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鸿念俦侣，欲去犹回睐——张裕钊于莲池书院之古文书法传承（道语春秋手游）

征鸿念俦侣欲去犹回睐

——张裕钊于莲池书院之古文书法传承

吴占良

张裕钊以古文大家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接到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代李鸿章关聘，主讲直隶莲池书院。张裕钊《上二兄》札云：

直督关聘已到，每岁修脯千金。闻书由龚仰迈、郭月楼收转，龚、郭必俟我来面交，我到之次日方始送来。故书院中久不得闻知耳。闻莲池风景颇佳，且藏书亦复不少，此差足娱也。[1]

四月，张裕钊由上海至天津：

我以月之初五日登保大轮船，初六日寅刻开行，于今日午刻安抵天津。途中惟初六、初八两日微有风浪，亦未至摇撼，殊不足为意。初七日渡黑水洋，则天朗气清，风恬浪静，同行者皆以为此最不易得之事，殊可喜也。[2]

乘船过白洋淀至直隶省治保定：

弟以十二日由津启行，十六日晚间舟抵保定，十八日入居书院，眷属均平善，一切风土人情亦甚相安。惟凡一日食用颇觉昂贵，应酬亦殊浩穰，不及金陵之省俭耳。[3]

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原路回上海，转至湖北江汉书院任讲席。

其在莲池书院六年，学养深醇、道德文章为人景仰，以古文词、书法传于诸生，并以直隶省城地理之冲要，广得交游，学术斐声中外，其古文词、书法益得弘扬。

今日之莲池书院摄影/侯麟

一古文殿军

（一）

张裕钊（1823-1894）少时即研读唐宋古文，究心桐城诸老，继得曾国藩亲炙，视野大开，更于《史记》得法。治学无门户之见，终与乃师曾国藩及吴汝纶诸同门别开古文新径，又工时文、书法，教授南北书院，多士得其溉灌而成作手，为古文之传承、开拓贡献至大，可云古文殿军。

张裕钊道光二十六年（1846）乡试获隽。为聊城安庆澜分校所得士。其后入京，两逢会试不售。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参加国子监学正考试，值曾国藩钦派为阅卷大臣，裕钊为所取士50人之一。自张裕钊中举，随之文名、书名至大，门人多有成就者，与黎庶昌结儿女亲家、与莫绳孙（友芝子）结孙女亲家，又儿孙亦多为闻人，家族之盛、门庭光大，张裕钊之力也。其缘起则裕钊师曾国藩（1811-1872）之助也。

曾国藩行书七言联

张裕钊拜见座师，曾国藩言:“子岂尝习子固文耶？”张裕钊所作时文考卷中有曾鞏文法，为曾国藩识得。即时曾国藩诵读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抑扬抗堕,声敛侈无不中节，使文字精神意态尽出”；而裕钊言下顿悟,不待讲说明而明”，“自此研讨王文，笔端日益精进。”[4] 此为吴汝纶所记，其情态有如禅师传法，以心印心，法已传矣。

曾国藩逝后，裕钊作《祭曾文正公文》，前颂曾公之丰功伟绩，尾则以己之身，感念先生器重之深、诲教之切：

矧我小子，靡所比似。

薄陋滞拙，世之所弃。

辱荷公知，区区文字。

譬海納川，我乃涓沧。

暇日请谒，公屡色喜。

评权古今，往往移晷。

矜我诲我，我硥我砥。

翼我焘我，畀我无已。

我属别公，昔冬之季。

孰云几日，遂隔万世。

天下之働，一身之私。

哀来无端，涕陨如縻。

公乎有知，其稔予悲。

诚如王树枏评为：“语语呕心掐肾，而出瑰章大句，掷地有声。”[5]

张裕钊所主持之书院皆官办书院，而官办书院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科举人才。因科举文体为八股文（即时文），诗为试帖诗，故所读书以四书为主。延聘者为书院所在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如莲池书院院长必为直隶总督礼聘。曾国藩同治八年（1868）任直督，曾聘任同年新城王振纲（1808-1878，字重三，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为院长。继任黄彭年（1823-1890，字子寿，光绪四年至八年）为李鸿章礼聘。

李鸿章聘张裕钊为莲池书院院长系由吴汝纶、王树枏推荐，李与张同为曾国藩弟子，自是知张学问淹博，时文、古文俱工的。张主莲池书院，精心教学，无丝毫懈怠，对诸生中举人、生员课卷细心批改，予人启迪，即使院外童生卷亦不放松。

张裕钊手批张惟寅课卷批语局部

试举在院生员崔琳卷（河北省博物院藏）、院外文童董寿三卷（河北保定傅氏藏）之批注，以见张裕钊课徒之精严。

崔淋（即崔琳，字润斋）作《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张裕钊圈点满卷，顶批六处“圆适”、“二比笔势开展”、“中幅一开一合、局活机圆”、“笔意清挺”、“发端胜出”、“措语娇健可喜”。崔淋又作《赋得十年种木长风烟，得年字五言八韵》。张裕钊总批：“调适之中时露颖拔”。

于童生董寿三《夫人不言》卷，张裕钊手书“次等第五名”。于正文点圈。董氏诗为《赋得“蒸外游丝卷”，得丝字五言六韵》。董尚为文童，参加县试、府试、院试求生员功名，只考五言六韵，而科举中之乡试、会试必考五言八韵之试帖诗。张裕到总批：“小讲及后二比差有可取。中二偶不解用笔吞吐之妙而直取下意，乃转形滞象也。”

又裕钊书院弟子高阳齐令辰（字禊亭，光绪十八年进士）影印《武昌张裕钊书》，其中收录残存之张裕钊课卷批语二十首。选一：

“汉学”二字，肇自元和惠氏，国初尚无此名目也。二人初无此等门户之见，所以高出以后诸儒。大免有近于偏且激者，此其所同也。然亭林讲求经世之学，而其说多可行。船山则深达治体。篇中后幅所论，最为得之。至船山沉潜义理，其言皆理足以见极、词足以指实。较之亭林，尤为所入邃而所得深。谓王氏之学湛深于顾氏，可谓知言矣。[6]

裕钊批语有理有据，有本有源，善于比较而有包融之怀。本是教育门人应科举之职责，而育之以真学问，学生对老师之景仰则非虚饰。张裕钊慧眼，后刘若曾、安文澜、齐令辰先后中进士，崔琳为拔贡，而董寿三无有科第之名。

八股文中之八股（即八比）是对偶句，试帖诗中除首尾各两句外，皆是对偶句，不允许有拗句。此虽与古文之文体要求不合，然古文家无不有此功力，正因此成就了古文家，化板为活，而成圆融、朗畅之境。

张裕钊文集中未见有反对时文者，而实践并弘扬古文，其心志也。其光绪十二（1886）作《重修南宫县学记》，亦只是言去科举之弊，求“明体达用”之学。[7]

（二）

张裕钊初以文学名，后益以书法著。张在直隶莲池书院之及门弟子贺涛之孙贺培新在《跋武昌先生书札册子》有此感叹：

余既得读武昌先生与桐城先生书札手迹,未尝不慨慕而神往也。尝以谓有清一代，文学姚、曾而后，张、吴两先生拓而大之，往来南北，传授徒友，声教之所渐被,前古无有……顾当时慕其名者，文章而已。书则一二知己外，鲜有称道。至于今日，鄙唐之论渐炽，学先生书者于是乎满天下，又殆越文名而上之。[8]

贺培新《草书曾国藩箴言》

正因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讲莲池书院近二十年，使桐城古文学派的中心由南移到了北方直隶，具体地说就是到了莲池书院。张裕钊古文、书法亦由此远播东瀛日本。

裕钊少时即喜学古代散文，自言“少时治文事，则笃嗜桐城方氏、姚氏之说，常诵习其文”。[9] 后入曾幕，用力益勤，常与同僚黎庶昌、吴汝纶等切磋讨论，吴汝纶对之甚为推服，裕钊亦甚自负。吴汝纶有诗赞美:

张子濡大笔，淋漓坐小阁。

客来漫谢去，吾公在壑谷。

高歌泣鬼神，俯唾生珠玉。

生当得意时，马杨不能独。

惜无好事人，至言不胜俗。[10]

黎庶昌也有文称誉裕钊是“文逾梅（梅曾亮）、姚（莹）。”裕钊自己则说“颇规模司马氏（司马迁）而迹未能忘。”“近者撰得《书元后传后》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汉人。”

其古文虽曾师法韩愈等，但有自己的认识，发古人未发者：

吾观古之能文者，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徒，其始设心措意亦无过存乎以文自见，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于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娱媐，及其所诣益邃以博，乃与知乎圣人之道，而达乎天地万物之原，独居讴唫一室之中，而敖然睥睨乎尘埃之外，虽天下又熟有能易之者哉！[11]

曾国藩重视“洋务”，使其幕僚、门人张裕钊等有此开明的思想，其文亦是以达之。此等胆量、豪气，对门人们影响至巨。如盐山刘若曾在清末为政，多持新论，曾出访欧美考察新政，中国司法独立，刘若曾为主要倡导者。弟子张謇等皆为有为之士。

张謇行书八言联

张裕钊子所作《哀启》言学者敬称张裕钊为“武昌先生”。裕钊门人盐山刘若曾（1860-1929）在《寿张浍六十》长诗云：

武昌先生天下师，人瞻泰斗如退之。

六年都讲化三辅，我昔侍坐亲皋比。

先生文自湘乡受，太史所录传其遗。

过庭诗礼闻无异，二难承学皆英姿。[12]

诸句为开篇，既述其师之学术地位、曾国藩师生授受、后人对先生诗文之整理，又讲二人于莲池书院之师生情谊，而张沆、张浍兄弟“过庭诗礼”之家学如何？张浍应光绪己丑（1889）礼部试，因仍须改回原籍（原籍湖北鄂州，其戊子科以直隶籍应顺天乡试中式），不能应会试。裕钊八月廿四日诲示：

……先精熟一经，再换一经，甚非难事，要在能坚定有恒耳。能精熟此三经，则学问已颇有基址，更看《汉书》，读古文以辅之，读古文最与时文有益。有暇则涉猎《文选》及《通鉴辑览》二书，目前但如此足矣。大抵人生富贵、贫贱、穷通、得失、去住、行止皆有定分，惟读书做人为自立最紧要事，而做人仍以读书为本，诚能立志读书，外以拓其见闻、学识，内则体验于其身而力行之，自有无穷受用、无穷益处也。[13]

张浍为宫岛大八录姚鼐《泊临清漳口》

先生文法传于弟子者，门人贺涛有《送张先生序》表述：

韩氏振汉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韩氏之末流反之汉。先生师曾公，尝取姚氏所篹录而独说其辞赋，以示学者。涛既蒙不弃，以为可与于兹事，而数进以闳肆之境。夫闳肆之境，舍先生所说，固莫由达也。

于“闳肆”，韩愈有言“所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此与先生书法用笔之“内圆外方”一理。

贺涛，字松坡，武强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于学兼师张、吴，谨守两家学论。治古文以秦汉立门户著有《贺先生文集》四卷。张裕钊弟子及私淑者中，治古文无过其右者。徐世昌《贺先生文集序》云：

自桐城姚姬传氏推本其乡先生方氏、刘氏之微言绪论，以古文辞之学号召天下，湘乡曾文正公廓而大之，曾公之后，武昌张廉卿、桐城吴挚甫两先生最为天下老师，继二先生而起者，则刑部君也。[14]

徐世昌极敬重张裕钊，曾问询贺涛乃师张裕钊为文之法。贺涛云：

鞠人同年喜文章，数问武昌先生为文之法。先生之南归也，涛尝文章之说，以祖行先生，以为知言。鞠人欲从事斯文，追步武昌，似几古人也，敢以此文进。

所述张裕钊文法为：

国朝姚姬传氏纂录古文，益以楚辞、汉赋，其说既善矣。曾文正公取其说而益恢之，以自治其文。而宋后数百年诏用之体，于是始变汉文伟丽矣，而所谓质者固在也，末流汩焉耳。韩氏振汉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韩氏之末流反之汉。

先生师曾公，尝取姚氏所纂录，而独说其辞赋以视学者。涛既蒙不弃，以为可与于兹事，进而教之，而数进以闳肆之境。夫闳肆之境，舍先生莫由达也。[15]

此文见于《贺先生文集》卷一，名为《送张先生序》，可深见张裕钊古文心得之精华。徐世昌研学、评点张裕钊文，助刊贺涛及再传赵衡、张宗瑛诸家文集，于张氏古文文脉之传承功莫大焉。

又光绪十年（1884），日本学人冈千仞因驻日公使黎庶昌、长子张沆之介，至莲池书院求教文法。张裕钊云：

姚姬传《古文类纂》，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古今文法尽此二书。姚撰精严，曾撰宏博，已有此二书，古文正范，不必他求。熟骈体，则文字富赡，李申耆（兆洛）《骈体文钞》为佳撰。[16]

先生以古文为公器，教授无分别，于此可见。其诗沉雄、朴厚，与其古文、书法同境。如《读史》：

一治一乱云翻覆，天乎人乎风马牛。

屈子歔欷哀下士，贾生痛哭感中流。

即看万代千龄尽，皇念三边七国忧。

倾罢浊醪酣午枕，今来古往一时休。[17]

承张裕钊之学者，从光绪戊戌莲池书院《学古堂文集》知知名弟子有：盐山刘若曾、新城白锺元、盐山刘彤儒、无极崔栋、定州安文澜、永年孟庆荣、沧州张以南、献县纪钜湘。有兼师张裕钊、吴汝纶具文名者如武强贺涛、李刚己等。书院外师张裕钊著名者则有光绪状元张謇、范肯堂等。东瀛日本有宫岛咏士，传其古文、书法，创善邻书院教授中国文化。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著述考》卷十收有张、吴一系桐城作家181人，实远不止此，若孙鸣皋、董思宽、周云、樊榕、姚寿昌、张惟寅、鹿福世、刘世衡、许涵度等皆不在列。[18]

张裕钊的朋友圈

二书坛巨擘

（一）

张裕钊书法之演变应从其科举说起，应制科举必工小楷。诚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赞美馆阁体小楷所云：

缩率更、鲁公于分厘之间，运龙跳虎卧于格式之内，精能工巧，遏越前载。此一朝之绝诣，先士之化裁，晋、唐以来，无其伦比。

同、光之后，欧、赵相兼，欧欲其整齐也，赵欲其圆润也。家之用，欧体尤宜，故欧体吞云梦者八九矣。然欲其方整，不欲其板滞也，欲其腴润，不欲其枯瘦也。故当剂所弊而救之。[19]

张裕钊其从入学至道光二十六年中举，后应学正试及主官办书院，从未离开馆阁体的书写和教学。虽清中期崇北碑之风起，然科举不取，应试者无以北碑书写者，裕钊师生亦然。（张裕钊中年小楷多钟繇法，晚年已见北碑笔意）其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一日有诲次子张浍札：

寄归大卷，殊可观，所欠者光润及未能十分匀净耳。其意格娴雅笔势开展而劲挺沉著，并间架亦十得五六。此数者皆胜于时贤，更能光匀入格，则定列高等矣。[20]

光绪壬辰（1892）四月十六日《与张浍札》：

孝栘寄归所作起讲、试帖均属可造，其所写白摺尤有秀整之致，甚有与馆阁一派相近，颇可喜也。[21]

此已是裕钊晚年，何曾反对馆阁书体？而求其字法之“匀净、开展、沉著”，贯彻于裕钊书法一生之实践。

其早年行书师法米芾，功力深厚，不做米之跳跃状，又札稿见董其昌法。

张裕钊行书苏轼《赠孙莘老七绝·乌程霜稻袭人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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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致月槎》信札（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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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致月槎》信札（其二）

其最重楷法，除唐人欧阳询诸家外，师北碑最早为《吊比干文》。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郑孝胥应寿彤嘱题张裕钊楷书《日课》二纸：

廉卿先生盛称《吊比干文》。世无原拓，张谓即翻刻者亦佳。又喜日本制笔，以为得古法，日笔麄犷，近于各省狼毫水笔。

书各有态，要以味饶于势为佳。廉卿先生笔笔取势，微有张脉偾兴之憾，然其高出流俗远矣。[22]

从二跋语知裕钊法《吊比干文》，喜用日本笔。如同治十一年（1872）书《寿李鸿章五十》[23] 及《贺汝舟仁兄亲家二世兄泮游之庆》[24] 联句，为学《吊比干文》之代表作，弟子张謇早年即习此风格。

张裕钊同治十一年（1872）寿李鸿章五十联

张裕钊贺汝舟仁兄亲家二世兄泮游之庆联句

后裕钊参《张猛龙碑》，并嘱日本门人宫岛大八习之，再传上条信山亦是，亦有专习裕钊体者。暮年，张裕钊仍临习欧阳询《皇甫君碑》《九成宫碑》，用以规整其用笔、结字。其大字行草或小行草多存楷法，我名其行、草为“楷行”、“楷草”。

张裕钊于北碑之说并不专意，只从法言，其有诗不同意董其昌、姚鼐所倡言之由画而书法之南北宗。先言：

姚惜抱《论书绝句》第三首云：雄才或避古人锋，真脉相传便继踪。太仆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髓自南宗。余谓太仆与史公诚可谓具体而微，若宗伯书以右军笔法绳之，正乃同床异梦耳。

诗：

真脉从来几辈知，虚名休被古人欺。

南宗自有麒麟髓，其奈华亭证解支。[25]

张裕钊肯定了太仆归有光对司马迁的继承，而华亭董其昌对南宗为正脉的证解已支离了。张裕钊无书法碑、帖之别，只言正法。

宫岛大八行书韩愈《左迁至蓝关侄孙湘》

后世誉扬张裕钊最盛者为康有为：

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之成，张廉卿也。[26]

湖州沈刑部子培，当代通人也，谓吾书转折多圆，六朝转笔无圆者。吾以《郑文公》证之，然。由此观六朝碑，悟方笔无笔不断之法，画必平长，又有波折，于《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通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独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临碑用包慎伯法，慎伯问于顽伯者，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27]

康有为行书五言联

沈子培即沈曾植，最喜裕钊书，多与贺涛探询裕钊笔法，借裕钊字以观，后光绪戊子（1888）七月，裕钊携次子张浍由保定至京参加顺天乡试，沈氏与袁昶（字爽秋）谒裕钊，沈求得裕钊楷书四屏、斋额应在此时。康氏一生服膺沈氏，于裕钊书法之证悟当出于沈氏之诲示。

沈曾植《草书杜甫诗》

（二）

张裕钊一代书法巨擘，而其书论未及自撰谢世。其于门人、家人多有自信之语，与次子张浍曾言：

我近日作书,益有得心应手之乐,自度竞欲突过唐人,即不能,亦当与欧、褚诸公并驱争先。此事我胸中已确有把握,殆非妄言。[28]

张裕钊致张浍信札

张裕钊北来主持莲池，后辈学人中在京城者袁昶、沈曾植、郑孝胥最重其书法，蒙袁问询笔法，书论得以留存。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袁昶作《记生平师友行谊》言：

山长张廉卿裕钊，武昌人，临《吊比干文》《礼器碑》五十年，得其骨格。[29]

二人相识早在同治辛未（1871）年，袁记：

同治辛未长夏，予报罢出都，游白门，主从外舅薛桑根先生惜阴讲院。一日使相曾文正招李小湖山长联琇、范鹤生吏部鸣输及桑根丈宴集莫愁湖上。张廉卿裕钊时主讲一小书院，预焉。……又顾廉卿曰：“今日两大山长在坐，可云大山宫小山矣。”曝然放仗而笑。桑根先生归以语予，追忆其事。[30]

张裕钊《重修南宫县学记》整拓本

光绪乙酉（1885）八月，袁昶有保定之行，记见张裕钊事：

张廉卿先生名裕钊，武昌人，道光末考国子监学，录考官为曾文正公。文正得其卷，出语人曰：“曾子固复出矣”。后廉翁治古文甚勤，依文正于江南节署，雅为公所器厚。

廉翁口不臧否人物，不谈时事，有先辈风度。今日枉过村舍，忽慨然言之，所言极中时病，非书生迂阔语也。

廉翁有一帖云：“弩如流金下注，磔如居舰冲（一作凌）波。掠如饥鹰捩影，侧如跃虎蹲厓。啄如利箭破的，勒如长剑决云。跃如荓蜂出虿，策如潜虬跃渊。折如曲流赴壑，弋如壮士挽强。"此论八法，亦可谓妙于形状。

又一帖云：“凡古人文字，必译其字句，以考其志义之所归；审其声音，以追其神志之所趣。用此二者，精密以求之，虚静以体之，则思过半矣。”此必湘乡公相传之言。朱子云：温公答一学者书，举《荀子》四句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视此说更周匝。[31]

此记并识语于张裕钊受知于曾国藩及对书法之永字八法、读书之认识至为真切。

此行，袁昶有诗为赠，张裕钊作《次袁爽秋郎中昶见赠原韵》：

别来不记几寒暑，憔悴时危一老翁。

旧雨偶同云会合，真愁能与雪消融。

王城浩浩著君隐，世路悠悠谁我同。

百感纷纭从扫却，且拚烂醉荔枝红。[32]

乙酉十一月，袁昶记：

闻张廉翁每晨早起，临《礼器碑》一通，率反复有字而后易纸，不轻为人作八分，然大楷由是日进，瘦劲有力，何猿叟后不易得也。能深入篆籀法，然后工作隶，能精通隶势，然后工作大楷，能下笔深于楷，则然后可纵笔为行草，古人学艺事，厘然有次叙，绝不相乱。此取法上乘乃得中乘之诀也。若入手便学《争坐位》《岳麓寺》《韭花帖》者，不可与言书，此非予一家之秘言也。[33]

光绪丙戌（1886）五月，袁记：“得张廉老保定手书，兼惠作草隶四纸，风致萧散。郑道昭、丁道护乃今复见之。”[34] 袁氏评价至高，裕钊“草隶”之作今不多见，而袁氏比之笔力同于北魏郑道昭、隋之丁道护，以见裕钊之北碑取益和功力之深厚。

张裕钊行书七言联

光绪戊子（1888）七月，张裕钊进京，次子张浍应八月之顺天乡试。袁昶记：“晤张廉卿山长，云明年将移主鄂中江汉书院，动南归之兴矣。偶谈及金人竹溪党文献公篆分之工，近代罕有其匹。”[35] 党文献为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谥文献。以见张、袁见识之博。八月，袁昶数次拜见裕钊，问笔法，记下了最珍贵的张裕钊书论：

诣张廉卿先生，乞写先茔墓道刻石。

诣廉翁，叩笔法。廉翁论包安吴言执笔，名指力与大指相敌，乃有佳书，及始《艮》终《乾》之诀甚善。《巽》《艮》《乾》《坤》以每字波折起讫之左右上下方位喻之。第言转笔之法，尚未详悉。又，每绎省字之精神团结，气势磅礴，全在笔先空际盘纡之处，未落纸时，状如怒貌抉石，渴骥奔泉；已落纸时，则如蜻蜓点水，轻燕掠波，乃有奇趣横出，若力悴纸上，意尽画中，斯佐史之奴书，徒见嗤于达者。顷为子培述此语，子培复释之云：画前不沉著，则无由摄势远意险之妙；落纸时，不宕逸则无以发神劲韵隽之趣。廉翁本意殆欲以至朴寓其至巧也，艺非天机精者，不能入神，故如是夫。

廉翁又云：世传王子敬执笔，右军从后掣之不动，决其当以书名世。此执笔贵紧也。东坡则云，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然书之功候既知平正，务追险劲，既得险劲，复归平正。玩其神理，非入手尚紧，渐入宽和者不能臻此境。然则偏尚紧与偏尚宽，皆非古人真诀也。《庄子》称轮扁斫轮，甘若疾徐之间，得心应手，非他人所能喻。然哉！然哉！

又云：小篆，丞相之后少温为绝学，次则党竹溪，宋金以来诸家莫及，唐初韩、蔡盖郐矣。隶则中郎以前，诸碑神妙不测，至魏之《上尊号》《受禅》两碑或云钟或云梁，工力已不逮远甚。晋代分书，《任城孙夫人》及《太公望》二石仅存，玩彼笔势，庸峭有余，虚和不足，殆世运为之也。去汉未远者尚尔，况自后魏《中岳嵩高灵庙碑》《陇东王感孝颂》以下乎。草惟右军为得伯英、征西之妙。汴宋以来，日趣狂怪，点画章法无闻焉尔。此三者，皆广陵雅操，难于嗣响。故己惟肆力于真、行二体，良以专精真、行，或可运篆势、分韵、草情融裁变化其中，以自成一家之气格。生晚俗薄，俭学寡徒，凡才地积养之，故秘授脉络之蕴，癖嗜孤诣，重内轻外，一时雅尚，受敕荣遇，是数者均不逮古人辽（疑为远）甚，而妄晞兼长，必至两绌。寿陵拙步，苎萝丑颦，坐为达人嗤鄙，岂智者为之哉？（袁昶按：予顷读庾子慎《书品叙》。庾生齐梁之间，其所品藻亦舍篆籀而甄录正草，益证廉卿之说不孤。古近自当存断代之意，非低心逐时趋也。）子培来，共观磁州《无量义经》，北齐石刻，嘉定钱氏、阳湖孙氏、青浦王氏皆未著录。字势壮丽，似水牛山《文殊经》，而浑穆不逮，取径巉秀，箭锋相直，颇有人马应弦之韵。[36]

送张廉老行，九、十之交，将归鄂中矣。谈次因述道光中在京士大夫，唐确慎诸公道艺切劘，后各有成就，诚极一时之盛也。又述巴陵吴南屏年垂八十，刻成《柈湖诗文集》，殊得震川归氏神理。晚游长沙而殇，遗令不受赙赠，以诗文挽者，令子孙拜受，此老风流，亦复个月韵泽于古训者，动与俗异，殊可思也。[37]

记中可悉廉卿赞赏包世臣执笔“名指力与大指相敌”及＂始艮终乾”之善。欲求字之精神团结，气势磅礴，“全在笔先空际盘纡之处”。沈曾植补说，袁又补裕钊本意为“殆欲以至朴寓其巧也”。

徐世昌草书杜甫诗

又谈王献之执笔紧、苏东坡之虚而宽，论曰“玩其神理，非入手尚紧，渐入宽和不能臻此境”。可谓实践有得之言。

又言书史，论篆、隶、草之演进，“故己惟肆力于真、行两体，良以专精真行，或可运篆势、分韵、草情融裁变化其中，以自成一家气格。”夫子自道为什么自己专心于真、行二体，事实上亦是，裕钊真、行二体融篆、隶、草于其中，自然而不露痕迹。先生自信于此，故敢言与“欧、褚并驾”矣。可想当时张裕钊、袁昶、沈曾植读碑、探求书法之乐。袁昶附记裕钊论文及前辈掌故，汲汲问学之情，令人慨叹。

张裕钊晚年本欲作文论书，惜未成文，日常以心得语于师友间者，幸有袁昶笔记留存，无憾矣。

张裕钊为朱积诚作行书七言联

《贺先生文集》卷二有《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论张裕钊书学，所言为平日贺涛闻于乃师裕钊而总结者，还可见沈子培（曾植）也有同识。录之以与袁昶所记相参照：

唐以后其法寝失，仿古者至晋而止，不能上溯，又或杂以己见，转而相歧，其书愈工，其去古愈远。先生取法北魏，而隶于汉，篆于秦，以上契乎取象造体之旨，而古法遂得。其真文之衰也，退之振以三代、西汉之文，三代、西汉之文自在也，当其时人犹怪之。先生之书，乃悟其法于灰尘侵蚀、滤浸断缺、不可辨识之碑碣，其难殆倍于退之，人之怪之也，其又奚疑？嘉兴沈子培嗜先生书如性命，恐人之不知也，欲著文以明其旨趣，且属涛为之。涛不敢任，则以书请于先生，以谓古之论书者多俪词、韵语，言其形似，后人无由悟入。若举斯、邕以至欧、褚诸家递相传授之法、后人所以失而先生所以得者，以退之论文之法论之，固斯世不可少之文也。先生犹未及为，故因先生之寿，托祝暇之辞，私述其说以献。然其所述，乃举闻见于先生者言其当然耳，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得而闻，固不敢妄窥而臆撰也。先生若嘉其意，而允其向所请者，别为说以示之，俾学者知仿古之必以法求，因而推之学问之事，道德之涂，则退之之功再见，虽有骇且怪者，将回首相向，而肯堂所谓不相知，更不必为先生虑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袁昶记：

批点《张濂亭山长集》竟，五言如《咏管幼安》云："一朝耽沉冥，但安心所藏。"《幽居》云：“万巷安可穷，卷帙取自娱。"七言如“遇物不留安所患”，见道语也。律句如《赠方存之》云：“文字虚名终底事，山林幽寄自前缘。"“两树青当户，一花红近人。"“淡烟何点宅，深树志公台。"句法皆光景常新，七律用惜抱法，亦有入微处。[38]

此时裕钊已逝两年，袁昶于其人、书、文、诗赞佩可云极矣。袁于何绍基习碑诸家皆推重，而于同代之赵之谦等不着一字，亦见文人崇尚自有所宗法。

张裕钊为孙葆田作行书八言联

此间，有张裕钊与袁昶二札、沈曾植一札可见。

然往者尝妄论宋元以来与汉唐笔法，判不相入，私究其故，汉唐人专从朴拙一路入，宋元明诸家，则皆以其取巧失之耳。因是以推论中国之治，所以大逮于古者，其弊亦正坐此。（与袁札其一）

来教综论世变，颇有采于瞽言，窃自幸其不谬，然阁下究极言之，乃更恢之弥广，按之愈深。今日之事，有能悬阁下之言以为的，举一世之积弊而尽易其故者，天下事何遽不可为哉？（与袁札其二）[39]

由书法之笔法衍传而推之国治，张、袁学术之涉是宽广的。

张裕钊《复沈曾植》：

前属书斋额，顾蒙齿及，且被以溢分之褒，良用汗颜。弟于兹事，本无以为役，惟数十年来窥寻汉唐、南北朝人笔法，似稍有悟入处。而巧力不足以副志之所趣，蹉跎白首，欲从末由。阁下昆季，天亮绝人，重以年力富盛，意量倬远。即以书法一事言之，它日亦决为轥宋轢元，踔唐攀汉，为千余年来别开生面。[40]

从此札可知沈曾嘱张书斋额，自言于书法稍有入悟处，忌书法之巧力，所论与袁昶者同。其对沈曾植、沈曾桐兄弟之期许是准确的，后沈曾植果为一代通儒和书法大家。张裕钊一同乃师曾国藩，有鉴人之能，于己家运、人之逆顺每每言之不爽。其读书、治学、育人、皆抱以真诚，不取其巧，与其书法研求是相表里的。

沈曾植行书七言联

郑孝胥与袁昶、沈曾植居官于京，时常过从，其楷法亦多取法张裕钊，不若袁、沈推之至重。其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廿一日（1890年4月10）记：“送共子培谈久之，观张廉卿楷字。余近始悟作字贵铺毫，于烂漫用意，而后能自成面目。张有大名，所书甚工，而绝不用此法，心不信之，究不能难也”。[41]

清末民国初年，张裕钊字帖，若《南宫县学记》《李刚介墓表》《张廉卿论学书札》《千字文》《批齐令辰课卷》《崔瑗座右铭士孙瑞汉镜铭》等大量印行，人得片纸皆珍重，风行之时，评价时有不同，郑孝胥为其一。

张裕钊张树珊墓表（剪裱本）

又民国八年（1919），杨昭隽、姚华跋默涵藏《张裕钊日课卷》云：

廉卿先生真书深得力于《吊比干文》，而每转换处莫不内圆外方，此崔浩法也。观于景风帖，可以知其所本矣。默涵先生出此见示，匆匆题记归之。杨昭隽。

廉卿先生书承碑学甫兴之后，有一时之名。自今观之盖犹不脱院体之习，雅则有余，变化不足，要与其文章相似，求肖于古人者甚力，绳墨益严，则才气即形不足，非有过人之禀者，孰能变化于规矩乎？内圆外方是书家江湖语，雅不欲袭此以诬先生。然世之崇廉卿书者又正力饰其说，甚至拟而为之，不合则矫揉造作焉，是廉卿之罪人也。己未（1919年）祀灶日，华。[42]

张裕钊于莲池书院有其题学古堂联句：“云汉中天，想累代寿考作人之盛；邦畿千里，望诸生驰驱报国之才。”又于保定湖广会馆戏台、保定两江会馆撰书联句，撰书传世之作《南宫县学记》《李刚介墓表》等，并为弟子齐令辰、贺涛家祠书联。莲池书院是其书法最成熟期。

张裕钊朱书十九言联

得其书法之传者：弟子贺涛、贺培新祖孙一族；弟子范肯堂一族；弟子张謇；弟子周云；弟子刘同文、刘世衡叔侄；弟子樊榕；师友王树枏一族；弟子丁国华、丁玉昆父子，师友袁昶、沈曾植、郑孝胥；弟子姚寿昌、姚锷父子；后学胡宗照一族；日本宫岛大八；家门则有子张浍、孙孝栘等。诸门人、后学得其传授则视为自己家法。

刘世楷楷书七言联

三南归

张裕钊自莲池书院南归，不舍也。

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因直隶总督李鸿章欲安排罢官之丰润张佩纶为莲池山长，遂与湖北巡抚奎斌（字乐山）相定，奎邀张回湖北主江汉书院。张裕钊知张佩纶将为李鸿章婿，又加之文人情怀、不忍为辱，即时复书李鸿章应允南归。实裕钊与莲池弟子相洽、诸生无不倾服，且次子张浍新中顺天乡试举人，待会试，二孙孝沐、孝栘在书院受读，家属俱在，每年修金二千余两（含学古堂主讲），挚友吴汝纶官冀州，内心不愿离去。后吴汝纶集资留主深州、冀州未能。莲池生徒亦极力抗争，相言“散去”，终张佩纶未能至莲池。张裕钊自保定南关天水桥码头乘船，作《留别莲池书院诸生》长句，为张裕钊一生中重要诗作，感人肺腑。

自我來畿南，奄忽今六载。

顾惟颠木孽，谬当葑菲采。

我诚惭朽株，君等竞蓓蕾。

枝蔓相荣枯，恋慕不可改。

乖合苦不常，归缆忽將解。

征鸿念俦侣，欲去犹回睐。

矧与二三子，别泪忍一洒。

离肠等九迴，纠若凗渊汇。

万古圣与贤，旷世不相待。

神合形终睽，志士涕如靧。

幸得并世生，在远亦何喟。

人生天地间，有若桴浮海。

波涛一冲激，谁能知定在。

努力追前修，九州犹庭内。[43]

裕钊先生诗意云：自我来畿南保定，不知不觉中已经六年。我本是不成材的，却让我当书院主讲。我已成朽木，而诸生徒是比肩生长的蓓蕾。一年四季我们在书院读书，融洽无间。奈何人生无常，我将乘船南返。征鸿还想念同伴，离开时还会回看，何况我呢？况且你们几位学生送我，不禁流下离别的泪。这离别的心情就像九转的肠，纠结太深了，无法形容。万古的圣贤，等着我们学习，大家要珍惜时光。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但终将分别，你们涕泪满目，我看到了。幸运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相离再远也不要伤心。人生活在天地间，就像飘浮在海上的小木筏子。遇到波涛的冲激，谁知道到哪里呢。希望你们努力向前人学习，九州再大，我们也如生活在一座庭院。

张裕钊行书节录《吕氏春秋》

其门人史汝箴（1846-1933年后，字右铭），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感师教，为师送行，有《送莲池书院讲师张廉卿先生旋里即次留别原韵》：

敬奉一瓣香，春风坐六载。

幸蒙不我弃，俾得瞻丰采。

桃李列门墙，雨露滋蓓蕾。

谆谆教无隐，蒸蒸观顿改。

方乐薪火传，执意歸缆解。

此去反何時，引领深盼睐。

性道未得聞，徒事扫与酒。

趋承慕渊博，学海百川汇。

名共山斗齐，开馆竞相待。

先知觉后知，革新面如靧。

春风容点瑟，定多感与喟。

形隔神为驰，何曾限山海。

高坚切仰钻，道自前后在。

地虽燕楚分，犹然一堂内。[44]

诗虽不如乃师沉郁，但于师之崇敬寓于字间。张裕钊离开莲池，犹关心着他的弟子，师友亦不曾忘记廉卿先生。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弟子刘若曾会试中式、钦点翰林，其心甚悦。于当年之顺天乡试，其莲池弟子多有中式者。九月廿四日《示沆儿》：

阅《顺天榜录》，安翰卿竟中解元，为之喜慰无已。阎瑞庭亦同时获隽。莲池仅得二人，可见文章究属有凭也。 [45]

十月廿六日，《示沅儿》又云：

得渠书，知莲池又中崔尚之及南宫于凤鸣二人，而周世臣亦复获隽。前《申报》榜录不详确，而周世臣更名周云，故此三人先皆未之知也。门徒之盛如此，亦一乐事。[46]

光绪辛卯（1891）中冬，张裕钊为弟子刘若曾书《崔瑗座右铭士孙瑞汉镜铭》，作识语：“中鲁仁弟以屏幅索书且属书箴言，为录《崔瑗座右铭士孙瑞汉镜铭》，既用勗之，又以嘉其志也。”壬辰（1892），张裕钊七十寿，刘若曾借张浍会试报罢归襄阳鹿门书院，送寿礼。裕钊殁后，张沆、张浍兄弟及孙辈孝栘、曾孙友焜四代与刘若曾情谊至亲，孝栘、友焜父子清末民初就职，都得刘若曾帮助，文献手稿今犹藏我之柳斋。

张孝栘楷书王维诗五首四屏

壬辰（1892），贺涛作《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赞师之古文、书法，尤言：

若举斯、邕以至欧褚诸家递相传授之法，后人所以失而先生所以得者，以退之论文之法论之，固斯世不可少之文也。[47]

又作《祭张廉卿文》，以抒痛怀。

贺涛嘱门人赵衡作《张廉卿先生七十寿序》，又作《书〈濂亭文集〉后》，言：

自文正公没，天下之达官贵人踵相接，而名能文者绝少，群仰两先生（指张裕钊、吴汝纶）为老师。某观于先生《赠蒋寅昉序》及《与黎纯斋书》，盖断然有以自决也。某以读冀之信都书院，间从吴先生问古文义法，吴先生每相语，必曰濂亭。某窃不自揆，尝欲一见先生，冀得一言以自益，一昔不遂。今相隔于数千里之外，而读其所著之文，独居讴吟一室之中，傲然俾睨乎尘壒之外，此岂有为而言哉！以彼易此，视世之所谓富厚宠利者何如也？”[48]

赵衡颇以张裕钊舍富贵，一意为文为自比。

吴汝纶、范肯堂弟子李刚己作《濂亭先生七十寿序》，尾云：

虽然，先生蓄德能文，其道固不同于隐者。自古贤者不遇时，往往托于文章诗歌，以自伸其志。吾意先生虽衰老，必能啸歌自得，是非今古，作为一书，以跻孟轲、杨雄之列。刚已他日得遂南游之志，间道谒先生，受其学，愿先生勿秘略也。敢敬献此文，为先生寿，且俟他时得先生文而征之。[49]

又作诗《怀濂亭先生关中》《哭濂亭先生》。前诗云：

斯文百代发雄光，旧六渊源到此长。

晚抱遗经向函谷，世留绝学嗣湘乡。

好贤六一今无继，受业三千已半亡。

耆旧如公几人在，栖迟零落为时伤。[50]

悲张裕钊之遇也。

吴汝纶行书自作七律诗

新城王树枏与五叔王锷随祖父莲池书院院长王振纲读书，时黄彭年受李鸿章聘在莲池之君子长生馆修《畿辅通志》，振纲嘱子、孙从黄读书，振纲逝，黄为院长，叔侄仍留院学习，黄又聘树枏修志，师生相得。树枏之学识并为直隶总督激赏，赞为“苏长公后一人”。黄彭年离任就仕，李鸿章欲聘树枏为院长，树枏以书院诸生多同门，力却之，与吴汝纶荐张裕钊主之。吴、张与黄关系不洽，而吴、张、王则志趣相投，以学术相砥砺，诗文之探讨见诸书札、文集。

树枏敬其人其文其书。嘱子禹敷学裕钊字，而自己晚年作楷，亦是裕钊书韵，外方内圆犹见诸笔端，老干琼枝，颇有碑趣。

其有诗《赠张廉卿》：

吾爱张夫子，文章海内师。

闻韶久忘味，载酒屡惊奇。

欲结秋兰佩，初终无间之。

芳菲不可挹，出入想云旗。[51]

张裕钊有《步王晋卿原韵》：

我属（疑为屡）闻君语，当仁不让师。

嗜痂偏有癖，送袌更多奇。

鹏鷃诚县矣，云龙忽媾之。

衰羸惭角逐，几欲去其旗。[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