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国，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所在捐赠给中国湖北高校的抗疫物资上附了八字寄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相关截图在网上广为流传。在当下的时局里，这八个字确实能为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动。
关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截图，来自网络
有心人不难查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典出《唐大和尚东征传》，是鉴真和尚在决定前往日本传戒律时，与众弟子谈话中的内容，原文如下：
时大和尚（原文作‘上’，为行文便利意改，下同）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叡、普照至大明寺，顶礼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大和尚东游兴化。”大和尚答曰：“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根据这一文本来看，长屋王向唐朝高僧大德布施的袈裟，以及袈裟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偈文，可以说是让鉴真下定决心东渡日本的原因之一。那么长屋王是何许人也？这个故事有几多真实性？本文将首先从这里开始。
长屋王是谁？
长屋王是高市皇子（公元654？年-696年）之子，而高市皇子是天武天皇（公元？-686年）庶长子，天武天皇则是奠定了近乎整个八世纪日本皇权正统性之人。关于这一时期日本皇权的复杂状态在此无法用三言两语简述，读者诸君只需知道以下这一事实应该就足以理解接下来的内容：
在八世纪初的近三十年内，长屋王一直是日本皇族中的第一权力者，同时在公元720-729年期间他还是名副其实的政坛第一人。
此后他于公元729年死于与藤原氏的权力斗争，这就是日本古代史中著名的长屋王之变，它与此后的藤原光明子立后事件一同，被视为是藤原氏势力扩张过程之中的一大里程碑。
长屋王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藤原氏权力扩张过程中的牺牲品。他在日本史学界，甚至稍微有些年纪的日本人中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这与他的宅邸遗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也有很大关系：
当时伊藤洋华堂准备在奈良市二条大路附近开新店，结果动工过程中在新店选址地方发现了大量木简。经调查发现，这正是当年长屋王宅邸所在地，而当时发现的数以万计的木简中也有大量与长屋王家政机关运营相关的内容。
这一发现为八世纪初的日本史提供了大量新材料，称其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毫不为过。那几年间接连公布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应当如何处理长屋王宅邸遗址所爆发的大量争论，将长屋王从一个只是在教科书中出现过的名字，一定程度上还原成了一个似乎触手可及的形象。而试图保存长屋王宅邸遗址的努力，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学界在公共事务领域积极发声的典型事件。
但讽刺的是，当时正值泡沫经济最盛期，学界与地方的奔走呼吁也未能拦下伊藤洋华堂开店的步伐，现在只有商店一角的纪念碑昭示着这个繁华的购物中心在一千三百年前曾经是长屋王一家的宅邸所在（执笔此文时顺便检索了一下才发现，当年一手推进开发的伊藤洋华堂已经于数年前退出，现在店面由另一家大型百货公司接手，不禁又产生了世事无常之叹），而日本史学界逐渐远离公众领域，似乎也是从这前后开始的。
长屋王宅邸遗址纪念碑
长屋王的木简与愿经
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了长屋王宅邸的遗址，从遗址中发现了总数约3万5千件的木简，这些木简被统称为“长屋王家木简”，为我们复原当时的顶级贵族生活提供了众多鲜明的材料。
例如，“画指木简”，即在一根写有人名的木简上描出此人食指或中指的三个指节位置，以此作为这个人的特定标记，这应当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员工工作证。又如，写有各种食材、药材与物品的木简，这为学界复原当时贵族的餐桌提供了众多鲜活的材料；笔者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各地方贡进的各种海产品（尤其多的似乎是鲍鱼，毕竟是重要的鲜味来源）之外，有提到向贡进“牛乳”之人提供口粮的木简，这指的可能是牛奶或者奶酪等乳制品。以及，长屋王显然是个狗党而非猫党（这一时期猫是否已经传入日本尚未可知，关于日本猫的问题有机会可以另行探讨），从长屋王家木简知道在他家中设置有管理狗的“犬司”，有向刚生产的母狗支给口粮米一升（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应该是约800毫升，不知道这是多久的口粮）的木简，根据木简还可知道他家中养有“越犬”也就是原产地在日本北陆地方的犬种（据说外形与柴犬类似，是典型的日本犬，纯血种似乎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灭绝）；甚至，在长屋王家发现的土器上还有活灵活现的狗头涂鸦……
长屋王宅邸遗址中发现的土器上的涂鸦，图片来源于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长屋王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另一著名物事是长屋王愿经，从现存已知的材料来看他至少两次发愿抄写《大般若经》，一次是和铜年间为供养去世的文武天皇（与长屋王算是堂兄弟关系），这被称为“和铜愿经”；另一次则是在神龟年间为供养父（高市亲王）母（御名部内亲王，天智天皇女）与圣武天皇以上历代天皇而发愿书写，这被称为“神龟愿经”。
这两次书写经典分散在日本诸寺流传至今，当年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期间也购得有数卷。这些经典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长屋王佛教信者的身份，也为长屋王向唐朝的高僧大德赠送千件袈裟这一叙述提供了些许可信度。
日本漫画中的长屋王形象
长屋王的千件袈裟
在拉拉杂杂说了许多八卦之后，故事终于到了正题，也就是传说中让鉴真下定决心东渡的、长屋王的千件袈裟，以及袈裟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四句偈文。先从结论来说，长屋王或许确实发愿向唐朝的高僧们布施过袈裟，以他的财力而言应当也负担得起，但是要说这个是让鉴真下定东渡传法决心的重要因素，或许只是后世作者的润色。这四句偈文似乎更多与鉴真（而非长屋王）绑定，更多少让人有些张冠李戴的错位感。
长屋王于公元729年去世，根据《怀风藻》中他享年五十三岁的记载倒推，他的出生时间应当是公元676年前后（学界的另一种观点是根据律令规定将他初次叙位的年龄推定为21岁，由此倒推出的生年是684年）；无论取这两种推定中的哪一种，他实际开始从政的时间大致是八世纪初。到了八世纪二十年代，则是毫无疑问的政权首班。
而鉴于八世纪初的中日交流中还几乎不见外交遣使之外的民间活动，长屋王寄赠袈裟的行为应当也是附属于日本诸次对外遣使活动之下的。假如限定在遣唐使内，那么则基本可以限定在养老遣唐使（公元718年派遣，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于本次入唐学习），假如认为是通过遣新罗使或是遣渤海使代为中转，他寄赠袈裟的时间也应该被推定在八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不会有太多偏差。
而当时鉴真应该已经结束了在长安的游历返回扬州。假如这些布施发生在长安周边，那么恐怕鉴真并没有身临其会的机会（虽然这一时期遣唐使走的应该是南海路，也就是先南下冲绳再北上杭州湾一带的航路，由此推演其入京路程，也并不能完全否定其途径扬州并沿途有所布施的可能性），即使长屋王确实有过布施袈裟之事，这在当时的中土佛教界究竟是否足以引起关注也值得细思。
而之所以会认为这个故事出于传记作者的润色，是因为与这四句偈文一起出现的南岳慧思转生故事——南岳慧思圆寂之后转生为圣德太子的传说在日本颇为流行，是圣德太子信仰中的重要一环，但是这个故事逐渐发酵起来是在中世之后，很多故事细节（例如圣德太子转生之后遣小野妹子返回中国取经等）都是在这期间一点点被构建补充起来的。在《东征传》成书的时间点，这个故事还非常简单（或者说这似乎是转生传说在文献上的首次出现），缺乏后世可见的众多细节，更难以想象这个尚未构建完毕的故事已经传入中国、为鉴真所知，而此后例如《宋高僧传》等文献中关于鉴真的记载基本也都以《东征传》的叙述为底本。结论上来说，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更可能是《东征传》作者在行文时润色进来的。
最后，关于《东征传》这一文本的史学利用状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公元779年），作者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其诸抄本不一，各抄本间的出入使得其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定名，通常《以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一全名与《东征传》这一简称最为人所熟知。关于这一文本的历史学利用，这基本是唯一可以用来推定鉴真来日活动细节的文本，在鉴真东渡的相关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手文献，但也仅限于此，反而因为它作为传记史料的性质，导致其中关于鉴真来日之后行迹的记载里，与其他文献相龃龉的部分通常都被认为有美化、避讳之嫌，并不会作为主要的材料来使用。
相对来说，中国学界似乎更关注这一文献，在1970年代末就出版了校注本，这或许与当时学界重视交流史研究的潮流有关；或许也是由于对鉴真的关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八个字往往被与鉴真绑定在一起。
检索在此之前对于这八个字的使用例，往往出现在各种鉴真纪念活动中，而长屋王的名字却很少被提及，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张冠李戴的一个表征。
余谈：文字的力量
虽然本文主要在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与鉴真东渡之间很可能不存在联系，但是考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或者是长屋王布施千件袈裟这件事情的真伪，又或者是推断鉴真是否能够看到这句话，也许并不重要。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感想是，即使当年长屋王布施袈裟这整件事都出自《东征传》作者的润色，也无碍于这八个字所传递出的人文关怀与温暖。
这在一开始或许只是长屋王延请高僧时所使用的套话，但是这其中所包涵的、能够带给我们感动的力量却也并非虚妄。无论它的出典如何，在这千百年间的流传过程与这次义援行动中带给无数人的感动，让笔者不禁感叹，文字自然是有其力量的，对于通常将历史学与历史研究当作工具的笔者而言，有时反而更容易忘记这一点。在冰冷的历史叙述之后有鲜活的人与情感，这才是本文的执笔初衷。因此本文着力介绍了一些长屋王的相关事宜，并努力还原一个更为人格化的长屋王形象；笔力有限，不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笔者的目的，或者说笔者的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