）游牧与农耕平行发展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倡导“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他们提出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两者都是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是相互影响的。
（4）游牧与农耕分化说。1974年，利斯和贝茨提出一个关于游牧起源的系统模型：混合干旱种植业和畜牧业逐渐被灌溉农业所取代，新体制引起人口增加，畜牧业被排挤到山地和边缘地带，迁徙与放牧成为了必要，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出现分化。1991年，克利伯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游牧是一种不稳定的、波动的现象，最好是研究其兴衰的条件，而不去追溯其起源或因果关系模型。哈赞诺夫系统考察了游牧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后指出，气候的干旱化迫使部分农民放弃种植业而变成游牧民。
要想研究游牧与农耕的起源问题，必须要弄清楚“游牧”的定义。笔者认为，王明柯的定义是较为准确的，他认为：“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模式。游牧与畜牧最大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不但要饲养牲畜，还需要通过超高的移动能力来规避灾害。由此，笔者赞同上述第4种观点，欧亚草原经历了渔猎采集经济、畜牧农耕经济、农牧混合经济的发展，最终孕育出游牧经济以及游牧文明。
从考古学证据不难看出，辛梅里安人已经粗具游牧民族的雏形，他们饲养的动物种类有牛、绵羊、山羊、猪和马。他们似乎也知道骆驼，不过这种动物对于他们来说的价值并不大。辛梅里安人的畜产构成上毫无疑问是羊占据多数，但是马对于军事贵族而言价值更高，它被用作战争与迁徙。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气候逐渐变得干冷，原先的畜牧形式无法适应环境的需要，由此引发了畜牧方式的变革。动物种类开始出现变化，便于迁徙的动物（羊、马）开始占大多数。帐篷开始出现，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同时，骑马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变化都为斯基泰人的游牧生产奠定了基础。
与辛梅里安人相比，斯基泰人的畜产比例有较大的变化，畜产比例的变化与动物的动物性（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习性）是分不开的，牛因为饮水多、怕热和移动性差等问题，数量大幅度减少，一般被用于牵引车辆，斯基泰人饲养的牛以无角牛和短角牛为主。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马具的出现使得骑手可以更好的驾驭马匹，马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增强，斯基泰人对于马的崇拜也随之盛行（无独有偶，欧亚大陆东端的吐火罗人也崇拜马匹，他们将高大的马匹称作龙神），有些斯基泰人甚至用马作为名字（古代伊朗语中的aspa）。虽然马的作用非常巨大，但是其肉乳产量与繁殖率不高，羊（尤其是山羊）则拥有高繁殖率与高产乳量，因而受到斯基泰人的青睐，成为斯基泰人主要饲养的动物。猪因为是杂食性动物（菌菇、野果），和人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因而斯基泰人不饲养猪，不过在森林草原地带的定居或半定居部落人群中依然存在饲养猪的情况。
普列特涅娃认为，古代黑海北岸游牧族群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侵略阶段。此时的游牧民族从东方迁来，征服他们的“母国”，从事无规则游牧，没有确切的游牧路线，没有固定的冬夏牧场。
（2）稳定阶段。游牧民确立了稳定的迁徙路线，有了固定的冬夏牧场和部落墓地。
（3）危机阶段。一些贫困的游牧民被迫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其他家族则继续游牧。
通过这一理论，不难看出，斯基泰人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处在第二阶段中。斯基泰人采取的可能是一种垂直游牧的方式，夏季迁往高山，冬季迁往低谷。游牧人并非只是单纯的“逐水草而居”，他们也有他们的游牧聚落。在斯基泰人眼中，茫茫的大草原并非是毫无差别的，祖辈们的坟墓、沿途的埃克撒姆派欧斯（圣路）是他们判断方向和位置的坐标。公元前4世纪以后，斯基泰人逐渐进入第三阶段，许多人口被迫从事农业、渔猎和手工业活动。
游牧经济并不能维持整个大斯基提亚的正常运转，斯基泰人必须发展其他的产业来辅助游牧经济。从希罗多德的叙述中不难发现，斯基泰人中有4个部落从事农业，它们都分布在第聂伯河流域及以西的河谷、草原上。斯基泰人播种大麦、小麦、黑麦、洋葱、大蒜、扁豆、小米等作物，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是否采用田耕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当然，在公元前5世纪末之后，斯基泰人的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他们的农业生产已经由游耕向半定居或定居农业过渡。
为了获取额外的物资补给，斯基泰人除了从事游牧与农业外，还极为重视对外贸易，他们的主要贸易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希腊诸城邦（主要是奥尔比亚、博斯普鲁斯、科尔松涅斯），一个是东方草原诸部族以及北方的森林民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草原丝绸之路）。
古代黑海北岸希腊诸城邦
斯基泰人与希腊诸城邦的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这一时间段的贸易主体是奥尔比亚，第二阶段是公元前5世纪之后，这一时段的贸易主体是博斯普鲁斯。斯基泰人向希腊城邦提供畜产品、谷物以及皮革等物品，有时也提供奴隶（这些奴隶大多为战俘），而希腊城邦则向斯基泰人提供葡萄酒、陶器、武器、马具以及不同种类的金、银、玻璃、骨制品。这种贸易往来是一种双赢机制，大斯基提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希腊城邦，而希腊城邦的繁荣也离不开与斯基泰人的贸易。
除了与希腊人做贸易，斯基泰人还积极发展与东方诸部族以及北方森林民族的贸易，这个远程贸易网络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有关“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我国学者莫任南、孙培良、余太山等人做过深入研究。大体上来说，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奥尔比亚出发，到达第聂伯河中游，沿森林草原地带东行，径伏尔加河—顿河分水岭，穿越乌拉尔山，向东进入亚洲腹地，最终到达阿尔泰山脚下；另外一条路线的起步阶段与第一条不同，她是从顿河河口出发，上溯到达伏尔加河—顿河分水岭后与第一条路线重合。斯基泰人可能利用草原丝绸之路进行黄金、毛皮、大黄的贸易。除此以外，希腊城邦奥尔比亚、博斯普鲁斯可能也参与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他们主要将镜子、盐、葡萄酒、马具以及一些艺术品销往东方，以获取黄金、奴隶、皮革以及一些畜产品。
2. 战争掠夺与贡赋
有关斯基泰人的劫掠尚武之风，希罗多德对此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斯基泰人饮他在战场上*死的第一个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死的所有的人的首级带到国王面前，那样可以分到一份俘获物，还能获得款待，否则就只能在一旁干坐，备受羞辱。斯基泰人习惯将敌人的头皮当作手巾或把它们缝合在一起当外衣。
由于斯基泰人的武力优势，不但希腊城邦会遭到他们的入侵，一些森林草原的族群也会遭到攻击。这些希腊城邦与森林居民依附于斯基泰人，从而形成了被保护与保护的关系，但是这种依附程度并不高，斯基泰人只是向他们收取贡赋。通过缴纳贡赋以及为斯基泰人生产手工产品等方式，希腊城邦与森林居民和斯基泰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
那么斯基泰人对于定居农耕区的进攻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战和的一般性因素。有关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战和问题，国际学术界早有研究与分析，总结下来，无外乎以下六种说法：
（1）文明野蛮说。这个说法是自古以来最为常见的说法。即使在今天，这个说法依然具有很高的热度。号称“内亚大汗”的美国学者D.赛诺就认为，内陆欧亚的历史就是野蛮人的历史，“在狗和鬣狗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和平？在穷人与富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和平？内陆亚洲是我们文明世界的对立面。其历史是野蛮人的历史”。
（2）贸易受阻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贸易受阻既可能是战争的结果，也可能是新一轮战争的起因。H.司律斯、余英时、扎奇斯钦都对此有过论述。
（3）气候脉动说。执此说者为E.亨廷顿。同时，亨廷顿的想法也得到了汤因比的支持。该学说认为，两千年来亚洲的气候曾有若干湿润和干旱的周期，这与游牧民周期性外侵相吻合。亨廷顿认为，气候的变迁与人类文明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
（4）治乱连环说。执此说者为伊本•赫勒敦、O.拉铁摩尔、格鲁赛和陈寅恪。他们既反对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完全决定作用，也反对人类能完全改变自然环境的观念。拉铁摩尔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农耕与游牧的相互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并不意味着进化或退化，环境因素虽然重要，但是人类社会的能动性也不应该忽视。T.巴菲尔德也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个理论。F.J.梯加特认为，东西方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个区域的文明的兴衰都会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带来连续性的效应。冀朝鼎通过分析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演变，也提出了中国历史循环性的问题。
（5）征服王朝说。此说由K.魏特夫提出，后由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江上波夫等人发展为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此说是魏特夫针对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问题所提出的理论。他将以北亚为基地形成的国家大致分为游牧国家和征服王朝两个类型。江上波夫发展了这个理论，提出了“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的草原游牧社会发展“规律”。
（6）多元一体说。以费孝通为首的一批学者强调游牧区与农耕区的统一，此说实际上是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服务。这一学说强调，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连续不断的劫掠与战争，但是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的交流与交易才是更重要的一面。费孝通的弟子谷苞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理论。
（7）情景分析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明柯针对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人的历史循环论进行回应，他强调一种游牧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针对情境、结构与个人的情感、意图与抉择的反思性研究取向，换言之，是在呼唤“人”的因素的回归。
第1种理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文明”与“野蛮”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很难用这个模式来分析历史事件。第2个理论可以解释一些问题，但是通过斯基泰人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存在着除经济利益以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左右着斯基泰人对于定居农耕区的劫掠。第3个理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构建出非常精确的气候脉动模型。第4个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和问题，但是过于社会科学化，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第5个理论可以放在一边。第6个理论，笔者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这个理论无法针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和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第7个理论充分重视人的能动作用。笔者认为，如果要讨论斯基泰人对于定居农耕区的进攻的深层次原因，可以从4、7两个理论入手。
首先，斯基泰社会自身具有劫掠的传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斯基泰人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劫掠风俗，叫做Balc。青年男子想要成为高层武士，就必须通过这种名叫Balc的劫掠仪式，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也有提到这个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斯基泰人对于其周边定居区的劫掠，与他们的社会文化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问题全都归咎于斯基泰人的社会风俗。
斯基泰人所占据的草原地带，由于经济成分单一，所以他们极度依赖商业，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所需，斯基泰人需要控制周边的城邦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物资，因为绿洲城镇往往位于重要的商道上，是商队的补给站。斯基泰人对于希腊城邦的征服并不会带来破坏与*戮，与此相反，他们极其注重对于城邦的保护，他们往往不会干涉希腊城邦的内政，仅仅只是向它们收取贡赋，因此黑海沿岸的希腊城邦在斯基泰人的控制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外部环境的压力（萨尔马提亚的入侵），使得斯基泰人迫切需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与定居民的接触，又会使得一部分斯基泰人不够“斯基泰化”，从而逐渐从大斯基提亚中剥离出来。气候的变化、外敌的入侵、定居民的影响，这诸多的因素，最终造成大斯基提亚的解体。（这一段是笔者的猜想，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3. 誓约仪式与族群认同
虽然斯基泰人只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有一套誓约体系来加强自己内部的凝聚力。希罗多德曾详细的记载过他们举行誓约的习惯。斯基泰人会将酒倒进一个特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小刀或者锥子在缔结誓约的人的身上刺一下或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酒里，然后斯基泰人将刀、箭、斧、枪浸在里面。随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中最有威望的人们就一起庄严祷告，最后饮大碗里的血酒。这和中国古代的歃血为盟非常类似。
此外，斯基泰人也通过构建神话传说的方式加强共同体的认同感。希罗多德也提到了斯基泰人的起源传说。传说斯基泰的祖先名叫塔尔吉塔欧斯，他的双亲是宙斯和包律斯铁涅司河（第聂伯河）的一个女儿。塔尔吉塔欧斯有三个儿子：波克赛司、阿尔波克赛司、斯克拉科赛司（文本中做Coloxais，白桂思认为应该是Skoloxais，希罗多德有可能误记了名字）。传说在他们统治的时期，有金锄、金斧、金杯从天上掉落下来。由于小儿子斯克拉科赛司取回了这些金制器物，所以他的两个哥哥将全部的王权交给了小儿子。（白桂思认为希罗多德对于这则传说的理解有误，他援引本维尼斯特的说法：这些东西是伊朗社会三个阶层的象征。酒杯象征祭祀，对应游牧斯基泰；斧象征战士，对应王家斯基泰；犁和轭象征农民，对应农业斯基泰与商业斯基泰。）斯基泰人认为，他们当中不同的部族就对应了不同的人的后裔，王家斯基泰自然就是小儿子斯克拉科赛司的后裔（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家斯基泰的称呼是Paralatae。希罗多德说长子是斯基泰人中的Auchatae的先祖，次子是Katiari和Traspians的先祖，这三个部族名称皆指代不明）。斯基泰人笃信着这个传说，他们的王族保存着这些金器并定时向它们奉献牺牲以求保佑。如果看守金器的人在节日这天露天睡觉的话，斯基泰人就会认为这个人活不过当年，人们便会给他一块足够他在一天之内骑马各处驰骋的土地。以上的传说，或许能从侧面解释斯基泰人喜爱黄金的原因。
4. 丧葬习俗
有关斯基泰民众与王族的丧葬习俗，希罗多德也有过详细的阐述。
普通的斯基泰人死后，一般要过40天才能下葬，因为斯基泰人认为，人死后40天，灵魂才开始离开尸体，盘旋，接着离开死者的土地。这种说法在所有操印欧语的族群中非常常见（在这40天内，死者被视为“活着的尸体”，他依然对他的所有物拥有管理权，他的婚姻关系在这一刻依然有效，只有在40天后，这个“活着的尸体”才会变成“活着的死者”。也就是说，在斯基泰人的文化中，死者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死亡，他只是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在此期间，死者的近亲会用车拉着死者遍访亲朋旧友，被访问的亲朋旧友会款待死者的亲人，向死者献祭，同时也会给死者随行的族人以相同的物品。
斯基泰国王的葬礼也是如此，但是极为奢华。国王的尸体要进行防腐处理，斯基泰人在国王尸体的表面涂蜡，将腹部切开并清洗干净，装上切碎的高良姜、香料、大茴香等作物的种子，之后再缝合起来。斯基泰人用马车驮着国王的尸体巡游大斯基提亚的各个部族，每到一个部族，部族的人就会以截耳嫠面（象征着自己为死者殉葬）的方式来表达悲伤之情。巡游一圈后，斯基泰人会将死者送到斯基泰历届国王的墓地——位于盖罗司人（Gerrhus）的地方（斯基泰人对于部落墓地非常看中，斯基泰国王伊丹图尔索斯曾警告大流士：如果波斯人毁坏斯基泰人先祖的坟墓，斯基泰人将不惜决一死战）。他们把死者置于草床上，放入方形的墓穴中，接着在死者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上面搭上木片，木片上再覆盖细枝编成的席子。之后，他们将国王的一个嫔妃、行觞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信官*死陪葬，然后再陪葬一些马匹以及金器。最后，斯基泰人会修造一个大冢，这类大冢在考古学中的专有名词是“库尔干”。这类库尔干几乎都由黑土构成（推测这些库尔*封土是由草皮构成的，因为牧草腐烂后常年风吹日晒，所以演变成现在的黑土。因为草皮象征了“天堂的牧场”，所以其来源必须得是茂盛的草地。斯基泰人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死者去了另一个世界，如果在那个世界，死者所处环境和今世一样，那么他还会继续生活下去），它们既是草原的地标，又是防御的场所（斯基泰人的库尔干建成后，会在封土堆底圈垒一圈巨石，四周建造外墙，外墙外还会挖一圈壕沟，封土堆的顶部会立一个大型的石人雕像，石人雕像象征着英雄的死者以及斯基泰人的祖先塔尔吉塔欧斯），因为斯基泰人的库尔干会修造的极为高大醒目。目前所知的斯基泰人的库尔干大约有3千座，绝大多数的库尔干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黑海北岸。随着公元前3世纪大斯基提亚的瓦解，库尔干也逐渐消失。库尔*封土呈现一种社会规则：社会等级越高、封土越高。王家库尔*封土一般在14—21米左右（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后的高度）。
斯基泰国王死后一周年，要举行周年祭，选出50个国王最亲信的青年侍臣和50匹最好的马作为牺牲。首先，斯基泰人将人和马的内脏掏出并清洗干净，随后用谷壳填装并缝合。之后，他们会在库尔*四周打上许多的木桩，2个一对，4个一组，每一组配一个车轮。他们将车轮一分为二，各将半个轮缘安放在一对木桩上的凹槽处。之后，他们用木棍从马的尾部贯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驾到车轮上。每一匹马的嘴里都塞着马衔，配有一副缰绳，缰绳系在前面的木橛子上。之后，斯基泰人用一个木棍沿着青年侍臣的脊椎从后部一直贯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出来的棍子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孔里。最后，这些献祭的人马就以战士骑马的姿态安置在库尔*四周。
当然，因为斯基泰人的库尔干中有大量的陪葬金器，所以自古以来，对于库尔*偷盗情况数不胜数，几乎每个库尔干都被盗墓者光顾过。
亚历山大罗波尔库尔干
尼卡耶娃库尔干
斯基泰人的墓顶石人
5. 斯基泰艺术
斯基泰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的以动物作为主题的器具，即“斯基泰动物风格艺术”。这种艺术风格流行于上古时期的欧亚大草原，许多的草原游牧族群都会采用这种艺术风格。斯基泰人用动物造型来装饰一些日常用具：武器、马具、衣服、宗教器皿等。这些器物往往镶嵌有黄金，或者直接以黄金为装饰材料。
由于斯基泰人在西亚地区不断与定居文明进行接触，斯基泰人得以吸收当地的先进冶金技术以及金制品制作技术。公元前6世纪时，斯基泰动物风格艺术已经逐渐成熟。公元前5世纪时，由于与希腊城邦频繁接触，斯基泰动物风格艺术发生了变革，呈现出希腊—斯基泰艺术的混合风格。随着之后黑海北岸草原地带的动荡，斯基泰动物风格艺术没落了，但是动物风格艺术却为萨尔马提亚人所继承，在民族大迁徙前后，这一艺术风格传播到西欧地区，成为西欧中世纪艺术取材的源泉之一。
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库尔干出土的盾形徽章上的卧金鹿形象
四、学术展望
斯基泰人虽然已经融入到了其它的民族中，但是研究他们的历史仍然是有必要的。斯基泰时期的黑海区域，其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黑海区域与地中海区域、里海区域乃至整个中亚大草原、绿洲城邦，他们的历史空间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布罗代尔的专著《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已经向我们展现了地中海区域的历史脉络，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年鉴学派的研究方式，来重新审视黑海、里海的历史。在黑海的区域史研究中，查尔斯.金的《黑海史》已经给出了不错的范本，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如何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对于以斯基泰人为代表的中央欧亚诸游牧族群历史的研究。
作者 芝兰学社【中亚游牧组组长】阎膏珍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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