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预言
关于唐朝，关于长安，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关于中国的未来，有个经常被引用甚至有点“岁月久远”的故事，不过即使老套，还是想回顾一下：
英国有位牛掰的历史学家叫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出生于1889年。他于1975年出版了一套书，名叫《历史研究》。这套书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他的这些研究被赞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和另外一个能看清世界和人生的明白人，做了一次著名的对话。这次对话，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他的对话对象名叫池田大作，一位日本著名宗教大师、作家，也是联合国和平奖、爱因斯坦和平奖获得者。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池田大作
那是1973年5月下旬的一个春光灿烂、鲜花烂漫的日子，两位东、西方的思想家就人类问题对话交流。在这次对话中，汤因比对比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各个文明的优劣和生命力后，最终得出结论：成熟于中国唐朝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相融合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
隋唐时期融合后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崭新一代7.0版本世界文明引领护航的，将由中国完成。中华文明将一统世界。
这是两位思想家的结论。
1975年，那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经济水平也几乎在世界垫底。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老汤和老池得出了如此的结论。距离他们的预言之日，45年过去了，对比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今日之中国经济成就，不由不叹服这二位牛人的犀利眼光。
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如果有可能回到古代生活，您希望是何时？汤因比的答案是公元一世纪的西域，那时佛教已经传入的西域（如今的新疆）。此时此地，东、西方文明正在西域发生着剧烈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
公元一世纪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也是佛教和中国本土文明-周公建制的《周礼》、《周易》，黄老之术、法家、儒家等本土哲学和价值观开始发生融合的年代。
放眼回望一世纪的西域，其地理位置作为东、西方的交汇点，本土又有拜火教等波斯古教；刚刚诞生的基督教此时正在传播途中。伊斯兰教还未诞生，而若干年后诞生后，西域很快又成为了向东方传播的必经之地。
汤因比老先生之所以看重一世纪的西域，他看中的正是东西方文明和思想的碰撞和融合，而被他选中的文明和文化，正是在一世纪的西域，在此时此地交合、生根发芽。
这个文明和文化的新生儿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抚育、发展、沉淀和整合，在六百年后的大唐王朝茁壮成长、开花结果。盛唐时期的西域一切都灿烂成了花，而大唐的帝京长安，则成为这场文明和文化大整合大地震的震中。代表这此文化融合而大成的时代，被人们叫做“开元盛世”。
唐朝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中国有很多“盛世”，为什么这个“盛世”最牛？
让我们看一段由史密斯学会出版的西方历史教科书《万物纪年》对与欧洲中世纪同时期中国的描述：中国在唐宋时期经历了黄金时代，唐朝（618-907年) 时的中国，是一个拥有繁荣、高复杂程度的文化和对外国高度开放思想的强盛帝国。公元8世纪，唐朝的首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①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共44年，713年十二月到741年十二月，这29年的年号为开元；742年正月到756年七月，这15年的年号为天宝。在开元末年，大唐王朝达到了极盛时期。这一时光也成为中华民族记忆库里最闪亮和最辉煌的一页。
中国有很多盛世，但为什么大唐的“开元盛世”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为什么这个“盛世”最牛？
翻遍华夏史，所有盛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钱。但是只有钱，而没有文化繁荣，这是是“土财主”盛世。GDP高是必须的，是前提条件，但却不是“盛世“的所有内容。
同样，穷兵黩武、好武斗狠、疆域无垠的盛世，也不是“盛世”的一切。例如蒙古人建立的，包括中国元朝在内的五大汗国，几乎涵盖了半个世界，但是由于其文明和文化未能引领世界潮流，也得不到大家的承认。最后的命运，只能被那些已经征服、但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国家一一同化。谈笑间，五大汗国便纷纷灰飞烟灭，大厦轰然倒塌。其政权也昙花一现。征服者的宿命是让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以致征服者最终被被征服者的文化融合后而被彻底消灭。
真正的盛世不但有霹雳手段，更有菩萨心肠；不但有驰骋沙场、夺关掠地的亮眼表现，更有文采飞扬，风流倜傥而尽显的侠骨柔情。正如有人曾说过的“铁骨柔情才是最令人心动的，不恋爱的英雄只是个机器”。
而开元盛世就是这样一个盛世，有着自己坚守的价值观和已经成型的思想体系。既有铁腕、更有道义；社会富足，海内安康，老百姓安居乐业；强大剽悍、疆域广大、兵强马壮、文治武功又均有上乘表现；尽显世界帝国属性，万国来朝、国家开放、兼容并蓄；文化空前繁荣、艺术灿烂辉煌，国家自信、社会宽容、人才济济；精神世界丰富、信仰空前自由。
大唐盛世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和“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的豪迈奔放；也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和“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的风花雪月；既有”狼烟风沙壮士归“的英雄气短，也有”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的儿女情长。
大唐那一世如锦繁华，值得回味。而这个文明顶峰的基础在于其坚守的根本以及唐人心中坚守的“大道”，也就是其坚守的一整套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
韩干所画的马中可以看出唐人的胸怀
想做大哥，要有道行 - 四方认同的国家价值观和思想体系
《周易. 泰卦》：小往大来，吉，亨。
《彖》日：“泰：小往大来，吉，亨。”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日：“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有些人认为江湖大哥的符号形象是粗壮的胳膊和浓密的胸毛。但这都是表象，要成为大哥最重要的是“道行” ，也就是自己有原则。自己所倡导的原则和价值观，要被大多数世界认可、接受并推崇。如同坤卦卦象所说：“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归心和四海臣服”。而大唐就是那个时代，天下的“大哥”。只有立场，但谋利益，而不讲对错，注定会沦为“斧头帮”似的黑帮。
那时的大唐既有绝世武功，更有大哥之“道”。
想当“大哥”的人，很容易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只靠实力；只靠刀把子和枪杆子；只靠下手够黑，而缺乏大哥的“道行”。这种人在江湖上的角色是土匪、恶霸，也可能事流氓，而不是真正的“大哥” 。
“大哥”也不能只靠财力雄厚，腰缠万贯，只用利益去收买人心。家里有矿、富可敌国但缺乏哲学思考、文学修养、人文关怀和艺术审美的有钱人是“土财主”， 他照样也做不了“大哥”。江湖人物这样，民族之林中的国家更是这样。
要想做大哥，就得先琢磨出或者学会，令众兄弟心服口服的“大哥之道”。一言不合，就伸出粗壮的胳膊，亮出浓密的胸毛，随口而出任性的语言。不知道义，只知逞强斗狠；或者只有利益和立场，而没有对错；或者只知道任性，而没有义举。这样一来，再强大也没用。只会成为众矢之的，看似强大，却会死得很快，也永远做不了大哥。
经过南北朝，隋唐时期胡汉文明已经深层次交融，但隋唐朝廷却是真心实意接受“春秋大义、敬天法祖”的华夏正统的文化传承和发扬者。而大唐在这一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从从容容，一不留神造就成了万国朝拜、海纳百川的东亚世界格局。
Ø 大唐的文明要旨：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形成
中华文明和文化从西周周公建制开始，到唐时已有近两千年的传承。在秦汉之时，揉以法家、黄老之学；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宣帝时，“霸道”、“王道”杂之而治。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华夏。魏晋南北朝，佛教在中华大地开始广泛推广和流行，使得中华文明又参入了新的文化元素。时光进入有唐一朝，道教文化再次发扬光大。与此同时，佛教被改造成了华夏大地的本土宗教。至此，中华大地之上，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华文化思想体系和民族价值观也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完善。
而正是这个“道”上的组合拳，让“强唐”在“富隋”打下的良好基础之上，在文化、经济以及军事上，都引领中华民族站在了世界民族群山中的巅峰。
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四方诸国纷纷追随效法，甚至干脆臣服，成为大唐多种复合政体中的一员。
如今世界的东亚文化圈，也正是在大唐时代而形成的。当时的日本、朝鲜、越南、南洋诸岛等地出现了一大批“精唐”分子，在精神上迷恋大唐文化，把自己看成“唐人”或者“准唐人”。例如日本的嵯峨天皇，学中华文字、写中华书法、吟诵中华诗歌、读中华经典、赏中华音乐……建筑、饮食、服装、礼仪、生活方式全盘唐化。还把自己的宫廷区域命名为“嵯峨川”，而嵯峨山正是长安城北面的高山，嵯峨天皇认为“嵯峨”这个名字美极了，也把嵯峨一词命名他在日本喜欢的地方。而他也被人们称为了“嵯峨天皇”。
他们和大唐一样，崇尚儒学、认可宗法伦理，认可忠孝仁义的价值观、重视教育，有的甚至推行科举。他们遵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妻有别、朋友有信”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准则。
这次“东亚华夏化”过程是整个系统的同化，而不是文化碎片的影响。从精神层次的语言、思想、制度一直到物质层次的器物、工具和科技。在这个世界，礼制天下、世界大同。而强大的中国汉字为这个文明体系提供了语言基础和文明传播的工具。
在这个文明大系统里，已经超越了人类种族和政治国家。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甚至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等大行其道。不得不承认，大唐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在当时的世界已经登峰造极。这个文化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高大上”的文化圈。
文化认同的威力大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尊崇华夏传承，尊春秋大义者为“华”，其余为夷。并不是以是否居华夏，或者人种而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居华而心夷者，也有居夷心华者。但是崇尚“春秋大义，敬天法祖”者就是华夏之裔。
在大唐时期培育、开花并结出了丰硕文明果实的文化生命力超乎寻常的强大。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代代相传，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我们可以从容相对、甚至可以傲视，比我们更古老的其他几个世界级别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他们都比我们古老，但是他们却都没能一脉相传下来。中华文明和传承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遭受了例如蒙元灭国、满清奴化、以及近代的日本入侵、史无前例大革文化之命的“文革”等数次惊天劫难和践踏，但是中华文明却在度劫后，愈挫愈强，而尽显了生命力的强盛和生生不息。
Ø 春秋大义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 公孙丑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 泰伯》
中华文化中，个体修养上“士”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士”的精神也已成为每个中华儿女身上的民族精神。 “忠孝仁义、重朋友、重道义、重名誉、重承诺、轻生死、淡功名、有血性、有个性，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急人所难、行侠仗义，可*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沉淀成了人们心中的信仰。
而梁启超在清末民初时将“士”的气节诠释为“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
“士”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安贫乐道，不失节操。不为五斗米折腰。上有天，下有地，而我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天、地、人”的终极概念无处不在中华文化的内涵之中。同时，《周易》中透露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入世积极精神也贯穿其中。孟子也为这种精神做了备注：“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士”同时兼顾了温馨的人文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胸怀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怜悯之心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高屋建瓴的志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是“士”文化的精髓。
中华大地 “士”的精神，还被我们的东邻日本拿去，被其异化成为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士”的精神，对整个东亚的影响。
而这种“士”的精神就是中华文明中的春秋大义。
Ø 敬天法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
辜鸿铭墨宝
敬畏天地、崇拜祖先是华夏民族的民族信仰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我们在在这里梳理一下“敬天法祖”这一精神传统的传承脉络。
在最早出现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是世界主流史学界认可的中华文明的开始。商人的信仰主要是“敬天”。殷商的巫祝们控制和垄断着祭天的仪式，而“昊天上帝”就是被祭祀的对象。但是殷商的祭天活动，却多为后人所诟病，因为他们的祭祀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祭”。一次大的祭祀，要祭*百牛、百猪及百羊，更让现代文明无法接受的是，还要用奴隶战俘等活人献祭。
而到了周代，周人适应时代潮流，更强调人的珍贵和权力。简化了殷商的祭天仪式，改为一牛一猪一羊的“太牢”之礼。另一项革命是将祭祀祖先的级别等同于祭祀昊天上帝。而这种祭祀的专业词汇叫做“祭祖配天”。在这种前提下，才出现的《周易》64卦的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样的卦辞。
随后，周公建制，出现了《周礼》。祭天、祭祖成了同样重要和均有详细礼仪规矩和程序的“国之大事”。
周人在敬畏自然天地的基础上，揉进去“以人为贵，祭祀祖先”的基因。这无疑是一种文明和文化上的进步。从那时起，华夏民族代代相传，承继循递而渊源流长。这也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华夏文明的精神世界的又一大特点是神化先贤英雄。中国人的天神就是三皇五帝甚至更早的先贤，远古的祖先都仙化成神，甚至没有那么古老的英雄豪杰，也都有了神的传说。
而“敬天祭祖”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也理所当然发扬光大了唐人的信仰。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如果要新建首都，第一件事是要先选定天地、社稷之位，对应的庙堂和建筑物就是圜丘（天坛）、方丘（地坛）和太社。在修建宫室之前要先建宗庙，也就是“太庙”。再建“厩库”，也就是牲口房和库房。最后再建“居室”。这个程序和顺序不但建国如此，立家也是如此。
“敬天法祖”唐长安诸庙坛分布示意
关于唐代礼制，比较著名的有唐太宗时期制订的《贞观礼》，唐高宗时期制订的《显庆礼》以及唐玄宗时期制订的《开元礼》。而最为成熟的《开元礼》将国家级的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三大类。
“大祀”的项目有：祭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袛、神州、宗庙；
“中祀”的项目有：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
“小祀”的项目有：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
关于祭天- 祭祀昊天上帝的圜丘在《明德门 圜丘》一节详述；关于祭祀五方上帝、朝日、夕月、九宫贵神、风师、雨师的祭坛分别在《明德门 南郊诸坛》，《春明门 东郊诸坛》，《金光门 西郊诸坛》以及《光化门 北郊诸坛》等节详述；关于祭地系列- 祭方丘、蜡百神、享先农、先蚕、龙池等分别在《禁苑 方丘》等章节详述。
唐人对宗教的态度更是开放，宗教信仰空前自由。除了道教这一本土宗教外，还积极接纳佛教，最终将儒、释、道三教合流，使之全都成为华夏文明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唐人的胸怀不仅如此，还“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接受来自西方及中亚的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分支）、摩尼教（拜火教分支）等世界宗教。在京师长安批准设立其宗教崇拜场所。长安108坊内，几乎每个里坊之内，都有好几个宗教崇拜场所。“每坊必寺”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伊斯兰教由于创立较晚，几乎和唐朝同时建立，在唐朝时并未传播到京师长安。但是伊斯兰教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于中、晚唐时期，于广州落户了。
关于唐人仰望星空的宗教人生，分别在《靖善坊 附录2：长安城的佛教》、《崇业坊 附录2：四海八荒的神仙 -唐长安的道教 》，《布政坊 粟特人的祆祠》、《义宁坊 基督教堂-景教大秦寺》、《开明坊 明教（摩尼教）》等章节中详述。
关于“中祀”项目， “左宗庙”（位于皇城安上门内之东），“右社稷”（位于皇城含光门内之西）。“太社”位于皇城的西南角，“太社”之南，皇城南墙外的太平坊有“武庙”；而“太庙”位于皇城的东南角，“太庙”之南，皇城南墙外的务本坊有“文庙”。这四个神庙的地理位置完全镜面对称。
太社是祭祀土地和谷神的神社。土地神为“社”，而谷神为“稷”，是为“江山社稷”；太庙是皇族祭祖的神庙。李唐宗室对列祖列宗的排位都陈列于此。祖宗为大，忠孝法祖是华夏文明的文化基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最高理想的两大支柱就是一文一武两大国之重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文庙和武庙就是祭祀上天赐予朝廷，文如孔夫子，武似姜太公者圣贤大德来辅佐社稷，保佑江山千秋万代的神庙。这是那个时代一整套的上层建筑理念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布局上的体现。
心有所敬畏，念有所约束。祭祀为国之大事，而这些礼制建筑和庙堂也是“国家灵魂”的归宿地；国家层面的祭祖，是为全民所做的表率。“法祖”也是国家价值观的基石；祭太社是为天下苍生的生活谋取庇护。敬天、敬地、敬畏自然是唐人心中的信仰；祭祀文宣王孔子是为整个社会注入文化的血液；而祭祀武成王姜尚，则是为江山社稷注入钢筋铁骨、长出壮实而有力的臂膀。
关于祭祖-李唐宗室对列祖列宗的祭祀在《皇城 太庙》一节中详述；关于对李唐认定的远祖祖先老子李耳的祭祀在《大宁坊 太清宫》一节中详述； 对社稷的祭祀，在《皇城 太社》一节中详述。
我们本节所聊的务本、太平等坊，就坐落有“中祀”项目中的“文宣王庙”以及“武成王庙”等祭祀场所。请大家稍安勿躁，下面慢慢道来。
本文节选自笔者的系列丛书《长安108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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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China’s Golden Ages：China went through the Golden Age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nder the Tang (618-907), China was a great imperial power, with a sophisticated culture open to foreign ideas. In the 8th century, the Tang Capital，Chang’an, was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world……- DK Smithsonnian 出版的西方历史教科书《Timelines of Everything 万物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