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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日历刚刚掀开，《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推出“生态笔谈”栏目，不能不说，此举具有某种特别的意味。作为该栏开篇之作，我在随笔《绿与美》中写道：“美，不光是对绿水青山的诗意描述，它更意味着，一切都应该是美的——无论是大地、江河、空气、食物，还是人的思想和灵魂。”文学追求什么呢？我不得而知。然而我却隐约觉得，美——应该是生态文学追求的至高境界吧。因为，生态文学不仅仅是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还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抗争与无奈，而是一种融入与回归。我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和责任。文学，是人学。而生态文学，则是生命万物之关系学。
我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和责任。文学，是人学。而生态文学，则是生命万物之关系学。
李青松
近些年，蓬勃生长着的生态文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人民文学》杂志社在2019年岁末，专门出了一本“生态文学增刊”，汇集刘醒龙、阿来、王必胜、冯艺、黄国辉、黄咏梅、任林举、秦岭、俞胜、牛余和、沈念、马淑敏等三十余位作家的生态文学作品。我应主编施战军之约，写了一篇《漆与漆人》，又应他约写了篇《水杉王》。两篇作品都被收入《人民文学》“生态文学增刊”。
需要提到的，还有另外两本杂志：《北京文学》和《绿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创作的《秦岭大熊猫》《遥远的虎啸》等几篇生态报告文学就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绿叶》是一本专门刊发生态文学作品的刊物，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高桦是首任主编。当时，王蒙、刘心武、李国文、赵大年、陈建功、黄宗英、张抗抗、张守仁等作家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在我看来，此刊对于培育广大读者的生态意识功不可没。
程虹译美国生态文学经典名作
同生态文学创作相比，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评介更为绚丽多姿。首都经贸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颇受关注。程虹、施战军、李炳银、鲁枢元、李朝全、丁晓原、胡颖峰、程相占、刘青汉、高旭国、王丽梅、张鹏、朱明东、李乐明等或有专著，或有撰述。特别是程虹女士，长期从事美国生态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美国生态文学经典名作《醒来的森林》《低吟的荒野》《遥远的房屋》《心灵的慰藉》都是她翻译并介绍到中国来的。她也因此获得首届呀诺达生态文学奖。
一些以生态文学为主题的文学活动，为繁荣生态文学创作也起到了助推作用。广东观音山原本不是什么名山，但是那里有个叫黄淦波的人特别具有生态文学情怀，不断推出一个个有关生态文学的笔会，连续十几年不间断。如今观音山成了一座文化名山。河南有个黄柏山，过去没有多少植被，几乎就是一座秃山。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黄柏山改变了样貌，林竹茂盛，生物多样性丰富，充满生命的律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品质越来越好。黄柏山林场场长纪道宝很有眼光，他邀来一批批作家，在黄柏山采访写作。我去过那里，并在那里举办的生态文学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生态文学的影响力》的主旨发言。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生态文学的概念产生于现代，它是现实中的生态问题催生出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生态状况的不断恶化，中国出现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品。如《伐木者，醒来》《倾斜的北京城》《淮河的警告》《沙狐》《秦岭大熊猫》《遥远的虎啸》《七叉犄角公鹿》《狼图腾》《中国水危机》等等。我们能够记住的作家有徐刚、沙青、郭雪波、乌热尔图、姜戎、陈桂棣等等，或许，这是中国第一代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作家。
如果说中国代表着传统，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然。说到美国的生态文学，当然绕不过爱默生。他第一部作品就叫《论自然》，也有版本翻译成《自然论》。他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通过“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可以说，爱默生确立了美国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梭罗深受爱默生影响，在瓦尔登湖岸边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写出了名篇《瓦尔登湖》。
同梭罗相比，我更喜欢缪尔。缪尔是世界国家公园之父，同时也是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代表作《我们的国家公园》被称为“感动了一个国家的文字”。缪尔被称为“国家公园之父”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尽情描绘和呈现了国家公园的美。其二，他唤醒了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公园意识”。其三，他影响了有影响力的人，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自然保护运动。
美国生态文学作家缪尔，和他的代表作《我们的国家公园》
1903年，罗斯福总统致信缪尔，相约用四天时间到西部约塞米蒂（优胜美地）考察，并就自然保护问题向他讨教。罗斯福说：“缪尔的谈话比他的文字更能打动人心。”1905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在全美范围内建立国家公园体系。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缪尔反对森林私有化，而主张森林应该归国家所有，由政府管理。他对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那是一条“大破坏之路”“污染之路”“灰烬之路”——因为那条铁路破坏了森林。
同期，加拿大的生态文学也别具气象。加拿大三面被海洋环绕，国土面积辽阔，森林茂密，河流纵横。人口不足两千六百万。西顿创作了大量写实的动物故事，最有影响的就是《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西顿是第一个给动物起名字起绰号的作家。——书中描写了动物的心理，呈现了动物的仇恨、寂寞、饥饿和痛苦等基本的情感，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情绪。比如，书中的狼王“老暴”，漂亮的母狼“白姐”。在西顿笔下，注重突出动物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叙述。西顿在生态文学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吉卜林正是受他影响创作了《丛林故事》。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西奥多·罗斯福一生视为挚友的作家有两位，一个是缪尔，一个就是西顿。
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家，更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国度。若干年前，我曾到法国林区考察访问过。法国的森林管理方式和病虫害防治理念对我们不无启示。我认为，法国最具盛名的生态文学作家不是法布尔，不是布封，而应该是米什莱。
法国史学之父米什莱
米什莱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他曾担任过法国国家文献馆历史部主任。著有十七卷《法国史》、七卷《法国大革命史》，还有《鸟》《海》《虫》《山》四本自然博物散文，被合称大自然的诗。他的作品笔调优美，具有高远浪漫的情怀，也有历史思辨的磅礴气势，以及自信的时代精神。严格说，他不是专门从事生态文学研究的作家，而写作四本自然散文，是暂时“换换脑筋”，调整一下状态。米什莱出身平民家庭，父亲是印刷工人，他也曾跟着父亲学徒，做捡字工人，在地窖里干活。从小经历过许多不平等，冷漠、屈辱。他几乎是靠自学才达到学术顶峰的。
他的第一部生态文学著作就是《鸟》——他通过描绘鸟的飞行、筑巢、哺育后代，展示鸟的美丽和对人类的益处，劝谕人们应该爱鸟护鸟。“不应该猎*弱小的动物”，“人，只有致力于大地所期待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人才会真正称其为人了”。
法国生态文学界还有一位奇人叫泰松。泰松1972年出生，大学学的专业是地缘政治，却喜欢旅行和探险，他是欧洲探险协会的会长。19岁那年，他骑摩托车穿越冰岛，他还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写出了游记《骑行地球》《迈步云天》，但最有影响的，还是他的日记体随笔《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我不喜欢读日记体文学作品的絮叨和琐碎，但是有三本日记体作品还是深刻地触动了我的心灵。一本是早年读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能给你带来幸福的，也能给你带来不幸”这句名言，就是出自该书。一本是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还有就是泰松的这本《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泰松的人生计划中有一条，在40岁前要在森林里过一段隐居生活——他做到了。他选择的是贝加尔湖畔的西伯利亚森林，具体地名叫雪松北岬。那里有一所被地质队遗弃的小木屋，他在那里一个人生活了六个月。没有社区，没有邻居，离他最近的村庄竟然也在120公里以外。那里有什么呢？有森林、湖水、黑熊、狼、鲑鱼，还有孤寂、绝望、平和。有人吗？有护林人、捕鱼人、偶尔光顾的行者。他二月份到那里，正是西伯利亚最寒冷的季节，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巨冷无比。但是泰松战胜了寒冷，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砍柴、钓鱼、做饭、读书、写作；在山间行走；在窗前抽雪茄喝伏特加。
六个月的时间，他吃掉了十八瓶辣酱。他在书中写道：“任何穿越西伯利亚的人都无法再认为幸福是理所当然的。”他还写道，“当旅行不能得到什么的时候，就向静止去索取——读书”。他从巴黎带来六十本书，是不是都读了我不知道，但至少读了大部分，因为他时不时就在日记里写几句他正在读什么书。“在这个无事可做的世界里，我可以做任何事，但最主要的事还是读书。”
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大地完整性——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生态文学的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它的位置感——作者所处的生存位置或者空间状态——那种置身自然中的身体和精神的体验和感受——在作品中是必须呈现和表达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那种独特的体验和感受，正是生态文学与一般意义文学的不同之处。
正是在大地和生命的意义上，生态文学任重道远。无论是生态文学创作还是生态文学研究，都应该摒弃某种固有的价值观，在更深刻的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目前的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气象，但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同时还不能不面对全球生存状况继续恶化及生态灾难频发这一现实。对于生态文学作家和研究者来说，或许会感到缺少洞察、体验和激情，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达。如此，生态文学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社书影、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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