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是魏臣还是汉臣？ 历来有两种看法。 时至今日，史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上没有人认为荀彧是魏臣，在论及他与曹魏的关系时，说他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功臣，是维护汉朝天下的忠臣。王永平说：“ 荀彧全力辅佐曹操，可谓尽忠尽责。 但随着北方的渐归统一，曹操开始图谋甩掉汉献帝这个包袱，经营自己的天下。 这对荀彧来说是极其残酷的，意味着他寄希望于曹操恢复东汉王朝之旧貌的愿望彻底破灭。” 孟祥才说：“ 荀彧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定位是：矢志忠于汉皇朝，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延续东汉国祚，宁做忠臣而惨死，不做叛臣以苟活。”
他仍然给曹操预设了一个人生定位：做权臣而不做篡臣。 即你可以权倾朝野，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可以擅自废立，拥有皇帝拥有的一切权力，但是，你必须维护汉朝的皇统，将自己终生定在臣子的位置上。 只要你不越过臣子的界限，我就无条件地拥护你，为你肝胆涂地而心甘情愿。 不过，如果你越过了这条界限，我便与你分道扬镳，即便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些论述无疑反映了当代学者的看法，超脱了古人“ 魏臣还是汉臣” 的窠臼。 然而这些论述把荀彧分为两截：为曹操服务忠心耿耿，发现曹操野心后分道扬镳。 其实并非如此，荀彧始终是在维护汉朝的皇统，他和曹操在合作的表象下一直在暗中较量。
一、荀彧对曹操的帮助
曹操是个有智慧的人，其智慧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等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荀彧是曹操的谋士，“ 发言授策，无施不效”，也是个有智慧的人。
初平二年（１９１） ，当荀彧投奔曹操，曹操大悦，说荀彧是“ 吾之子房也”。 曹操说荀彧是他的张良，这从荀彧对曹操的帮助亦见此言不虚。
兴平元年（１９４） ，曹操征陶谦，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潜迎吕布，兖州诸城多被吕布所占，唯鄄城、范、东阿不动。 荀彧让留守鄄城的程昱利用自己的威望，先后到范、东阿两城，安定那里的军心，激励将士们坚守城池，从而保存了三城，使曹操有了反击吕布的立足之地。
陶谦死后，曹操打算乘机再伐徐州。 荀彧认为应当先平定吕布，如果舍吕布而东伐，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足应敌。 如果吕布乘虚而入，民心益危，兖州不保。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徐州打不下来，又失去兖州，将会陷入进退失据的险境。 荀彧稳定兖州，缓讨徐州的方针，为曹操日后彻底打败吕布奠定了基础。
曹操稳定兖州、豫州后，北有袁绍威胁，东有吕布之患，西有关中与袁绍联合之忧。 荀彧为曹操制定了“ 讨吕布，稳关中，定徐州，战袁绍” 的方针。 具体做法是：派钟繇前往关中，对韩遂、马超抚以恩德，争取关中最强势力，破灭袁绍争取关中的希望；然后着力攻打吕布，平定徐州，解除东、西两面的顾虑，形成全力对付袁绍的战略态势。
在与袁绍官渡对峙时，曹操因为军粮渐渐吃紧，打算退兵回到许昌。 荀彧知道后提出反对意见，说：“ 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 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 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 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 官渡大胜后，曹操欲因袁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 荀彧说：“ 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 这两个建议，得到了曹操的高度重视，也得到曹操的高度评价：
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 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 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 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 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 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斾，遂吞凶族，克平四州。 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 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
荀彧的这两个建议，被曹操评价为“ 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 ，“ 以亡为存，以祸致福” ，可见对曹操的帮助有多大。
上述种种，都是荀彧以自己的智慧助力曹操的成功，可以说荀彧对曹操力量的壮大是有大贡献的。但是同时也可以发现，荀彧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帮助曹操扫除割据势力统一黄河流域方面。 荀彧为什么要帮助曹操壮大势力扫除割据？ 荀彧、曹操之间的合作关系表象下，有没有暗地较量？
二、荀彧与曹操不同的政治诉求
荀彧是东汉名门之后，其祖父荀淑，是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的老师。 父亲荀绲，是“ 荀氏八龙” 之一。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昙，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 荀昱因参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与李膺同时被*，荀昙也被禁锢终身。 荀彧的叔父荀爽，也因与党人关系密切而遭十余年的禁锢，可见荀氏家族是东汉末年党人的骨干力量。
党人是东汉末期兴起的以官僚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力量，他们的目的是让风雨飘摇的朝廷免于崩溃。 作为荀氏家族的后代，荀彧也具有相当浓厚的党人情结。 《 后汉书》 称，荀彧“ 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 。 “ 匡佐” 即挽救辅佐，挽救汉室免于崩溃，辅佐汉室去乱达治，是荀彧的政治理想与诉求。 然而荀彧“ 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 ，这种品格决定了他必定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政治理想，必须依靠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所领导的军事集团。 因此，荀彧选择了曹操。
荀彧选择曹操，首先是因为曹操的名声。 东汉末期，人物品评大行其道，善于观察臧否人物的清议领袖对人物的品评，使得一些人才脱颖而出，名声大振。 许劭评价曹操为“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南阳襄乡人何颙见过曹操后说：“ 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李膺的儿子李瓒，临死前对儿子说：“ 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 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太尉桥玄见到曹操后说：“ 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可见在东汉末年士人眼中，曹操是英雄，是他们寄托安定汉家天下的希望所在。
荀彧选择曹操，其次是因为曹操的表现。 汉灵帝光和末年，曹操任骑都尉时，讨伐黄巾军有功。 任济南相时，罢免大批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县吏，济南国中出现“ 奸宄逃窜，郡界肃然”的局面。 董卓之乱起，曹操拒绝了董卓骁骑校尉之任，间行东归，在陈留散家财，合义兵，讨伐董卓。 在所有关东各路讨董诸侯中，曹操是最坚定最积极的。 这些初步表现了曹操的治理才能和安邦志向。
荀彧选择曹操，还因为他对曹操和袁绍做了比较。 董卓之乱后，曹操和袁绍是最具实力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 荀彧先在冀州被袁绍待以上宾之礼，后来，荀彧认为袁绍最终不能成大事，便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 这一离一就，荀彧是做了认真比较的，他认为袁绍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袁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曹操能断大事，应变无方；袁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曹操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袁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曹操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 荀彧把二者的不同归纳为度、谋、武、德四个方面的差距，成为他选择曹操最坚实的基础。
然而曹操并非平庸志短之辈，他自己说本志只想封侯作征西将军，死后在墓碑上刻“ 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就心满意足了，实际并非如此。 曹操心高志大，有三件事非常典型。 第一件事，曹操在参加袁术母亲的葬礼时，遇到了好友汝南人王儁。 曹操看着袁绍、袁术兄弟，小声对王儁说：“ 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 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 王儁说：“ 如卿之言，济天下者，舍卿复谁？”说完二人相对而笑。 第二件事，献帝迁都许昌后，太史令王立借金星火星交会天象，宣扬革命将发生，汉祚将终，必有新兴者代替。 甚至对献帝说：“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 曹操听说后，派人告诉王立说：“ 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第三件事，袁绍曾经拿着一枚玉印走到曹操座边，把印放在曹操肘下，曹操的反应是“ 笑而恶焉”。 袁绍此举是在借用一个典故，建武三年（２７） ，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反。 张丰之所以起兵，是因为有道士说他当为天子，并以五彩囊裹石系在他的肘下，告诉他石中有天子玉玺。 张丰好方术，信了道士之言，遂起兵反。 后来兵败被俘，被斩前还说“ 肘石有玉玺” 。 袁绍把曹操比作想当皇帝的张丰，曹操之“ 笑” 是表面的，为了淡化事情的严重性，而“ 恶” 是内心的，厌恶袁绍看穿了其雄心大志。 王儁说曹操是“ 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沈友说曹操“ 有无君之心”，陈寿说曹操是“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都准确地反映了曹操的政治追求。
荀彧与曹操的政治诉求有同有异，二人都主张结束分裂天下共主，但谁是“ 共主” ，二人目标则不同。 南朝宋裴松之说：
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 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 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 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
荀彧与曹操共事近二十年，对曹操的政治诉求应当十分清楚，然而在天下分崩、汉室衰微、群豪虎视、人怀异心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除了依靠曹操的力量还能依靠谁呢？
三、荀彧与曹操的智慧较量
明知曹操不是衰汉之贞臣，却还必须依靠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是一对显而易见的矛盾。 为使这对矛盾统一起来，荀彧采取了三种策略。
策略一：给曹操的行为戴上道德的高帽，用道德对曹操进行规范。 例如对曹操迎献帝之举，荀彧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 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 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
曹操迎献帝都许，是“ 奉天子以令不臣” ，重点是“ 令” ，即以天子之名号令天下。 而荀彧则把此举誉为心在王室、存本之义、顺从民望、秉持至公、扶持弘义等一系列美德，欲从道德方面规范迎献帝的行为。
策略二：给曹操的某些越轨的打算设置障碍，使其难以逾越。 例如建安九年（ ２０４） ，曹操攻破邺城后，自领冀州牧。 这时候，有人建议“ 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 这个建议是否曹操授意提出的史无明确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对巩固扩大曹操势力有利的“ 复古” 措施。元胡三省说曹操行古九州制度，是“ 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 清赵翼说曹操行古九州制度是“ 自为张本，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 今人顾颉刚、史念海说曹操“ 恢复九州者，不过假其名以益冀州之土地”。 赵凯也指出：“ 显然，曹操恢复《 禹贡》 九州的真正目的在于扩大冀州地盘，把‘ 大冀州’ 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这些虽然是对建安十八年曹操恢复古九州的评论，但完全适用于建安九年的情形。 荀彧显然不愿意曹操的根据地极度扩张，因此提出反对意见：
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 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 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 一旦生变，虽有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 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 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荀彧反对复古九州制度，实质上是不愿意曹操的势力不受限制地发展，但表面理由是为了安定天下人心，有利于社稷长久，使得曹操没有拒绝的理由。 曹操复古九州制度是在荀彧死后第二年才加以实施，可见荀彧有效地阻止了曹操扩大根据地的意图。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建议进曹操为魏国公，行九锡之赐，用以表彰曹操所立功勋。 根据王莽代汉的经验，行九锡之赐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前奏。 因此，荀彧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他说，丞相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言外之意，如果行九锡之赐，曹操就违背了匡朝宁国的宗旨，就是丧失了对朝廷的忠贞，就是陷曹操于不义。 荀彧以维护曹操忠贞大义名节盛德为由，使得曹操不得不暂时放弃行九锡的打算。
策略三：向曹操举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 荀彧曾向曹操推荐一批人才，他们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郭嘉、杜畿等。 这批人分两种情况：
有的与荀彧同乡同郡，如钟繇、陈群、杜袭、辛毗、赵俨、郭嘉都是颍川人。 他们大多与荀彧关系密切，荀攸是荀彧的从子，关系之亲密自不待言。 钟繇十分看重荀彧，说颜渊之后，能备九德不二其过的人，只有荀彧。 司马懿说：“ 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有的与曹操开始关系并不密切，到后来成为曹操集团中卿相才臣，如郗虑、陈群、王朗、杜畿等人。郗虑是孔融的故吏，曹操说他与郗虑“ 亦无恩纪” ，可见荀彧开始是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向曹操举荐郗虑的。
陈群是荀彧的女婿，又与孔融是挚友。 孔融高才倨傲，年纪在陈群与其父陈纪之间。 孔融先与陈纪为友，后来与陈群交友后，自动把自己降一辈。 孔融“ 志在靖难” ，知曹操“ 终图汉室，不欲与同”，这点与荀彧十分相似，作为孔融的好友，陈群的感情天平也应当偏向荀彧。 可见荀彧推荐陈群的动机恐怕与推荐郗虑相同。
王朗开始也与曹操关系疏远，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陈留人边让，东汉末被大将军何进征召，孔融、王朗时为大将军府掾，一起“ 修刺候焉”。 边让、孔融都因对曹操多轻侮之言而被*，王朗与他们意趣相投，可证其初期对曹操的态度。 沛国名士刘阳与王朗交友。 刘阳认为曹操是朝廷大患，意欲除之。 刘阳死后，曹操四处搜捕他的儿子，刘阳的亲旧无人敢藏，而王朗却隐藏他多年。 王朗任会稽太守时，迫于孙策的军事压力而投降。
由于荀彧举荐，曹操以朝廷名义征召之，于是王朗辗转江海，来到北方。 在一次聚会上，曹操嘲笑王朗说：“ 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秔米饭也。” 意思笑王朗不该屈服于孙策。 王朗仰天而叹道：“ 做到适宜太难了！” 曹操问：“ 此话怎讲？” 王朗说：“ 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可折而不折” ，是指曹操当入朝觐见皇帝而不入朝。 可见王朗初入朝廷与荀彧、曹操关系的亲与疏。
京兆杜陵人杜畿与荀彧的关系更耐人寻味，史载：“ 畿自荆州还，后至许，见侍中耿纪，语终夜。 尚书令荀彧与纪比屋， 夜闻畿言，异之，旦遣人谓纪曰：‘ 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 既见畿，知之如旧相识者，遂进畿于朝。”与杜畿一见如故终夜彻谈的侍中耿纪，在建安二十三年曾经与太医令吉本、司直韦晃共同发动了反对曹操的政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杜畿和耿纪初见时的彻夜长谈是针对曹操，但耿纪的政变是其长期坚持尊奉汉朝的结果。 杜畿和耿纪长谈的内容当是如何兴复汉朝。 这也正符合荀彧的政治诉求，所以“ 夜闻畿言” 之后称之为国士。 见到杜畿“ 知之如旧相识者” ，亦见他举荐杜畿的动机。
荀彧所举荐的人还有辛毗、杜袭、赵俨，他们都是荀彧的同乡，而且和陈群同样知名，“ 号曰辛、陈、杜、赵”。 从荀彧与陈群的关系推测推其举荐辛毗、杜袭、赵俨的动机也并非毫无根据。综上所述，荀彧虽然给曹操的统一北方行动以巨大帮助，但由于二人的政治诉求不同，荀彧又企图通过自己的办法，把曹操的政治发展纳入自己设定的轨道。
作为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曹操当然不会就范。对于道德约束，曹操历来采取实用主义，即于己有利者遵之，于己不利者弃之。 例如曹操建安十五年所发的求贤令：“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同年底，他又发布了被称为“ 让县自明本志” 之令：
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 何者？ 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 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曹操说有人见他日益强盛，私下议论他有“ 不逊之志” ，恐怕不是捕风捉影的猜测。 有人劝他为避免“ 不逊” 之嫌，把兵权交还皇帝，曹操予以坚决拒绝，称自己不得“ 慕虚名而处实祸” ，表示绝不会被道德虚名所累而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对于荀彧的设置障碍，曹操则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对。 例如建安九年，曹操自领冀州牧后，想据《 禹贡》 恢复古代大冀州制度。 荀彧反对，曹操采取了退让态度。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袁绍残余还在，北方尚未平定，关中也各自为政，荆州刘表收留了刘备，二人联手曾一度推进到宛县、叶县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仍需要荀彧这样的人出谋划策。 但这种退让是暂时的隐忍，建安十七年曹操欲行九锡之礼，荀彧反对，曹操便不能容忍了，不但逼死了荀彧，而且相继把行九锡和大冀州计划付诸实施。
曹操花大气力对付的是把荀彧推荐的一批人化疏为亲。 如前所述，荀彧曾向曹操推荐了一批人才，这些人绝大部分起初是荀彧的同盟者，然而后来却一个个成为曹操集团的政治骨干。 华歆和郗虑曾奉曹操之命进入皇宫搜捕伏皇后，荀攸、钟繇、王朗、杜袭、郗虑都是曹操加九锡的推手，辛毗、陈群、华歆、王朗都是拥戴曹丕代汉的功臣。 这些人的变化，曹操应当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由于材料所限，有些人的记载只有转变的结果，有些人的记载不但有转变的结果，而且也能看到曹操为这种转变付出的蛛丝马迹。
郗虑年少时师从于大儒郑玄，又是孔融的故吏，起初和孔融关系不错。 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孔融推举郗虑，盛赞其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又明《 司马法》 ，郗虑也称孔融奇逸博闻。 后来两人发生矛盾，据虞溥《 江表传》 载：献帝曾同时接见郗虑和孔融，问孔融说：“ 鸿豫何所优长？” 孔融答：“ 可与适道，未可与权。”郗虑举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于是两人互相比较长短，以至不睦。 曹操本来就不满孔融与自己离心离德，正好利用这种矛盾争取郗虑。 史载“ 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 郗虑所秉显然是曹操之风旨，从而导致孔融因小小的过错被免官，二人仇怨也因此公开。 曹操又给孔融写信说：
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 后世德薄，犹有*身为君，破家为国。 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报。 故晁错念国，构祸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彭宠倾乱，起自朱浮；邓禹威损，失于宗、冯。 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 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 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 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
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 司马法》 ，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 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 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信中通篇引用典故，除去这些典故，主要讲了三个意思：第一，要孔融效法唐虞时代的克让之臣，不要学后世睚眦之怨必仇的德薄表现。 第二，郗虑上表是出于公法，而个人私情是芥蒂小事，当放弃芥蒂秉持公法，不应怨毒渐积，志相危害。 第三，当初互相抬举，如今与始相违，当是虚伪狡猾的小人所构。这封信批评、归咎孔融，为郗虑开脱辩护的倾向非常明显。 《 后汉书》 上说，曹操这封信是“ 激厉” 孔融。这里的“ 激厉” 绝无今日“ 鼓励” “ 勉励” 之意，而是用较激烈的语言对孔融进行劝诫。
孔融的回信中有“ 知同其爱，训诲发中” 之语，意思是知道曹操像爱护郗虑一样爱护自己，所以才对自己有衷心的训诲。这实际上是表达了对偏袒郗虑的不满。 他虽然表示要与郗虑“ 修好如初” ，对曹操的“ 苦言至意，终身诵之”，但实际上并未与郗虑改善关系，后来郗虑再一次构成孔融的罪过，给曹操*掉孔融提供借口。 从郗虑与孔融的交恶中，可见曹操对郗虑的偏袒与拉拢。
曹操对钟繇的争取有两个方面的线索。 一个是对钟繇的宽容。 曹操在徐州、冀州一带拓展势力的时候，关中地区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 为稳定关中，曹操派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 在此期间，发生了河东太守王邑、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抗旨事件。 王邑因违反朝廷法律，被责令交出印绶，回朝廷等候发落。 与此同时，曹操又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取代王邑。 杜畿已经进入河东郡界，而王邑拒不交出印绶，而是自己带着印绶到许昌投案。 王邑的部下卫固、范先起兵拒绝杜畿上任。 钟繇时治在洛阳，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书自劾：
谨按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见拔擢，显从近密，衔命督使。明知诏书深疾长吏政教宽弱，检下无刑，久病淹滞，众职荒顿，法令失张。 邑虽违科，当必绳正法，既举文书，操弹失理。 至乃使邑远诣阙廷。 隳忝使命，挫伤爪牙。 而固诳迫吏民，拒畿连月。 今虽反悔，犯顺失正，海内凶赫，罪一由繇威刑暗弱。 又繇久病，不任所职，非繇大臣当所宜为。 繇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无所畏忌，大为不敬。 又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 又聪明蔽塞，为下所欺，弱不胜任。 数罪谨以劾，臣请法车征诣廷尉治繇罪，大鸿胪削爵土。 臣久婴笃疾，涉夏盛剧，命悬呼吸，不任部官。 辄以文书付功曹从事马适议，免冠徒跣，伏须罪诛。
钟繇的自我弹劾反映了事件的严重性，然而曹操对此的反应是“ 诏不听” ，对钟繇未加以任何处罚。另一个是通过儿子曹丕拉近与钟繇的关系。 曹丕与钟繇交往密切，钟繇任魏国相国，作为魏太子的曹丕便赐给钟繇一个五熟釜，釜上铸有铭文说：“ 于赫有魏，作汉藩辅。 厥相惟钟，实干心膂。 靖恭夙夜，匪遑安处。 百僚师师，楷兹度矩。”称赞钟繇作为相国，忠心辅佐魏国，实为百僚楷模。 他还给钟繇写信说：
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 盖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 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 今之嘉釜，有逾兹美。 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卫之孔悝，晋之魏颗，彼四臣者，并以功德勒名钟鼎。 今执事寅亮大魏，以隆圣化。 堂堂之德，于斯为盛。 诚太常之所宜铭，彝器之所宜勒。 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
钟繇有一块玉玦，曹丕欲得之而羞于开口，私下派曹植托人向钟繇转达慕玦之意。 钟繇立即派人给曹丕送去。 曹丕写信给钟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近见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闻之惊喜，笑与抃俱。 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转言鄙旨。 乃不忽遗，厚见周称，邺骑既到，宝玦初至，捧跪发匣，烂然满目。 猥以矇鄙之姿，得观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蔺生诡夺之诳。 嘉贶益腆，敢不钦承！” 钟繇回信说：“ 昔忝近任，并得赐玦。 尚方耆老，颇识旧物。 名其符采，必得处所。 以为执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贡。 幸而纡意，实以悦怿。 在昔和氏，殷勤忠笃，而繇待命，是怀愧耻。”九月九日又称“ 重阳” ，是当时一个重要节日。
九月时值季秋，古人称之为“ 无射” 之月，意思是此月阴气正盛，阳气极衰，万物尽灭。 在此百花肃*之际，菊花却傲霜独放，因而受到人们的推崇。 因此九月九日又有采菊相赠之俗。 魏文帝曹丕于九月九日曾赠菊给钟繇，并附信说：“ 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 于芳菊纷然独秀，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 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 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赐釜、赠玦、送菊花、通书信，曹丕和钟繇关系的密切，也日益拉近钟繇与曹操的关系。
曹操通过曹丕交友而使人才靠近自己，不仅是钟繇，还有荀攸、陈群等人。 曹丕为魏国太子，曹操对曹丕说：“ 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 荀攸曾经有病，曹丕前去探望，对荀攸“ 独拜床下”，表现出格外尊敬。 曹丕对陈群也“ 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 ，常感叹说：“ 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据《 史记》 载，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恸，曰：“ 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裴骃《 集解》 引王肃曰：“ 颜回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门人日亲孔子。”这里曹丕借用孔子的话，表达了以有陈群这个朋友为自豪的感情。 曹丕与这些人的友谊日深，为这些人在感情和思想上与曹操进一步靠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通过上述努力，逐渐把荀彧最初推荐给他的一批人才化疏为亲，成为自己雄图大业的得力助手。 最典型者是荀彧的从子荀攸，最后竟然成为曹操“ 进爵国公，九锡备物”的拥护者。 建安十七年，曹操征孙权，表请荀彧劳军于谯，便自作主张把荀彧留在军中，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 曹操军至濡须，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以忧薨。 致荀彧之死的忧郁，《 魏氏春秋》 的记载耐人寻味：“ 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曹操给荀彧无食物的空饭盒，意味着告诉荀彧，你所推荐的所有人都已经背弃初衷，你的图谋落空了。 荀彧感到自己如同这个空饭盒一样，身边空无一人，因此在绝望中饮药自尽。
四、荀、曹关系与东汉末政治势力的消长
三国孙吴薛莹在《 汉纪赞》 中评论东汉末期的局势说：
汉氏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 冲质短祚，孝桓无嗣，母后称制，奸臣执政。 孝灵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蕃侯而绍皇统，不恤宗绪，不祗天命，上亏三光之明，下伤亿兆之望。 于时爵服横流，官以贿成，自公侯卿士，降于皂隶，迁官袭级，无不以货。 刑戮无辜，摧扑忠贤，佞谀在侧，直言不闻。 是以贤智退而穷处，忠良摈于下位，遂至奸邪蜂起，法防隳坏，夷狄并侵，盗贼麋沸，小者带城邑，大者连州郡。 编户*动，人人思乱。 当斯之时，已无天子矣。
东汉王朝至和帝、殇帝后便开始衰落，到灵帝时达“ 已无天子” 的程度。 所谓“ 无天子” 并非真的没有了皇帝，而是没有了天子的权威。 天子权威的丧失，象征着王朝的末日。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
一种政治势力认为汉德已亡，新朝当立。 民间这种势力的代表是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打出“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的旗号。 割据诸侯势力的代表有刘焉、袁术等人。 东汉末，朝纲崩坏，太常刘焉要求作交阯牧，后来，侍中董扶对他说：“ 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 刘焉便改牧益州。 刘焉在益州“ 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并谋划攻打长安，代汉野心昭然若揭。
袁术也是如此。 当时流行一句谶语：“ 代汉者当涂高。” 涂即路也，袁术字公路，名和字与谶语合，他认为：“ 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 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 ，“ 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 豪雄角逐，分割疆宇。 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 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所以在建安二年，袁术借符命在九江称帝，自称“ 仲家” 。 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另一种政治势力认为汉德已衰，天命将改。 汉德已衰则失去对汉朝重振的希望，天命将改则预示了天命必改的趋势。 他既区别于天命依然眷顾汉朝，从而对朝廷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也不同于天命当改从而建号称帝，而是看到即将改朝换代的趋势，从而认定皇帝还有暂时存在的价值。 突出代表就是曹操，典型做法就是“ 挟天子以令诸侯” 。
还有一种政治势力认为汉德虽衰，天命未改。 这些人是欲使东汉起死回生的忠臣，虽然社会到了“ 主荒政谬” “ 编户*动，人人思乱” 的地步，而他们却仍“ 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如汉桓帝时，朝政已经腐败，而尚书令陈蕃仍向朝廷举荐徐稺、姜肱、袁闳、韦著、李昙等五位德行纯备的处士，希望他们“ 协亮天工” ，“ 翼宣盛美，增光日月”。
汉灵帝光和七年（１８４） 爆发了黄巾起义，左中郎将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赐爵封侯，威震天下。 一个当过信都令名叫阎忠的人对皇甫说：“ 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皇甫嵩说：“ 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阎忠说：“ 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 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 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皇甫嵩拒绝说：“ 人未忘主，天不祐逆。 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 反常之论，所不敢闻。”
范晔说皇甫嵩“ 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 曾和皇甫嵩一起镇压黄巾的傅燮，后来被排挤，到汉阳郡任太守。 金城人王国联合北地胡攻打郡城，他的儿子傅幹说：“ 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 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 徐至乡里，率厉义徒，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 傅燮说：“ 汝知吾必死邪？ 盖‘ 圣达节，次守节’ 。 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称其贤。 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 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 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最后战死。
上述东汉三种政治势力，第一种由于不符合社会实情，遇到重重阻力，很快就败下阵来。 第二种是对东汉末期社会政治及未来走向的深入观察和正确判断，因而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到强。 第三种是欲挽狂澜，却无力回天，除了以身殉名节，没有取得丝毫实质性功业。 荀彧是第三种政治势力的杰出代表。说他杰出，是他与陈蕃、皇甫嵩、傅燮等人不同，认识到凭一己之力不能扶大厦于将倾，而是试图借助强大的势力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这是他比其他人聪明之处。 然而其聪明并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荀彧的死，既意味着其政治诉求的失败，也证明了任何想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都是徒劳的。
荀彧与曹操的关系并非像有论者所说是主从关系，是有共同理想长期主倡臣随的关系，而是一种既合作又较量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二人的政治诉求有同有异所决定的。 结束分裂天下共主是二人的同，谁做共主是二人的异。 荀彧需要借助曹操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样，曹操也需要借助荀彧的智慧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此二人较量是合作下的较量，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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