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安东卫、岚山头
一九四二年秋季，五团奉命在莒南县的大山以北的山头上，阻止国民党顽军南犯。在这个山头上隐蔽了一天一夜，水饭未沾牙，半夜里突接命令撤离阵地，去攻打被日寇占领的岚山头、安东卫两个据点。我们急促撤到山谷，团政委作了战斗动员，他强调岚山头港口对滨海地区的重要性，是敌我必争之地。因为岚山头是滨海地区的唯一出海口，在四面皆是敌人的情况下，根据地（包括鲁中地区）军民的鱼、盐供应全靠岚山头和苏北的柘汪，许多紧缺物资都是从岚山头进口，通过渔民出海，还可以获取敌人的情报，所以安东卫、岚山头无论如何不能被敌人占领，这个仗非打不可。随后，参谋长宣布了行军路线和纪律。每人发了两张煎饼，边走边吃，边打瞌睡，到了日照碑廓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庄名忘记了）宿营，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被叫醒。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饭。
休息了一天，晚上沿大朱槽村西南下，到赣榆县响石村，当晚月光暗淡，我团就向东北方向的安东卫迅猛前进，发起攻击后敌人用机枪疯狂地向我们扫射，战士们勇猛地抬着竹梯子，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向安东卫西南角城墙运动，不久城墙周围机步枪和手榴弹一齐响了起来，北、西、南城门很快就被我军攻了下来，唯有东城门楼久攻不下。残余的敌人猬缩在那里顽固地进行抵抗。白天没有攻下，准备夜晚再打。狡猾的残敌寻找空隙突围逃窜。他们跑到荻水口抢夺了村民渔船，从海上逃到栈子伪军据点。
安东卫被克之后，占领岚山头的敌人仍在固守。第二天早饭后，我们特务连就向杨家山子的日伪阵地发起了强攻，敌人用机枪、步枪严密封锁，疯狂扫射，但阻挡不了我连的猛烈攻击。当时我端着小马拐子步枪，边前进边射击，大约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占领了杨家山子，形成了对占领岚山头敌人的包围。这样对峙了一天。晚上，我团一个营，顺王家庄子前边的海滩，从西向东迂回，向占领岚山头码头的敌人发起攻击，残敌看势不妙，丢下大批抢掠的物资（主要是猪肉和粮食等），抢抓渔船从海上逃跑了。从此，岚山头、安东卫回到了人民手中，就再也没有被敌伪占领过。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我军的伤亡很少。我当时尽管是一名基层干部，但为了家乡的解放事业也尽了一份力量，从内心感到十分自豪。这次战斗除二旅五团外（防止日照城和涛雒敌人的增援），尚有日照县三大队及多个中队配合主力参加打援。
这次敌人攻占安东卫和岚山头，是敌伪栈子据点的伪军头子陈成功带领的，占据安东卫城楼拒不投降的伪军中队长是牟敦昆。
十字路突围
安东卫、岚山头战斗结束之后，我被调到二旅民运队和叶金刚同志相处在一起。一九四三年春节之前，旅部移驻莒南县十字路，打算在该地欢度春节，大约在腊月二十八、九的晚上我们接到通知大意是：临沂的日伪军已东渡沭河，有进攻十字路的动向，要求部队提高警惕。我们民运队住十字路南门外一处民房，当晚不准脱衣睡觉，早晨四点多钟，就听到咂咂两声枪响，紧接着又听到机枪和六0炮的响声，旅部警卫部队，在西门和北门与敌人交火。我们出了大门，看到群众纷纷外逃，旅部和人民群众在战斗部队掩护下，顺着十字路南去的小沟突围到书院村的树林里。在阴冷的冬季，没吃没喝，整整待了一天，晚上转移到十字路东北的杨家园住了一宿，第二天到达东、西良店村驻下过的春节，吃了一顿水饺，每人发了十支土制烟卷，原准备在十字路过节的食品（白面和猪肉等），都被日伪军弄上屎和尿，无法食用。春节之后，部队又实行精简，我们民运队被撤销，我和叶金刚同志被分配到日照县，叶金刚去巨峰任区委*兼区中队指导员，我被分配到汾岚区任区中队副指导员，并代理区委*。当时我只有十八岁，深感担子沉重，多次提意见，后来调我到日照县大队三连任副指导员。
第二次负伤
日照县大队三连的一、二两排全部系根据地参军的战士，唯独三排绝大部分人员是连长牟敦昆从栈子敌伪据点带过来的"反正"人员。我们为了逐步改造这部分人员，从主力部队调来四名共产党员、班排正职干部，分任副班长和副排长，这是一个特殊的小分队，也是一个难以领导和管理的连队。当时日照县的对敌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日寇推行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我们日照县境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敌人蚕食侵占，根据地只剩下了一个完整的碑廓区。敌伪军到处建碉堡，设据点，并不断四处袭扰抢掠。为了保卫根据地的安全，打击敌人的*扰活动，我们部队经常在边沿区或敌占区与敌伪军进行战斗。同年五月的一天，我们在边沿区活动了一天之后，晚上进驻了前合庄，连长布置了岗哨之后，指战员疲劳的很快就休息了（事后听说牟敦昆是故意把半夜的岗哨安排给了三排）。
当夜十二点左右，三排长秦玉堂闯进连部大声喊叫："有情况，快起床！"我们被喊醒后，伸手摸身边的武器，结果枪弹皆无。我觉得情况有异，就朝连部门外看了看，发现八、九支枪正指向我们。很明显，连部被包围了，指导员范崇收、青年干事惠松林，以及我和卫生员、通讯员在失去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敌人监视起来了。狡猾的敌人把我们当作向敌人投降的"礼品"了。
从军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想过要当俘虏。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跑出来，就在敌人对我进行捆绑之际，我拼命支撑着两只手背，力争能留出掐脱绳索的一点空隙。在我大声喊叫的情况下，我的目的达到了（因为叛徒害怕被驻在连部附近的一、二排发觉）。
在云层遮月的黑夜里，我们被押出了连部。一出连部大门，我发现副排长也站在门口，这说明他也叛变了，整个三排都成了问题。一个班押着我们三个被捆绑的干部，在进入昏暗的胡同里时，我挣脱了捆绑的绳索，把绳头握在手中，准备出了胡同就逃跑。但一出了胡同就看见叛徒牟敦昆率领两个班守卫在胡同口的两侧，显然敌人是作了周密策划安排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拿着绳索在敌人的挟持下被迫前进。途经贾家湖东岭时，牟敦昆就大声喊叫："前边的哨兵放远一点，不要和栈子的来人发生误会。"可见叛徒早就和敌人联系好了。我心里想，我宁愿死在根据地，也不愿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在这紧急的时刻，我毅然甩掉了手中的绳索，朝北往大队部方向（前水车沟）拼命跑去。敌人向我连击两枪未中，到第三枪上我被击中昏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慢慢苏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麦地里，身子下面的土地都被鲜血浸湿了，周身无力，肚脐以下没有知觉。我伸手摸了摸腿和脚还是完好的，只是腹部不敢触及，估计可能是腹部受伤了。当时我口干舌涩，渴的要命，嘴里像有火一样，伤口越来越痛，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刻。那时，天色还黑乎乎的，我静下心来想了想，今天是旧历初九，正是碑廓逢集的日子。于是我下定决心，即是死也要死在路边上，一是为了被人早点发现，证明我是被敌人打死的，保持政治上的清白；二是为了让人们认出我的面孔。我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支撑着虚弱的身子，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滚一阵，爬一阵，艰难地向前进了200多米，终于到达了路边。此时，我的心情很平静，准备死，力争活，死了落个清白，活着还要继续为革命而战斗。
正在我安静地等待之际，一位农民发现了我。我急忙告诉他："我是县大队的，被敌人打伤了，你赶快找人把我抬到前合庄。"这位农民很快放下锄头跑回庄找人去了。在这位农民走后不久，我听到岭东有几个人说话，心想："这下完了，敌人又来搜查了。"我屏住呼吸装死，这几个发现北边有大片血迹，就顺着血迹找到了我。从他们口音中，我听出其中有县大队的侦察班长刘明柱同志，他是我的同乡，俩人关系很好，他的到来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安慰，觉得来了亲人了，但我又摸不清他当时的情况，因为当时日照县的边沿区敌我斗争很尖锐，环境很艰苦，情况又很复杂，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不能冒然呼叫，停了一会儿，刘明柱认清了我的面孔，他说："这不是三连的指导员吗？""死啦，赶快找人把他抬下去。"从他的称呼和语气中，我消除了对他们的顾虑，心情也稳定了。我睁开双眼以微弱的声音说："我没死，是叛徒把我打伤的。"侦察班的几个同志仔细观察了我的伤情，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痛骂叛徒的罪恶行径。正在这个时候，那位农民和几位乡亲带着门板一起来了，他们一同把我抬到了前合庄，县大队的副政委马大卫同志（后任六十八军副军长，现离休在济南）也赶来看我，察问伤情，对我进行安慰和鼓励，并在医生为我敷药打针后，派人把我护送到后方医院。
当时后方医院，即平民医院，也就是滨海一所，驻在莒南壮岗区，途经碑廓时，才发现我的膀胱被击伤。到了医院之后，院方看我伤情严重，把我放在村外的场园里，晚上附近还有狼叫，看护员一个人还不敢照顾我。当时棺材和衣服都准备好了，我父母也来了医院，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刻。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医生到病房给我换药，他吸着烟卷，我闻着很香，就和他要了一支，医生一听说我要吸烟，他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伤情好转的一个现象。此后不久，我就被抬到了村内的老百姓家中，因为在病危期的伤号，是不能住在群众家里的。
我的这次誓死逃脱敌手，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受到组织上的表扬，事迹登载到二旅"突进报"上，当时任二旅组织干事张伯祥同志（后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中将军衔，曾当选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现已离休在京）代表上级专门看我，给我留下一些钱，并准许配备专人护理我。这期间，很多的战友、同学和亲属到病房看望和鼓励我。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于镜清同志（当时任日照县大队组织干事）、滨海支队的王寄岚（王政）和他母亲，还有黄振棠、徐从先、夏秀生（已故）等等，他（她）们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
战争环境，卫生所也不能久住一地，时常转移，每次转移都是有群众或民兵抬着走，先后住过日照的碑廓、莒南县的刘家扁山、历家寨、郭家岳河等地。遇到敌人扫荡，群众和民兵还给以掩护，送饭吃。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体质有好转，但伤口难以愈合，直到一九四四年秋，经从新四军来山东帮助中国抗日的奥地利大夫罗生特的亲手治疗，给我动了几次手术，伤口才慢慢的好了。这几次手术，都是在莒南县上峪子村做的（当时山东军区卫生部附属所就驻在该村）。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患了膀胱结石，还是罗生特给我做的取石手术，术后他随军去了东北，接替治疗的大夫是李磊同志，他是罗生特的助手，曾任301医院医务部主任。一九六三年我因左肾结石，也是李磊同志给我安排的取石手术。后听说罗生特从东北返回祖国奥地利，因病去世，我怀念这位国际友人，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终生不忘他对我的恩情。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和老伴黄西云同志，以及两位同乡（邴如意和苏兴华），去看我当年被敌挟持和负伤的地方，打算拍几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事隔四十三年了，估计不可能遇到当事人。可是当我们拍完照片返回后，在岭下遇到一位七十余岁的老人。他问："你们照相干什么？是不是照以前那位负伤同志呆过的地方？"我惊奇得问："你怎么知道的？"他又问："你就是负伤的那位同志吗？"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我就是当年发现你负伤，并找人把你抬到前合庄的人，当时我们一共四人，其他三人都去世了，我叫贾维海。"他热情的邀请我们在他家中坐了好大一会，他还指着堂屋东边的一扇门说："这就是当年抬你用的那扇门，血迹还能看见。"我当即表示无限感激。老伴和一位同乡到村内买了一些茶叶和点心送给了老人。第二年我听说这位老人因患癌症病故了。我怀念这位老人，也感谢家乡父老对我的救护。
伤好后，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我怀着对叛徒的深仇大恨，到处打听和寻找牟敦昆和秦玉堂这两个败类。一九六四年，我得悉秦玉堂已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而牟敦昆则下落不明。一九七零年六月份，贵州省毕节专区的军政两位同志到临沂找我，我打开介绍信一看，顿时高兴得无法形容，原来他们是来找我了解牟敦昆情况的。我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并把牟敦昆历史上两次叛变投敌的事实详细地书写了证明材料，还提出了对其处理的要求。八月初，我接到毕节地区公安机关判处牟敦昆死刑的判决书，这个民族败类，终于在七月二十七日被处决了，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伤愈后从事部队政治、文化教育工作
四三年的这次负伤，给我一生带来不少的痛苦，这个痛苦是日寇侵略中国给我造成的。伤愈后留下了不少的后遗症：神经衰弱、大便干结、小便有时失禁。特别是，泌尿系统的结石连续发生（一九九八年，又做了一次膀胱取石手术）。因伤我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战斗部队不能适应，留在了滨海军区组织科工作。一九四六年，在华东军政大学（驻莒南大店镇）参加整风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滨海独立军分区任教育干事。一九四七年调滨海分区教导大队政治队任指导员，接受了培训地方转到部队的干部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初，我从教导大队调到滨海分区补训团日照营任教导员，该团除日照营外，尚有莒县、莒南、赣榆县三个营。
一九四九年秋季，鲁中南军区指名调我去教导团一大队任教导员。一九五零年冬，调任军区警卫教导团政治处副主任，不久又调军区直属政治处任副主任，党内任直属党委副*。一九五一年初，调任军区后勤部政治处主任。一九五二年鲁中南军区撤销，我又被调到山东军区第一速成小学任校长（驻济宁）。一九五三年，奉命任解放军第二十八速成中学政治处主任（驻济南）。以后离开了学校干人民武装工作，先去泰安人武部、军分区，一九六四年，调临沂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我曾被授予三枚勋章，还获得过淮海战役纪念章。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校军衔，一九六四年又从中校晋升为上校军衔，一九七三年九月份离职休养，一九八一年定为正师职待遇。（李勉，临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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