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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温州与台州
2023年11月中旬,天气微凉,当我从深圳参加完活动,连夜赶到温州工业园见到老魏时,正身患重感冒。
我一边大声咳嗽,一边用感冒时略带嘶哑的性感嗓音向老魏打招呼时,老魏也不嫌弃我,走过来握了握手,径直带我上楼,我们边聊边走,一直走到他私人工厂的办公室桌前,作为地理迷的老魏,先向我摊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形图,开始侃侃而谈。
“这里是温州,”他指了指温州城所在的位置,“我们这里,曾经是非常非常贫困的地方。”
我有些困惑,毕竟温州在我这个湖南人的印象里,跟贫困两个字是搭不上边的,这个名词常常伴随着土豪、炒房团、带着小姨子跑掉的黄鹤一起出现,听起来就很有钱。
在2011年时,国务院划定了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共涉及680个县,其中深度贫困县261个,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南疆、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和广西,看起来跟沿海的温州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个地区的贫困,往往是地理上的贫困。”老魏说,“我看过你的广东篇和福建篇,粤东地区和福建全省曾经的贫困,就是这种贫困。”
老魏伸手抚摸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山脉图,又对我说:“你看,中国东南沿海这一大片,从浙江南部一直到整个广东,都是深山密林、地狭人多、交通不便的地方,这里跟云贵唯一的区别就是靠海,外贸没有发展前,当地人也很容易陷入贫穷。”
中国东南地形图
我跟老魏一起在地图前仔细端详半天,将这块沿海山区梳理了一下,发现内陆地区从浙江丽水一直到福建南平、三明、龙岩,再到广东梅州、河源;沿海地区从浙江台州、温州,到福建宁德、莆田、泉州、漳州,再到广东潮州、汕头、汕尾。这一大片区域,要么山中城市,都被挤压在极小的一小块平地,要么沿海城市,都建在江河冲刷成的冲积小平原。
将地图放大,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所处的平原区域都非常非常小,那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是大问题。
总之都符合“深山密林、地狭人多、交通不便”三大要素,地形条件比湖南江西要差很远。
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外贸产业做依托,这些地区也确实特别穷。
“尤其是温州,”老魏将温州的地理位置向杭州比了一比,又向福州比了一比,“你看,从温州出发,是这个区域范围内,离周边杭州、福州、南昌、上海这些大都市最远的城市。”
“温州就像是一座孤城,被困死在沿海山脉地区。”
但其实,台州也差不多。
当我在温州做完调研,到台州一看,发现这两座城市真的十分相似。
温州与台州市区建成区面积相差不远,所处的近海平原也差不多大。
温州平原与台州平原
温州城区所处平原,由瓯江和飞云江冲刷而成,台州城区所处平原,则由椒江冲刷而成。
前面说过,中国东南沿海城市,都是建在江河冲刷成的冲积小平原,就像韩江与榕江共建了汕头,九龙江和西溪则共建了漳州。
整体上看,温州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
“温州以前贫困,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原因。”老魏双手张开,比划出一个池塘的样子说,“温州过去被海水倒灌,形成大片的湿地和沼泽,使温州内部交通更加困难,可耕地也更少。”
“因为湿地多,小时候跟我爸骑单车,都是踩一段,走一段,后来这些湿地都被填平,只留下一个三垟湿地,后人也忘了这回事。”
老魏又补充说,现在留下来的三垟湿地,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道组成,水域面积占30%,这反映的是他们小时候温州的样子,那时候的温州,山多水多耕地少、湖泊纵横交错、到处是湿地沼泽,台风倒灌海水还常常淹没农田,使他们小时候穷得没吃过一顿饱饭,生下来只能住茅草屋,一直到1989年,老魏家才住上了砖瓦房。
因为地理环境太差,温州人内部交流很不方便,从瑞安到温州市区只能步行,如果要去远方就更麻烦了,老魏说他小时候,1980年代初坐轮船到上海,要一天一夜,去北京的话,先得坐7-8小时大巴到金华,再从金华坐绿皮火车到北京。
直到1998年,温州才通了第一条到金华的金温铁路,全长251公里,比杭州嘉兴晚了近百年。而且这条铁路还不是政府投资的,由温州人南怀瑾筹资4568万美元建设,是一条单线非电气化铁路,跑得也贼慢,到金华都需要五个小时。
那年头乘这种绿皮火车去北京,大家抢不到座位,都是两天两夜站到北京。
老魏说自己以前从杭州到温州,都在绿皮火车上足足站了18个小时。
老魏最后感慨说:
“我们温州以前有句话,叫‘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现在这些年轻人,既不知道我们当年,一路站到北京有多苦,也不知道温州以前恶劣的生存环境了。”
台州的地理环境,比温州还是要略好一点的。
台州在光绪年间,原就有永宁、永江两轮从海门至上海的小客运航线,到1975年7月,才有了两艘叫“浙江403、404”的钢质客轮,在海门、上海两地隔天对开,才有了上海带来的化肥、水泥、棉毛衫、牙膏、香皂、手表等,这两趟客轮的票十分难买。
2023年11月13日,我一边打着喷嚏,一边在寒风中搓着小胖手,经当地人介绍,来到台州一处老旧小区,找到熟悉本地历史的一位老人,听他讲起台州几十年的往事。
那位老人告诉我,403和404,是老台州人心里头难以忘怀的交通工具。
1970-80年代,台州人想要去上海,得先坐汽车到宁波或杭州,歇一晚,再转火车,一路十分辛苦麻烦,交通成本还高。
1975年开通的403和404,下午上船,第二天白天到上海,共20个小时水路,一路不用换乘,还省了一晚上住宿费,所以成为台州人去上海的首选。
这两趟客轮共458个铺位,没有设一等舱,只有二到五等舱,二等舱位置最高,四等舱与水面平齐,五等舱已经到水下,老人说,最便宜的票是5元多,发一张一米多宽的草席,乘客自己在五等舱打地铺,老人另买过三等舱的票,是四人一间的上下卧铺,票价是9.3元。
那时候物资稀缺,乘客很少空手去上海,要肩扛手提各种事物,什么皮蛋糖果、被褥衣衫都得带上,带得多的,将东西交到十六铺码头的上海亲属,让他们在上海人小菜场卖掉,再把从上海搞到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带回台州。
一名读者说,他爷爷就是椒江海运公司403船上会计,常有人托他爷爷代买手表、自行车,是当地红人。
小时候他住在码头附近,半夜听到“轰...”的船鸣声,就知道爷爷的船回来了,403和404这两艘船,对老台州人当真铭心刻骨。
台州人虽苦,虽一样被困在山与海的小平原,但无论从地理条件还是交通便利性,还是温州人更苦一些。
上千年来,温州的地理位置是如此偏僻,内部外部交通是如此艰难,最终诞生了中国最难懂的温州方言,而光在温州市域内部,还有12种互相听不懂的语言,乐清人和平阳人之间聊天,都会略感吃力。
温州话属于吴语方言,保留着很多中古汉语时期的发音及语法习惯,又受到古越语和福建方言影响,使其跟其它吴语方言产生巨大差异。
但上面这些不是温州话难懂的核心原因,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本质上只会更追求沟通效率,温州人如果长期对外联系,语言自然而然会跟外界统一,一个地方的语言越孤立,越说明这个地方在古代长期和外界交流太少。
我们湖南方言多,就是因为湖南水系发达,古代没有先进的桥梁工程,过江过河不容易,1990年回我外婆家,六十里地中间还有一段必乘渡轮过去,水系分割了湖南各地,使我父亲家跟我母亲家同在一个县,相隔不远,也操使着两种不同的方言。
凡是生僻而复杂的语言,都是恶劣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结果。
由于地理位置太差,通常走私到温州,再运出去成本太高,所以温州的那个民间贸易,也不可能有广东福建发达。
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的温州人、吃不饱饭的温州人,被迫主动走出温州,走向中国与世界各地。
温州人与同样地理环境下的闽南人、潮汕人、五邑人向外求生存的路径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离东南亚更远,温州人开始是先向全国流动,最后意外流向了意大利和西班牙。
温州人走向全国,是靠做小手工艺人和小生意人。
一位瑞安马屿镇的温州人,跟我回忆起他父辈的创业经历,说以前中国的眼镜都是玻璃做的,他爸走出温州,拉个小摊子,靠给别人磨眼镜过活,后来慢慢积累了些钱,开了一家眼镜店,靠开店赚到钱后,开始从事眼镜制造,开起了眼镜工厂。
马屿镇的其他乡亲也差不多这种路径发展,现在全镇有120家眼镜工厂,两万多人在全国做眼镜生意。
温州桥头以做纽扣生意出名,他们这第一个做纽扣的人,原本是一个弹棉花的,因见到有乡亲在本地摆摊卖纽扣,生意不错,便有样学样,去台州路桥纽扣厂低价收购纽扣拿回来卖,一下就卖光了,干脆买了台机器,在自己家楼上生产纽扣。
第二年桥头就有100家乡亲,都不种地了,学着他搞纽扣生产,到1984年,温州桥头便有了自己的专业纽扣市场,每天有两三千外地客商来这买纽扣。
纽扣的利润极低,当时售价才1分钱一个,改开后起步的温州人,靠赚一些国企不愿赚的辛苦钱,一分钱一分钱从边边角角的轻工业抠利益,以家庭工厂起步,类似于桥头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口气搞出了十个。
其实挣的都是最低端工业链上的辛苦钱,利润微薄,靠廉价人力成本产出收益,只是比种地好一些,温州人当时没什么活路,有条生路总比没有好。
温州人走出去创业一波人,留在本地创业的另一波人,靠着修鞋、理发、弹棉花三大小手艺在全国逐渐立足。
进入1990年代后,温州人在各地创立的家庭作坊,开始向现代工厂升级,生意越搞越大,渐渐形成了245万温州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奇特情景。
这245万人里面,有70万温州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共建立了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
在全球各地,温州人在意大利有20万、在西班牙有10万、在法国也有10万,另有少部分分散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
在意大利的这一支温州人最具代表性。
温州一位老人告诉我,温州人爱跑意大利,其实跟前苏联有关。
温州人擅长服装、皮革、纺织业,能做出大量的轻工业品,而苏联缺轻工业品,所以他们生意做着做着,就跟苏联人搭上了线。
那反正跟苏联人好上了,这生意就做着做着,做到东欧地区。
反正都到东欧了,东欧那边大兄弟就告诉温州人,咱们这特别好偷渡,尤其去意大利方便。
为什么去意大利呢?一是温州人擅长的产业,刚好跟做服装包包的意大利对上线了。二是意大利有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对偷渡客更加友好。
于是从1980年开始,温州人总是一人先去意大利站稳脚跟,再拖家带口将全家、甚至全族人都带到了意大利谋生。
意大利政府也正缺劳动力,多次颁布特赦,让大批温州人获得了合法身份。
温州人爱去西班牙,也是同样的原因,西班牙也爱特赦,结果吸引了大批温州人和青田人跑去了西班牙混饭吃。
青田这个地方,现在归丽水管,但以前曾属于温州区域,文化习俗跟温州十分接近,因此青田人也常对外说自己是温州人。
去到意大利的温州人,大部分定居在佛罗伦萨旁的普拉托市,在当地搞出了5000家企业,还成立了自己的黑帮组织“温州帮”,话事人名叫张乃中,常带着手下跟意大利黑手党对砍,急得意大利政府于2018年逮捕了他,但因证据不足释放。
张乃中从此以后洗白手下产业,开始经营化妆品、奢侈品等合法暴利行业。
由于温州人扎实肯干,搞出来的皮具比当地人生产的质量还要好,目前意大利很多奢侈品,其实都交给在普拉托的温州人生产。
也就是说,你在上海、北京、深圳、成都买到的奢侈品,其实都是温州老乡生产的,早不是意大利人生产的了。
温州人的勤奋加上意大利的宽松,到2021年时,持意大利居留许可的中国人接近30万,其中多数为温州人,以及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温州人的青田人。
无论是温州人在国内的经历,还是他们在国外的经历,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要发财,就不能站在原地不动,就必须多尝试,必须多走出去。
跟我在广东篇介绍闽南人一样,温州人起家在外地经商时,面临着极高的生存风险,为提高存活率,避免势单力孤迎战本地势力,迫使温州人以血缘、亲戚、老乡等为关系纽带,紧紧团结在一起做生意,最后形成了温州人独特的高度互信体系。
出于高度信任,在温州人发展早期,曾出现一个叫“抬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交钱入会,将大家的钱都放在一起,将这笔钱给需要的会员投资用,不用钱的会员就吃3%至5%的利息。
1986年,人缘广泛的温州乐清小木匠李启峰,利用自己抬会会主的名义,玩起了“存款1.16万,两个月后每月拿9000元利息,本金不动”的庞氏骗局,最后累积了1.58亿会款后拿钱跑路(1986年的1.58亿啊),给20万温州人狠狠上了一课,造成几万个家庭*。
1989年李启峰被抓回来枪毙,温州民间资本吃了个大亏,才开始陆续建立起有序的借贷规则。
至今温州民间资本雄厚,有大钱的不多,但手中有几亿现金流的不少,到2022年民间资本约有6000亿元,为温州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现金流。
最后形成了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行业的温州人,遍布贸易、生产、医疗、文教各个领域。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不过是生活环境太过恶劣,温州人苦得活不下去,被迫走上了手艺人与生意人的角色。
但全国这么多地方都很苦,贵州苦、陕北苦、大凉山苦,为什么独独温州走得这么成功?
看看桥头纽扣产业的发展就知道,温州主要还是地理经济原因,因为温州再差,也是浙江的一分子,离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不是太远,长三角吃不了的苦,温州人愿意吃,长三角受不了的罪,温州人愿意受,在改开后,温州受益于长三角工业转移和上下游链接,才有了做家庭作坊的机会,继而又将家庭作坊做成了现代工厂。
而贵州与大凉山的居民,是不可能受惠于这种工业互生关系的,得不到工业的反哺,就很难真正走出贫困。
温州现在在全国都打出了名头,那旁边地理位置更好的台州,怎么就一直默默无闻呢?
主要还是台州人,没有被生活逼到温州人这份上。
这就得聊一聊台州的发展历程了。
跟温州人几乎没有直接外援相比,台州人还是能拿到一些产业充饥的。
前面说过,台州是中国东南恶劣山脉地形中,沿海城市的起点,而汕尾,是这片恶劣地形沿海城市的终点。
上图红线处,是中国地形特别好的一块经济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存空间,在这个区域的东南角,又是全国工业的精华之一,是中国核心的核心,这块叫长三角,其实还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江南。
江南的最底端,是宁波,再往下,就进入了地理环境恶劣的东南山脉区域,沿海起点城市台州,所以宁波和台州,从地理上就决定了两座城市的发展上限差很多。
2022年,宁波GDP是1.65万亿,而台州是6240亿、温州是8730亿。
再看一眼浙江省地形图,杭州和宁波的优势,以及台州、丽水等城市的劣势,就一目了然。
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是纯天然的富裕,温州、台州、金华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拼搏型富裕,其他城市,算是各安天命。
台州再差,也有6000多亿GDP的水准,放在中部各省,比如湖南湖北,也是能拿下省内第二的水平,那台州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台州人老蒋很有发言权。
我在台州见完当地老人后,又奔波了一个多小时,才在老蒋家的客厅和他碰面,坐下后,我大剌剌地剥着他餐桌上的台州临海涌泉蜜桔,开始和他闲聊。
他与我年龄相仿,对本地经济发展十分了解,不但热心解答关于台州经济的疑问,还送给我一套他手写的台州经济详细信息。
“听说你在广东生活多年,那你去过清远吧?”老蒋上来就问我。
“去过的去过的,当然去过。”
“清远有一门产业,是专门处理一些洋垃圾,分离各种金属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的,我还去过现场,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做久了,对身体伤害很大。”
老蒋说,台州以前有部分人,就是靠这个发家的。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忽然变得悠长,仿佛隔着时空,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岁月。
老蒋开始滔滔不绝着说下去:
温州与台州都被山地包围,同样难出去,不过温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台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就多了一分田,所以台州人在农业时代,生活得稍好一点点。
台州人去大城市也不方便,以前坐大巴到杭州要十小时,到了2009年,才有了第一条甬台温铁路,比温州通铁路通得还晚。
台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拥有740公里的海岸线,占全省三分之一,但适合建大型港口的只有玉环大麦屿,能通航10万吨级货轮,剩下几个港口,头门和健跳为3万吨级,海门和龙门为5000吨级,都不能寄予厚望,而大麦屿地域狭窄,能开发的区域有限,而且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没办法让城区和港口一体化发展。
台州的海门和头门,泥沙淤积严重,不方便建大型港口,如果硬要上大型港口,只能建在头门岛,但就算建好了,也因为地理位置,只能成为宁波舟山港的喂给港,可以为台州企业降低物流成本,但起不到核心作用。
因为港口太差,台州在古代,一直只作为浙江的产粮区,就没指望发展得有多好。
台州人里头,临海人最特殊,他们一肚子委屈。
原本台州行政中心一直在临海,1994年国务院批准,将市中心搬到临江靠海的椒江,黄岩、椒江撤市设区,路桥升为县级区,椒江改为行政中心,临海失去市中心地位,为这事,临海人惦记了几辈子,临海读者给我千万叮嘱,写到台州时一定要提到这件事。
台州崛起分两部分,一部分跟温州一样,靠擦皮鞋、弹棉花这些小手艺或者基础工业起家积累,从而发展壮大成各地民营企业。另一部分是1980年代起,台州跟今天的清远一样,辅助海外低端制造业,比如给日韩欧美做金属拆解行业。
先说自有产业,台州小工业比国内其他城市走得极早,早有搞食品罐头、机械、模具塑料、工艺美术各产业。
1946年黄岩有了八一通用机械厂、1950年有了模具厂、1951年黄岩有了塑料制品厂;1952年有了黄岩机床厂;1956年海门有了化工厂,现在叫海正药业,同年黄岩有了纽扣厂;1957年黄岩有了农药厂和香料厂;1958年有了黄岩罐头厂和冷冻食品厂;1973年黄岩有了东山味精厂,现在叫九洲药业;
这种工业化程度,在新中国早期真正遥遥领先。
再说后补进来的产业,前面说的拆旧金属,拆的主要是日韩欧美报废或二手旧水泵和旧电机,将产品中的铜、铝、铁分解出来,重新二次利用,产值不大,但毛利很高。
老蒋清晰记得,1991年时,拆解金属是0.6-0.8元一小时,当时全国平均月薪是110元每月,这份工作还算不错,到了2023年,拆解金属是30元每小时。
台州没什么铜铝铁矿,但高峰时,一年产废旧铜铝各30万吨,产废旧铁60万吨,就是拆发达国家废旧机电,硬生生拆出来的。
因为天天拆这些东西,对产品特别熟悉,最后硬生生拆出了台州泽国和大溪的阀门和机电产业。
老蒋说,台州最后能承接阀门和机电产业,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就像广州不要的产业,才会递给清远,台州早期吸收的低端产业,放在江南地区并不合适,因为宁波杭州有更好的产业可以选择,人工也更贵,而台州所处位置,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江南地区选剩下的产业,这里是浙江工业区范围内人工成本最低,离日韩直线距离又最近的城市,旧阀门旧机电,拉到这里分解最省成本,又能快速回流到工业链当中。
地理决定命运,那是因为地理决定了产业,产业所产生的经济,便固化了当地人的命运。
台州除了靠外来资源,从小手工递进的民营企业更重要。
就像台州的模具产业,1950年代就开始萌芽,197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就成为支柱产业。
我在东莞塘厦做过铝模学徒,当时模具师傅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两倍,跟着他们学了半年,对模具这种高技术型工种,有着深刻的认知。
模具是工业之母,是一切工业品的第一步,模具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品能否保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我2000年开始学模具的时候,中国模具产业还较为落后,但现在中国模具已十分强大,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模具由中国生产,中国十分之一的模具由台州黄岩生产,光黄岩一地,就拥有2000多家模具企业,15万名模塑技术人员。
黄岩区的精诚模具的塑料挤出模具是亚洲第一,星泰模具的汽车仪表盘、精超力模具的汽车格栅等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目前整个黄岩镇模具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55亿,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20家。
除了模具,台州还有汽车、医药、缝纫机、水泵、发电机、机床、家俱、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阀门等各种扎扎实实的工业,其中有21个行业产值超过10亿元,307个产品细分市场全国或全球第一,拥有6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民营企业占到了99%。
著名车企吉利汽车,也诞生于台州,其前身是台州路桥黄岩县制冷元件厂,1997年才转进汽车行业,1998年在临海下线了第一台轿车吉利豪情。
温州和台州是如此的相像,他们像一对双胎胞,面对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的长三角辐射,同样走出了两条相似的民营企业之路。
像台州的温岭,不仅地名跟温州像,其泵阀、制鞋、机电、汽车零部件产业都跟温州一样,就只差温州的服装没有覆盖到了。
台州的玉环以前也曾被温州管辖,是因为宁海被宁波划走,才将玉环从温州补偿给了台州。
台州跟温州最大的区别,是台州因为生存环境稍好,走出去的人没有温州多,温州人走得更远,产业更宽泛,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信息流和资金流,从而导致温州在经济上比台州更强。
两地还因为私营企业发达,走出了同样的民间金融、普惠金融,光台州就有泰隆、台州、民泰三家商业银行,能用更平价的方式为当地私企输血,私企在这些银行借款,比在国有银行要便利得多。
两地百姓同时从修手表、配眼镜、弹棉花、收废旧金属、造纽扣、搞旧电器翻新这些不起眼的小手工小商品起步,加上自己尝试建厂和外部资源的转移,逐渐成长为中国私企的代表。
但归根结底,台州和温州能有这样的发展机会,离不开他们身处于浙江省之内的地缘环境,离不开长三角地区的工业转移和互补,在他们发达的背后,有一条真正的大腿,粗壮得可以哺育周边各城市经济。
现在,让我们大步迈入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先走进湖州、嘉兴、宁波、绍兴,看一看这几座城市,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贰 湖州与嘉兴
当我第一次看到太湖时,已是2024年3月1日。
此时距离我去温州、台州、宁波三市调研已过去三个半月,我好容易才抽出时间,重回来走完浙江剩下的城市。
由于浙江是国内财政大省,工商业故事贼多,浙江篇跟江苏、广东篇一样,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因此我不敢潦草怠慢,尽量将每一座城市走完。
重走浙江的前两座城市,便是湖州与嘉兴。
看一眼地形图就知道,浙江省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嘉兴所在的浙北平原地理位置最为优质,出生在这里的浙北人世代富贵,和苏南人一起,合称为江南人,处在中国地理食物链的顶尖,已经荣华了1500年左右。
浙北平原因为钱塘江的分隔,又分为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出于地理上的自然分隔,萧山从南宋开始明确归绍兴管辖,直到1959年才归杭州。
从地图上看萧山离西湖不远,但以前杭州要管理萧山就要跨钱塘江,杭州人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不好跨的,古代过江不容易,那就归旁边的绍兴照顾了上千年。
这里提到萧山,只是为了说明钱塘江在地理分隔上的重要性,萧山跟杭绍的恩仇后面再具体展开。
湖州和嘉兴同属杭嘉湖平原,如果再细分,嘉兴在地理上明显占优,湖州只离杭州近,嘉兴却在上海与杭州的中间点上,受惠于两座城市的经济辐射,是沪杭两地的卫星城,跟东莞同时受惠于深广一个道理。
“经济辐射”这四个字太玄乎了,我说点实在的你们就明白了,嘉兴那边有大量台资企业,比如嘉丰机电、台牙牙板、友信机械、美声智能、敏实集团、台昇国际、富士康、恩龙实业等等,那为什么台湾人要到嘉兴投资,去湖州就要少一些呢?
很简单,因为离上海机场近。
从上海虹桥到台北松山不到两小时行程,台湾人下飞机后不想跑太远,谁也不想搞那么累是不是?本来最好的选择是在上海建厂,而上海工业用地不够用又死贵,台湾人就只能在附近嘉兴和昆山扎堆建厂。
这就是浙江嘉兴和江苏昆山多台资企业的原因。
中共一大本来是在上海召开,因被法租界巡捕闯入,便转去最近的嘉兴南湖把会开完,这也是嘉兴受惠于上海的案例之一。
南湖那艘船现在还在,其实舱内很小,十三个人是挤在狭窄空间开完会的,并不是影视剧里那么宽大明亮的船舱。
一位在嘉兴做人力资源的老板说,根据他的观察,上海转移的产业20%会落到嘉兴,30%到南通,20%到苏州(含昆山),其它零散分布。
就是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性,嘉兴才在经济体量上压制湖州。
2023年,嘉兴GDP7062亿,排浙江第五,而湖州GDP4015亿,仅排浙江第八。
而且排在湖州之下的,是衢州、舟山、丽水这三个浙江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城市,湖州其实是好区域里的倒数第一。
但根据我在湖州亲眼所见,湖州民间富裕程度,4015亿的GDP,应当是被低估的。
嘉兴地势平坦,风景相对单一,本地人常自嘲自己是“种田嘉”,湖州却有温山软水、竹林茶园,一派风景旖旎,加上有经济后发优势,现在的城建面貌比嘉兴还好不少。
湖州其实更宜居,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人间天堂的江南景致。
湖州有个常年老梗,叫湖州没有湖,那是因为1962年时为方便管理,浙江拿到了嵊泗列岛,作为交换,江苏则完整拥有了太湖。
2000年时江浙两省就太湖省界有了分歧,还是民政部、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协调,给了湖州70米管辖权。
这70米管辖权的准确描述是:两省太湖段行政区域界线的具体走向,从父子岭起,沿浙江段环湖大堤迎水坡脚向垂直延伸70米,到湖溇止。界线以实测为准。
这才有了“湖州只有70米太湖”的梗。
这当然只是个梗,管辖权只是政府的行政范围,湖州沿太湖51.6公里,湖景绿道是搬不走的,你总不能坐在湖州岸边欣赏湖景,苏州那边不准你欣赏吧?
湖州、嘉兴发家致富流程,跟温州、台州发家致富流程完全不一样,温州台州那是苦得发酸,湖州嘉兴是水到渠成。
江南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不用管就物产丰美,天下没有这种好事,想要石油还得先打口井,湖州背靠以前的野生太湖,全是滩涂和沼泽,对农业生产很不利。
我们过去生活在一个荒蛮的粗犷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是我们一点点把世界改造成了今天的样子。
为了灌溉和排水,从春秋时湖州人就开挖太湖溇港,干旱时将太湖水引入陆地,洪涝时帮助排水,这套溇港系统一直搞到唐末才成型,费了湖州人上千年心血,基本治理好了太湖。
从这以后,湖州人才开始安心搞自己的桑基鱼塘系统,这套系统就是个生态循环: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这个系统经济价值高,可以产丝绸,比种水稻值钱多了,让江南老早发了家。
湖州塘泥是上等肥料,桑叶养出来的蚕宝宝品质好,普通丝只能穿6枚铜钱,湖州丝可以穿8枚铜钱,湖州人自古就靠丝绸发了大财。
所以常说地理决定命运,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产出,产出决定经济,经济决定人生命运。
我们湖南人就只能埋头种水稻,种十辈子也玩不过人家养蚕宝宝的。
除了上等丝绸,湖州古代还生产上好的陶瓷、茶叶、湖笔,都是古代好赚钱的尖货,想不发财都难。
湖州当地人说,他们这古代极富,清末湖州光南浔一带的富人,就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这个象指财产达千万两白银的家庭,牛指财产达五百万两以上、一千万两以下的家庭,狗指财产达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五百万两以下的家庭。四象八牛是真的有12家巨富,七十二狗是个泛称,就是很多的意思。
四象分别指最富有的刘张庞顾四家,张家的张静江、庞家的庞元澄都随孙中山闹革命,其中张静江出钱最多,算是孙中山背后的江浙财团代表,他也因此成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张静江也和蒋介石义兄陈其美交好,陈其美被*后张静江便资助蒋介石上位,后因跟蒋介石政见不同,在国民党三大上被蒋介石扫出团队,抗战后张静江去往美国,最终病逝于纽约。
搞钱的终究玩不过搞政治的。
湖州历史上的其他富人,还有沈万三、刘镛、黄佐卿、杨信之、周庆云、沈联芳、汤祖兴等等,名单太长不用记那么详细,大家只要知道这里很富就行了。
嘉兴在古代没有湖州那么强悍的特产,经济整体略弱一点,但嘉兴也有自己的天生绝活。
湖州到唐末才治理好了太湖,而嘉兴在隋朝时就得了大便宜,隋朝时的大运河,刚好穿过嘉兴城区。
所以嘉兴虽然沿海,但跟大连、青岛、宁波不一样,它的主城区不在海边,而是在河边。
这便是典型的经济链依附效应。
为了充分利用好这条运河,嘉兴开凿出很多小河,不过嘉兴人自己叫这些河流为“塘”,共有八条塘,分别苏州塘、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三店塘、杭州塘、新塍塘、长水塘,八条河流构成了嘉兴网状水运系统,使嘉兴自古有了极大的交通优势,赚钱也赚得更欢快了。
湖州和嘉兴有许多柔美的水乡小镇,包括湖州南浔、嘉兴乌镇、嘉善西塘,都是因为这里水路杂多、地处浙北水运枢纽,从而形成的“门前街道屋后河,深长弄堂百条多”景象。
嘉兴在元初时又意外获得一项新技能,黄道婆从海南岛,给中原和江南带回来当时最先进的棉花织布技术,嘉兴也盛产蚕桑丝绸(湖州更强),就开始生产棉布,搞出了蓝印花布。
我去中国各省走访,看到的早期棉布都是蓝印花布,写太平天国的故事时,杨秀清他们*也是烧炭种蓝的工作,一直怀疑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我们产出的植物适合印蓝色。
但后来查到全球差不多,英国军队几百年流行红色,是因为1639-1660英国内战期间,获得胜利的议会军,当时能搞到的最便宜染料,是从甜菜根和象牙紫颜料提取出的红色,其实靛蓝颜料更便宜,是因为王党派控制物流,议会军才搞不到蓝颜色,议会军胜利后就一直用红色。
说明过去用染料,全球还是蓝色最靠谱。
嘉兴靠着蓝印花布,连续吃了几百年红利,一直吃到清末,手工业才被英国人打溃。
嘉兴在古代除了运输、丝绸、棉布,因为是平原,粮食产量也高,明清时上贡朝廷的漕粮,50%来自嘉兴,50%来自苏州和湖州,因此嘉兴人才会有了“种田嘉”这个梗。
总体来看,古代嘉兴确实略弱于湖州,但放在全中国也是非常富裕了,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也跟着发达,于是养育出了金庸、刘禹锡、王国维、茅盾等名人。
在湖州和嘉兴走访,跟在温州台州义乌走访,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湖嘉两地,没有一个人跟我诉过苦。
上千年下来,富得太久、富得太容易,小土豪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实在无苦可诉。
古代湖州强于嘉兴,但到了当代,嘉兴就强过湖州了。
也没啥秘诀,就是上海突然在近代超级强盛,嘉兴捞着了大量邻近上海的好处,在地理优势上超过湖州,经济上也自然反超。
先具体说下湖州的的产业链。
湖州改开后创办集体企业,主要进口设备,依托本地上千年的纺织基因,搞出了本地最强的湖州丝厂、浙江制丝二厂和天昌印染厂,另南浔尝试机电行业,创办了浙江家用电机厂,搞出了国内第一台国产洗衣机(春蕾牌),以及国内第一批家用抽油烟机(铁马牌)。
1990年时,纺织占湖州工业产值的38%,机械占12%,建材占11%,食品占9%,构成了湖州早期四大支柱行业。另还有些电力、化工、冶金、化纤、皮革、服装工业等。
1992年开始,湖州原国企担子太重,敌不过本地民企,天昌、湖丰、湖钢、湖州印染厂*兼并*,国有经济开始退出湖州市场,湖州变成民企的天下。
那湖州民企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
在湖州时,我拜访了当地著名的诺力机械。
这是一家专门做叉车一类工厂搬运机械的上市公司,目前市值48亿。
诺力机械原是湖州二轻局下的一家集体企业,1995年转制,1996年去参加广交会时,看到老外搞的一个液压手动搬运车,买回来模仿复制,依靠原企业留下的技术工人,当年就敲敲打打弄出一台成品。
结果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过得去,居然弄出个王牌产品,在欧美卖得特别好,每年卖出100万台手动搬运车,连续20年卖到全球销量第一。
但因为卖得太好,把欧洲原厂给挤垮了,欧盟眼红,判他们倾销,要把关税从4%提高到30%以上,诺力跟同行便一起跟欧盟打官司,打了15个月,最后居然打赢了。
2005-2006年诺力又模仿学习欧美的电动搬运车,又大赚一笔,之后公司的工程师越养越多,弄出一堆好产品,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叉车第四名。
我跟诺力的朋友说,我们平替掉了欧美,但我们的成本也上去了,人工越来越贵,支出越来越高,将来印度只要理工人才培养得够多,也去广交会买我们的产品抄一抄,估计也会平替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诺力的朋友说,他们当然也知道的,心里头也急,所以在搞产业升级,一体化企业服务,争取保持领先印度一个阶段。
我说如果我们遇到天花板怎么办?眼看着他们追上来吗?
他们说不知道,这可能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要交给下一代人去处理了。我们这一代人,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就好。
从诺力的成长来看,长三角很多公司,就是在全国最优质的地理位置上汇聚资源,再对先进工业国进行产品平替,一点一点替换掉他们的高价工业品。
这是长三角的基本盘,各城市再依据区域内离经济中心的远近,再重新分配经济链条。
而温州、台州、义乌、嵊州等都是这个基本盘的延伸。
地理不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下限,但肯定会决定一个地方的上限。
江西湖南四川广西山西陕西一样有很多人会经营企业,一样有很多远走他乡的手艺人,但他们的上限是被封固的,只有挪动到合适的区域才能发光发热。
深圳最多的就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人难道在长沙湘潭邵阳就会变得特别笨,不会搞企业不会开公司,一到深圳就会变得特别聪明,就突然脑子开窍?能突然搞出那么多公司和软件?
不是的,就是地理决定的,是地理汇集资源,资源给了人平台,人才有机会将自己的能力放大。
湖州嘉兴富裕这么多年,难道当地人就一定坚韧且富有经商头脑?要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湖州人口从285万锐减到63万,几乎换了一波人,嘉兴这边的富户,像金庸这样战乱时逃到香港的也不少,本地有钱人也早换过一批,难道新迁进湖嘉来的人,他们在原地就是笨蛋,到了这里就发生变异,就坚韧且会经商了?
是湖嘉能产丝绸茶叶又有交通优势才让人富,而不是本地人脑子特别活注定富,其实全国各地的人,脑子都一样活。
还是同样的道理,是地理决定了经济上限,你在哪里生存,哪里就会决定你的生存模式。
上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后,给了嘉兴很多无形优势,才使嘉兴甩开了原本一直压制自己的湖州。
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3月,湖州跟上海的直达高铁此时还没有开通,预计到年底的沪苏湖高铁开通,湖州才能直达上海。
跟上海的亲近度决定经济发展,看看两地的产业差距就知道了。
湖州最早依赖纺织机械建材三大产业,1991年关停并转了一批产出低效益差的企业,在2003年和2021年又进行了两次腾笼换鸟,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皮革厂、造纸厂、印染厂、化工厂迁出或整治,保障了每年新增供应工业用地超1万亩。
现在全市重点培育新能源、生物医药、光电通信、高端装备、现代纺织、工程机械产业,拥有天能股份、超威电源、万邦德制药、佐力药业、瀚叶股份、永兴材料、久立特材、通力电梯、富士电梯、诺力叉车等代表企业。
湖州8个区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电梯、电机、电磁线、钢琴、办公椅、实木地板、童装、蓄电池产品销量,分别占全国的10%、20%、20%、20%、33%、60%、65%、80%。
湖州产业已经较强了,但产业还是偏传统一些,嘉兴产业更强。
嘉兴的支柱产业是现代纺织、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几大类。
比起湖州大量制造各种生活用品,嘉兴桐昆控股、新凤鸣、浙江卫星主做现代纺织上游,华友钴业、振实控股、晶科能源、正泰科技、万凯股份做新能源新材料,立讯智造做电子信息,还有部分集中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氢能源、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产业,科技含量略高于湖州。
其中现代纺织年产值超过五千亿,新能源近千亿,电子信息达到了近1500亿。
嘉兴工业发展史上的挫折不多,跟我们这些外地人说起嘉兴,只知道他们有金庸和五芳斋粽子不同,浙江人听到我问起嘉兴往事,其他各市的朋友都会提醒我说,嘉兴以前的水质很差,“有水不能喝”。
这个“以前”,指的是1991至2012年。
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80%的水属于入境水,从江苏、杭州、湖州三地进入,而当时三地的产业都较为低端,污染严重,加上嘉兴本地工业、生活、养殖污水汇入,里外交加,最严重的2003年8月时,嘉兴全市80%用水有恶臭,市民被迫购买纯净水应急。
嘉兴当地人告诉我,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污染源,恒力石化的总部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其排出的污水从上游流入嘉兴,引发嘉兴人不满,2001年10月22日,嘉兴渔民自筹100万元,用八台推土机堵塞了苏州和嘉兴的河道,在当时轰动全国。
当时的嘉兴实在没办法,全国工业还处在中低端,只能搞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嘉兴又恰好处在河流下游,所有垃圾就只能朝他们那流。
2012年9月,嘉兴开展“碧水行动”,搞“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花了10年时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从2012年的0,提高到2022年的100%,市控1-III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15年的7.5%,上升到2022年的95.2%。
以浙江海宁老文河举例,这里以前垃圾成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各种垃圾漂在水面上,河底积满淤泥,河水黑臭,蚊虫嗡嗡一片飞舞在河道上。
现在这条河水清见底,植物茂盛,河面平坦,河岸边修建了凉亭和健身设施,比原来完全换了个面貌。
五水共治这个项目,很有中国政府做事的风格,标题极其枯燥,执行极其漫长,目的极其长远,但一旦执行就贯彻到底,一步一步缓慢前进,最后始终能达成目标。
可能是因为民企众多、而且富得很久的原因,我在浙江省走访时,时常能感觉到该省有一种独特的政治清明的氛围。
无论是嘉兴还是湖州,当地公务员都异常地低调、谦逊,在嘉兴一个当地人陪我走访了半天,直到结束后听别人说起,我才知道他是当地招商局的局长,可是他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酒店门口等我的时候,实在像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完全不像一个局长。
在湖州时当地企业告诉我,他们每周三的下午或晚上,市里面将以不同的主题,邀请当地企业家召开恳谈会,四套班子的领导将全部出席。
恳谈会一般简单说个开场白,各个企业再说下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政府各部门当场做出回应后,合理需求都会让工商联整理好,发给各部门跟进解决。
湖州一名公务员说,他们这工作细致到已将全市废弃电线杆全部拔除清零,我说不是工作细致,是经济整体向好,又全是民营企业,主干没啥大问题,政府才有精力处理这些旁枝末节,也才可能造成政治清明的风气。
如果一个地方太依赖国企或事业单位提供就业,那政府就是资源分配方,人人都要求着政府,政府在经济上居高临下,那当地氛围怎么也不可能清明。
国企负责国计民生,而民企会将财富更多地分配给普通人,浙江各地民企发达,使嘉兴湖州这边的乡下,一派明媚祥和的景象,大部分农村都是较精致的别墅小院,跟发达国家农村没啥大差别了。
最后我还是要称赞一下湖州城建规划,吴兴、南浔、南太湖三区错落交织在水乡田野,现代产业跟碧水古镇错落分布,是跟常州一样极美好的江南小城,很适合无欲无求的人在这里定居生活。
我们外地人其实知道湖嘉的较少,大家平时听到的都是苏锡常的名号,那是因为苏锡常人口是湖嘉的三倍,面积是两倍,而且种田嘉有耕地指标,湖州多山,湖嘉可用工业用地较少,赶不上也正常。
湖嘉如果合并成一个市(曾经合并过),年GDP过万亿,跟常州南通能比划两下,才会在全国有一定存在感。
但湖嘉普通人的小日子,在全国都是很幸福的,真要把他们拉到聚光灯显眼处,他们也未必愿意吧。
相比于古代来时,湖州的确是衰落了,主要还是经济中心移向上海,湖州才没有以前那么富。
但是上海开埠也才是1843年11月,那时全市仅60万人,在这之前那么多年,临近出海的扛把子城市又是谁呢?
宁波这时便幽幽着叹了口气,举起手来,从黑暗中缓缓走到了前台。
叁 宁波与绍兴
我去到宁波的时候,是2023年11月中旬,比去湖州早几个月。
第一位见到的宁波朋友,指着手机地图上上海的出海口跟我说话。
他说:
你看,中国临海出海口都有大量泥沙淤积,手机地图上海水的颜色都是浑浊的黄色。
上海自己就是唐代时,因长江沿线森林被毁,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而形成的,因为陆地刚形成不久,土质松散,遍布淤泥沼泽,所以古代上海不适合建城建港,南宋才有了镇,元朝才设了县。
上海不能用,那古代江南这一线最好的港口,就只能是宁波了。
宁波港是深水良港,长年不冻,进港航道水深18米,可开发深水岸线长达120公里,是中国最好的天然良港,外围还有舟山群岛保护,狂风吹不进来,海浪较小,不需要建堤坝和疏浚,所以宁波到现在还是全球第一大港(2023年货物吞吐量达到了13亿吨)。
但古时运河第一,海运只是作为运河运输的补充,宁波也只是个替补选手,运河处于混乱时,才使用宁波港往北边运货运粮。
古代海岸线淤积都很严重,疏浚成本极高,长江口积有拦门沙,手摇船过不去,所以在大清手里,上海是玩不转的。
一直到洋人为了卖鸦片来到上海,他们的火轮船可以在长江口航行,可以疏浚出海口,上海才得以成为港口。
所以上海能开埠主要是两大条件:1.有了洋人的火轮船可航行。2.洋人暴打满清,逼满清搞五口通商,才有了上海崛起的序幕。
在上海崛起前,天下是宁波的,宁波人也是富了很久的老钱,富得很平静,富得很安宁。
上海还只是一片泥沙的唐代,公元738年,明州(宁波旧名)就已经开埠,与扬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日本部分遣唐使,就是在明州上的岸。
宋元时期,扬州失势,明州又跟泉州、广州并称天下三大港,这些地名本都有一个“州”字,但到了明朝1381年,明州人单仲友上书朱元璋,说明州两个字犯了我大明朝的讳,皇上你改个名吧,朱元璋才把明州改成了宁波,取“海定波宁”的意思。
从开埠之日起,宁波就成为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商人到达中国的重要选择,14世纪开始,宁波也常出现在欧洲人的游记和地图上,那时候欧洲人还误以为宁波是一个省的名字。
尤其日本人爱跑宁波,中国的佛教、书画、戏剧、造船、建筑、茶叶、官僚制度和农业技术,就是日本人从宁波启程带回去的。
清末民初时大量浙江人跑日本留学,也是因为宁波出发到日本近。
我们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南部终点是杭州,其实浙江地方上有一条浙东运河,从杭州经绍兴一直挖到宁波,这样宁波既连接大运河做内贸,又连着大洋做外贸,达到了古代版通江达海的最高峰,跟今天上海的地理优势一模一样。
杭州虽然有钱塘江入海,但钱塘江是世界上涌潮最强烈的入海口,潮水的冲击让这里的船只无法进出,因此杭州人才会跟我说钱塘江是一条凶江。
杭州便只能连接京杭大运河,无法成为宁波这样的大港口。
宁波因为跟日本人联系紧密,在明朝抗倭时倒了血霉,1524年被礼部撤销了市舶司,各国做生意的双屿港,也被朝廷在1548年当倭寇给剿平了。
被禁海之后的宁波失了繁华,城内的湖泊历经几百年郁闷开始淤塞,一直到1844年重新开埠,宁波经济才重新活跃起来,城中修建了大量水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有清道光前绘制的《宁郡地舆图》
宁波跟上海是两座紧密相联的城市,上海开埠后,由于赚钱需要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大量宁波富人涌入上海,在上海创立了几十所银行,全上海60%的买办是宁波人。
当时的宁波人,先在三江码头坐一夜船,再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
在上海立足之后,再将整个家族的人带来。
说起五口通商的事情,一位宁波人意外讲到汕头,跟我写汕头篇的部分内容居然相互印证。
他说五口通商时,汕头的地位还高于宁波,是直到1938年被日军入侵打断,汕头城被打到只剩3万人,汕头的财运才断了的。
1852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只有6万人,到1900年左右,就已经有40万人。
上海纯正的本地人很少,新中国建立时,移民最多的是苏北人,占45%,宁波人其次,占20%。
移民到上海的宁波人大多很富有,成为上海的老板或金领;苏州人读书多,成为上海的官吏阶层;苏北人则成为上海的打工仔或苦力。
一位宁波人跟我说,现在上海的富人里头,50%有宁波血统,形成了著名的上海宁波帮,所以有句话叫:宁波,上海人自己的外婆家。
网络上恰好有个梗呼应:一个真正优雅的上海人,一定会强调自己祖上有宁波血统,那意味着家底和腔调。
就是一个上海富人,他跟你说他祖上宁波来的,就表示他是old money,潜台词是他家老早以前就开过银行或银庄,他不仅有钱,他还有品位,不是土包子爆发户。
前面说宁波人一跑去上海就开银行,以及上海富人说祖籍宁波在暗示自己是银行富N代,一切起源于宁波传统金融业。
宁波从明朝中晚朝就开始搞钱庄,兴盛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全世界物流集中的地方都会搞金融,因为总有人缺钱需要过桥周转,钱庄和银行总是物流中心的伴生品。
按民国1932年的记载,那时宁波钱庄钱行街17家,糖行街32家,双街2街,宫前4家,宫后10家,共计76家,已经多得不得了了。
1929年时,宁波将双街、钱行街、糖行街、半边街北段统称为江厦街,号称东方华尔街,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中心。
所以宁波有着大量欧式老建筑的外滩,比上海的外滩还要早二十年。
但上海的崛起,直接使金融中心跟着迁移,1937年时,宁波港船舶载重量已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于是金融大佬们迁到上海,重新组建宁波商帮。
上海商帮老大朱葆三,就常在上海为宁波老乡做信誉担保,凡是向他借创业基金两年不还的,他就把借条撕掉,因为他认为老乡两年不还,就真的遇到了大困难,不用还了。
所以上海滩那时流传“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
上海到现在还有条“朱葆三路”,就是这个原因。
宁波过去以金融加港口为主,在解放前,有名气的工业只有“三支半烟囱”,即宁波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太丰面粉厂,以及通利源榨油厂。
全市百人以上企业仅仅8家。
一位老宁波人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说起他的外婆,恰好就是和丰纱厂的普通女工。
念及旧事,老人感慨不已,他说《宁郡地舆图》里描绘的宁波确实是存在的,宁波以前就是一座水城,到处都是河道,是建国后城建需要,水道都填成了路。
宁波旧城在1983-1984年时还没有破坏,本来是希望保留旧城另建新城,但市政府实在没钱,只能拆掉了旧城。
他对自己的外婆记忆犹新,说他小时候所有穿过的衣服,都被外婆烫过才穿,宁波人有注重妆容的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带去了上海。
我问他当时纱厂女工收入多少,他说不记得了,但一个纱厂女工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大约相当于2023年的1.2-1.5万人民币。
新中国建立后,1950-1980年代的宁波工业没啥发展,主要零零碎碎在各县兴建了规模不大的化肥、纺织、轻纺、农药厂。
1981-1992年,浙江炼油厂、宁波港、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四大工程全部完工,为宁波打下了交通、能源、燃料化工的工业基础。
1993年之后,也就是邓公南巡讲话之后,宁波私企开始遍地开花,迅速成长起来。
发展得快也没啥特别原因,宁波人说,就是因为他们有港口,适合做外贸,大家都跑来投资,各种工厂噌噌噌噌就建起来了。
有些迂腐的读书人,喜欢把一个地方的兴起,总结为当地文化,说是文化决定了当地人勤奋聪敏,其实说穿了就是地理优势,文化是当地人拿来包装自我的借口。
我总是劝大家信经济,不要信文化,文化是含糊的,经济是冷峻的。
只有冷峻的经济链思维,才能让你看清事物的真相。
宁波各种细分产业发展三四十年,形成慈溪搞新材料、新能源,余姚搞精密模具、家电五金,镇海搞石化、电子信息,江北搞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北仑搞石化、钢铁,象山搞高端模具、时尚纺织,奉化搞新装备、智能制造,宁海搞文具、汽配,鄞州搞电气机械、汽车制造的格局。
宁波全市累计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3家,位居全国第一。
在知道宁波的产业分布后,当我走在宁波街头,其干净的街道、路人雅致的衣着,都让我忍不住对比自己曾长年生活过的东莞。
当时我就忍不住评论说,宁波是有港口的精致版的东莞。
整个浙江,尤其杭州和宁波富得这么均衡,富得这么长久,使这里的说话声音都显得温柔许多。
回想我们这一代湖南人,在广东省经历过那么多年飞车党和暂住证的黑暗往事,过着惊恐颠沛的打工生活,其实是广东大部分地区穷得太久,穷得饥不择食,才造成广东本地权贵,在过去用暂住证盘剥外地人。
长三角总给我一种温柔的感觉,珠三角总给我一种粗砺的感觉。
相对于宁波的稳定富裕,绍兴则微微要艰难一些。
也只是微微艰难,相比全国其他城市,绍兴没啥可抱怨的。
一座被杭州和宁波夹在中间的城市,能差到哪里去?
绍兴的北部是钱塘江冲积出的平原,这里是绍兴的精华,分为柯桥、越城、上虞三个区,共297万人口。
南部都是山地,山地中间有两个盆地,盆地中间便是诸暨和嵊州市区,加上山里的新昌县,南侧共230万人口。
由于北部平原获取、吸收资源更为便捷,绍兴的北部平原总体上要强于南部山区。
绍兴历来都是江浙地区的第二阵营,主要还是因为山多地少又不沿海,能获得江南平原总体加成,但难以成为江南平原的带头大哥。
绍兴因为人多,还需要移民部分到其他周边城市,一位嘉兴老人告诉我,他们那解放前后,一共就由四波人组成,一是本地嘉兴人,二是苏北人,三是南下解放留下的华野干部,四就是移民过来的绍兴人,主要因为绍兴人多,要转移部分过来开垦土地。
这种地形的坏处是绍兴没有港口压住了上限,好处是为了蓄水,东汉会稽太守马臻带民夫汇会稽山溪流形成鉴湖,会稽山溪水有独特的微生物,让绍兴能酿出世上最好的黄酒。
多山少平原的江南区域,还催生了绍兴师爷的产生。
生在江南富地,得意于全平台优势,绍兴人下限很高,使他们的年轻人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
整个清朝,绍兴共出现了2361名举人,363名进士,占整个浙江的15%上下。
作为对比,我老家邵阳也很重视读书,父母为孩子念书操碎了心,但明清两朝,也只出现过483名举人,整个清朝只出了36名进士,绍兴出人才的比例差不多是我家乡十倍,都快赶上我们一个省了。
举人和进士还是拿到功名的读书人,实际在金字塔下面还隐藏着大量没有中举中进士,但又有实操能力的专家。
有些中了举也等不到官缺,与其干等不如主动去找工作做师爷。
绍兴因为山多地少,农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工商业吸纳了一部分读书人,但也不可能玩得过人家杭州和宁波,大量读书人最终自动分流到了第三产业,开始做起了官员的专家顾问。
清朝州县官员一般聘请有江湖经验的秀才,各省道台上的官员,聘请的是没当上官的举人,负责做官员的税收、法律、财务顾问等等,汪辉祖和徐渭就是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
一位绍兴人跟我说,他们绍兴师爷是有传承的,岁月久了,形成了绍兴出去当爷师,再回绍兴买地盖房的传统。
我点头说,我们湖南人以前是出去砍人,再回来买地盖房,这是我们以前的传统,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嘛。
寻根追底,绍兴的黄酒和师爷就是地理经济的产物。
绍兴的纺织业也是这样。
绍兴人天生靠三个大缸吃饭,一个酒缸,一个酱缸,一个染缸。
酒缸就是黄酒,前面已提到过。酱缸指酱制品,酱爪、酱姜、酱鹅、酱鸡、酱肉、酱菜等等,能酱的东西都要酱一酱再吃。
绍兴人喜欢酱食物,是因为江南夏季炎热且梅雨季节漫长,新鲜收获的食物容易腐烂,就把食物酱起来吃。
绍兴有好吃的醉虾,也是这个道理,绍兴只能远眺海景,不能算沿海城市,以前交通差,宁波那种活蹦乱跳的海鲜吃不着,就需要加工一下,将虾加入酒来腌渍入味,最大程度地保持食物鲜味,吃起来脆爽鲜嫩,还伴随着浓郁的酒香。
三个缸里最重要的是染缸,酒缸和酱缸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但染缸不同,它能提供极多极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以柯桥的发展举例。(是的我确实对柯桥有些熟。)
绍兴这里的地质和气候,适合种植棉麻类作物,越王时已桑植满田、户户养蚕,柯桥出产的越罗在隋唐就很有名,到明清时各商号想要购买上等丝绸,第一个就会想到柯桥,形容柯桥“日出华舍万丈绸”。
1920年代,柯桥有3000家纺织作坊,每年能交易20多万匹丝绸,再走水运销往全国。
绍兴在改开后率先发展纺织,一是有千年传统在,二是绍兴水运发达,绍兴的纺织印染企业为纺织业取水容易,排污也容易。
1980年代绍兴纺织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复活,企业再次集中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柯桥。织完布匹的商家,摇着小船喊着“绍普”,像清朝民国时一样,在狭长的水街上跟外来生意人做交易。
1980年代的绍兴河边布街
为了方便交易,1988年10月1日,绍兴政府投资660万,在柯桥建了17000平方米、共有600间营业用房的轻纺市场。
绍兴巴鲁特服饰老板吕勇,对这家轻纺市场记忆十分深刻。
2024年3月初,当我拖着行李箱在绍兴见到吕勇时,已经在江浙奔波了快一周,连换洗的衣服都没了,吕勇的店铺就在楼下,我索性在他店里买了一身衣服,以继续后面的江浙调研。
我们俩便在他店里一边选衣裳,一边说起绍兴往事。
吕勇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1980-1985年,他父亲原在村办纺织厂做管理,后出来自己做纺织厂,他们家族其他人也都在干这行。
1993年,19岁的吕勇到舅舅纺织厂工作,负责供销科的进料管理,工资是800元一个月。
他舅舅这年,从日本引进绍兴第一批喷水织机,织布的速度和质量都大大提升,一时赚了大钱。
1996年,吕勇舅舅引进韩国的倍捻机,能做出更高端的女装裤料,一时供不应求。
看到舅舅生意这么好,第二年,23岁的吕勇找父母借到50万元,跟着姐夫去柯桥轻纺市场租了半间门面。
1988年柯桥轻纺市场开业时,属于绍兴的农村地区,那时绍兴人认为越城是城区,上虞只是县城,柯桥乡下地方没人爱去,因此3000元一间铺面求着人卖都没人买,只能强制推销。
结果到1997年,半间门面租金都要20万一年,生意红火得不要不要的。
吕勇靠着这半间门面卖舅舅的面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小钱,2000年这种面料不好卖了,又回到舅舅工厂上班。
这回在舅舅工厂干了三年,2003年开始做外贸,主攻中东市场,花了五年时间,到2008年时,吕勇正式变成吕总,每年能挣几百万利润。
吕总说那时候柯桥外国人多,以前韩国、印度、中东的中间商不少,柯桥外国人数量只比杭州和义乌少,他靠着中间商,先做中东、再做南美发的家,但现在客人会直接跑广交会和阿里巴巴找货了,这些中间商没有生存空间,外国人正在慢慢减少。
吕总后面的故事就很顺利了,挣了很多钱,2012年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我说你这个人生故事,我们湖南人真是想都不敢想,你1997年起家时的那50万,就是到了2024年,多少平民子弟一生都存不到,这是第一道门槛。
还有你依靠舅舅家的产品和信息,才一步步做到年入几百万,这是第二道门槛。
湖南平民子弟是永远得不到这种资源的,湖南人就只能出去玩命。
人出生在哪里,命运大方向就被锁定在哪里。
在我快要离开绍兴时,遇到一位63岁的谢老爷子,他补充一样信息,说绍兴除了黄酒酱菜纺织,过去还有个重要产业是锡制品行业,绍兴以前叫“锡半城”,城内一半家庭靠打锡制品挣钱,有做祭礼用的锡箔纸元宝,还有各种酒壶、锡盒,城里住满了手工锡器仙人,但因为行业太小,现在完全被其他产业淹没掉了。
现在的绍兴当然不只纺织,以前做领带和厨具出名的嵊州,现在改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集成灶;以前做袜子、珍珠、环保等出名的诸暨,现在开搞智能视觉;以前做纺机、轴承的新昌,现在另做生命健康、高端装备。
另外,诸暨的次坞打面好好吃,真的好好吃,是我在浙江吃到最好吃的东西,这面能跟我在乌鲁木齐吃到的和阗玫瑰手抓饭相媲美,完全可以列入“一生必吃一次的美食”清单。
总体上来说,绍兴的工业还不够强。
绍兴在2023年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里,排名28位,不敌湖州和嘉兴,只略胜泉州和珠海。
那是因为绍兴的产业升级还没有跟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发展速度一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还不是绍兴历史的最顶峰,绍兴的成长故事,也还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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