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以往：从汤庄、孤山到日月楼（晨辉之境）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王梅

皇亲巷是杭州的老坊巷了。八十多年前因丰子恺寄寓皇亲巷9号，为这里的寻常市井平添了一份文化底蕴。有回我去某处，在皇亲巷迷了路，七拐八转正寻路时，迎面被眼前一幢住宅楼的外立面瞬间惊艳：从底到顶的一侧墙上是一幅巨型长画，画面右上端题有：“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落款为“子恺书”。以前都是在纸上方寸间看丰子恺的画，没想到此番竟在高耸墙面上，顿觉温润画风陡增了冲入云霄的豪气，有了异于他处的神采。

2021年，一幅巨型“丰子恺”墙绘，在杭州拱墅区皇亲苑的一幢老房子外立面“诞生”。

一

人知丰子恺，大多始于“子恺漫画”。在这之前，这样的画从来没有人画过。几笔墨痕，余趣无穷，全是人间百态、人生世相，看似浅显易明，却好比江南醇香回甘的酒。常常是，画里的一个小场景、小小孩、小动物，瞬间击中我们内心。在画里我们看到了自己，有时又分不清是你看懂了画，还是画看懂了你。比如这样的画：一桌，一壶，一道卷起的竹帘，天上挂着一钩新月，除了题款“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再也没有别的了。人散曲未终的意境里，有的是中国人的血脉和性情。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是丰子恺正式发表的第一幅漫画。因其意义特殊,故曾多次重新绘制。

五年前，一位长辈寄赠我一套《开明国语课本》，为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此套课本的再版。老人家反复叮嘱我不要束之高阁，一定要看看。我没有想到的是，一套给小孩子们的教科书，竟出自两位大家之手，由叶圣陶编撰、丰子恺绘画，自出版伊始至新中国成立前已印行四十余版次，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这是一个有多爱孩子的人，才能画出这样的画来。对孩子们来说，人之初时启蒙心智，即由大家牵手启导，该有多幸运和美好。

从1924年丰子恺发表第一幅漫画起，子恺漫画行世将近百年了，它依然被关注，不仅没有过时，我们还与之共情。为什么它还有这样的生命力？我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

《开明国语课本》

二

看丰子恺旧照，真是个风趣好玩的老顽童。银髯飘拂的他正神情专注地看书，一只小白猫怡然自得趴在其头顶上，居高临下，也一副专注看书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他是猫奴，也是痴狂于画纸上晒娃的老父亲，又爱绍兴黄酒如命。郑振铎回忆与丰子恺初识，说他“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不会说什么客套话”。这位友人眼中的谦谦君子，本是个苦人。

“猫奴”丰子恺

四十岁前的丰子恺一直被丧亲哀痛笼罩。他幼年丧父，后来姐弟相继离世，人到中年母亲又离他而去，为平复丧母之痛，他从此开始蓄须，以示对母亲永久的怀念。

四十岁后的丰子恺被卷进了颠沛流离的急流中。1937年，因家乡遭日寇轰炸，他带着眷族十余人，从桐乡石门湾仓皇离乡，从此辗转于杭州、萍乡、武汉、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等地。这一路，下有幼儿，上有年过七十的岳母，他形容一家人逃难惨状好比蓬絮在人间漂泊，更有不胜悲怆：“我身虽可避患，而心不胜其愤。彼以利器从天上*来，我以肉体匍匐地上，万有一死之可能。有生以来，未曾屈辱至于此极也。”逃难路上，他的胡须全熬白了。

流离图丰子恺绘

人在惊魂未定时如何自守，又如何回首一路走来的艰险？在丰子恺一连写下的五篇避难记中，我翻来覆去读得最多的便是《桐庐负暄》，它是我最爱的一篇。这大体一方面与地域有关，桐庐是杭州的下辖县，驱车前往不过六十余公里，这个美丽县城因严子陵钓台、范仲淹诗文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令人流连不已。另一方面也因字意隽永，比如这出自《列子》的“负暄”，原本是讲宋国某田夫，冬天没有御寒衣服，靠着晒太阳取暖。在丰子恺笔下，“负暄”被赋予了深意。逃难伊始，丰子恺收到马一浮的来信，得知马一浮已离开杭州避难于桐庐，他当即决定去桐庐追随马一浮。抵达桐庐后，丰子恺在距马一浮居住的汤庄附近，找了房子，将一家人安顿下来。正是隆冬，丰子恺每次去汤庄拜访马一浮，僮仆便会搬好几只椅子，捧一把茶壶，安放在向阳的篱门口。紫砂茶壶搁在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在翻滚，四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袋，和我们谈天”，“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丰子恺说：“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我的忧愁，疑惑与恐惧，不久就被他的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这是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中特有的笔触，他把在桐庐避难的二十余天，写得浓墨重彩。汤庄于丰子恺，不只是流亡路上的一处避难地，它超越地域意义，像一个闪光的楔子。一边是烽烟四起，故园化为焦土，一边是在无家可归的路途中，和大儒马一浮坐对山色，负暄谈义。现今在当年汤庄所在地的阳山畈村，立有一石碑，碑上镌刻了这段汤庄往事，这样的场景，可当诗和史来回望。

阳山畈村

三

万里流亡的路，一走就是十年。丰子恺一路逃，一路画，一路写，留下了诸多诗文漫画、日记书信，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这些漫画有的作于路上的荒村草舍和牛棚，能保存下来实为不易，《漫画阿Q正传》画稿曾二度毁于战火，画了毁，毁了画，第三次重绘时，为避炮火，他只好在薄纸上用铅笔全部印摹一套以备保存。写于1938年的《教师日记》，记录了丰子恺在桂林、宜山、遵义，执教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的艰苦处境。他每天如何给学生们上课，身处战乱如何仍在探索艺术教育真知，又如何在箪食瓢饮中苦中作乐，处处充盈着鲜活场景和生活细节。他说，广西桃花异于江南而优美，“多些麻烦，诚不算苦。吾等要自励不屈不挠之精神”，“此亦一种教育，此亦一种抗战。”原本平和的笔调里忽然有了这么一页热血呼喊，仿佛让人看到战火燃烧着大地，而他就置身其中。巴金著有《怀念丰先生》一文，回忆1942年他在成都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丰子恺漫画，“送给我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的高尚的情操。”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一家离别重庆，终于东归故土。1947年，他在杭州西湖边租得小屋五间，因临西湖而居，他称之为“湖畔小屋”。杭州被丰子恺视为“第二故乡”，显然湖畔小屋令他很满意，他写有《湖畔夜饮》一文，记述了春雨的夜晚，在家中和阔别十年老友执酒共酌的情景。

在西湖闲居的丰子恺，一不教书，二不演讲，三不赴宴，被记者称为“三不先生”，丰子恺为此撰文说，不教书不演讲是因十年流亡，坏了身体，而赴宴应酬，则是浪费时间，靠着版税画润收入，日子也过得去，索性专心于艺术创造。湖畔小屋里挂有一副对联：“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在杭州，西湖被群山环抱，唯孤山为湖水萦绕。千百年来，孤山留下了白居易和苏东坡的诗词、林和靖的梅妻鹤子，留下了“为我名山留一席”的林社、浩如渊海的文澜阁、金石印篆的西泠印社。这里文脉绵延，彼此映照生辉。开门见孤山，丰子恺该有多欢喜。湖水波光粼粼，站在屋门前那一刻，他是否会想起李叔同、马一浮、夏丏尊，他一生追慕的师尊？想起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他的白马湖畔的朋友们，他们为“振起纯正的教育”，曾同往春晖中学执教？是否会想起郑振铎、巴金、林语堂、俞平伯、钱君匋、赵朴初、梅兰芳、苏步青？君子之交，总是惺惺相惜，他的湖畔小屋还存着好几坛老酒呢，等着他们来共饮。

可惜湖畔小屋已荡然无存，所幸上海现存有丰子恺旧居，即位于陕西南路的日月楼。早些年我途经上海，专程去拜访过。这是一幢西式小洋楼，二楼小阳台开有一明亮天窗，日见晨辉，夜可望月，故以此为名。自杭州迁居上海后，他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年光阴。旧居里，复原了丰子恺生命最后五年的模样：逼仄的一隅放着一桌一椅和一张很短的小床，得蜷缩双腿才能躺下，拖着风烛残年身躯，他在这片狭小空间起居、写文作画。“文革”中，身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的丰子恺被下放农村。寒冬，雪花从茅草屋破洞口飘落到枕边，直到他患上中毒性肺炎，才被遣送回家。

丰子恺所画的和幼女丰一吟、幼子丰新枚在“日月楼”中读书译作的情景。

四

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丰子恺仍没有放下笔，他翻译了《落洼物语》等三部日本物语文学作品，写下了33篇往事琐记，即二十年后出版的《缘缘堂续笔》。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完成《护生画集》最后100幅画。早在1929年，丰子恺画了50幅护生画为恩师弘一法师50岁祝寿。十年后法师60岁，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又作60幅画，也就在这时，弘一法师和丰子恺约定，相约每隔十年作一集《护生画集》，两人一个配文，一个作画，“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出一集增加10幅画，绘至1979年弘一法师百岁寿辰时，正好是第六集一百幅。丰子恺担忧自己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在给弘一法师复信中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三年后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未忘嘱托，如期按照约定，在1949年和1959年分别完成了第三、第四集。画第五集时，他似乎预感山雨欲来，提前四年完成了90幅画作。

许是自知世寿不多了，为画完100幅画，丰子恺将时间比约定提早了六年。为了躲过白天的突然抄家，每天凌晨四时，他起床画画。寒冬的大地深埋着他负暄的记忆，为了能托病在家，他甚至背着家人偷偷把药扔掉。在某个清晨，他终于画完了最后一幅。仅过了一年多，丰子恺病逝。

六集《护生画集》凝聚了波澜而平静的450幅画。波澜在于，为一个承诺，他愿意用一生去遵守；平静在于，最初为报师恩发愿之作，到了后来超越了师生情义，承载着他对这个世界从未改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