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峰
日前揭晓的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起各行各业的人对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作为一个能够持续百余年而屹立不倒的奖项,尽管近年获奖作家作品主题差异较大、风格迥异,可在众专家眼里,无论是从作品题材,还是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可看出诺奖评奖的大概趋势和内在线索。
作品:具有鲜明的质地和特征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长河中,众多获奖作家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创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对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娴熟,莫言(2012年)对现代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的转化,石黑一雄(2017年)对个体记忆与集体遗忘的聚焦……即便是饱受争议的2016年诺奖得主鲍勃·迪伦,在评论家、《钟山》副主编何同彬看来,其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彰显了文学语言对包括摇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渗透,“仍是将文学标准放在了第一位。”
2018年和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国内专家均认可这个结果,称确实是“实至名归”。《世界文学》主编、著名文学翻译家高兴表示,托卡尔丘克是个完全靠作品说话的人。“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很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表示,托卡尔丘克的作品风格独特,和英、美通俗化的大家写作风格有相当距离,她完全提供了新的写作视野。基于此,该社今年上半年引进了托卡尔丘克两部作品版权。
彼得·汉德克除了诗歌和剧作,在电影、美术评论上都有很高的修养。汉德克曾在2016年来中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国内读者对其并不陌生。据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作家鲁敏介绍,她几年前就读过汉德克的《形同陌路的时刻》和《骂观众》,“后者是那种以形式创新、形式冒犯、台词出位来表达立场的剧作。”在诗人、作家周公度看来,两位作家能获奖,正体现了诺奖评委更关注那种个人性更强的文本。
作家:具有旺盛持久的创造力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并不难,更大的困难在于,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长跑中,如何保持旺盛持久的创造力。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评奖准则的文学奖项,诺奖评委们更倾向于综合考虑作家的终身成就,他们更青睐写作黄金期到来较早、高产且长寿的作家。这无疑就筛选掉一批才华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家叶兆言对此曾戏言,一个作家必须不停地写,不管写得怎么样,只有写出来了才是自己的,不写出来,什么可能都没有。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万众瞩目之下,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离他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正是在那寂寞而漫长的写作长跑中,莫言凭借耐力和创造力为世人贡献了一部部颇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鲍勃·迪伦1962年发表第一张专辑《Bob Dylan》,2014年的诺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6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星形广场》,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50岁前就完成全部重要作品,可她获奖时已经88岁。
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同样如此。事实上,今年77岁的他成名很早:上世纪70年代初,汉德克才不过30多岁,即已成为当时德国最重要文学社团的活跃分子;1972年,汉德克就推出了其经典作品《骂观众》。早在10多年前,凭借丰富的阅读经验和敏锐的眼光,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邱华栋就注意到了他,并把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进行推荐,据了解,在其提到的30多位作家名单上,至今已经有12位获奖。
传播: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还必须在国内外已形成一定的传播,并产生相当的国际影响。来自于非英语国家的作家同样如此,在获奖之前,他们的作品也必须已大量、较长时期地被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进行传播,拥有一定的读者和评论群体。
“如果作品没有被优秀的翻译家译成不同语言的译本陆续出版,很难想象莫言能够获得诺奖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在文学和出版界,陈安娜一直被人们称为“莫言得诺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作为瑞典学院院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正是陈安娜将莫言的诸多作品翻译并推介到了国际上去。在获诺奖之前,莫言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与此同时,这些书的出版也让莫言开始问津国外的一些文学奖项,包括2000年凭借《酒国》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1年获韩国万海文学奖,并最终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诺奖有时又会刻意回避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据鲁敏分析,村上若干年陪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包括今年呼声很高的加拿大作家阿婆,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的作品《使女的故事》“太红了,大概反而成为反作用力”。鲁敏同时指出,今年获奖的汉德克虽然也有电影背景,中国读者对其以电影编剧身份参与的《柏林苍穹下》,以及《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相对更熟悉一些,“但相比之下,这些作品更艺术化一些。”
运气:得奖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中国人对诺奖的态度是以莫言得奖为分水岭的,在那之前,很多人会焦虑,为什么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后,国人对待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平和了很多。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表示:“大家正以一种游戏的心情对待诺奖。”在叶子看来,诺奖背后体现了评委的口味,但同时又有出版的力量和机缘巧合。比如,不同时期的诺奖评委对诺贝尔遗嘱中的“idealistic tendency”持有不同解释,这就会影响到评选结果:早期的评委会将其理解为“理想主义倾向”,与信仰相关,所以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作家无缘诺奖;后期的评委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能影响的人越多越好”,因而又会优先关注影响力大、销量大的作家。
近年来,除了偏重移民写作和政治正确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正从欧洲中心主义、以男性为导向的文学视角,转向更考虑全球总体性,更重视性别平衡。在叶子看来,这种转变恰恰削弱了诺奖的文学性,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一个纯粹考量文学的奖,它是各种复杂因素的结果。比如,对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能获奖,就有评论认为,这是诺奖评委们做了一个平衡,因为之前波兰作家获奖的都是诗人,现在要轮到颁给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评论家张宗刚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既授予小说作者、戏剧作者、纪实文本作者,及诗歌作者,也会突爆冷门,“它从另一角度,诠释了诺奖的多样、包容与淘气。”(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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