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即1979年3月26日，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和平条约。虽然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这种公共外交成就仅在1994年与约旦再次发生，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今天以空前的合作和半公共关系为特征。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但绝大部分发生在地表以下。它的部分表现，例如以色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之间日益加强的针对伊朗的合作，偶尔会出现，并揭示了这一变化对地区现实的程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华沙由美国领导的中东会议上，与以色列一起参加的阿拉伯国家。
美国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以色列 - 埃及和平条约
纵观以色列的历史，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的特点是两种极端情况之一：彻底的战争或不稳定的和平。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更广泛地塑造了国际政治的特征，并被追求最终和平解决以实现相互冲突的国家愿望所驱动。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心态已经被一种后现代的国际关系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基于一种中间立场的思想，即不再是战争或和平，而是一系列可能的关系，其深度和内容在这两种明确界定的情况之间有所不同。
这一进程受到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下降的影响。而不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宣布的新世界秩序，是由西蒙佩雷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阐述的“ 新中东 ” 的愿景，以及随后的幻想。阿拉伯之春最初的兴奋，中东近年来一直在转向一种新的区域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寻求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已经被更加温和地追求务实安排所取代，寻求在变化和不稳定的浪潮中创造一个暂时但稳定的秩序。
这些新的关系不是由全面的、基于价值观的方法驱动的正式协议，而是更多地基于对特定行动者特定利益的追求。由于这种新模式，伊朗威胁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挑战已经成为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合作的轴心：对伊朗的恐惧使以色列和海湾国家走到了一起。
在美国于2018年5月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后，以色列的新区域角色将是“一支监督和追究伊朗责任的警察部队”。然而，对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更紧密的合作，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正式建立关系或达成高度公开的和平协议。
然而，尽管遏制伊朗的区域野心具有共同利益，但过去十年来，仅仅是安全问题已经重新定义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也受到经济利益的支持，这反映了以色列作为一个为该地区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利益的行动者的地位。在海湾国家首都有一种务实的认识，即安全，技术和经济联系的好处，以及一个无懈可击的强大的以色列。
由于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塑造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关键因素，同时正式和平条约的需求减少，作为合作的条件和该地区泛阿拉伯团结的崩溃，以色列及其区域伙伴，即使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也能加深合作。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已被摧毁：沙特阿拉伯在其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中确定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最终协议实际上已被沙特人自己清空了所有实质内容，鉴于他们与以色列关系日益密切。
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国家仍对以色列的公开合作指责感到不安：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阿德尔·朱拜尔表示，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沙特阿拉伯坚持认为没有和平进程就没有正常化。科威特副外交部长拒绝了与内塔尼亚胡在华沙峰会上合影的意思。即使在自1979年以来与以色列签订正式和平条约的埃及之后，两国之间的任何正常化迹象都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因此，自1967年在喀土穆峰会上采取了着名的“三不”决议，“正常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论述中有着极其消极的含义。
但是，对正常化的关注，无论是作为许多以色列人的愿望还是作为阿拉伯公众舆论中的一些人所担心的发展，都忽略了新区域逻辑的更大一点。“正常化”逐渐被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所取代，而“和平”已被一系列内容和范围在变化和灵活的安排所取代。在这个新的现实主义的逻辑，以色列越来越被看作在该地区生活的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为以色列及其阿拉伯伙伴服务的新的区域逻辑。它允许阿拉伯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在与伊朗的地区斗争中享受其政治支持，并在不冒阿拉伯公众舆论负面反应的风险的情况下影响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这种情况允许它深化以色列在地区的存在，即使没有任何领土撤军的承诺，就像任何未来的和平条约中最可能要求的那样。换句话说，虽然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但这种关系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