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发展至万历时己不再像明初那样“声威远播”、“宇内富庶”了，万历皇帝消极怠政，派系林立，朝政大坏。由杨涟等东林党人力争而登上皇位的朱常洛“潜德久彰，海内属望。”即位时改变其父的做法，推行善政，重用东林党人，使政局有所好转。可其即位刚仅一月，就驾崩了。于是对于大明王朝未来的走向，又出现了新的变数。
杨涟其人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明代湖广应山人，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初十日出生。关于杨涟名字的由来，据说:杨涟出生时，其母由于奶水不足，房东张员外为了给她补身体就到门前堰塘里打鱼，一网捞起九条九斤重的鲢鱼，觉得这孩子和鲢鱼有缘，就以鲢鱼的鲢字谐音“涟”给新生儿取名杨涟。
万历四年(1576年)，杨涟开始在家乡附近的大龟山(今称大贵山)读书，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认真刻苦，成绩出类拔萃。万历十五年(1587年)，杨涟考中秀才，从此他砥砺名节、志向高远，“自任以天下之重”。
东林书院旧迹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之时，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警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因此每遇东林讲会，他“必至无锡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政暇即与邑之士子相勉励，讲道论德无虚日。”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关于东林党，据《明史》记载：
初，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廷臣渐立门户，以危言激论相尚，国本之争，指斥营禁。宰辅大臣为言者所弹击，辄引疾避去。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
东林党是在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中形成的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团体，其早期的领袖为顾宪成。顾宪成偕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于东林书院，学者称径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忏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由此可知，顾宪成等人反对王阳明的空谈心性之说，主张经世致用，“志在世道”。“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仪朝政，裁量人物”把讲学与议政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现实关照性。如此，使书院逐渐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着，而忌者亦多。”这样朝廷内外的正直的一派士大夫，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陈梧桐先生认为东林党人是一群有政治理想的读书人，他们有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骨子里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维护自己集团利益的同时，为国为民维护明朝的统治，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是每个东林党人的政治素养。当然这也是深受东林党人思想影响的杨涟自己的政治追求。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十六岁的杨涟金榜题名，考中进士，授江苏常熟知县。他清正爱民，“每问民疾苦，徒行叶陌间，以是遍知间里利病”，为民解难，为民办事，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为官五哉，邑有渔阳之颂”。
万历、泰昌、天启以来的内外局势明朝，在历经明初八十多年的繁荣强盛后，经正统末年“土木之变”的重创，即开始衰败。昔日那种“声威远播”、“宇内富庶”，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己不再复现。“至正德间，几倾覆矣”。到嘉靖时，“府藏告罄，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社会矛盾突出，变革的呼声渐起，于是在张璁等人的领导下，由中央到地方开始了全方面的改革。田澍先生称之为“嘉靖革新”。但随着改革领导者在政治上的失败，改革的步伐也趋于平淡。至隆庆时期:“柄臣相轧，门户渐开”，统治层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开。从上到下，人心离散，内政不修，外患日炽，岌岌可危。
萨尔浒之战
此后的明神宗又长达数十年消极怠政，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人滞于官”、“曹署空虚”，在职官吏的考核升迁时辍时行。这不仅助长了官场的因循拖拉之风，也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兵变、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市民的反矿监税使斗争此伏彼起。东北的建州女真也藉时起兵，反叛明朝，建立后金政权，威肋着明朝的统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军队在萨尔浒等处的战斗中败给后金军队。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从此改变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优势，使明朝在辽东问题上更加被动。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个病夫帝国却正被内耗搞得越来越虚弱，深深陷入内部纷斗的漩涡，无法戮力同心，共图时艰。
后金军队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崩，光宗即位，改年号为泰昌。这对明王朝来说本来是一次革故鼎新、力陈旧弊的大好时机，但光宗即位刚一月就因为“红丸案”驾崩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初一日，短短的四十天里，大明帝国接连驾崩了两个皇帝，这种突然爆发的政治危机，严重地冲击着明王朝的统治秩序。而继位者天启皇帝朱由校在短短的一年里，父母相继而亡，特别是其父明光宗即位一月而逝，尤其引起举国上下惶恐不安，朝局为之大变。后宫、宦官、皇亲与内阁、六部等官员为争分皇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魏忠贤专权天启年间，有两件非常重要、关乎国家危亡的事:一是客魏专权，一是辽东战争。魏忠贤凭籍自己“喜事尚谀”、察言观色的本事，取得熹宗的信任，后通过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更是窃取了很大的权力。终于在其周围形成了势力巨大的“阉党”集团。
魏忠贤专权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制度下皇权分离出来的必然结果，但明代宦官的专权，发展到魏忠贤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他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掌握内操之军，直接控制军队等。
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
在内魏忠贤以“传奉”和“批红”控制内阁、六部。由于“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篙目而不能救。”这样，魏忠贤得以按自己的旨意，擅作威福。“若顾命大臣，如刘少傅一例，亲捧御手，着定大计;家宰周嘉漠，倡率百官，立寝后封，义黯臣奸;执大义之宗伯孙慎行，重纲常之都宪邹元标，立国本之司寇王纪，定国是之台臣孙羽正，皆令言官论劾，一时尽逐忠直清正之臣，无非翦己之忌，树己之帜。此威制外廷也。是以奸邪竞进焉。”
魏忠贤
在外，魏忠贤大肆培植党羽，网罗爪牙，“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为其出谋划策，打击政敌。“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鄤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于是魏忠贤与东林党的矛盾不断激化，引发了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不断弹劾，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魏忠贤得以更加肆无忌惮。
杨涟弹劾魏忠贤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在天启四年(1623年)，左副都御使杨涟弹劾魏忠贤时达到最高潮。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初一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将著名的《纠参逆珰疏》写好之后，本来想在早朝时面奏熹宗，出其不易，攻其不备，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便只好按常规将奏疏交会极门转呈皇帝。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
在奏疏中杨涟认为皇帝的“传奉”(皇帝对某事自有主见，派人向内阁传达口头或书面信息，要求内阁照其意拟旨)和“内批”(皇帝根本不通过内阁，直接在本章上拟旨，当然要通过司礼监)不是出自熹宗的本意，而全是魏忠贤的私货。杨涟论道:“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正使其一力担承，责无他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辩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谴让，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
由上述可知，杨涟奏疏的要害就一句话:魏忠贤擅天子之权。杨涟之后又说，在天子的名义下，魏忠贤得意肆无忌惮地擅作威福。在宫中，他敢把对自己不满的殡妃置于死地;在宫外，他能对稍有触忤的人残酷迫害。其在疏中还列举了被魏忠贤排挤出朝堂的许多东林君子，包括刘一燝、周嘉谟、邹元标等15人。由于魏忠贤动用的是皇帝的名义，东林党人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魏忠贤还倨傲僭越，在天子面前既没有人臣的礼仪，外出的时候又张扬炫耀，“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俨然是天子巡狩的派头。杨涟在列举了魏忠贤许多不法、擅权的实例后，最后言道: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幺纻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天启皇帝奶妈客氏
鉴于上述，我们知道杨涟是想以擅权的罪行，来让熹宗将魏忠贤立刻正法。因为在封建社会擅权之罪是很大的罪行，而且是擅皇帝之权，更是罪行重大。其实杨涟暗藏的意思是魏忠贤正在做皇帝才能做的事情，而熹宗只不过是个傀儡。
闻疏“忠贤惧，求解于韩爌，爌不应，遂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而客氏从旁为剖析，体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圣旨一出，舆论大哗。一时间，两京(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机构大体同北京一样)众臣，群情激愤，纷纷揭露魏忠贤者，“不下百余疏，先后申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可熹宗仍以“所奏事情屡经论明，己有旨了”作答。由此魏忠贤的地位己是稳如泰山。
冬日紫禁城
“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异己者。”他逢人便说:“东林*我!”足见他和东林党人的仇恨之深，对杨涟他更是恨之入骨，“自是，忠贤日谋*涟”。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吏部侍郎陈于廷、金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挤走了杨涟、左光斗，魏忠贤仍不肯善罢罢休，他觉得还不解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魏忠贤又制造了汪文言案，准备罗织罪名*死杨涟和左光斗。要诬陷政敌，罗织罪名，最关键的是栽赃。杨涟的道德操守天下有名，把这样一位清官弄成贪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决定向与杨涟等相交密切的汪文言下手，以此牵连杨涟。
综上所述，杨涟此疏，是东林党人指斥魏忠贤的奏疏中，内容最丰富、全面，也最有代表性的。虽有某些夸大之处，但大多数事件是真，则是无疑的。不然魏忠贤不会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向熹宗哭诉自己的冤屈。杨涟这份关系明室存亡，分量极重的奏疏，竟被熹宗置若罔闻。清高宗乾隆说过:“使熹宗观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纲，申春秋无将之诛，比汉法不道之律，则忠贤之羽翼犹未成，而忠贤之流祸固亦未甚酷也。”假如熹宗能够像武宗那样，一接到大臣弹劾刘瑾谋反的奏疏，半夜起床，就将刘瑾逮捕处死;或像神宗对待太监冯保那样，不动声色地将冯保调往南京戍守，或许后面魏忠贤专权的局面就不会出现。
杨涟之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当明朝军队在辽东与后金军队作战失利之时，正是浙、齐、楚三党与东林党内斗最厉害的时期。不久明廷就派熊廷弼经略辽东，未出关，而开原、铁岭继陷。熊廷弼到了辽东，很想有一番作为，想培养兵力，再来作战，但为人所忌，说他因循不战，乃命袁应泰代他。但袁应泰刚到沈阳，沈阳就失守了。于是天启元年，又命熊廷弼回任，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登莱各设巡抚，而经略驻山海关，以作三面进攻的计策。可是天启二年(1621年)广宁巡抚王化贞因与熊廷弼在守辽问题上从在严重分歧，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战，结果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劝告，一意出战。致使广宁失陷，附近四十余城皆闻风而降，举朝震惊，京师大震。王化贞和熊廷弼就此得了罪，下了监狱。熊廷弼为了保命，就托人打点当权者。于是熊家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汪文言把这笔巨款私吞了，爱财的魏忠贤知道后，熊廷弼自然没保住性命，汪文言也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成为魏忠贤打击杨涟的突破口。
辽东局势图
阉党等为了陷害杨涟等东林党人，真是煞费苦心。他们伪造汪文言口供，给杨涟等加上收受杨镐、熊廷弼贿赂的罪名，以此想置杨涟于死地。谈迁在论及熊廷弼冤狱时也说:“廷弼不死于封疆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珰谓不以封疆事移宫，则不能创大狱，不以封疆受贿诬诸臣，则不能作清流之陷阱，不*廷弼，则不能借题追脏，加诸臣身后之诛。”最后阉党*死汪文言，捏造杨涟等贪污的罪证进呈熹宗。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等被关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狱，“许显纯密承珰意，异刑酷拷，肉绽骨裂，坐赃二万，五日一比，髓血飞溅，死而复苏。许显纯竟将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门都丝。公骂不绝口。复以铜鎚击胸，胁骨寸断，仍加铁钉贯顶，立刻致死。”七月二十四日，杨涟在许显纯“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之下，终于离世，时年五十四。
熊廷弼
杨涟在临死之前所写的《狱中绝笔》中言:“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在其还写的另一篇文章《血书》中，杨涟谓: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打问之时，枉坐赃私，*人献媚，五日一比，限限严旨。家倾路远，交绝途穷，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由此，杨涟真正践行了他“我辈要于利社稷而己，官何足惜”的信念。对于杨涟诸人遭遇的惨祸，明史著者论道:“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异哉，明之所称‘三案’者!举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恶大凶因用以剪除善类，卒致杨、左诸人身填牢户，与东汉季年若蹈一辙。国安得不亡乎!”
狱中杨涟
杨涟为官清廉刚正，爱民如子。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屏绝馈遗，身为朝廷高官、顾命大臣，家徒四壁，仅倾斜一屋。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弹劾魏珰，以正朝纲。忠心报国，力战“阉逆”。其作为晚明著名的大臣、谏官、东林党人、政治家，于纲纪倾圮、朝政混乱之时，选择担当与进取，不畏权贵、赤胆忠心，在晚明的政治史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明史》对其评价“为人磊落负奇节”是颇为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