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伟大的诗赋家，后人将之与屈原并列

据说，他少年时，尝独处一室发奋读书，庭院以及屋舍十分凌乱。父亲的朋友薛勤来访，不由得眉头皱了皱，（删除“说”）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

陈蕃头也不抬，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薛勤听他出奇语，知其怀壮志，料其大必有高行，不由大为赞赏。

《世说新语》对陈蕃的赞语更是称：“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仲举，是陈蕃的字）

李膺，字元礼，是安帝朝太尉李修之孙，其生性高傲，自视甚高，举孝廉，历任青州、渔阳、蜀郡太守，任内申明法令，恩威并举。史称“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以入他的家为“登龙门”，足见赞誉之高。

比李膺稍早，有一名士，名叫荀淑，李膺曾经跟他学习，奉他为师。这个荀淑在朗陵侯国任职，治理政事明快果断，被人们奉若神明，其生有八子，个个都饱有学问，享有盛名，人称“八龙”，时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的评赞。（三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曹操手下的第一谋士荀彧，就是荀淑的次子荀绲所生）

李膺虽然以荀淑为师，但青出于蓝胜于蓝，名气更大，荀淑的儿子荀爽去拜见李膺，有机会给李膺驾车。回来后，竟然开心得冲人大呼大叫道：“今天我做了李元礼公的车夫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李膺就这样被人倾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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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固，汉中南郑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李郃是河图、洛书、风星之学的权威，做过安帝朝的太常、司空和少帝朝的司徒，曾参与拥立刘保的谋划，被封为涉都侯。

李固自幼胸有大志，虽出身于富贵之家，然而毫无纨绔弟子的习气。他好读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寻访名师，研究学问，上面提到的荀淑，就是他众多的老师之一。他遍览各种古本秘籍，成为当代的大儒。他每次到太学，都是秘密地进入三公府，去向父母请安，不让同学们知道自己是李邰的儿子。他对功名并不很热衷，司隶校尉先后五次推举他做孝廉，都被他善意地拒绝了，官府召他去做官，他也只是笑着摇摇头。

马融，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刘协兴平东北）人。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一生注书甚多，注有《孝经》、《论语》、《诗》、《周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等（皆已散佚），另有赋颂等作品，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马季长集》。他设帐授徒，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都是其门徒。

如果说，陈蕃、李膺、李固、马融这些人是当世高人，那么，张衡则堪称高人中的高人，旷世奇才，名盖两汉。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人。

家为著名大姓，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

东汉开国之初，蜀郡还在公孙述的手里，光武帝为了展示自己志在必得的信心，早早就封张堪为蜀郡太守。

吴汉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连番恶战，已到收官之战。

张堪料到破城只在朝夕之间，兴冲冲地从南阳赶往成都。

然而，他到成都的时候，正遇上吴汉抓住马尾从河水中狼狈脱险。

吴汉神情沮丧，情绪失落，收拾行李，就要撤军。

张堪大急，拉着吴汉，大陈述公孙述必然灭亡、不应退军的策略。

吴汉接受了他的意见，终于攻克成都。

张堪也因此做上了名副其实的蜀郡太守。

张堪其后又曾以数千骑兵击破匈奴来犯的一万骑兵有功，拜为渔阳(今北京附近)太守。

张衡身为名家之后，天资聪颖，少善属文，游学于三辅，入京师，观太学，通五经，贯六艺。

难得的是，其虽才高于世，却从无骄尚之情。常常从容淡静，不好交结俗人。

十九岁那年（汉和帝刘肇永元八年，公元96年），张衡感觉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赋》，创作《二京赋》，以讽谏世事，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

《西京赋》着力铺陈长安富丽堂皇和穷奢极侈的景象，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衬出其荒谬之处，表达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彻底否定；《东京赋》则描写洛阳的俭约、礼仪，以为对比；歌颂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俭而不陋的礼治成就，目的是要人们汲取西汉的教训，悔而改之。

《二京赋》的创作动机及其艺术形式虽本源于《两都赋》，但篇幅更长，辞藻更美，气势更盛，内容更广，有政治的讽谏、社会事物的描述；又有历史的反思、哲理的寓含；更有感情的倾泄、意境的飞扬，文思恣洋，蔚为大观，“下笔绣辞，扬手文飞”。被后人称为两汉散体大赋“长篇之极轨”，南梁昭明太子萧统将之收入《昭明文选》。

和帝刘肇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出任南阳主薄，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

在张衡看来，写文刘炟章和做官，都是雕虫小技，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四 “科圣”张衡

张衡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全面体现了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

文中就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无限性、天地的结构、日月食的成因、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运行的规律、构建星官体系、流星和陨星的来源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

他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派无形无色的精气，乃道之根，由道根产生道干，气也有了颜色，开始产生物体，“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地配合，生成万物，即为道之实。

与《淮南子.天文训》所说的气分清浊之后“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的天上地下之“盖天说”不同，其主张清气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是为“浑天说”。

这种以“气”为基础的宇宙形成论与西方古代认为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截然不同，却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息息相通。

关于宇宙的有限和无限，张衡的观点是：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其所主张的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和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在天与地的结构上，张衡把天描述成恒星的所在，乃一偏心率极小的椭球，上有北极，枢星正处其上，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均绕它其旋转。而天之下有南极，位于地底下，人不可见——在张衡看来，地是个半球，“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他进而指出，日、月角直径为整个天周的“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以现代通用角度单位换算，为 29′35.3〃，这和近代天文测量所得的日和月的平均角直径值31′59〃和31′5〃相比，误差只有2′左右！

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曾明确指出：“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科学地解释了日食的成因。可对于月食原因，尚无人知晓。张衡在《灵宪》中就专门论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他指出，月亮本不能发光，只能反射太阳光。月亮之有圆缺，都是太阳光照的结果，突出了月相与日、月相对位置的关系，而月食的出现，即大地挡住了太阳光，月亮出现在地球的本影区里，非常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月食的成因。

而关于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的位置及其分布，张衡认为，它们并非在天球球壳之上，而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地的远近各有不同，“近天则迟，远天则速”，离地近的速度快，离地远的速度就慢。并用天的力量来解释行星有留、逆、迟、速等运动变化现象。其用力原因来探讨天体的运行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西方世界一直到16世纪才被提出来。

张衡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构建星官体系，还对陨石的来源予以了较正确的解释，他说：“及其衰也，神歇精殒，于是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

综合上述种种，不难看出，《灵宪》实在堪称我国最为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

因为《灵宪》一文，梁代刘昭赞张衡“天文之妙，冠绝一代”。

为了立体而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自己心中的天体构造及其运行规律，张衡还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和精湛的手工制作能力，借助机械学和动力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水流获取动力，制做出了一部精妙绝伦的浑天仪。

该浑天仪主体与现代的天球仪相仿，有“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上面画出了由张衡自己所定名的444官2500颗星，黄、赤道上描上二十四气，正中刻有一条水平环，表示地平，另有一对夹着南、北极轴而又与水平环相垂直的子午双环，双环正中就是观测地的子午线。天球绕贯穿南北极的转轴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之上，以示星出，而正过子午线，则是星中，没入地平环之下者，就是星没，所谓“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

更绝的是，天球外还附有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它们除了有和天球一道东升西落的周日转动之外，还有各自在恒星星空背景上复杂的运动。

基于张衡在两千年前就对天文学做出过这样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后人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张衡还发明和制作出一件震烁古今的作品——候风地动仪。

这件仪器发明于刘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

刘祜耳闻了张衡的才能，曾经将他征召进京，拜为郎中，刘祜元初元年(公元114年)迁尚书郎。次年，迁太史令。

候风地动仪就是张衡在太史令任上的一件大手笔。

其以精铜铸成，直径八尺，合盖隆起，形如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尊中有铜柱，名叫都柱，旁边分布八条轨道，施关发机。尊外附八龙，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接铜丸。其机关制作巧妙，全部隐于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若地动，都柱则敲动机关，使龙首张口吐丸，蟾蜍衔之，振声激扬，观察者即可觉察。

其有一龙发机，而另外七首不动，根据吐丸方向，可知地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曾经，有一龙机发而地面并无震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然而，几日之后，有消息传来，陇西发生了大地震，于是皆服其妙。

地震的原因很复杂，直到今天，研究地震的成因、预测地震的发生，依然是世界的大难题，而在两千年前，张衡就研究出了用来观测地震的仪器，真是骇人听闻！

从这一点上来说，候风地动仪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

而从上面所提到的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构造即可得知，张衡本人掌握了极其高明的机械技术，他还制造出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飞行数里的木鸟等等。

和他同时代的崔瑗就盛赞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这句话，除了赞扬他制作器物的神奇外，也肯定了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

他写过一部书，叫《算罔论》，给立方体定名为质，给球体定名为浑。他研究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研究过球的体积，其中还定圆周率值为10的开方，是我国第一个理论求得π的值。

他还被唐代人崇为东汉的大画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有：“张衡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在任太史令期间，对史学也做了许多研究。曾对《史记》、《汉书》提出过批评，并上书朝廷，请求修订。他还对东汉王朝的历史档案作过考订，上表请求专门从事档案整理工作，补缀汉王朝的史书。他还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著有《周官训诂》一书。里面的内容，广大学者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这多种多样的才能，使得后世的郭沫若由衷赞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值得一提的是，张衡虽然淡于名利，却不是那类专门关起门来做学问的学者，他关心时政，关心国计民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他历经刘祜和刘保两朝，看着政治日渐腐败，宦官和外戚的斗争越演越烈，地方豪强也在混乱中不断坐大，百姓生活日益厄困。他坐不住了，冒死向刘保上书，讽示近世宦官的危害，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恩从上下，事依礼制”。

这种劝谏换来的结果却是：刘保下诏特许受封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继承爵位。

宦官也因此获得了和贵族世家同样的世袭特权——诸葛亮称曹操是竖阉之后，就是因为宦官曹腾拥有这种特权。

张衡清醒了，他明白，在这个浑浊而黑暗的世界中，他一个人的呼声是那么的微弱，是那么的毫无意义。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选择了逃避。

以至后来刘保问他：当今天下百姓所憎恨的是什么人？

在宦官们环视之下，他已无话可说，只好“诡对而出”。

他的《四愁诗》、《归田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因为诗赋中的那种矛盾和痛苦，后人又将之和伟大诗人屈原的《离*》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