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本来是非常平常的事，但当它发生在华强北，我们似乎很不习惯。也许是华强北从前给人的或真或幻的印象太过强烈，也许人们觉得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电子王国永远不会停下，它会一天接一天生产电子产品和关于钱的故事。也许华强北和关于它的新话题 “ 美妆 ” 太不搭。
不久前，我们重新回到那里，访问了几个陌生人，想再次讲述华强北，想让大家看到它原本更多的细节和更多面。
李大维，台湾高雄人，被誉为 “ 中国创客文化教父 ”，1990 年开始参与开源运动，创立过多个开源软件项目，2010 年和朋友一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推广创客文化和开源硬件的创客空间 “ 新车间 ”，2015 年联合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和创客创业平台 “ 创客大爆炸 ”创立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10、2011 年的时候，大家刚好对创客都很有兴趣，我又是 “ 新车间 ” 的创始人之一，经常被拉去演讲，跟大家讲什么叫开源硬件 —— 就是通过开放、分享、合作驱动的硬件设计、制造。
每次讲完，都有人提问：“ 开放、分享了，你还怎么赚钱？”
后来有一次被拉去深圳，那一场活动是产业界办的，讲完之后，我又准备好回答那个问题，然而，他们却反问：“ 这有什么稀奇？我们就这样做生意的。” 我那时才充分认知到什么是公版、公模 （ 生产厂商公开的参考设计方案 ），以及，深圳到底在发生什么。
原来，全世界都在讲的创客运动，在华强北已经发生20年了，它就是一个创客空间。你来到这边，对电子工业一窍不通，但找到方案设计公司，你要搞的产品就可以很快凑出来，这个产业不拒绝任何的人。
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华强北把科技做成了大白菜，人人都可以拿这颗大白菜找个适合自己的料理方式烹饪，然后拿去赚钱。
国外一讲到科技这个词，不是 “ 我要打败苹果 ”，就是 “ 手机已经是过去式了，我现在要做一个新的装置来取代它 ”，在华强北很少听到这样的话。深圳的手机厂一家做得比一家大，但是，没有人吹牛，说 “ 我要做一个取代手机的产品 ”，都想的是我怎么把当前的客户服务好，卖一部手机赚一部手机的钱。
几年前，我们跟一些学者在研究深圳的创新的时候，当中有一个美国的教授，他那时候已经在华强北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就说之后一定要找到后面做设计的厂商，他们一定会跟我讲很精彩的故事。我们帮他联系好几个采访，他问对方，“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对方答，“ 我跟我的一些客户谈过以后，他们觉得这样子弄的话，我订单会多一点，就这样子做了。”
在华强北每个人都只说，我在这边做我专长的事，赚些钱，或者，这个零件成本 1 块钱，要能把它做到 9 毛钱，就可以在市场赚更多的钱。他不会说自己在创新，他没什么故事好讲，但创新就是这样的，开发出以前没有人做的生意或市场，就是创新，这也就是华强北的精神。
一直以来，我们把发明、发现和创新这 3 件事情搞混了。在实验室里搞了一个以前大家都没有搞过的东西，叫发明，这些东西有没有用？10000 个可能没一个有用，如果单纯发明就可以变钱的话，是不是每篇博士论文都是一个新的商业业务、可以投入使用？发现，就像搞天文的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天体。而发明和发现是人取得新的知识的方式，但并不代表有用。创新是能够把发现、发明变成对人有用的东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有人买嘛。
从前用 PPT 讲故事的人，说自己的产品从来没有人做过，是创新，那个其实不是，创新不是自己喊的，它目的既不是上网博点赞，也不是为评奖，创新与否是市场决定的，须要市场的验证。
华强北的电子工业是一个漏斗形的产业生态，越向下，厂商越少，最底下的那家供应商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科技研发能力非常强，但当初打下市场，还是因为比别人便宜几块钱。
台积电投入大笔钱做研发，然后把自己的技术和方案跟大家分享，市场规模大了，自己就有新的钱可以赚。台积电有能力投入研发，但研发成果不用是革命性的，改变 5 % 的成本这一点点创新，就多产生几千万美金，干嘛非得搞革命性的改变？搞不好公司还会倒。
大家过去说，要学习美国的车库文化，但那不是文化，它那个叫神话。美国故事都是这样讲的：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年轻人——乔布斯跟他的伙伴，他们看到了没有人能看到的 PC 的未来，在车库创立了一家公司叫 Apple，创造了 PC。
现在是这样讲硅谷的故事的，对吧？但实际发生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硅谷，有几百个年轻人，他们觉得电脑有用，但小型机太贵，所以他们山寨出 PC。这才是当年的故事，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几百个年轻人都不见了，但还有乔布斯，成者为王，就成者写故事嘛。
大家相信这样的硅谷神话，觉得历史是因一个人出现而转折的。但这是讲给小孩的童话故事，现实社会不是这样，从前的华强北也不是这样的。
前几年，华强北原先那个自由而随意的气氛被打破了，那样一个市井小民去的地方先是被打造成了观光街，后来又开了一个个创客空间。
都市主政者似乎想把华强北打造成南山区那样的科技大公司集结地，从硅谷拷贝过来，开创客空间，建孵化器或者加速器，引入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一辈子没创过业的年轻人。
就觉得，哦，简单，盖 “ 鸟笼 ”，一间一间隔起来，年轻人二十几岁，最有创意的时候，关起来开始孵，孵化器足够多的话，是可以孵得出凤凰、孵得出独角兽的。
最近，深圳还搞了几个 “ 诺奖实验室 ”，讲难听点，是面子工程，得诺贝尔奖的人得奖都是因为几十年前做的事，不是他去年做的，也不是他手上在做的，找这些人，是要开养老院给他？
主政者好像有种心态作祟，就觉得华强北过去那些草根起来的出身不好，赶快拉一些有学术气息的过来。
大家一间一间被关起来，什么产品都还没做出来，脑袋就已经充满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他们觉得只要不是这个房间的人，就都是他的竞争者。他们这样没有办法去开放、踏实地合作、抱团、竞争。
你要是创业、创新，直接把马云作为标准，每天想的是，我们跟马云比起来怎么样，那谁创呀？在华强北，一抬头，哟，那个早我 3 年来这边做学徒、以前成绩很烂的高中学长，现在也是一个小老板了，这种环境当然容易创业、创新了。反而，媒体上总是讲，谁谁谁又拿到了几千万的融资，谁谁谁成了独角兽，每一个都被说得像神一样，这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创新很难呀。
创客空间、孵化器或者加速器可以做，但是要做成华强北式的。华强北是一个可以合作、可以竞争、开放的生态系，你做什么、怎么赚钱我都知道，我做什么、怎么赚钱你也都知道，今天我们俩可能卖同样的产品，明天可以合作一起做另一个。
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息对称。我们几个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一个项目出来的，还做同样的东西，今天我找到办法降了10%的成本，其他人就知道降10%是可能的，两个月，大家就都会赶上这10%，那整个这一块产业就已经往前走了10%。
在这种高压底下，才有真正的创新或者加速的效应。这种创新一轮一轮下来，3、5年来看，就是几倍的成长。这是真正的民间的活力，真正的草根的创新。之前大家老是说 “ 双创 ”，就是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嘛，也就是庶民创业，华强北代表的精神一直是 “ 底层创业 ”。
大家说，华强北现在没落了。一部分的原因是 20 年前的华强北太好赚钱了，不只是那个市场很开放，也是因为有大时代的运气。但那种连保安打个电话说 “ 我们这一栋有一个一米柜要让出来”，这一通电话都可以价值几千块钱的年代，是不会持久的。
这是深圳漏斗形产业生态最上面一层，这一块当然很乱，三教九流，赚长远的钱、赚短线的钱的，什么样的都有，不能只看表层，而要看它真正的底气。
我们看手机就好了，今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三星大约占全球的 22%，苹果占 13%，把这两家去掉，剩下的主要都是深圳的公司，这剩下的 65 % 是深圳的实力。这 65 % 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Tecno（传音），小米不是深圳公司，但它整个供应链统统在这边，小米大约占 9 %，即使它不算，深圳也还有大约 56%。全球一年发货量17亿的最重要的 IT 产品，有超过一半来自这一个都市，这是深圳、华强北 “ 底层创业 ” 的成功。
作为一个区域，华强北没落了，而今看华强北的精神，要到非洲国家看。
前不久，因为跟埃塞俄比亚科技部有项目合作，我去埃塞俄比亚参观了 40 多家电子厂，有大约 30 家是中国的工厂，追溯回来，都是深圳出来的，另外大约 10 家的老板是当地人，但都有中国的合作伙伴，他们生产用的配件也大多是深圳运过去的。
在乌干达，有一家叫 SIMI 的深圳公司宣布去那边组装手机，人家总统站出来讲说，你们是我们乌干达的骄傲，还承诺要游说整个东非地区使用这些 “ Made in Uganda ” 的产品。
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非洲一个个国家都在复制华强北，许多从深圳出海的厂商也在成为那边的操盘手。
这些人过去之后，最简单的就是做 SKD（Semi Knock Down，以半成品方式进口再进行组装） ，先弄个20个人的工厂，把手机分零件拆开包装运过去，或者是做 CKD（Completely Knock Down，以全散件方式进口再进行组装） 。
在深圳组装手机，然后运到埃塞俄比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入口关税，但把手机拆成组装前的原件运到埃塞俄比亚，只有百分之十几，这样就有钱赚。
离开华强北，是因为之前那批人感觉自己不被重视，主政者想腾笼换鸟把他们赶出去。
原来，来了就是深圳人，到了华强北就可以赚钱。如今不是了，来了你得是高层次人才，才是深圳人。华强北是 “ 农民 ” 打出来的，深圳过去一直是靠外来人去填充它的都市脑力的，前仆后继，前面的赚到钱回家，生意继续交给后面来的。
哈佛大学的教授在 《 城市的胜利 》 中写过：“ 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
整个深圳停最多特斯拉的停车场就在华强北，市面上最新、最贵的车在那边都可以找得到。
华强北吃东西的地方也很有意思，整个深圳最好的印度菜、巴基斯坦菜到今天都还在那儿，即使在不很开放的历史阶段，也有很多外国人想办法来到华强北。
但是这个链条现在开始断掉了，深圳失去了当初 “ 来这个地方愿意打拼，就有钱赚 ” 的吸引力。
大家觉得，原来在华强北搞电子，给政府缴税，打造都市繁荣，提供就业机会，现在在政策上受不到侧重，在社会上受不到尊重，银行贷款也不好拿到。
到非洲开一家工厂，连国家总统都会过来，要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要资本支持有资本支持，见总统比在深圳见一个区长还好见。而且，那边是新兴市场，就跟在国内卖山寨机的时代一样，随便找个四、五线城市都可以发大财，现在就重新再来一次。
非洲是华强北的延伸。在华强北开一个一米柜，在几十公里外的宝安区开个工厂组装手机，这是华强北的赚钱方式，现在是把同样的模式搬到埃塞俄比亚，40 多家电子厂就相当于华强北 40 多个一米柜嘛。
华强北的 “ 双创 ” 还在发生，但它发生在 “ 一带一路 ” 上，而这些没被写成故事讲出来。
深圳、华强北现在最需要的，还是原先那个开放的态度。
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人最直接的娱乐就是 DVD、VCD 机，大家都买路边 5 块钱的盗版碟片，当时的 DVD、VCD 机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他们的工程师从没考虑过机器读劣质碟片的问题，那些机器都做得特别精贵，一台几千块钱，可碟片稍微有刮痕，它们就读不出来了。
深圳电子工业的基础当时已经在了，不久就有厂商做出了 800 块钱的 DVD、VCD 机，什么碟片都读得出来。
国内有很大的市场，不过深圳厂商发现，在东南亚、中亚、东欧、南美，没有 DVD、VCD 机的客户也愿意花这 800 块钱，因为 5 块钱的碟随便看。
DVD、VCD 机让深圳第一次走向全世界，这个 “ 全世界 ” 不是十几亿人的西欧、美国市场，而是 60 多亿人口的全球市场。
一直以来，全世界人的认知是，西欧、美国有钱，最新的科技产品他们先用，用完了，便宜了，才给我们用嘛。
从 DVD、VCD 机到 MP3、MP4，没过几年，深圳进入了山寨机的时代。
那几年，我从美国回来，定居在上海。那个时期上海很难看得到山寨机，都是Motor、NOKIA这些机器，当时这里的人对山寨机的说法就是：中国南方有个地方，做仿冒手机给 “ 农民 ” 用。
可实际上，深圳做山寨机不是为做给 “ 农民 ” 用的，它是做给全世界占大多数的买不起那些品牌手机的人做的。
大家也并没有意识到，深圳那个地方不是抄袭，它是在重新诠释科技产品在全世界的定价权和发言权。
他们之所以做出来的山寨机长得差不多，是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再教育客户，那时候何必去花心思怎么搞外壳，就长得一样、卖得便宜就好了。
后来，MTK（联发科）就出现了，提供了 “ Turn Key ” 的全面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产业成长得很快。
我们这么多年跟着外国管深圳叫山寨，我认为的山寨现象，其实是一个科技透过深圳发现全球的过程。
前几年有一本书叫 《 大繁荣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的，讲的是一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社会能让科技的传播多广，第二个是这个社会有多少人有机会把这些科技用起来，拿去赚点钱。
“ Made in Germany ” 这个词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德国实现统一后为了经济赶超，所有产品都仿英国、法国等的产品，并卖到英国去，它的产品卖得便宜，可做得粗糙、做得很烂，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这些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要注明 “ Made in Germany ”。
我有一次在柏林演讲，就问，你们是德国人，有人知道 Made in Germany 是怎么来的吗？
有人回答，“因为我们德国人自豪于我们的品质。”
我说，不是，这是英国人说你们德国人山寨的东西太烂了。
很多国家都是有山寨史的，只是我们很少听到人家讲这些事。而今，我们需要以一个新的方式重新诠释华强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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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李大维说到最多的词是开放，他鼓励创业者开放地合作、竞争，他还尝试让大家发现山寨背后的价值所在，重估创新的意义。
他提出，创新就是一个拷贝、改变的过程。这没错，创新并非都能够平地起高楼，而继承也是必要的。
不过说实话，在大家看来，华强北式的创新和大型科技企业的研发创新比起来还是有些争议 —— 它更像是由短期利益驱动的创新，没有从无到有的核心技术研发过程，而后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说白了，在华强北能把一个智能手机做得又好又便宜，可智能手机的诞生却是个漫长的过程，从 21 世纪初微软的 PDA 到 Windows Phone ，经历了多年失败以后，才由乔布斯拿着 iPhone 带入大众市场。。。这个时间硅谷等得起，但在华强北可能就不会发生 。
李大维的对于创新的理解，和主流大众对创新的理解有着出入。华强北依靠庞大又高效的产业分工链条，既能快速地对市场反馈做出反应，用细微的创新回应市场的需求，又能砍下成本把它们卖给全世界的人。
这个链条上的很多人可能都只关心，从上家进了货卖给下家，自己有多少差价可赚。大大小小的方案设计商甚至组装厂都想得出办法，帮手机多装两个喇叭或一圈儿五光十色的跑马灯，满足下家的下家 「 卖给处在嘈杂、昏暗环境下的建筑工人 」 的要求。
有什么意义呢？华强北能够把手机卖到全世界被忽略的市场，卖给建筑工人。这是比尔·盖茨、乔布斯都做不到的事，但华强北能用自己的方式做到。
华强北这个地方受到的争议或许是过度的，以至于多年以后，它还会让言说者难堪。但挺可贵的是，总会有人记得那一批批活跃的外来者，特别是那里惊人的商业精神和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