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颇为崇尚侠义之风，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代代皆有“侠客”纵横，甚至武侠小说里还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说法。作为中国社会群体中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侠客，在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环境下，硬是靠江湖义气，替天行道等文化思想观念，以武犯禁，闯出一条“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理论，在一般老百姓心中更是劫富济贫，铲除奸恶的正义化身，一度受到社会人士及普通百姓尊崇。如战国四公子本身及其食客，大多也是游侠，受到朝堂君王乃至社会百姓尊崇，到汉朝时，此风气不减，班固《汉书·游侠传》就曾记载一游侠受当地尊崇的景象：“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可见，慕侠之风气曾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一度成为社会“时尚”。
就大多数人的认识里，我想对侠客的认识，多是从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有所了解的。老先生的射雕英雄、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作品及其塑造的正面侠者，可谓妇孺皆知，如郭靖、乔峰等“大侠”，向被人民称颂之为“侠之大者”。而在现实历史中，“剑圣”盖聂，刺秦王的荆轲这样的侠者及其故事，也是耳熟能详。纵横国史今天要讲的，并不是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而是一个青少年时为了报国恨家仇，走上游侠道路，并敢于用大铁锤砸皇帝，后因“拾履”故事而受高人看中指点，最终成为帝皇师万户侯的存在，由侠者转而成为“千古谋士”。他是谁？他就是被刘邦赞之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圣张良。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张良本来是一个贵族家庭出身的官N代。他的祖父张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三代君王，老爹张平相釐王、悼惠王两代君主，因此，史有“五世相韩”之说，可见张良家族显赫，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公子。但到张良这一代，即战国末年，韩国已经是七国中最为软弱小的一个国家，公元前250年（悼惠王二十三年），张良父亲去世，因自己年少，并未出仕事韩。但即便张良父亲去世，家中失去了顶梁柱，而其家族也并未衰败。其父去世20年后（公元前230年）秦发动六国之战，首先拿六国中最弱小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韩国开刀（韩是秦东出灭六国的必经之道），此时的韩国经与秦连年作战，消耗巨大，不足一年，韩王安懦弱无能，毫无抵抗的就被秦俘虏，韩成为六国中最先被灭掉的国家。但韩亡时，张良家仍有“家僮三百人”，且能够“散尽家资千万，为韩报仇”。
面对国破家亡，以及祖辈“五世相韩”，张良没有表现出没落贵族安于现状、精神颓靡或一蹶不振的精神面貌，而是连弟弟死了都来不及安葬，悉数散尽家财寻求刺客刺秦，为韩国报仇。此时的张良正直青壮年，勇敢而热血，散尽家财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没有精心策划复仇方式，而是选择了春秋战国时期最流行的侠士“刺*”（如荆轲刺秦应为大家熟知）的行为方式，凭的就是侠士热血冲动的干劲，并没有后来如汉高祖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成熟谋略与思想的“谋圣”形象和作风。此时的张良，也还是个一心为报国仇家恨的热血青年游侠。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刺秦的失败，并走上逃亡之路。
史料记载，张子房散尽家财千万后在去拜会仓海君的时候，寻得了一位大力士，于是张良为力士打造了一个重120斤的大铁锤，谋划在秦始皇东巡时刺*秦始皇。公元前218年，张良等到了这个机会，秦始皇东巡，路经博浪沙，张良与大力士同行埋伏，在博浪沙椎击刺*秦始皇，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得以逃过一劫。但张良此举“天下振动”，怒火中烧的秦始皇“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于是张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后世对张良刺秦行动多加褒奖，包括太史公司马迁甚至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社会流行的游侠之士人竟单独立有传，而后世如诗仙李白、宋苏轼、清毛际可等都对张良刺秦之举大加赞赏。毛际可就说“子房之原本忠义，又非荆轲之借交报仇，所敢望也”，认为荆轲刺秦不足以与张良为报国恨家仇的追求来得更为“高义”。
走上逃亡之路的张良终于在下邳寻得安身之所，此时的他仍然好行侠仗义，项伯曾经*人，被张良救助收留（鸿门宴的时候项伯应张良之请求救刘邦即可知），一同隐匿。从史书上看这些记载，我们发现张良青壮年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热血青年，行侠仗义的勇士和喜欢仗剑走天涯的侠客，他竟然和刺客同时行动去刺*秦始皇（雇主并没必要与刺客同行），甚为勇敢，以身犯险，大有春秋战国侠士之遗风，颇有李太白所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情怀。
张良为什么不惜万金之资刺秦，并舍家赴难？史*载是“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实际上，一个人的行为举止除了个人思想观念和文化素养外，还会受到社会大坏境影响。张良刺秦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的，即从外部大环境（社会根源）看这个事件，表现为2点：一是秦统一六国后虽为历史大势所趋，且秦始皇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但他也有暴政一面：统治时徭役繁重、刑法严酷、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全国竟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又显尴尬的局面（如此大费周章但国家百姓却不见安居乐业，是否尴尬？），因此当时社会流行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言论，即六国旧贵族的仇秦情结（六国贵胄不仅是对亡国之恨，也有暴秦暴政的厌恶）。二是六国刚灭不久，春秋战国刺客之风尚盛。纵观秦始皇一生，历经四次行刺事件：公元前227年的荆轲刺秦、公元前221年的高渐离刺秦、张良公元前218年的刺秦和公元前216年的秦始皇在兰池遇盗事件。实际上，在往前一点时间，即战国四公子（孟尝、平原、春申和信陵）的事业，应是张良效仿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离张良生活的年代并不久远，如春申君（前320-前238），子房对他们的事迹定不会陌生。
从个人原因说，一方面确如史记记载的，是为报韩，实际上既是国仇也是家恨。当然，这有一定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秦汉时期“孝”是治国方针，家庭的孝悌延伸就是宗亲、国家的孝悌，父母之仇可延伸至君仇、国仇。另一方面，古人的立名观念很强，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归根结底不过“立名”而已。张良自己就曾对早年刺秦之事颇为得意：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
当然，张良刺秦失败后，不得不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仗剑行侠并最终耗费12年青春为代价，直到他在下邳经历了一段奇遇，即遇到一位老人，授予了他一本书，并告诉了他一段颇为神奇的话语“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而结果更令人惊叹：老人说完就不见了。更神奇的是，10年后陈胜吴广果然在大泽乡起义，而最终张良也确实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在纵横国史看来，这段记载毋宁说是奇遇，倒不如说是张良刺秦失败后，由个人主义的刺秦少年游侠行为的失败，转而在失败中成长、静心修行，在逃亡中反思。12年的逃亡经历，张良已经放下手中的剑，不再拔剑*人，而是用十年寒窗日夜苦读黄石公给他的《太公兵法》，用心中之剑再谋划覆亡秦王朝的大事业的蛰伏与大转变。张良用12年的隐忍，已经由“少年”逐步成长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中年豪侠谋圣，留地遇到刘邦，开启了他“帝者师”的人生另一新阶段。
鲁迅曾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我们看到了史太公司马迁刻画的众多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人物。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作为《史记》中成功塑造的人物，贵胄后裔的他从志在复仇的热血青年到被黄石公点化后隐忍不拔，最终成为刘邦运筹帷幄的辅佐臣、屡献奇谋的帝王师，及建立汉室江山后从容身退大隐于朝的真隐士，可谓一生传奇，许多文史作品曾用“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12个字高度精辟凝练了张良的传奇故事及其一生。
但谋圣张良的成长之路，一开始他也并非能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而是个热血游侠：鲁莽而勇敢，直到他刺秦失败不断逃亡中，历经下邳“拾履”而多次被耍（黄石公故意考验，可能太史公记载此事只是告诉别人人的成长是必经波折才能成才的）后才反思成长，发奋12年苦读，他的开挂人生才得以开启，并最终以旁人难以企及的政治功绩和人生模式成为刘汉开国功臣和帝者师，受到无比尊崇和高度评价，而他开创的开国谋臣将士可以逃脱“兔死狗烹，敌灭臣亡”的历史规律，也为后世士子开辟了一条新的仕宦之路。这大概也激励着后人：大多数人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随随便便成功，而是要历经波折洗礼才能成长成才。
我是“纵横国史1号”，文为我号原创，秦汉史一周2更，欢迎关注留言，图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