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发表《新发现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一文，披露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石滨文库所藏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三通。据高田先生介绍，这三通手札是石滨纯太郎旧藏，乃石滨氏生前，罗振玉长孙罗继祖赠给他的。手札的内容都比较丰富，无疑是研究王国维、罗振玉生平学术的重要材料。高田先生在该文中公布了手札的图版，同时又作了录文，并对信中所涉人物作了简略的注释。至于它们具体写作于什么时间，又有什么特殊价值，高田先生未作更明确的提示。兹不揣浅陋，对这三通手札的写作时间稍作考订，并对其价值略作提示。
下文称引这三通书札，次序皆按高田先生大作之原序。由于后二札署有明确的日月，考证的难度较小，故先及之。最后再考证第（一）札的写作时间。
王国维致罗振玉第（一）札
王国维致罗振玉第（二）札
王国维致罗振玉第（三）札
第（二）札中所言“报载昨日选举，东海已膺选”乃指徐世昌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事。徐于民国七年9月4日当选（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二卷277页，中华书局1987年），阴历为戊午七月廿九日，而该年七月小尽，第二日即是王氏此函所署之时间——八月朔日，故函中称“昨日选举”，与史实若合符契。则此第（二）札之写作时间必是戊午（1918）八月初一日。
第（三）札署“十一月望日”，信称“寐叟处前日以送密教史往，欢语如昔”。考《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以下简称《罗王书信》，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东方出版社2000年，425页）第547号罗致王信之附函称：“《密宗发达志》一部，已寄季英处，此书乃赠乙老者，到祈转交。”此处王函所称之“密教史”，盖即彼罗信所谓之《密宗发达志》。今核书名，实当作《密教发达志》，是书乃日人大村西崖所著，罗振玉署端。罗氏于该附函中又称“尊处存书中，如有《流沙坠简》，祈付一部与景叔，乃易明镜者”，是显与王氏此信末尾“景叔所易镜之《流沙坠简》，纬君处亦无之”一语相关联。《罗王书信》第547号正函署“十月廿四日晨”，校注者将该函系之戊午岁（1918）。
又，该信称“矛、剑拓本谢谢”。盖是王国维向罗振玉索要相邦矛拓本，罗氏即寄与者，同时附赠一古剑拓本。这在《罗王书信》中也有反映。第549号王致罗：“公新得相邦矛，拓本祈赐一纸”，第553号罗致王：“承索相邦矛墨本，又剑拓一，谨寄奉，祈检入。”第549号王原署“廿六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月。第553号原未署时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渊案：年月当无问题，日期则非，说详下）。
又，该信提到沈曾植及商务印书馆所藏的朱熹《论语注》手稿。《罗王书信》第559号罗致王：“来书所云朱文公《论语注》（即四十余行者），弟已托丁辅之购得之，幸勿与他人道及。”显然是对此信之答复。第559号罗署“廿七”，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一月廿七日。
综上，此王国维致罗振玉第（三）札所署之“十一月望日”必是戊午十一月望日。
第（一）札仅署“初六日”，年月皆无，最难考定。信中称“挽富冈一诗录奉教”，高田先生指出，此处之“富冈”指富冈谦藏，富冈氏卒于1918年12月23日，阴历是戊午十一月廿一日。然则此函之“初六日”至早亦为戊午十二月之初六日。
又，信称：“金价至今仍未长，不知明年如何。明年恐尚需用中币三百元，不知尔时日币价能增长否，折以日币，恐须五百元以上矣。”考《罗王书信》第566号罗致王“所须日币五百当携沪不误”盖即是对此事之答复。第566号又称“大章拜诵，为之动我睽孤之感矣”（“睽孤”二字原释作“惧愧”，兹据《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所收罗振玉该手札图片校正，罗氏此信见该书第三册1213页），所称“大章”盖即此王氏第（一）札所称“挽富冈一诗”，亦即收在《观堂集林》卷二十四中的《器富冈君撝》一诗（《观堂集林》卷二十四12B-13A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然则，第556号罗致王当是对此王氏第（一）札的覆书。第556号原署“十八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二月十八日。
然则，王氏于此信所署之“初六日”必是戊午十二月初六日无疑，合阳历已是1919年1月7日了。
这三通书信的史料价值当然是很高的，其中最为直接的是可以用来比定其他罗、王间的往来书信。兹举二事。
第（二）札谓“昨晚书至此，今日接廿三、廿五二书，敬悉一切”，所接到的罗氏廿三日信当是《罗王书信》第526号。在该信中罗氏谓：“日来以阿苌入院医治，心境略清，病势日有减还之象，请放心。”此王氏第（二）札答曰：“君楚入院后渐快，甚慰。”罗信谓：“少泉已愈否？”王答曰：“抗父近尚佳。”（“少泉”、“抗父”皆指罗、王友人樊炳清。）一一若合符契。第526号原署“廿三夕”，《罗王书信》系之戊午七月，当无问题。然而，王氏在同一天收到的罗振玉“廿五（日）”所写之书信又是哪一通呢？细绎《罗王书信》，实为第516号。此王氏第（二）札中“丁辅之处前已告以公款已付纬君处，想已去取。《雪堂叙录》亦已于前日函致纬公，照公所属装钉矣”诸语，实乃答复第516号罗致王中“丁君印书款已汇纬君处百余番”“拙著上卷印成，祈先寄草订二部”诸语。第516号所署时间适为“廿五日”。然则王国维于戊午八月朔日一同收到的罗氏二信，除第526号外，另一函必是第516号。而《罗王书信》将第516号系之戊午六月，显然不对，当改系至戊午七月。
又，《罗王书信》第553号罗致王原未署时日，校注者不知何据，将其系定在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按：据上文所考，知此处王氏第（三）札乃答复第553号者，王氏于该信开头称“今日接手书”云云，所接盖即第553号。倘第553号为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所写，而此处王氏第（三）札为戊午十一月望日灯下所写，两者仅相距三日，以当时中国上海与日本京都两地之邮程言，似为绝不可能之事。笔者研究罗、王往返书信有年，知彼时自京都寄信到上海最少也要五日。然则第553号最晚也晚不过戊午十一月十日。考罗氏是年十一月五日致王（即《罗王书信》第551号）称：“弟到城崎七日……大约再一星期，即归东山寓居矣。”而罗写第553号时已从城崎归京都寓中，其距十一月五日亦不得太近，姑系之戊午十一月十日为是。
萧文立《永丰乡人书札释文》对《罗王书信》之系年多有修订，其于上所考第516号无异说，于第553号则改定为十一月初八日，不知何据（萧文立《永丰乡人书札释文》第322B-323A、249A-250A页，西泠印社2005年《罗雪堂合集》本）。
就高田时雄先生披露之石滨文库所藏王国维致罗振玉手札三通，予所考论者如上，凡有未谛诸处，还望同道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