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民国初年，西风东渐，人们的服饰打扮、日用器物和生活方式都在悄然发生变化，逛公园、看电影、跳舞、打牌等洋派的娱乐方式也日渐流行。知识分子自然是领风气之先的群体，无论是留学归来的洋派学者，还是从国内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读书人，都沉浸在新式的生活之中。
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将北京改名为北平，虽然不再是首都，但它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都市之一。由于帝制下的诸般传统根深蒂固，北平的国际化程度一直不如上海，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都相对保守，但在知识分子群体的带动下，汹涌而来的新潮流同样不可抵挡。
青年学者胡悦晗在《生活的逻辑》一书中，将目光聚焦于1927年至1937年间北平、上海等城市的知识人群体，从他们的日记、书信、文章等记录中寻找生活的点滴，还原民国知识人的生活样态。本期“京华物语”，我们从此书中节选关于北京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生活的逻辑: 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胡悦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
撰文 | 胡悦晗
摘编 | 徐学勤
聚餐、沙龙、打牌：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
1927—1937年，北京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多是围绕着聚餐、交谈展开。北平大学校园内的教师宿舍，为日常生活中同事的相互走访提供了便利。在大学任职的知识分子时常在家里设宴，招待同事。
浦江清的日记记载了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在同事家中吃饭的情形。“至西院理初家。理初饷客以糖藕，其夫人之手制也。法以糯米实藕孔中，煮熟，切片，拌糖食之。此在江南颇普遍，而北地则不见有此种吃法”；“午刻，湘乔宴请诸熟人，有陈竹隐、廖书筠两女士（皆四川人）。酒席上行任中敏所制酒令，古人词一句，下系各种饮酒罚酒法，颇不寂寞”。即便同留洋归国的清华同事格格不入的朱自清，也时有串门赴宴的情形：“晚到平伯处打桥，连胜二局”；“下午赴钟宅宴会，打牌，尚有趣味”；“晚应雷洁琼女士宴，遇卫挺生君，濒行有失仪处”。
民国时期打麻将的中国女性。
在北京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中，可以窥见不同的知识分子在业余爱好与日常交往等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的欧美留学归国者，将家庭舞会、沙龙等西式生活方式带回国内。浦薛凤“自赴欧研究回校后，生活兴趣似略改变。一则无形中形成家庭舞会之不定期举行。参加者有王化成、蔡美玻、赵人、予及佩玉几对夫妇。偶尔张奚若、杨景任夫妇亦从北京前来。陈岱孙时亦加入。再则予与佩玉对京戏兴趣，忽然特别浓厚，竟联合王蔡几家，每周延请城内一位旗人，来清华园说戏教导，并拉奏胡琴。”由林徽因主导的“太太的客厅”在北京知识界与文化界广为传颂，“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
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夫妇与金岳霖（后排右一）等朋友们。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生活的业余爱好在北京知识群体中仍然得以延续。俞平伯自幼酷爱昆曲，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与身边的昆曲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研究、演唱昆曲的组织——谷音社。俞平伯也时常在自己清华园的寓所，以及友人住处与志同道合者聚餐、纵谈、切磋昆曲。
1月3日，晚，在清华园寓所宴请浦江清、冯友兰、邹湘乔、杨武之等，并唱昆曲。
1月7日中午，在清华园寓所宴请来访的周作人和沈启无，邀请朱自清作陪。
1月8日，晚，至清华园西客厅，与朱自清、叶公超、叶石荪、顾随、赵万里、钱稻孙、毕树堂等一起出席浦江清邀宴。席间，大家由词而谈到昆曲、皮簧、新剧和新文学。
1月18日下午，邀朱自清来寓所听昆曲演唱。
10月4日晨，与浦江清、陈延甫进城，至许潜庵寓所，参加曲集。
11月2日下午，在寓所与陈延甫、汪健君、浦江清共同理曲。
11月3日，晚，在家宴请杨荫浏、郭绍虞。
杨、郭二人均拟加入谷音社，因此，俞平伯将冯友兰、朱自清、汪健君、浦江清、陈延甫请来，与客人一起唱昆曲。胡适30年代初从上海迁至北京居住后，家庭生活内容依然照旧，以频繁的聚会、打牌等活动为主，身边往来的也多是学界名流与政界要人。
胡适日记记载了胡适在1934年3月至6月间多次在自家或别人家打牌的活动。
陶云逵、郑秉璧夫妇与毛子水等在我家玩，丁在君太太与史济瀛女士也在，我们打了一桌牌。
打牌到夜深。次日早车回北平。
到孙洪芬家接冬秀，周寄梅先生等也在打牌，洪芬让我接打，我坐了下来，打了八圈牌。
到张丽门家吃饭，打了几圈牌。
家中有人打牌。晚饭后我替冬秀打了四圈。
今天是在君满四十七岁的生日。我下午去看他，打了□圈牌。
下午到垚生处与在君、新六诸人打牌。
竹垚生邀在君、汪伯桑与我打牌。
胡适。
尽管迁居北京后的胡适视北京为一个清静、适宜做学问的好地方，但胡适在北京期间并未减少社交生活的频度，其家庭生活也始终人头攒动，热闹不断。
如果说胡适、浦薛凤等人在日常生活中偏向聚餐、社交等活动，其社会关系网络也兼跨学界、政界等多个圈子，那么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人圈子则倾向于闲散的清谈，其社会关系网络仅限于大学校园内的师生与同事，且多性格相近。早年周氏兄弟居住于八道湾胡同时，其寓所就常有友人光顾。自从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离开那里后，八道湾沙龙的意味不仅未断，反而更浓了。周氏身边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他的友人、弟子常常往来于此，钱玄同、钱稻孙、张凤举、徐祖正等是朋友辈，彼此相知甚深。废名、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是周氏的学生，感情也非同寻常。这引起了诸多人的兴趣，连胡适、郁达夫、沈从文也来凑过热闹。这些人大多远离激进风潮，喜欢清谈，厌恶政治，象牙塔里的特点过浓。京派文化的出现，实在说来和苦雨斋的关系是深而又深的。
钱玄同。
也有性格孤僻，不善社交，家庭生活单一、冷清的知识分子。钱玄同即是一例。尽管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以批判传统文化的“猛士”面貌出现，但到30年代，新文化运动早已落潮，当年的统一战线已经分化，钱玄同也逐渐开始退隐至书斋。周作人有一个苦雨斋，钱玄同有一个“某海”。30年代，他几乎很少回家，大多时间泡在自己的“某海”里。那是他办公的地方，亦是就寝之所。除了会会友人，讲讲课，他的大量时光，都泡在那里了。“钱氏到了中年之后，灰色的心绪亦多涌出，生活没有规律，常常在外面用餐，下饭店，聚于友人家中，自己的寓所倒冷冷清清。周作人是在自己的家中苦住，慢慢地熬着。钱玄同则弃家而出，在学校和办公的地方消磨着时光，让自己慢慢地消失着。同是读书写作的地方，周宅好似有点神秘，散着袅袅的烟火气。而钱氏的住所，却彷佛是埋着活人的地方，冷冰冰的，没有多少暖意。钱氏晚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苦雨斋，每次都长长的时间。”钱氏内心的苦，不太表露在文章中，大多流露于日记里。他的日记所载的头痛、腹胀之语，以及他久住外边的心境，可觉出他的寂寞和百无聊赖的心绪。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与上海知识群体相似，北京知识群体在家庭生活中的日常交往，主要围绕着构建外向型社会关系网络而非以家庭成员为主的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展开，交往对象多为学院内部的同行、同事，交往形式多为聚餐、沙龙、打牌等。
公园与茶馆：北京知识群体的闲暇生活去处
近代公园是近代城市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居住空间被大大压缩，自然景观不断减少，为了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一些西方城市在市政建设中通过政府部门立法，开辟公共绿地作为市民休憩和交流的空间，公园的产生正是这一措施推行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园作为一种现代观念从西方与日本传入中国。清末民初，北京城开始涌现出许多公园。尽管同为公众集会空间，但与作为私人所有的庙宇不同的关键一点是，公园名义上归公众所共有。作家张恨水提及，“北平的公园，既多又大。只要你有工夫，花不成其为数目的票价，亦可以在锦天铺地、雕栏玉砌的地方消磨一半天”。
中山公园今景。
北洋政府于1914年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开放，为京都内第一个公共园林，初称中央公园。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为纪念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邓云乡回忆：“公园门票五分，平时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北海公园简称北海，常去，其他都不常去。逛公园主要是坐茶座，偶然也走动，不多。上北海常坐五龙亭，上公园常坐长美轩。来今雨轩是洋派人物光顾的地方，我不爱去。春明馆是老先生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称，不愿去。曾在春明馆座上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来。他口语都用文言，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我跟蒙熟，钱认识不熟，汤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所以一夏天茶座的收入肯定很可观。冬天北海漪澜堂前公园后门茶座前筒子河里都辟有溜冰场，另有一批溜冰客光顾；我不会溜冰，与我无缘。”
谢兴尧曾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北京人大都有喝茶的习惯，城中各种茶馆遍及街头巷尾。在清代，尤其是在旗的，最讲究“泡”茶馆，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时茶馆分为两种，一种是江南茶馆，以卖清茶为主；二是二荤铺式的茶馆，具有茶、点、饭合一的性质，符合当时一般市民的消费水平。
清末以来，北京的茶馆种类很多，最高档的是清茶馆，早晨供纨绔子弟遛鸟后休憩（棚顶有挂鸟笼的位置），中午供商贩谈生意。还有书茶馆（有说评书、唱鼓词的艺人演唱助兴），棋茶馆（茶桌上画有棋盘，供顾客对弈），茶酒馆（兼而售酒）等。不同种类的茶馆迎合了不同人群的需要。公园的茶座其实是民国以来的新事物。在公园这种新型休闲场所得到广大市民的认可后，传统的茶馆也很快与之结合，发展出广受欢迎的茶座。当时许多公园都设有茶座，供游人休憩饮茶。
30年代，中山公园的茶座在北京知名度颇高，园中共有茶座五六处。中山公园的茶座最热闹、最为人所注意的，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是纯粹摩登化的。市民把公园的茶座当作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聚会、宴请的好地方。中山公园的茶座主要分布在公园的东西两面。东面最主要的茶座是来今雨轩，它一度是公园最红火的茶座，也是当时洋派人物最爱光顾的地方。
1927—1937年，随着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分化，不同群体在喝茶等日常消费方面开始形成差异化空间格局。“来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譬如说你本来是个旧式人物，便应该规规矩矩到‘春明馆’去坐下，而你偏要‘偷闲学少年’跑到‘柏斯馨’去现代化，因为环境不适于生存，与空气的不相宜，结果只好忍痛牺牲一角大洋的茶资迁地为良。”2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等办《新语丝》杂志时将中山公园的茶社作为聚会的主要地点。在谢兴尧看来，中山公园的长美轩茶社，其雇主也“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
2010年，由何群导演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版《茶馆》。
30年代，北海公园的茶社也被《大公报》《益世报》等一批京派文艺报刊的编辑作为与作者沟通交流的聚会地点。1936年夏，青年作家田涛接到凌淑华的请帖，邀请其至北海公园仿膳社喝茶。“那是在北海露天茶社，喝茶吃仿膳社的小窝头。赴邀的大部分是青年文学作者，我才知道我的一篇小说由沈从文先生转给凌淑华先生在她编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并当面付给了我稿费。这是一次请大家写稿支持她编的《文艺周刊》的约稿茶话会。陪同她来的陈西滢先生，谈话老练诙谐，使有些拘谨的场面变得活跃畅快。在苍松翠柏荫凉下，听着蝉鸣，迎着北海的湖光水色，天渐清凉的时候，大家随意散去。”
吴相湘在北京求学时，也时常去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当我在北平图书馆阅览疲倦，漫步回宿舍时，常进入北海公园休憩。‘仿膳茶社’最有名，顾名思义可知其模仿御膳，其中肉末烧饼，相传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食品之一。我常在仿膳茶社尝食，就是北方馆的芝麻烧饼，内夹酱炒肉末，并没有特殊风味。因此，我对五龙亭茶社的‘小窝窝头’，反而比较欣赏。北海公园以外，中山公园也是我假日常去的。”
看戏和观影：崇尚西化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同样热衷
民国时期的北京，那些数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娱乐方式，如看戏、吃宴会、听说书等，仍然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不过，新型的话剧已经出现，游泳池、台球室、电影院等新式娱乐空间也开始出现。有别于上海知识群体多喜好电影等新式娱乐方式，1927—1937年北京知识群体往往既听戏，同时也看电影。
邓云乡对当时北京戏曲市场的情形有详细的描述：
和我差不多地位这等读书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那时经常演出的须生有马连良、言菊朋、奚啸伯、谭富英等，常听；高庆奎在珠市口演，太远，只去过次把。……最使我倾倒的是武生泰斗杨小楼，一出台那份气度，那份神情，一举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都很有韵致，无不令人叫绝。杨小楼演出票价一块二，其他名角都是一块。当然还听昆曲班，最佳角色是韩世昌、侯益隆。侯益隆至少不比皮黄班的侯喜瑞差，而我又喜欢喜瑞有过于郝寿辰。任何名角能卖满座的日子很少，言菊朋和昆曲班一般不过五六成，很惨。所以戏票可以不用预先买，往往吃晚饭时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园戏报，饭后赶去，尽管戏已开场，还是买得到票，看得到中轴以下几出好戏。我单身住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燕京同学进城看戏，常借宿在我屋里。结婚后住在城外时，有时夫妻一同进城听戏，在朋友家过夜。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任教的浦江清的日常生活中既有听戏的安排，也有看电影、看歌剧的活动。晚共许闲若、俞平伯夫妇至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听昆戈班戏，戏目有《打子》、《借扇》、《嫁妹》、《夜奔》、《金雀记》之《庵会》、《乔醋》、《酔圆》。韩世昌之《金雀记》尚可听，侯益隆之《嫁妹》工夫好。
晚，至大会堂观电影，片为黛梨娥主演之《孽海花》（《Loves of Carmen》）。片尚佳，而光线不好，甚可惋惜。
晚间和佩弦、瑞珩、士荃、坚白等一同坐清华的校车进城。到北京饭店已近九点，将开场了。票价是五元、三元、一元。最令我失望的，是起初以为是歌剧，到底是话剧，所以没有音乐听，而且从头演起，直到第一部完，中间虽有简略，但还有十幕或十一幕至多。我们听不懂德文，大部分的好处不能领略，但觉得演浮士德的还不错。直到玛加利特·格丽琴出场，精神才觉一振。那天的女演员实在好，发疯一般，忽悲忽喜，忽怨忽爱，描摹尽致，令人不忍卒看。我看了这戏的印象是：西洋戏剧究属是现实的，所以如易卜生一类的话剧当然西洋人演的好；但是搬演古事，演传奇、传说或历史剧，则中国剧艺进步。
晚上看电影，片子名《Show People》，译为《明星大会》，可以知道好莱坞的情形，也很滑稽有味。
192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璇宫艳史》剧照。
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时期，也时常去电影院看电影。
本星期六五时半，奉约女士及廖、敬、罗三女士，至光陆观《璇宫艳史》，不知得暇否？电影看半段较看全段有味之说，甚表同感。因为我自来就是赞赏“缺限美”的人，总觉得一切事到了十足无扣的地步，不如有缺限时之耐人寻味。
今天因为有个朋友新到北平，我特地入城招待他。我们下午看《流氓皇帝》的电影。据说这是《璇宫艳史》后的名片，我看了觉得情节似乎没有后者的新鲜；但布景和色彩确是华丽。晚上陪这位朋友到十一点。我一个人又到交通饭店看了一回跳舞。遇见一个熟人，他告诉我什么是狐步，瓦兹勃留兹，算是得了些新知识。这真是乡下人进城了！
在上海住了5年的钱歌川自言，在此期间“除了被人强邀去‘看’过一次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而外，没有进过唱大戏的院子里。就是电影，也一年难看几回。其实，在上海这地方对于我们这种薪俸生活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玩儿的。上海的玩艺，如酒绿灯红的妓院，气象万金的轮盘，载沉载浮的跳舞，诸如此类都在华灯初上，相与俱来。不幸这时候，我正拖着一身疲劳的筋骨，由公事房放工出来，一步一步踏回家去”。
梅兰芳演《霸王别姬》。
30年代，钱歌川有过一次去北京旅行的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北京的京戏有了自己的判断。“全靠一副标志的面孔，而无珠玉的喉咙，在上海则可，在北平是上不得正式舞台的。……他们的目的在‘听’，而不在‘看’。……我们‘看’戏的人，‘看’一次就够了。他们‘听’戏则不然，愈熟愈爱‘听’……他们是把‘戏’当作一门大学问在研究着，决不是视同游戏的。他们对于咬音、拍子、转板、做作等等都很有考究，他们虽是观众，然较之演员有时还要内行，演员的唱工、做作，不能有一点错，只能精且益精，愈唱愈好，才能博得他们的掌声，而不厌再三再四的欣赏。我自看了那些戏迷的行为以后，才悟到戏在‘唱’之外，还得有‘演’。……初上舞台的人总难得演的那样如法，他把事情看得太真，不惯做假，到了成为老奸巨滑的时候，也就完了，因为他对人全无诚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肯认真，而完全在作假。二者都失之过甚，世界上的事情固不能那般认真，同时也不能过于作假”。“据说青云阁是北平听清唱最有名的地方，座位相当考究，有木椅，有藤椅，可坐着听，也可躺着听，眼睛看的是妙龄美女，耳朵听的是清歌艳曲，口里还时时喝一两口上等香茶，或吃一点水果，蜜饯之类。……他们的身体既十分舒服，精神自然也就愉快起来。闲人苦于长夜，但一进这门，便没有时间难过的问题了，仿佛刚坐下去，等她们停止唱时，已经十二点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欧美留过学，有着很明显的西化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也时常会去看戏。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收入、地位都较高的精英阶层。徐志摩在北京时即是如此，“饭后去中和，是我点的戏，尚和玉的铁龙山，风卿文昭关，梅的头二本虹霓关。我们都在后台看得很高兴。头本戏不好，还不如孟丽君。慧生、艳钦、姜妙香，更其不堪。二本还不错，这是我到此后初次看戏。明晚小楼又有戏，但我不能去”。
撰文 胡悦晗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