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佩剑是很早就形成的习惯。佩剑分为两种，将军佩剑称为"武剑"，读书人佩剑称为"文剑"。很多读书人的腰间都配有宝剑，和武将配剑的意义不同，此剑不是御敌兵器，而是士族身份的象征，与玉器、香袋同属一类。
在古人眼中，"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衣冠不整、缺少佩饰，是严重的失仪行为。古人看来，文人剑有君子之德，是身份和地位的展现。古代的读书人，被称为士人，与庶人有严格的界限。士人即使身处寒门，也要佩剑而行，这也是礼制规矩和修身养德的要求。
春秋礼衰，佩剑成风
作为周代不可逾越的礼制，进入春秋战国，陷入"礼崩乐坏"的境地。周王朝权势日衰，诸侯纷纷自立，礼制观念弱化淡漠，原本是上层贵族才有的佩剑资格，逐渐扩大到普通士族、游侠浪人和富家子弟。并且对佩剑没有尺寸和等级限制，极尽华贵、精美、奢靡之能事。
《正义》中记载，"春秋官吏各得带剑"。说明春秋时期，朝廷已经允许官吏普遍带剑，作为官服的一部分。《庄子·说剑》中，还提到赵国文王喜欢斗剑，收拢了剑士三千余名，昼夜为他演示斗剑技艺，"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此不惜人命，场面之壮观，非君王至尊不可得。
《战国策·齐策四》中，齐人冯谖不受重视，为吸引孟尝君的注意"弹剑而歌"的典故。冯谖作为孟尝君门下的一名幕僚，只是普通庶民，也能随身佩剑，而且是毫无掩饰。还有《吕氏春秋·察今》中，有楚国人的聪明人"刻舟求剑"的故事，也都是随身佩剑的记载。典籍里提到的佩剑，除了赵文王斗剑是"武士剑"，其它都属"文人剑"一类。
秦公尚武，百姓带剑
秦国位列战国七雄，春秋时期却是四面为战的小国家，身处关外，不受山东（崤山以东）六国重视，被视为野蛮民族，不得进入中原文化圈。所以，历代秦公都以尚武为国策，致力于中兴大业。
《史记》记载，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其七年，百姓初带剑"。太史公书中所记载的"百姓"，最初含义是指有名姓的皇族贵胄，战国以后才逐渐代指平民，这里所指应当是普通百姓，因为秦国贵族早已佩剑，不必列在官吏之后再作规定。
朝廷允许黎民百姓佩剑的情况，在等级森严、制度严苛的西周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进入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百姓佩剑有利于国家战斗力提升，才会出现这样的举措。不过这样的事情，也只有秦国这样的血性民族才会率先破例。
通过提倡全民佩剑，达到培育国家尚武精神，进而为国家补充兵源做准备。不仅如此，秦国还把佩剑做为成人礼，如，太史公记载，秦王成人时"己酉，王冠，带剑"，说明在秦国，成年贵族男子佩剑在立国之初，就作为制度而存在了。
尺寸装饰，地位象征
《说文》中，对佩剑的年龄有过说明，"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黎民百姓，没有戴冠的权力，佩剑也只能是国家发生战事的时候。
所配之剑在长度和重量上，也受到爵位和身份地位高低而有区别。《周礼·考工记》中将宝剑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锊，是古代计量单位，据测算，约合现在的六两上下，即三百克。
除了长度和重量，在铸造工艺、装饰材料和精致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别。许多古代贵族的剑器上，首、格、璏、摽四个配件，都使用宝石镶嵌，符合规制的用黄金美玉雕刻成型，成为随葬器物，受到墓主人的钟爱。很多王侯贵胄的墓中都有这样的珍品面世。
剑有等级，百官遵循
《晋书·舆服制》记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自汉代以来，佩剑的范围更加宽泛，天子百官，按照儒家礼制的要求，上朝时都要佩带宝剑。此时，作为兵器的剑，已经转换为代表礼仪规制和健身自卫的作用，更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社会地位、身份的象征。
古代马上作战，刀剑也是随身武器之一，用于近战防卫，为了方便使用，宝剑往往用皮绳将剑柄系在马鞍或手腕上，称为"剑疆"，主要以实用为主，剑的角色转换后，实用性的皮疆也被装饰性的剑穗所替代。
代表阶级性的佩剑，据《隋书·礼仪志》的记录，官阶不同，各有不同的佩剑要求，"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还要求带剑的人员，进入宗庙或者上殿入朝时，要解剑带佩入晋，表示对皇权的敬畏。
丰城剑气，化龙上玄
中国的文化中，总隐含着一种侠士情结。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相比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之类戾气很重的武器，剑则含蓄内敛许多，出窍之后的霸气和入匣佩身的君子气相互融合，更符合儒家的君子品格。因此，剑也兼具了豪侠的爽直和贵族的儒雅气质。
《晋书·张华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剑的故事，张华发现吴越有宝物紫气，就跟精通谶纬天象的豫章人雷焕一起寻找，在豫章城的监狱地下，发现了两柄宝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雷焕将宝剑送与张华一柄，自己佩一柄。后来张华死于非命，宝剑不知去向，而雷焕死后，宝剑传于儿子雷华。后来经过延平津时，剑跃出堕水。雷华赶紧命人打捞，却发现水底有两条巨龙，后不知所踪。这两条龙，就是当年的龙泉太阿宝剑的剑灵。
这样的故事，在古代还有许多，它们的象征意义，只有天下不断的纷争与*伐。文中的张华、雷焕，都是文人士族一类，却绕不开爱剑的情节，费尽心机终于得到宝器。《庄子·说剑》中，庄子向赵文王解说关于"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的区别，提醒赵文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赵文王深受感触，"不出宫三月"，用来反悔自己的过失。
文士佩剑，仗剑远游，一如谪仙李白所言，"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仿佛在精神上达到了侠客的境界，其实文士所持的宝器，并非身侧宝剑，而是捍卫道义的精神气概，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是侠士的力量所不能及的。
九鼎存周，剑士之愿
宋代诗人陆游，曾经有一篇《丰城剑赋》，他对张华和雷焕的故事有更深刻的看法。他在文中写道，"夫九鼎不能保东周之存，则二剑岂能救西晋之颠乎"。作者对龙泉太阿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心心念念的还是怀国之情，东周不能保护好国家重器，西晋又怎能靠两柄宝剑而逃脱灭国命运呢？
西晋终于还是灭亡了，末代元帝司马睿"衣冠南渡"，跑到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东晋拉开了历史序幕，古都洛阳沦为废地。作为掌握国家重器的皇帝，如果能够看得更远些，是不是可以免除仓惶逃离的厄运呢？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多少年之后，徽钦二帝重演了灭国惨剧。靖康之耻、偏安之恨，空自嘶喊，却无从雪耻，只有文字中的不尽嗟叹。"收拾旧山河"的勇士将领们，却被那一道道催命金牌，搞得心灰意冷。
诗人陆游的心中，还有着仗剑天涯的士族精神，"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所以他被历史称为爱国诗人，因为他始终在坚守着报国的理想。在他看来，如果能够"身名可以俱泰，家国可以两全"，区区丰城双剑，又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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