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玮
这本书写的是“读书人的事”。“读书人的事”，此言污名久矣。少时，上语文课，读鲁迅，编排课本剧，最喜摇头晃脑学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于是，“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于是，供给“快活的空气”便仿佛成了读书人的“本分”。关于书、读书、知识、知识生产等等行当的内在神圣感、敬畏感，消失了。从“天雨粟，鬼夜哭”开始的文字崇拜，一变而为文字调侃。文人群体至此三分：有的频繁走穴，频登高堂，成为明星；有的自诩清士，自娱自乐，成为学者；有的固守一亩，钻研极深，成为专家。至于其他，尚不入流者，譬如我，则不过吃文字饭、做教书匠而已。可是，哪个以知识生产为职业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文人梦”呢？
文人究竟应该什么样呢？我的师兄周维强编著的这册《学林新语》，是对心中有这一疑问的读者的“精准推送”——读文人者，多半心中有个“文人梦”，他们在前辈文人的掌故中，叩问、追慕、模仿、暗示，不断塑造着自己，也塑造着某种属于文人共同体的自我认知。这册《学林新语》写了中外百来位文人的数百条轶事，用巧妙的“用户画像”，勾勒出众多真正的“读书人的事”。从中，我试图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文人何以为文人，二是今天我们如何做文人。
值得提出的是，本书中的“文人”并不限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编者的寓目和写作，“致广大而尽精微”，还从自然科学家中遴选了不少有文人气者，纳入“学林新语”的观测范畴，使“文人”变得更加“人文”，也更加生动活泼少酸味。说到底，不论文人还是人文，都只是人之为人的那一点灵明不灭罢。
一、炫技：文人之所以为文人
201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中惜败给《罗马》的德国电影《无主之作》里有两个男主的故事：一则是关于男青年库尔特·巴纳特的。东德统治者从纳粹变为苏联后，刷宣传标语成了街头常见的“艺术”。而在一堆制式化的“刷制”中，巴纳特坚持要用笔绘。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费事，他说：“因为我会啊。”另一则是关于老男人卡尔·西班德的。这位曾经的纳粹党员、妇产科医生在被苏联军抓捕后，听到苏联上校妻子因难产而哀嚎，自告奋勇为其接生，竟换来了后边的安稳与荣誉。后来，上校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他说：“因为我会啊。”
“我会啊”，三个字中蕴含着何等自负，怕也不是“一时技痒”所能形容。文人之所以为文人，这种“炫技”姿态乃其根本。他们用大智慧或小聪明，为自己构建出一条与“常人”不同的分界线。这样的例证，散见在这册《学林新语》中，既可以见出前辈文人的心气与技艺，又不难看到编者的运思与孤诣。譬如书中编入童书业的观点。他把史学家分作三等：以常见之史料得出不寻常之观点，是第一流的；用不常见的史料得出不寻常结论者，是二流；搞小考证，便是三流。这等心气，何止高远。而编者旋即以“陈寅恪治史”来验证，他说：“陈寅恪使用的都是常见书籍，而能探微发覆，迥异于他人。”接着，他又援引了黄永年对学生说的话来做证明。黄永年说：“这就是一流史学家与普通学者的区别。”
物理学家朗道。
这种文人心气，其实是维系整个文人群体的重要缘由。他们因此而彼此相赞，如严耕望说陈寅恪考证史事，是“以小见大”，但这种方法“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黄永年说自己遇到写不好的字，就看看启功先生是怎么写的，又说：“《启功丛稿》倒是真正的《广艺舟双楫》，看了以后可以眼高。”他们也因此而产生自许，对自我有更好的界定。如严耕望自述自己的工作方法是“聚小成大”，聚集许多似乎不相*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他说这种方法虽然“很笨拙，也吃力很多”，但却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当然，编者有其自觉，周维强在写了严耕望这段话之后，马上又说明严也多次说到还是要“看人人所常看的书，说人人所未说的话”，“累积极平庸的材料，得出不平庸的结论”。
炫技是文人的根本。可是，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做到精通百技，那么，到底应该是广博还是精专呢？这是一个千古难题。编者说，钱穆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人与学”的演讲，就以欧阳修为例，说明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地位即次一等。编者至此，巧妙地给出案语，说钱穆做这一演讲时，台下有当时在美讲学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李济——这位专攻考古的专家，对钱穆的讲座乃是白眼多青眼少。再如汤用彤“以一己之力而兼开（中国、印度、欧洲）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但他坚持认为应该“学习断代史”，“认为只有专门研究某一时期的哲学史，甚至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才能得到深入的成果”。其实，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到学问的某种变迁：古之学科贯通，一事不知学者之耻；今则愈加细微，跨界之思难寻。
以赛亚·伯林。
对此，编者自有其思考。他用英国物理学家莫特举例，说他“并不崇尚泛泛地博学多闻，而是致力于解决他所感兴趣的具体科学问题。一段时间内他集中精力思考自己当前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只喜欢与人讨论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当人们和他讨论其他问题时，莫特往往几句话就把别人打发，或用打岔的办法敷衍过去。莫特之所以拥有渊博的知识，是通过在不同时期关注并解决不同的问题，慢慢积累起来的。莫特一个时期专注于一个问题的治学风格对黄昆的影响也很深”。还用苏联物理学家朗道的观点来做说明——朗道把物理学家按几何图形进行分类：“最好的是三角形，基础好，研究中逐渐收缩关注的领域，最后形成一个尖端；最要不得的是倒梯形，基础不宽，却各个领域都去做，结果上面大，下面基础不牢，没准哪天就翻了；还有一类是正方形，基础还行，在原来基础上的各个方面也都有发展，但是没有突出成果。朗道把自己列为正方形。”
可见，文人是复杂的。他们中间很难形成共识与对话，本来就是人文的常态。而至于坊间常论的“文人相轻”，多少也与这种“炫技”的文人的根本姿态有关。
二、复杂：文人之所以是文人
文人为什么会“相轻”，因为他们不一样。搜罗在《学林新语》中的诸多文字，无不显示出这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人皆可为尧舜。文人群体的传承与流芳极为复杂，学术著作的经典化也是一个很难找到规律的历史进程。
要人早写、多写的有，所谓“勤于练笔”。哈佛哲学博士瞿菊农，后来到北师大做教授，人称“四十岁有四十本著作”。他常鼓励学生要早点动手写作，“在写作中进步，在成文过程中提高自己”。要人少写、迟写的也有，所谓“珍惜笔墨”。蒋礼鸿学问大，只写了一本《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季羡林到他府上拜访，称赞这本书好。蒋说：“我只一本小书。”季羡林马上回答：“司马迁也一本书。”
陈垣和柴德赓、刘乃和、启功。
有人做学问为经世济民。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垣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也有人做学问只求好玩。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学识渊博，但不信任任何宣称能够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从未想要写一部综合性的专著，兴趣只在解决文献中的难点。学生塞诺问他：“大师，为什么您要浪费时间，把您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用于澄清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他愉快地说：“这让我高兴。”中国蒙古史学家陈得芝教授说：这个回答大概就是先贤所说的“为己之学”。
也有人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称，研究的动机乃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而同为美国经济学家的鲍莫尔以为此说甚有理，但还是补充道：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的愚昧无知，毕竟是学者的主要任务。日本汉学家大岛正二说：“我们研究者是靠国民的税金做研究的，将来我们一定要努力将研究成果还原社会。”正因为此，他晚年与几种癌症拉锯战的时光里，写出的著作几乎都是普及性读物，实践了他要将学术还原社会的诺言。而与他迥然不同的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70多岁时说：“我年轻的时候做研究工作的目的是助我发迹，希望同行的学者肯定我学术上的资格。年纪大了以后，这些观念越来越不重要。我现在的研究目的是寻找那种真理之美，满足自己的兴趣。”
数学家杨武之。
治学风格上，恬淡是一派。钱穆在北大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个讲题，无不是在古柏参天的故宫太庙的藤椅茶座上冥思默运地推断出来的。”而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写《边城》，“院落里有槐树、有枣树，每天朝阳初上，他坐在小桌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每星期只写一章”。苦读也是一派。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找朋友帮忙，住进白云观，翻看那里珍藏明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在白云观，他平日足不出户，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渐渐好转。”我这几年读书时，也偶会为漆园老人《体用论》的自序吓出一身汗，他说：“读书与用思，久坐不起以为常，夜少睡眠，遂至神经衰弱过度，遗精病甚厉”，又云“四十至五十二岁长期中，每日禁话说，话至十句左右即遗精，后乃屏书册、省思虑。”
有人治学靠的是天赋。如王力写文稿时，“客人来了就到客厅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坐回到书桌前继续写，思维竟没有中断。”更为让人惊讶的是梁启超。姜亮夫记述，他去梁启超家侍奉老师写对联，第一幅“海燕飞来窥画栋，落荷相依满横塘”就是写给姜的，“海燕”“落荷”说的都是学生，“画栋”“横塘”说的都是学问。还未动笔，梁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两个字，梁的儿子进来说“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几句叫儿子去回话，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进来，梁叫家人读信，边听边写，听完信，并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梁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姜亮夫心慌，怕老师写错，结果一字未错。
有人治学靠的是要脸。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离开国务院后，在奥本海默的力排众议之下，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同事中不少认为他“缺乏学术资质”。而短短几年后，他的著作《俄国退出战争》拿遍了美国各大图书奖，还获得了牛津大学伊斯特曼荣誉教职，并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了20多部著作。而在他退休后的回忆里，那种生活在“要么出书要么走人”的阴影始终存在。他说，之所以要在自己的文章汇总“堆砌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主要是“为了防止研究院的同事批评他肤浅”。日本著名学者林达夫，在晚年卧病的六七年间，几乎被书山围困，自述目的也是“为了储备与青年学者见面时的谈资”。
可见，文人是复杂的。何以复杂？因为人本身就是复杂的。要紧的是包容。康奈尔大学伯尔先生曾对胡适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十多年后，20世纪50年代末，胡适回想起伯尔的话，说自己也有了“觉得容忍比自由还重要”的感想，而且还以为“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的师祖黄药眠先生，在1956年以“美是评价”说开启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批评了朱光潜，也不同意蔡仪，对李泽厚的看法也持保留意见。但是，在1957年3-5月间，他把朱、蔡、李等先生一一请到北师大中文系，请他们阐述各自观点，自己则坐在教室里含笑而听。这不只是胸襟，而是文人应有的生态及学问本身。
三、传承：文人之所以成文人
没有包容，只有学阀，就没有文人群体，甚至文人群体就会被异化。1978年重阳节，夏承焘夫妇到陈贻焮家住，陈拿出自己的诗，请夏先生指教。夏很幽默，说：“陈先生，您的诗不能再写了。”陈很惶恐，夏又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在杭大万人大会挨斗吗？就是因为我的词写得太好了。”我在杭大老校区任教过几年，对那里极为熟悉且敬重。后来，我随学院迁往紫金港校区，对那里也立刻产生了认同。旧有旧的典雅庄正，新有新的活跃开明。文人群体由古至今，代有更迭，却边界不散，核心不变，说明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传承那种欣赏的眼光。
哈耶克。
熊彼特28岁写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就认定企业家精神在现实世界里的关键作用——“对创造性活动的热爱，对标新立异的热爱，对战胜他人的热爱，对你争我斗游戏的热爱”。而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庞巴维克，这位做过奥地利三届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则尝与孜孜不倦、颇具反抗精神的熊彼特说：科学进步并不必然通过全新的视角，而是通过“老教授们的相继辞世”来实现的。
“老教授们的相继辞世”，说的就是传承。一方面，学问、学派、立场需要有传承，使之能够不断适应人类社会与个体生存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从已知开未知，从比较中探求适应社会、适应自我的认知结构、价值系统、话语体系，也需要传承。文人往往好为师，可是，怎么当老师却未必都熟悉。陈垣老校长说：“我讲课是陪读，陪你们学生共同学习知识，一道探讨学问。”陪的目的是的引导。在1940年1月7日的家书中，他说：“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
胡适、钱穆同在北大教书，两人的讲学问说有很不相同的地方。钱穆就对学生说：他和胡适两人讲堂所言正相反，这正可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钱玄同30岁的时候，在日记（1917年1月20日）里写道：“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于本国学问之观察亦愈见精美[……]欲倡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当代的学问正是如此，要从异处着眼，强调传承之中的创新。那种欣赏的眼光，不止用来看待学问，也应用来看人、看学派、看氛围。
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
考古学家苏秉琦以至交、德国汉学家傅吾康为例，教育自己的孩子说：“傅吾康的学派，仅仅是德国的三大汉学派之一。激烈的争论不伤害学术研究，还有促进作用，也更少人身攻击。我国距离这个境界，尤其是后者，还真有不少的距离。”这番话，不知要让人振聋发聩到几时。其实，古人早就说过民胞物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个悬的太高，其实，文人要做的起点不过是把相异视为新的生发可能，进而珍视不同的声音，视他者如亲人，化异己为知己。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欣赏的眼光”，而非“挑剔的眼光”。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册书中指出：以赛亚·柏林是经常出入社交宴会的思想家，频繁的社交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而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则一夜之间摈弃与巴黎上流社会的交往，息影书房，紧闭门窗写作，由是，一部不朽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才能得以诞生。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惯常在雪地里沉思，而法国17世纪大哲人笛卡尔却极畏寒，只有当他身体暖和时头脑才管用，才能写出“我思故我在”这样的名句。
钱玄同。
在平乏的年代，“炫技”退步为“抖机灵”，在坊间、报端随处可见。可是，我们并非不知真正的、理想的文人群体应该什么样。全面虚拟化的元宇宙尚未到来（也不可能到来），我辈去古不远，前贤的掌故仍然流于酒席闲话之间，其巍巍煌煌，其影影绰绰，还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主要内容。《学林新语》正为我们勾画出“抖机灵”之外的另一种文人生存，启发着我们反复思考“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做文人”这一话题。或许，有人也不屑于做文人，觉得做专家或做学者比做文人重要。殊不知，在文人群体中，“才子气”远比“专业化”更接近于人本身。前者要超越“抖机灵”，而后者只是工具。不要甘于只是做工具。
文人写书法，为他人题鉴题匾，落款处时有“敬书”一语。启功先生尤甚，为小学题写校名都落“敬书”二字。我是小辈，为师兄大作写序，极为不恭，拖延再三，左右为难。一时，抖了个机灵，想来用“敬序”二字做题，或可免去不敬之讥。这“敬”之“敬”，不只是敬重师兄多识多闻，更是敬重他苦心搜索，经年积累，编此一册，以启后人，还是对这册书中所涉的各位前贤表示敬意。
胡适。
此序写于我的人生多事之秋，一再跌宕，耽误了师兄大作的出版，深感歉意。不过，正是在人生的多事之秋，能为这样一部描绘学统、激励学人、活跃学林的著作写上几句不成体统的话，实在堪称幸事。至于如何羞愧难当地面对师兄，我只能用胡适从胡适先生那里学来的话作为搪塞：“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同时，自勉“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是为敬序。
2022年11月18日
本文系《学林新语》序言。序言作者林玮，文学博士（中美联合培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助理、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系主任。新闻传播专业出身，出入文艺美学。关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关美学问题、媒介融合、审美教育，研究兴趣兼及文化发展、生活美学和审美思想史问题。
《学林新语》，周维强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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