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正值希土战争期间。统帅土耳其军队与希腊人浴血奋战的凯末尔受到了到美国舆论的关注。《纽约论坛》（New-York Tribune）当时有文章引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菲利普·布朗（Philip Marshall）的观点，指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其非凡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的领导下，运动了泛伊斯兰运动，其目的是让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组成共同的穆斯林反欧联盟。”7月，《纽约论坛》又有文章渲染称：“今天从黑海到死海，到处都是战争，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正在与各个地方与英国人、法国人还有希腊人战斗。宗教狂热笼罩着巴勒斯坦、叙利亚、奇里乞亚（Cilicia）、安塔托利亚和色雷斯。穆斯林正在屠*、驱逐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俄国布尔什维克正在挑动穆斯林世界进行更大的反抗。”在作者的眼中，与“匪人”勾结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似乎就在扮演这种角色。
1922年10月，土耳其军打败希腊侵略者，轰动了整个中东地区。12月，《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Kemal as He Looks to the Mohammedan World”的长文，文章作者Habeeb G. Istfan明确站在欧洲列强的立场上，敌视穆斯林的独立运动，忧心忡忡地写到：
在伊斯兰世界目前的状况下，大部分人……都在吹捧凯末尔分子，试图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独立获取希望……
我想在文章结尾把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运动与宗教运动联系起来。如果凯末尔胜利强化了伊斯兰国家的民族独立感，鼓励了自由运动，那世界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文明也是安全的。但如果土耳其人的胜利导致了新的伊斯兰宗教运动，将民族特性融合在宗教狂热当中，就会升起对抗十字架的新月，煽动两亿人对基督教文明的憎恨，在20世纪重演中世纪的斗争，那可能就会让世界文明陷入不可估量的后果。目前土耳其人的胜利似乎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西方列强最好严密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新潮。
“Kemal as He Looks to the Mohammedan World”这篇文章的配图，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刻板印象，可谓是“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的早期表现。这样的东方主义偏见与后来美国流行的“傅满洲”形象一样，都体现了西方世界在根据自己的臆想，渲染对“东方”的恐惧，反映了他们的傲慢与无知
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今天被看做中东世俗主义代表性人物的凯末尔，在当年的西方舆论中，也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并刺激着欧美世界的“伊斯兰恐惧症”。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宗教偏见，使得凯末尔通过后来的世俗化改革，博得了西方舆论的称道。1939年7月，美国著名的“科学种族主义者”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文，将伊斯兰教的凝聚力视为欧洲的传统威胁，进而夸赞欧洲的“民族观念”正在瓦解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凝聚力。为此，他称赞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世界里最符合西方的标志，因为凯末尔的“世俗爱国主义改变了传统的宗教面貌”。
由此可见，当年的美国舆论界在评价凯末尔时，依据的一个参照就是伊斯兰教的凝聚力。而对于今天的阿拉伯人，他们在看待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时，也往往将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共同放置在伊斯兰的框架下，折射出他们所向往的地区秩序。
“土耳其的哈立德”
今天很多阿拉伯人在谈到凯末尔时，往往会提及阿拉伯“诗王”艾哈迈德·绍基（1868-1932）。当凯末尔指挥的土耳其军队打败希腊侵略者后，声威大震，极大振奋了中东乃至印度的穆斯林。要知道，以前没怎么感受过欧洲侵略的西亚阿拉伯人，在一战后摆脱了奥斯曼人的统治，却落入了英法的“委任统治”。而印度的穆斯林与北非的阿拉伯人更是长期遭受欧洲的殖民侵略。面对这样压抑的局面，看到同为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好不容易打了一场胜仗，饱受欧洲侵略的穆斯林自然欣喜。在此背景下，绍基吟诗一首，将凯末尔比作“土耳其的哈立德”。
哈立德是伊斯兰军事史的传奇人物，他能征善战，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早年曾与先知穆罕默德为敌，但皈依伊斯兰教后，成为穆斯林的猛将，被先知穆罕默德称为“安拉的出鞘之剑”，后来又在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阿拉伯“诗王”,埃及人艾哈迈德·绍基（1868-1932）。绍基生于一个显赫的埃及家庭，早年曾留学法国。1894年回到埃及。当时的埃及虽然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埃及赫底威（总督）实际上早已被英国控制。但在一战爆发后，埃及赫底威（总督）阿拔斯二世与英国人的关系非常紧张，留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支持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阵营，对抗协约国。对此，绍基支持阿拔斯二世，认为应该保卫“奥斯曼哈里发国”。这样的立场自然遭到英国占领当局的敌视，绍基被驱逐出境，流亡西班牙。
埃及人绍基，能如此赞誉土耳其人凯末尔，不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也说明当时的绍基把挽救奥斯曼帝国希望放在了凯末尔身上。正如学者莫那·哈桑（Mona Hassan）所言，虽然凯末尔在1924年3月最终废除了奥斯曼的哈里发，“但这并非是土耳其独立战争唯一或者说最合逻辑的结果，土耳其独立战争起初也是为维护了奥斯曼苏丹国及哈里发国的完整。”2018年11月，沙特作者哈吉法·阿拉吉亚（حذيفة العرجي）在半岛电视台的博文中，就写到：“当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这颗明星开始升起的时候，人们都对他赞誉有加，其中诗王艾哈迈德·绍基也歌颂他，认为他是伊斯兰的革新者，并以伟大的诗篇来赞美他……”而之后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的《洛桑条约》也博得了绍基的赞誉。但阿拉吉亚笔锋一转，指出“《洛桑条约》签订后，奥斯曼伊斯兰哈里发国覆灭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了，伊斯兰教不再是国教，取而代之是世俗主义，穆斯塔法·凯末尔还命令苏丹及奥斯曼皇室离国……”对于这些变化，绍基非常悲痛，为此赋诗哀悼奥斯曼哈里发国，诗文的大意是印度、埃及、沙姆、伊拉克、波斯都为哈里发国（或者说这个制度）而悲痛。
1922年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苏丹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离开皇宫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但仍暂时保留了哈里发制度。穆罕默德六世的堂弟阿卜杜勒·麦吉德二世就被拥立为哈里发。1924年3月，土耳其共和国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
可见，对于绍基来说，哈里发制度的废立，绝不是土耳其的国内事务，甚至超过了奥斯曼帝国的原有疆域，远及波斯和印度，是关系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事。
阿卜杜勒·麦吉德二世（走在最前方的老者，但在当时尚不到60岁）。1924年3月，土耳其共和国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
伊斯兰的分裂者
凯末尔让一部分阿拉伯人失望，固然可以从宗教与世俗相对立的二元叙事中得到解读，但具体而言，真正令阿拉伯人失望的未必是土耳其国内穿什么衣服、上什么法庭、用什么字母这样的社会风俗问题，而是认为凯末尔废黜了哈里发制度，削弱了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
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不但没有迎来独立，反而在欧洲列强的“委任统治”下更加分崩离析。阿拉伯统一的口号之所以能在20世纪响彻中东，恰恰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虽然在二战前后，各个阿拉伯国家纷纷赢得了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但各国之间往往存在激烈的纷争。这种涣散状态，使得阿拉伯世界在强大的域外国家与以色列面前，倍感弱势和压抑。既然活跃于20世纪的世俗民族主义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今天的部分阿拉伯人，就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从阿拉伯人延伸到穆斯林这个范畴，将对统一、富强的憧憬寄托在对奥斯曼帝国的缅怀当中。所以，凯末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取代者，自然遭至这部分阿拉伯人的怨恨。就像凯末尔能让100年前的绍基失望，也同样令100年后的博客作家阿拉吉亚所痛恨。
阿拉吉亚就认为绍基的失望与愤懑是“历史性的痛苦”，并指责凯末尔“屈服于西方，成为西方谋利的抓手，也在军事、经济、政治、知识、文学等领域损害我们……”
在半岛电视台的阿文网站上，像阿拉吉亚这样的博文作家还有不少。2019年7月，叙利亚作者穆罕默德·阿卜杜特（محمد العبدة）发表博文，追溯了阿拉伯近代改革思想家莱希德·里达（محمد رشبد，1865-1935）毕其一生对伊斯兰团结的探索。文章指出，虽然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立德二世解散议会，实现专制统治，但里达理解他的独裁，并呼吁穆斯林支持苏丹倡议的伊斯兰团结计划，也支持苏丹的汉志铁路计划。里达认为在面对欧洲列强的侵略，奥斯曼帝国不能分裂。但里达毕竟不喜欢苏丹的独裁统治，所以当青年土耳其党人（联合与进步协会分子）兴起后，里达一开始也是支持的。但青年土耳其党掌权后大搞缺乏宗教纽带的“图兰主义”（和后来的“泛突厥主义”颇有渊源），压迫阿拉伯人，令里达非常失望。为此，里达一度支持麦加的谢里夫，也就是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但发现谢里夫侯赛因与英国的勾连后，里达再次失望。
到了一战后，在叙利亚目睹法军暴行的里达，得知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打败希腊侵略，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后，有了扬眉吐气之感。为了烘托凯末尔当时对穆斯林的振奋，这位叙利亚作者也引用了绍基那首将凯末尔比作哈立德的诗。但紧接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就“把哈里发的权力局限在精神事务上，如罗马教皇一般”。对此，里达震惊不已，强烈反对凯末尔的行为，认为这是“欧洲反对伊斯兰的阴谋”。虽然作者阿卜杜特自己并没有明确评价凯末尔的行为，但却认为里达对哈里发制度的拥护是为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尊严”。再结合文章的标题“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如何欺骗莱希德·里达 ？！”作者阿卜杜特明显是将里达作为正面人物，置于凯末尔的对立面。
如果说阿卜杜特对凯末尔的责难还比较含蓄，那巴勒斯坦作者马哈茂德·穆罕默德·盖尔尤提（محمود محمد القريوتي）的态度就显得格外激烈。在今年6月的博文上，盖尔尤提开篇就以质疑口吻设问到：为什么土耳其人讴歌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对此，盖尔尤提认为凯末尔如同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不过就是英国情报机关塑造出来的“英雄”，以消灭贫穷、不公和专制的形象流传于土耳其人的印象当中。他也引用了绍基那句诗做铺垫，认为绍基幻想凯末尔能拯救伊斯兰世界，结果却是上当受骗了。当然，在指责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前，盖尔尤提先扒了一下凯末尔早年的“黑历史”，让其“人设”来个彻底坍塌。盖尔尤提指出凯末尔当年加入了马哈茂德·舒克特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军队，实际上就是指责他“犯上作乱”。盖尔尤提指出凯末尔曾就读于萨洛尼卡的哈米迪学校，而这所学校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所建；而且凯末尔曾经坐牢，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赦免了他。这明显就是指责凯末尔对哈米德二世的忘恩负义。此外，作者还指出萨洛尼卡有来自于欧洲的犹太人，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说凯末尔是犹太人。虽然作者盖尔尤提自己没有表态凯末尔是不是犹太人，但引用这样的观点就是为了强调凯末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渊源。至于凯末尔在一战期间的表现，盖尔尤提并没有像讴歌他在海峡战役中的表现，而是认为面对英国和希腊对“哈里发国首都阿斯坦（伊斯坦布尔）”的威胁，凯末尔嘴上反对投降，但在行动上却是脱离他的军队，没有战斗，让英军给希腊人开了口子。
但对于凯末尔在希土战争中“解放伊兹密尔，赶跑希腊人”的战功，作者倒是没有否认，并指出凯末尔因此得到了军人、民众以及各地伊斯兰学者们的称道，以至于绍基把他比作了哈立德，但接下来却是“大难来临”。作者盖尔尤提指责凯末尔推翻了哈里发制度，废黜了沙里亚法，取消了宣礼，把土耳其文字从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关闭了伊斯兰学校，将宗教从宪法中剥离，让哈里发国变成了没有宗教的地方！最后，作者认为凯末尔的形象就是迎合了当今一些人的反穆斯林情绪。
此外，还有人在赞美奥斯曼苏丹捍卫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凯末尔，使二者形成强烈反差。今年3月，约旦作者巴萨尔·莱米尼（بشار الراميني）在博文中肯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反对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出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指责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在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取得统治权后，直接促成了奥斯曼哈里发国的覆灭。”无独有偶， 巴勒斯坦作者哈巴卜·麦如恩·哈马德（خاب مروان الحمد）在去年的博文中，也明确表示：“奥斯曼国亡于阿塔图尔克之手。”而约旦作者阿兹·丁·欧麦尔（عز الدين عمر）在半岛电视台（阿文版）的“广场”（ميدان）栏目中，也认为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没有因为巨大的金钱诱惑而将古都斯（耶路撒冷）出卖犹太人，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皇位，而反观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则疏远阿拉伯人，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土耳其的一些*就亲近西方与以色列。
这些作者缅怀奥斯曼帝国，贬低凯末尔，虽然只代表了部分阿拉伯人的看法，但能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媒体上，必然代表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意见。他们对“奥斯曼哈里发国”保卫伊斯兰世界的肯定，对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的怨恨，实际上是愤懑于当今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局面，进而希望通过伊斯兰教的凝聚力，超越国家与民族的隔阂，形成团结统一的力量，摆脱他们在西方与以色列面前的颓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