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秋,京城官场出了一件事。事儿本身并不大,但是涉及到官场争斗,御史台深文周纳,牵连甚广,影响了一大批官员的前程,也影响了一代文风。
唐代以来,农村在春秋两季要举办赛神大会,家家户户*鸡宰鹅,呼朋唤友,饮酒欢游。唐诗里有首《社日村居》,就是描写春社盛况:“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宋代这个习俗蔓延到城里,就连朝廷各部的库务,都要拿出拆封后没用完的办公用品换钱买酒,平日里相好的同僚欢聚一堂,饮酒作乐,至晚方散。有时皇帝还会专门赏赐某个部门以助其兴。
每年春秋两社,进奏院是最热闹的所在。进奏院是外省驻京办事处,负责传递朝廷诏令,代奏各地政事,朝廷把各地州府的进奏院设在一起,皇帝从尚书省选派一个长官统一管理,叫作提举进奏院,俗称监奏邸。进奏院是各地官员社交的重要渠道,每年的赛神会理所当然最热闹。
此时的提举进奏院是青年才俊苏舜钦。苏舜钦的爷爷是宋初名臣,太平兴国五年的状元,参知政事苏易简。苏舜钦少有才名,又是当时文坛领袖,与梅尧臣合称“梅苏”。苏舜钦呼朋唤友,叫来馆阁学士,同舍宴乐。又自掏腰包助席,与会客人也醵金相助,好不热闹。酒酣耳热之际,苏舜钦让优伶撤席,低阶官吏全都支走,召来军中女伎,为众才子助兴纵欢。
此前,有个太子中舍叫李定的,也想参与苏舜钦这边的秋舍,还愿意醵金凑份子,苏舜钦瞧不上他,不纳,不带他玩。李定衔恨在心,“遂腾谤于都下”,满京城造舆论,实名举报。
才子们平日里恃才傲物,抨击当时文风,已经引起许多老同志不满,有人盯着他们呢。李定这么一闹,御史台马上出面,右拾遗刘元瑜挺身弹奏此事,而且当做大案要案,追根溯源穷治不休。最终苏舜钦以监主自盗论,削籍为民,永不叙用。座中与会者全部贬斥,梅尧臣也在其中。梅尧臣为此写了一首《客至》:“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说的就是这件事。
刘元瑜弹劾苏舜钦之后,连坐者很多,当时青年才俊,为之一空。刘元瑜面见宰相时自夸道:“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此狱初成,刚好朝廷郊祀,大赦天下,但是苏舜钦的案子时间太近,不在大赦之列。苏舜钦有句诗“不及鸡竿下坐人”,就是说自己很倒霉,没赶上赦免。
当时也是针对几个大臣,属于朋党之争,朝廷派员拿着文书捕人,入狱甚急,都是一时之名士,京城为之震惊,朝臣无人敢出头说话。只有观文殿大学士韩琦从容言于仁宗皇帝:“苏舜钦等人不过是醉饱之过,理应从轻处置,何至于此呢?”仁宗皇帝也觉得过了,不再追究。但是仁宗评价苏舜钦等人为“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
苏舜钦废为庶民,贬居苏州。无聊之余,买了沧浪亭,修缮一新,观鱼作诗,聊以度日。有诗:“我嗟不及游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四十一岁就去世了,士大夫深为嗟叹。欧阳修在他死后,为其文集作序,言及赛神一事,约略说道:“一时俊彦,举网而尽矣。”
其实几年前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搞了一场史称“庆历新政”的政治改革,也遭到老同志反对,说他们私结朋党,于国不利,参与者相继被贬。因此有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朋党论》。又过几年,欧阳修在贬所滁州任上,写下著名的《醉翁亭记》。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遭受重创的宋代士大夫们,心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无一千年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倔强,而是站在旷野,纵目四望:环滁皆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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