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兵法》反映出的战国时期兵器和战术的变化（兵法战国篇）

孙膑，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之一，在过去的史籍里，常把他和商鞅、吴起并列，“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他们为了贯彻自己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张，都有所著述。《汉书·刑法志》说：“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有禽敌立胜，垂著篇籍。”春秋时孙武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保留到了现在，战国时的《商君书》和《吴子》也还保留到了现在，唯有孙膑的著作却早已佚失。

孙膑

1972年4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初期的墓葬，在一号墓里获得了四千九百四十二枚竹简，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大量先秦典籍。《孙膑兵法》竹简，现在已整理出四百余枚，字数在一万以上。“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位古代军事家，竟然连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只因为他早年在魏国遭迫害受膑脚之刑，所以一直被称做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田忌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齐军素被人轻视，号为怯，在孙膑的指导下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公元前353年和341年，齐将田忌两次和魏军作战，都以孙膑为师，在他的指挥下，齐军先后在桂陵和马陵两次战役里取得胜利。证明孙膑并不是空谈理论的人，而是一个出色的实践家。前一次战役，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之战。后一次战役对孙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在马陵大胜以后，田忌被齐相邹忌所迫逃亡于楚国，孙膑也因之丧失了能继续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新的威武雄壮的戏剧的可能性，他只能随着离开齐国，不知所终。但是，在另一方面，却由于马陵之役取得的突出成就，“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

孙膑离开齐国以后，对于他晚年的情况历史上毫无记载。但是，从《史记》讲马陵之战后“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来看。从孙膑而学兵法的弟子，在竹简简文里也有所反映，例如第一五六简有“孙子出而弟子问”的记录。当时流传于世的孙膑的兵法，是不是就是今天银雀山竹简揭示出的版本，也很难确定，因为《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齐孙子》有八十九卷、图四卷之多。但是，这次发现的《孙膑兵法》的竹简，钞成的时期当在西汉初年，其所根据的底本，应该是战国末期已在流行的传钞本之一。

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本身是生动的、发展的、变化的，这也就推动了军事科学的发展，以竹简本《孙膑兵法》和比它早出现百余年的《孙子兵法》比较，是有许多新的发展的，主要变现在攻城、阵法和新的军事装备的运用等几个方面。所以，有这些发展，绝对不是“天才军事家”靠“特别灵活的脑袋”想出来的，恩格斯早已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

封建生产关系在我国开始发生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中期，各国推行“变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铁制工具走上舞台，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奴隶主贵族在工商业方面的垄断地位也已被突破，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城市增多，规模扩大，形成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进行战争提供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新的课题。

根据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收获，我们对战国时期的几个重要城市，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举两个例子：

齐国的都城临淄，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拥有七万户，约二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据已勘探出的情况来看，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长约为14公里；小城在大城的西北角，周长约7里。大城的城墙基，一般都宽20米以上，最宽的地方达到43米。大约小城是当时国君居住的地方，大城里居住的是官吏和老百姓。在城里分布着各类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包括有冶铁遗址六处（大城四处、小城两处）、炼铜遗址两处、铸钱遗址一处，还有一些制造骨器的作坊遗址。在小城北部偏西有一座高达14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台基的周围大约是宫殿区。在城垣外面还修有城壕，宽达25-30米。

齐国临淄城遗址示意图

建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燕下都，更是这一时期大城市的代表之一。这座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4里，城中间偏北处有一道纵贯全城的古河道；在河道东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隔墙，把城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城墙基的宽度多在40米左右；中间的隔墙较窄，宽约20米，西城的墙基也宽约40米。在城垣的外面，北面临北易水，南面临中易水，所以都不再修筑城壕，只在东城垣外修有城壕，宽约20米。在东城的北侧，分布有几处高出地面10米以上的大夯土台基，由南向北坐落在一条轴线上，以高约11米的“武阳台”为中心，在它的东北、东南合西南都有成组的建筑遗址，大约是当时的宫殿区。围绕着宫殿区，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已经勘察出来的有铸铁作坊遗址三处，制造兵器的作坊遗址两处，铸钱作坊遗址一处，制陶器和制骨器的作坊遗址各一处。

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初步发展，“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中、小城市也有所发展，到战国中期，据《战国策·齐策》所记齐国就有大小七十余座城市。

从军事方面来看，战国时期的城市有以下的特点：第一，这些城市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二，城市是当时制造兵器和防护装具的生产中心。第三，城市人口是充分的兵员补充基地，以临淄为例，有户七万，如果每户出三个男丁，则可达二十一万兵员。第四，城市在防御方面，是一处很好的设防堡垒，外有高墙深壕，城内各处高耸的宫殿台基在战时是重要的至高点，能够在相当时期内抗御敌军的围攻。

在春秋时期，由奴隶主为主体的战车部队，对于攻城是困难的，所以，《孙子兵法》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到了孙膑的时代，军事技术装备有了进一步发展，军队的组成有了新的变化，使得攻城已有了可能。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在各国争雄的局面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然面临着解决那些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的任务。在继承了孙武时代主要靠在*中消灭敌人、解决战斗的思想的基础上，在《孙膑兵法》竹简里进一步注意到攻城的问题。在竹简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把城区别为易攻的“牝城”、“虚城”和难攻的“雄城”。当然，这种区分还是很简单的，但是把攻城问题特别提出来，而且讲得这样具体，在孙膑以前的军事著作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秦咸阳宫复原图

中国古代战车

“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的统帅‘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孙膑兵法》竹简里所以能在有关阵法等方面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军队的士兵成分的变化和新的兵器的发明。

到了战国中期，各国装备部队的成员，随着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比春秋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奴隶制的殷、西周乃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战争的目的就是镇压奴隶的反抗和进行掠夺，以获取新的奴隶、土地和财富。与此相应的是车战，奴隶主阶级拥有作战车辆、骏马和全套的兵器装备：远射的弓矢、护体的皮甲和盾牌，进攻用的青铜制成的长矛、戟、戈以及卫体的短剑，还有长棒（殳），等等。他的奴隶徒步跟在车子后面，只持有极简陋的兵器。战斗的胜负，主要靠车上的奴隶主们的搏斗。所以，军队的数量不大，战争持续的时间较短，一次战争往往只包括一次战役，战役和战斗没有什么区别，往往只一天最长两三天就决定了胜负。

湖北省博物馆藏青铜殳

到了孙膑时期，情况变了，由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各国先后实行“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军队的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士兵主要来自新产生的劳动阶级——农民。这样一来，兵员的来源充足，军队的数量也日益扩大。兵员成分的变化，使得军队的兵种等方面也随之变化。原来作为主力的笨重的战车，逐渐被步兵和骑兵所取代，战车部队逐渐退为诸兵种里不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这样以步兵和骑兵为主的*，取代了必须在平旷的原野上才能展开战斗队形的车战，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战斗队形和指挥艺术的相应变化。

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对当时军队的战斗队形、编制和指挥艺术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这主要是铁制的兵器的采用和弩的使用。

铁器的出现，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迅速地破坏了旧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改革。铁制兵器的使用，同样促进了军事科学的发展。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铁器，例如，在江苏六合程桥的两座春秋晚期的墓里，分别出有一件铁条和一件铁丸，经过鉴定，铁条属于早期的块炼铁，铁丸是生铁。另外，在楚国的疆域内，也发现了一些春秋晚期的铁器，包括臿、削、凹形镢等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长沙的长窑十五号墓里出土了一件铸制的铁鼎，出土时称重为3250克，约合六斤半重，可见，当时已经可以制造较大的铸铁件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春秋晚期开始使用铁质的工具和容器。最近的一项重要发现，又揭示出当时不仅使用了铁器，而且懂得了炼钢工艺。1976年，在长沙的长杨六十五号墓的清理工作中，获得一件装有铜剑格的钢剑，剑长38.4厘米，进过鉴定其金相组织是铁素体及碳化物，退火中碳钢。可知制剑用的是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的中碳钢，可能还进行过热处理，这一标本不但说明春秋晚期已懂得炼钢工艺，而且已经把它应用来制造兵器。到了战国时期，钢铁冶炼工艺有了进步发展，铁兵器的使用更加普遍，品种也日益增多，除了剑以外，长柄的戟、矛，乃至远射的箭镞，都有铁制品出现，还开始用铁来制造防护装具，出现了铁铠甲和铁兜鍪。看来当时钢铁兵器的制造技术，还是以楚国较发达，一些国君和政治家常发表有赞扬楚国兵器锋利的讲话，秦昭王就曾慨叹过楚国的铁剑利，荀子也在议兵时讲到楚国的“宛矩铁钝，惨如蠭虿。”从属于楚国疆域内的战国墓葬里，发掘出的铁兵器数量很多，品种也不少，有戟、剑、矛、镞等。由这些兵器的出土，也可以看出由于铁兵器较锋利而且坚韧，因而使器形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剑身增长，剑锋尖锐，有的剑长达1.4米，比同时使用的铜剑要长过一倍左右。

曾侯乙木出土的三戈戟

另外，戟的变化也较明显，从当时流行的戈、矛合体的青铜戟的形制，向后来的“卜”字形戟过渡。这些变化，在比较迟一些的在燕国疆域发现的钢铁兵器上，就看得更清楚了。在燕下都四十四号丛葬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钢铁兵器中，钢戟已经是“卜”字形的了，剑、矛的形状也都和西汉时期使用的同类兵器基本相同了。

卜字形戟

远射兵器中弩的普遍使用，提高了进攻和*伤的能力。弩和弓不同，首先弩在张开以后，弦管在弩牙上，并不需要像张弓一样总要用手臂用力拉着弦，这样一方面可以有较长的时间瞄准，因而更好地射中目标；另一方面更利于众弩集中突然齐射，给敌人以突然而猛烈的打击。其次是张弓射箭，仅能依靠一个人的臂力，而张弩远射，除了使用臂力外，还可以用脚蹬等方法，使力量加强，射程可以增远，威力也能增大。

这种兵器很可能是最初出现在我国南方或西南方的古代民族中，直到近代南方和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还是用弩而不用弓。至于大量用来装备部队，并且使用了青铜的机括，大约开始于春秋时期，可能最先出现在楚国。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军队比较普遍的装备有弩，在湖南地区的战国墓里，已经不止一例地获得过楚国的弩，例如1952年在湖南长沙南郊扫把塘138号墓出土的弩，木臂用两段坚木斗合而成，涂有黑褐色漆，通常51.8厘米。极件为铜制，无铜郭，有牙（上有望山）、牛和悬刀、栓塞等件。弩上的弓为竹弓。同出的箭全长63厘米，镞长2.2厘米，为竹竿铁铤铜镞，箭杆上涂有黑漆。另外，在长沙左家塘新生砖厂15号墓和常德德山12号墓也出土有铜弩机。这些弩机，可能都是“臂张”的。

同样形制的弩，还在四川、河北和河南的战国墓葬里也发现过。洛阳出土的一件，出土时木臂痕迹尚在，臂后端套有上饰错银卷云纹的铜盖，铜制的牙和悬刀，无铜郭。弩机总长54厘米，前面安有错银的铜承弓器，它是装在一辆战车上的。在河北平山的中山国墓里，也出有铜件，形制大致相同，有铜制的牙和悬刀，无郭，臂后端套有错金银的铜盖。1972年在四川涪陵小田溪的战国土坑墓里，共出土了三件弩机，也是牙、牛和悬刀是青铜制造的，无郭。同时，也出土了一件带有错金银纹饰的弩臂铜盖，和羊子山172号墓那件大致相同。特别是3号墓出土的那组机括，牙、牛和悬刀都是铜质的，但上面的栓塞却是铁质的。

铜弩机

在这三座墓里出土有巴式柳叶剑等具有特征的巴族遗物，可能是其上层统治人物的墓葬，这说明当时在巴蜀地区已经使用了弩机。根据以上资料，可以大致复原出战国弩的面貌，并可了解发射时机括的情况。这种木郭铜机括的弩，一直使用到秦汉之际，从秦始皇陵陶俑坑里发掘出的弩，还是保持着这种早期的形制，木弩臂长约71.6厘米，上安木弓弦长117-140厘米，弓外绕扎皮条，再髹红漆。较宽短有力。从上述这些发掘出的战国时期的弩机看，似乎还都是“臂张”的，也可能已有脚踏的“蹶张”弩了。孙膑很注意弩的使用，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他就是利用轻敌而疲惫的敌军未及防备时，突然展开万弩齐发的强有力的攻击，一下子压倒了敌人，掌握了主动权，始而造成敌军的溃败，继而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在竹简本《孙膑兵法》里，当孙膑向田忌讲解锥行、雁行等六种战斗队形的特点时，其中第四种就名之为“劲弩趋发”，“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在竹简本《八阵》篇里，还特别指出，当遇到两边高峻的狭窄地形时，应该多使用弩，“厄则多其弩”，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弩的威力。在竹简本《势备》篇里，更对弩的特点作了概要的叙述：“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可以看出，他讲的还是“臂张”弩，这和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战国弩的特点是一致的。同时，在《兵情》篇中论述兵与将的关系时，孙膑更用弩和矢的关系来譬喻：“矢，卒也。弩，将也”。由此也可以了解弩在当时军队里装备的普遍与重要。

青铜箭镞

由于当时军队成分的变化和新的兵器的运用，使得军队的组成比过去复杂了，大量的步兵和骑兵的使用，配备了强力的远射兵器的弩手，以及一部分战车，这些不同的兵种的配合使用，就要求指挥战斗的将帅提高组织和领导军队的能力，提高指挥艺术，讲究战斗队形的变化和战法，这些就是所谓“阵”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课题，竹简本《孙膑兵法》里对阵法的论述有了新的发展。在孙膑回答田忌的问题时，论述了锥行，雁行、篡卒力士、劲弩趋发、剽风之陈、众卒等用来进攻敌人的战斗队形，其特点是：“锥行者，所以冲坚毁兑也；雁行者，所以能策应□；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陈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剽风之陈者，所以回□；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在《十陈》篇里，又论述了十阵，它们是“凡陈之有十：有枋陈，有员陈，有疏陈，有数陈，有锥行之陈，有雁行之陈，有钩行之陈，有玄襄之陈，有火陈，有水陈，此皆有所利”。其中锥行和雁行是与上面引述过的六种战斗队形相同的。此外，后面的简文中又称“火陈”和“水陈”为“火战之法”和“水战之法”，如除去这两种战法，作为战斗队形的只有八阵。在简文中也具体地阐述了各种阵的特点，以及在实战中的运用，由于讨论这些问题所需要篇幅较多，故本文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