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释道衍，1335－1418)是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他辅助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统治，建立永乐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他帮助明成祖朱棣治理国家，辅导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对“新明朝”的巩固做出贡献。他讲经说法，弘扬临济宗、净土教，临终前奏准释放名僧溥洽，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佛教。
已有的姚广孝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其作为“靖难”之役军师及生平事迹、[1]佛学思想，[2]以及诗文成就。[3]但是，迄今的研究仍不全面和准确，表现为使用传说舛误史料较多，缺乏对姚广孝于明朝历史转折和发展及中国佛教传承影响的全局性探讨。本文试图考辨姚广孝一生修为，突出其对明朝历史转折即“新明朝”建立和巩固及中国佛教传承的重要影响。
一、洪武高僧
姚广孝即释道衍，出生于元末江浙行省平江路长洲相城里(今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祖父菊山“业医养亲，僦屋一而住，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菊山生二子，长震之，次震卿。震卿娶费氏，生二子，长恒，“续祖、父箕裘之业”，仍行医为生；次天禧，即姚广孝。[4]
姚广孝幼年目睹贫穷家境，“不乐于医”，“欲读书为学，有成则仕于王朝，显荣父母。不就则从佛，为方外之乐”。但是，家里很难供他走读书科举之路。至正八年(1348)，他选择“从佛”，“出家于里之妙智庵”，成为一名沙弥，法名“道衍”，字斯道。至正十二年(1352)，他正式“薙发为僧”。[5]当时，正值元末红巾军起义在各地爆发。次年起兵于泰州的张士诚，不久占领了平江，“城中僧坊，例皆军住”，[6]姚广孝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先往古刹北禅寺，从“虚白亮公”习天台宗，寻“弃之”。[7]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转向禅宗，往杭州径山寺参谒禅僧愚庵智及，“咨叩禅要”。[8]
智及为禅宗临济宗第二十一世高僧，先后住持名刹杭州净慈寺、径山寺，宋濂称“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达摩正传、追配先哲者”，“一人而已”，[9]是当时佛教领袖人物。智及以姚广孝“性颇慧，不倦开发，命掌记”。从师三载，姚广孝“得尝鼎脔，而知其味矣”，[10]得其法。两浙一带，南宋以后，禅林尊宿，“道重天下”“四方龙象奔走”，是当时佛学中心。姚广孝广参博究，“往来十余年，尽得旨要，声誉洋洋聿起江海间”。[11]对儒、道乃至兵法等“外学”，他也颇涉猎。他“少嗜学，喜为诗文”，[12]与诗文名家高启等结为“北郭十友”，[13]相互唱和。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读书学道，兼通兵家言，尤深于机事”，姚广孝师之，“尽得其学”。[14]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每年都召集高僧到首都南京，举办法会，“为死者超升，生者解冤”。[15]其中，洪武四年(1371)“诏取高僧”，姚广孝名在其中，“因病免赴京”。[16]洪武六年(1373)，姚广孝“请给礼部度牒，于觉林寺入册”，[17]即在苏州觉林寺登记，领取明朝度牒。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又“诏通儒学僧出仕”。他“赴京师礼部考试中式”，但“不愿仕，钦赐僧服还山”。[18]他随智及居于苏州穹窿山海云院，“辟小室，奉弥陀画像于西隅，昕夕面之西称念”，[19]既习禅，兼念佛修净土。
他也曾四处游方。游嵩山寺，遇相师袁珙看相说：“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刘秉忠流也。”袁珙卜算其为元初以僧人身份辅佐元世祖的刘秉忠(释子聪)式人物，姚广孝“大喜”。[20]至京口，他赋诗：“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21]同辈高僧宗泐诮之曰：“此岂释子语耶？”他“笑不答。”[22]
其后，他先后担任几所佛寺住持。禅宗灯录称他“初出世临安普庆，迁住杭之天龙、嘉定之留光”。[23]其住持普庆寺的起讫时间不明。宋濂有文称，洪武十一年(1378)九月，智及示寂，普庆寺住持姚广孝“自状其行”，为“请铭”。[24]迁住杭州天龙寺时间亦不明。姚广孝曾记曰：“洪武初，余为僧，住持杭之天龙禅寺，寺众极清苦”。[25]住持留光寺未见其他记载。
姚广孝没有说法语录行世。今存其上堂说法语三则，第一则是普庆寺所说：
上堂，举修山主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镇长存。若作一二会，永劫受沉沦。修山主尽力只道得八成，普庆为他画虎添斑去也：二破不成一，黄昏候日出。一法镇长存，面南看北辰。若作一二会，隔壁猜哑谜。永劫受沉沦，圆通解脱门。喝：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26]
这则拈古，就五代龙济绍修禅师之颂加以阐释，不说一也不说二，提示学人破除执着，自悟本心。他说喝兼施，大机大用，展示出临济宗风。
从出家至选为庆寿寺住持，姚广孝完成了从沙弥到高僧的积累和转变。后来明成祖称他这一时期“轨行峻严，人皆尊仰。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27]
二、庆寿住持
从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至建文四年(1402)十月，姚广孝担任北平(今北京)庆寿寺住持。
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册立马皇后所生皇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同时，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28]决定分封诸子为王，以作“藩屏”。洪武三年(1370)四月，他首批封第二子朱樉、第三子朱、第四子朱棣等九子及侄孙朱守谦为王。朱棣受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二月就藩北平。至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诸王奔丧回京，并奏请选取名僧，随而之国，为马皇后“诵经荐福”。[29]左善世宗泐“举道衍等三人，太祖亲选衍住持北平之庆寿寺”，[30]跟从燕王朱棣。
庆寿寺位于燕王府西南不远处，是金元以来北平城内最重要的佛寺之一。姚广孝在此，“都是为了已故皇后，过着诵经、念佛、修斋的日子”。[31]他上堂说法：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庆寿升堂打鼓。山门厨库交参，露柱灯笼起舞。直得开山和尚，向山僧拂子头上，将木剑绵虵横拈倒弄，踊跃欢喜而脱。咒曰：室利室利，苏噜苏噜。报禅流，休莽卤，蟭螟虫，吞却虎，大地山河无寸土。[32]
日本僧人无初德始于洪武初来中国，居天界寺，参谒宗泐，“机语契合”。后游方至北平，住庆寿寺。至此，姚广孝“来莅寺事”，以德始“为法门犹子”，“延致丈室，相与激扬临济宗旨”。[33]
姚广寺不仅指导弟子习禅，也讲解佛经。先是，洪武十年(1377)，太祖命高僧宗泐等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全国，令僧人讲习，冀以提高僧众义学水平，并统一思想。尽管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姚广孝也遵令讲解。如洪武十六年(1383)夏，弟子“智荣等五七辈，禅坐之余”，以宗泐所注《心经》请其“讲演”。他“始以旧所闻见，而于新注之中事相有所不能知者，句义有所局碍者，一一节解条析”。[34]他又将该经注“画而为图”，“姑以孤山[智圆]、越溪[性澄]之说以释其义”，成图册，“用贻诸孙”“发挥本有风光”。[35]史称，时“众集如云，法席一振”。[36]
三、“靖难”军师
姚广孝在历史上以“靖难”军师而闻名。假若没有“靖难”之役，他只会是一位佛教内稍有名气的道衍禅师，当时社会、后世众生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那么，他如何成为“靖难”军师？“靖难”之役中又怎样发挥了军师作用？
第一，辅佐决策，练兵为备。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标病逝。九月，明太祖改立朱标次子允炆(朱标长子雄英早夭)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明太祖驾崩，朱允炆继位，以明年为建文元年(1399)。如前所述，明太祖分封诸子为藩王，秦、晋、燕等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37]对明初政权安定和巩固做出了贡献。建文帝年轻辈小，性格宽仁，诸位叔藩为“尊属，拥重兵，多不法”。[38]特别是秦王朱樉、晋王朱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十一年死后，燕王朱棣成为诸王最年长者，居强藩之首，早已窥伺皇位。为了解除藩王威胁，建文帝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帮助下，“以次削夺诸王”，“周、代、湘、齐、岷五王相继以罪废”。[39]然后，剑指燕王朱棣。朱棣则在姚广孝鼓动、辅佐下，发动“靖难”之役。
关于姚广孝鼓动燕王朱棣起兵夺位，明代以来流传着两个不同版本故事。《明史》记载，马皇后去世，藩王奏取名僧，“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40]则在宗泐推荐后，姚广孝见过朱棣，且说服他，于是朱棣向太祖求得姚广孝。具体细节，《明史》无载。明朝后期的一些私史、杂记记载说，姚广孝先谒朱棣，许诺要奉一顶白帽子与他戴，即助其将来成为皇帝。如嘉靖后期陈建《皇明通纪集要》记载：“太祖择名僧辅诸王，文皇帝时为燕王，广孝自请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当奉一白帽子与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广孝于太祖。”[41]在此前后，姚广孝先谒燕王朱棣、许诺奉一顶白帽子与戴之说遂为各种私史、杂记采用，且铺陈演绎，最为人所熟知。
然而，最早记载姚广孝鼓动朱棣起兵夺位的《野记》，提供的是另一个故事：姚广孝住持庆寿寺之初，“未见亲密”。燕府医士刘观等因事谪云南，遇铁佛寺僧此宗等“谈邸事”，称“姚和尚知之”。刘观等放还，遂向朱棣报告，朱棣召问，姚广孝以“观音课”为卜，“以一文钱掷之，徐复一掷，掷讫，语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说。曰：有之”。[42]即姚广孝用“观音课”卜算朱棣当为皇帝，加以鼓动，从而得到亲信。这个故事又被明代中后期的不少私史、杂记转引传播。
上述第一个故事，即姚广孝先谒朱棣、许诺奉一顶白帽子与戴，是明朝后期才出现的，明朝中期以前并无此说。其实，当时明太祖及太子朱标身体壮盛，朱棣之国才两年，缺乏政治、军事历练和夺取皇位资本。姚广孝作为高僧，且精通三教、兵法，初见朱棣，应该不会漠视形势，鼓动他造反夺位。因此，它“都是后人附会，即使姚广孝确存此念，也不可能过早暴露”。[43]第二个“观音课”故事，则是明朝中期开始流传。《四库全书总目》称“《野记》诸书，记人事尚多不实”。[44]这个故事也充满神异色彩，明人斥其“禁中机密之事”“何人泄漏，而允明知之乎？其妄诞甚矣”。[45]
事实上，燕王朱棣就藩之初，并未获得重任，没有什么政治、军事资本。只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随着身体逐渐壮硕，阅历日益丰富，太祖才命其统领北平兵马，指挥颍国公傅友德、齐王朱榑等征伐北元。他有勇有谋，指挥得法，取得胜利。而侧翼配合的晋王朱无功而返，秦王朱樉则无预其事。战后，朱棣遂为太祖所倚重，“凡元军先后内附到北平的，皆听燕王调用，从此燕王势力日益强大”。[46]此后，朱棣萌生夺取嗣位的野心。史称，姚广孝“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47]大概是他看准了朱棣的实力和野心，开始与朱棣谋划将来夺取皇位。
为坚定朱棣起兵夺位信心，姚广孝还“荐相术袁珙以决之”。袁珙入燕王府，相朱棣“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其幼子忠彻，“传父术”，也卜算北平朝廷官员“于法皆当刑死”。朱棣“大喜，起兵意益决”。[48]对此，袁珙自记说：“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49]这与朱棣统军出征北元大捷后，获得太祖倚重的时间基本吻合。次年六月，朝鲜使臣赵浚等来明朝“贺圣节，道经北平”，朱棣“倾意待之”。赵浚也感觉到朱棣“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50]可见，至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政治野心萌发，姚广孝开始鼓动起兵夺位。
明初分封诸王，每王府皆设护卫军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人。燕王之国，太祖“给赐燕山中、左二护卫侍从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51]洪武二十三年以后，北平一带的统兵大将、地方军队乃至地方官员皆受其节制，实力在藩王中一时无双。建文帝削藩，令“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52]朝廷还调缘边官军三万屯驻开平，燕府护卫军精壮被抽走，仅剩七八百人。在姚广孝谋划下，朱棣“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王府本为元朝皇宫，高墙深围，姚广孝“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铸军器，蓄鹅鸭乱其声”，[53]练兵其中。
第二，巧解天道天象，鼓舞士气。
朱棣起兵，毕竟是造反犯上，违背传统道德人伦。而且，建文帝实行宽仁之政，颇得民心。因此，真要起兵，朱棣不免疑惧，问道：“民心向彼，奈何？”姚广孝回答：“臣知天道，何论民心。”[54]他强调朱棣为“太平天子”，受命于天，从“天道”至上高度为朱棣提供理论依据和心理安慰。
一切准备就绪，朱棣问询起兵日期，姚广孝“每言未可”，“伺有天兵来助乃可”。一天，他报告：“明日午时，天兵应至。”次日午时，朱棣“发兵，见空中兵甲蔽天，其帅即玄帝也。”朱棣“忽揺首，发皆解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应云”。[55]原来，姚广孝请来“玄帝”及天兵天将相助。这当然是神话，不能当真。但是联系当天风雨阴晦，更可能是姚广孝与朱棣先择暴风雨天起兵，时空中乌云翻滚，移动变幻，显出如玄帝、天兵天将形状，或者他们提前用纸、木等扎成神像，置于王府殿顶等高处，再让朱棣解发被面，装神弄鬼，蒙骗殿下远处的将士和北平军民，借以鼓舞士气。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请来玄帝与天兵天将相助的记载，也是后来编造出来的。
《明史》则记载，朱棣与姚广孝择定日期后，至期，即建文元年(1399)七月七日，“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朱棣“色变”。姚广孝则说：“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不仅消除了朱棣疑虑，更激励了起兵将士。于是，“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56]
建文二年(1400)底东昌之战，燕军大败，士气受挫。据说，出师前，姚广孝曾预言：“师且捷，费两日耳。”迨东昌败，他对朱棣说：“臣固已言之，昌于文‘两日’也，此后全胜矣。”[57]他假借预言，稳定军心。朱棣想稍事休整，姚广孝“力趣之”，[58]整兵再战。
第三，指挥作战，决策直捣京师。
朱棣藩邸帐下，主要是武人军将，攻城作战是其长，运筹帷幄则为其短。姚广孝习兵法，负起战略决策和指挥之任。史称“军中有闻见异事，及兵进止，辄缄书飞骑问公，条答附去，并中机适”。[59]如建文二年五月，燕兵围攻济南，三月不克，师疲军衰。姚广孝给朱棣写信：“师老矣，请班师”。燕兵“乃还”。[60]
至建文三年(1401)底，“靖难”之役打了三年，燕军因兵力有限，并没占到太多便宜，“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此时，因朝廷一些宦官逃投燕军，“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61]姚广孝得报，立即提出：“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一战略决策极为高明，所谓避实击虚、擒贼先擒王。朱棣“从之”，不再拘执于北平、山东等地一城一地的争夺攻守，而是领兵向南疾进，“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62]次年六月十三日，燕兵占领南京，建文帝自焚(或说逃亡)。十七日，朱棣登极，以明年为永乐元年(1403)。
第四，辅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稳定后方。
“靖难”期间，姚广孝一直辅佐燕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建文元年十月，朱棣带兵往袭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朝廷部队乘虚“围北平，筑垒九门”。[63]鉴于敌众我寡，姚广孝采取坚守待援之策，“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迨朱棣回军，“内外合击，斩首无算”。[64]史称朱棣“每出师，命[姚广孝]侍世子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65]坚固的北平，为朱棣攻伐征战、夺取皇位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地和稳定的后方。
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作用，《明史》说：“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66]
四、永乐重臣
明成祖即位后，于建文四年(1402)九月“升赏奉天靖难诸将”，丘福、朱能封为淇国公、成国公，张玉、陈亨追封为荣国公、泾国公，其他封侯、伯者各十余人，赐食禄米自二千五百石至一千石不等，“子孙世世承袭”。[67]而“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十月，宣至京，授僧录司左善世”。[68]左善世是僧录司首长，正六品，禄米十石，这与丘、朱等相比有天壤之别。何以如此？据明成祖说，姚广孝“乐于优游，无心荣显”。[69]既然如此，则左善世非他莫属。
但是，明成祖始终记挂姚广孝。至永乐二年(1404)四月，他“命僧录司左善世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70]太子少师是东宫官属，三孤之首，“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正二品，为当时文官最高品级。此前，明太祖、成祖均曾任授过三公、三孤，皆“止为兼官、加官及赠官”。[71]而姚广孝“不兼它官，不领他职”，是“真任”。[72]成祖下令复姓赐名，显然是希望他像僧子聪被赐名刘秉忠一样，还俗为官，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成祖“命蓄发，[姚广孝]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他接受了太子少师官职，却不还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73]展示出其临济高僧淡泊名利的风骨。
永乐年间，作为朝廷重臣的姚广孝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
第一，辅导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
成祖任命姚广孝为太子少师两天后，册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74]姚广孝的职责是辅导太子：“今建储嗣，简求贤辅。以卿旧人，特授太子少师。”[75]其后，成祖数次北征，长住北京，姚广孝皆在南京辅佐太子监国。显然，成祖还是把辅佐储嗣朱高炽的重任交给了最信任的姚广孝。
不久，成祖又令他辅导皇长孙朱瞻基。高炽长子、皇长孙瞻基自幼聪颖，深得成祖、徐皇后喜爱。至永乐二年四月，成祖立高炽为太子，也希望将来他能传位给瞻基。对自己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成祖也注重培养。永乐五年(1407)四月，瞻基九岁时，成祖令其“出阁就学”，召姚广孝等谕曰：“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凡经史所载孝弟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究。浸渍之久，涵养之深，则德性纯而器识广，他日所资甚大，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也。”[76]史称，朱瞻基“初出就学，太宗皇帝命设讲席于华盖殿之东，令太子少师姚广孝及翰林内阁之臣往侍讲读，后讲读于武英殿”。[77]
第二，赈济苏湖，施财乡族。
苏松一带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元末明初，水利失修，遇夏季雨水暴发，往往成灾。永乐二年六月，“直隶苏、松，浙江嘉、湖等郡水，民饥”，成祖先命监察御史高以正“往督有司赈之”。几天后，又命姚广孝“往苏、湖赈济”，谕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穷无衣食，岂可不恤！……卿往体朕此心，不可为国惜费。盖散财得民，仁者之政”。[78]成祖如此破格指派，一是诸府水灾严重，需要大臣主持赈济事宜，二是让姚广孝衣锦还乡，“散财得民”，[79]笼络人心。
姚广孝“当炎热，不惮烦劳，亲往县道，一一赈济。又责县官去年多以淹报熟，致田家甚困，不能深体圣天子子养亿兆之心”，“督州县急发米赈济，思人之饥，犹己饥之”。灾民得赈，“四野莫不欢欣”。[80]他还“以上所赐钞帛，分遗亲族邻旧，皆使得沾圣泽。”[81]这次姚广孝往苏湖赈济，后来有人编造出其回乡往见老友王宾而遭冷遇、见亲姊被斥责的故事。其实，它们都是明朝中期编造的，清人钱谦益、刘承乾等早有辩驳，斥为“吴儿委巷妄语，流误史家”，[82] “大约当时吴下文人，多不满靖难事，故借笔墨以诋佐命之臣”，“未可尽信也”。[83]
第三，主持重修《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
明成祖以藩王造反而夺得帝位，因此奋发作为，努力塑造圣君形象和地位。永乐元年七月，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编撰一部包罗万象的大型类书：“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84]解缙组织了近150人的编书班子，至次年十一月编成，“赐名《文献大成》”。但翻阅后，成祖发现内容“多未备”。[85]因解缙是正统而激进的儒臣，坚定维护儒学地位，甚至主张“释老之壮者驱之，俾复于人伦；经咒之妄者火之，俾绝其欺诳”。[86]这样的立场，使他不可能对佛教、道教以及诸子百家持平等兼收的态度。于是，成祖“命重修”，令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箎、解缙“总之”。姚广孝牵头动员了两千余人参与其事，包括许多僧道方士，至永乐五年十一月成书，“更赐名《永乐大典》”。[87]《永乐大典》征引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类书和重要文化巨著，是明朝繁盛文明的代表。
《明太祖实录》始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三年十二月修成，详细记载明太祖自出生至驾崩间各方面事迹和状况，对燕王朱棣等藩王事迹自然多有记载和揭露。成祖即位后，显然不能容忍这样的《太祖实录》存在和流传。登基四个月后，他借口“遗逸既多，兼有失实”，下令重修，敕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88]但李景隆等都是“建文旧臣”，大概领会不透，或者贯彻不彻底，修成后被指责“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89]永乐七年(1409)三月，成祖第二次命重修《太祖实录》，主持者为翰林学士胡广。到永乐九年十月，成祖再命重修《太祖实录》，以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夏原吉等人上表进《太祖实录》，而姚广孝则于此前二个月去世。对于新修《太祖实录》，成祖“披阅良久，嘉奖再四”，[90]令为定本留传。
第四，知人识人，荐举贤能官员。
“靖难”起兵前，姚广孝推荐相师袁珙，坚定了朱棣信心，已如前述。成祖即位后，袁珙仍为所信用。太子之立“久不决”，袁珙则相朱高炽为“天子”、朱瞻基为“万岁天子”，“储位乃定”。据说，袁珙“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91]对成祖用人理政起了很好的作用。
方孝孺，幼警敏勤学，师从学士宋濓，对儒学、文章有极深造诣。洪武后期，两次觐见，太祖令“老其才”，备后世大用。建文时，召为翰林侍讲，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靖难”兵起，朝廷讨伐诏檄“皆出其手”，进兵谋略多听其议。朱棣往攻京城，姚广孝以方孝孺为托，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之。*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迨京城下，朱棣欲使其草拟即位诏书，哪知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坚不奉命。成祖怒，“命磔诸市”。[92]可见，姚广孝确实有识人之能。他知方孝孺为醇儒忠臣，所以推荐给朱棣。朱棣却为方孝孺不屈所激，怒*之，确实可惜。
夏原吉，建文时官至户部右侍郎，廉能有为。成祖即位后，转左侍郎，进尚书。他“详定赋役诸制，建白三十余事，皆简便易遵守”。浙西水灾，往治水赈济，均有成绩。姚广孝“还自浙西”，赞其为“古之遗爱也”。[93]其后，夏原吉得到进一步信用，是永宣时期中枢决策的主要官员。[94]
此外，赵友同，因姚广孝荐“授太医”。后修《永乐大典》，“领副总裁”；“修《性理大全》，亦预焉”。[95]王达，因姚广孝荐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为人谦和恭慎，为文章以诗名”。[96]
第五，以僧人身份传承和弘扬佛教。
其一，担任左善世，参与领导和管理佛教事务。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永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姚广孝等奏：“天禧寺藏经板，有人来印的，合无要他出些施利。”奉圣旨：“问他取些个。钦此。”[97]即对来南京天禧寺请“洪武南藏”经板印刷藏经者，天禧寺收取费用。这成为以后大报恩寺(由天禧寺重建而成)对来请“永乐南藏”经板印刷藏经者收取“板头银”的“法律依据”。
姚广孝任左善世时参与领导和管理佛教事务的直接记载不多。但是，至永乐二年四月他专任太子少师，《明太宗实录》记载朝廷处理佛教重要事务多项，如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98]永乐元年正月“礼部请循例三年一给僧、道度牒”，[99]七月“给僧度牒三百五十二”。[100]这些佛教事务的办理，作为左善世的姚广孝无疑要参与。
其二，讲经说法，传承和弘扬佛教。姚广孝虽受太子少师之官及复姓赐名，但保持僧人本色，“戒行尤谨”“畜一大鸡，鸡一鸣即起，朗然诵经。虽日理国事，不间也”。[101]临终前，他“召诸门人，告以去期”。[102]可见，日常还有弟子围绕在他身边。
僧德始于洪武二十三年往四川游方。永乐初，姚广孝“寓书招之”，“迎归其第，昕夕论道”。永乐六年(1408)春，德始应聘住持北京平坡山寺。十年(1412)，“特旨升领龙泉寺”。得到姚广孝的开导与加持，德始“高提祖印，勘辩方来，全体大用，逈出乎言象之表者”。[103]
其三，抄传《道余录》，撰写《佛法不可灭论》，护持佛教。
早在元末径山寺习禅之暇，姚广孝曾撰《道余录》长文，摘取程、朱等人“攘斥”佛教之言四十九条，批评他们“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极为谬诞”。他引用佛教、儒家经典及史实，“逐条据理，一一剖析”，加以反驳。稿成，“藏于巾笥有年”。明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确立其独尊地位。一些正统的官员士子，如方孝孺、解缙等宗奉程朱，视佛教为“异端”，极力主张排佛、灭佛。至永乐十年(1412)十月，他“自公退，因捡故纸，得此稿，即净写成帙”，[104]抄写流传。
他又撰写《佛法不可灭论》一文，采用问答体形式，立足佛教之说，并引证史实，阐述佛教“人之有势力不能灭”“天能灭而不敢灭”“佛法不可灭”，[105]告诫世人灭佛、排佛“徒劳无功”。
其四，临终前奏准释放高僧溥洽。溥洽，字南洲，宋陆游后裔。元末从学于天台宗高僧杭州上天竺寺东明慧日、普福寺具庵如玘，“凡诸经范精粗小大之义，靡不贯串。而旁通儒书，间以余力为诗文，多有造诣”。洪武年间，先后住持孤山玛瑙讲寺、苏州北禅寺、杭州下天竺寺。明太祖召其为僧录司右讲经，主南京天禧寺。迁右阐教，升左善世。时“国家建法会，一切科仪文字皆师定，以贻范于后”，[106]是洪武后期至建文年间最有名的僧人和最高僧官。“靖难”后，成祖以姚广孝为左善世，溥洽居右。后溥洽被揭发“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即燕王朱棣，引者注)。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助其出逃，遂被逮下狱。至姚广孝临终，“言愿释溥洽”，成祖“从之”。时溥洽被囚十余年，“白发长数寸，覆额矣”。[107]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姚广孝来朝北京，病重不能朝见，仍居庆寿寺。成祖“临视者再”。“问后事”，姚广孝对曰：“出家人复何所恋！”“强之”，姚广孝“终无言”。[108]表现出看空世界、了无挂碍的高僧本色。二十八日，他“端坐而逝”。[109]
五、身后褒贬
以往学者对姚广孝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靖难”功绩及在永乐朝的部分政治作为，称其为“黑衣宰相”、[110] “明初著名政治家”。还有学者分析了姚广孝《道余录》《佛法不可灭论》体现的护法思想，以及《净土简要录》《诸上善人咏》透露出的净土思想。这些都颇有见地，富于启发意义。但是，基本忽视了永乐朝以及“永宣之治”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地位，未能从明朝历史发展的高度评价姚广孝，也未论及其对当时中国佛教传承和发展所做的贡献。下面，我们试加论述。
首先，姚广孝辅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统治，建立永乐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
明初，太祖按照传统嫡长子继承制，册立朱标为皇太子。朱标病死后，明太祖又按伦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迨太祖驾崩，朱允炆继位。这样，不出意外的话，明朝皇位应在朱元璋—(朱标—)朱允炆及其子孙后代中传承。但是，“靖难”之役打断了(朱标—)朱允炆子孙后代继承皇位体系，明朝帝位改变为朱元璋—(朱标—)朱允炆—朱棣及其子孙后代传承体系。朱棣建立的永乐王朝已经不是明太祖当初设定的皇位传承的明朝，而是一个改变了皇位传承顺序的“新明朝”了。
说永乐王朝是“新明朝”，不仅表现在皇位传承系统的变化，更表现在其治国理念、施政作为以及实际效果的不同。建文帝长于深宫，从小受到完整而良好的儒学教育。继位后，他一改洪武后期严苛高压政策，推行宽仁之政。他提高文官品级，“归重左班”，倚信齐、黄、方等文臣；赦罪平冤，宽刑省狱，建文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111]仿《周礼》更定官名、品级、礼制，合并州县，裁减冗员；江浙重赋，“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112] “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力图恢复井田制；军事、法律手段并用，迅速削藩。建文帝改革，如提高文官地位、宽刑省狱、减轻江浙重赋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民心声，“天下莫不颂德焉”。[113]
但是，建文帝复古改制，更定官名，欲推行井田制，企图开历史倒车，徒增纷扰，滞碍难行。[114]他用人不当，齐、黄、方等均为饱读诗书的儒士，而非治国理政能手，改革操之过急，又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尤其是削藩措施失误，导致燕王朱棣得以起兵，国家陷入战乱。《明史》称，“始削藩议起，帝入泰、子澄言，谓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屡败，意中悔，是以进退失据”；[115] “靖难”之役中，建文帝诏“毋使负*叔父名”，朝廷将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116]使朱棣得以逃生；燕兵渡江，进逼京城，“或劝帝他幸，图兴复”，而方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117]非要演出一部儒家高扬的国君死社稷的迂腐剧目。朝廷军队主帅长兴侯耿炳文、曹国公李景隆，皆寡谋而不知兵，作战不力。燕兵到达京城，李景隆开金川门投降，建文王朝覆灭。而主持军事的兵部尚书齐泰，在京师失守后，“墨白马走”，没逃多远，马“汗出墨脱”，被人认出，“遂被执赴京”。[118]这样的皇帝和文武大臣，即使没有“靖难”之役，面对彪悍的北元蒙古势力，恐怕也难以克敌制胜，其王朝存亡要大打问号。
明成祖朱棣政贵务实，不事虚文。他以恢复太祖“祖制”为名，取消建文年间的一些改革措施；设立内阁，稳妥削藩，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疏浚运河，迁都北京，加强北部国防力量；移民开垦北京、山东等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编修《永乐大典》、三部“理学大全”等，提倡发展文化，统一思想；积极经营边疆，数次亲征漠北，封授西藏政教首领，置奴儿干都司；征讨安南，派遣郑和下西洋。明成祖以雄才大略，奋发作为，进一步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恢复发展生产，国力逐渐强盛，为此后近三百年的明朝统治打下坚实基础。《明史》称赞成祖“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119]
学者指出，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对治理较好的一个时代的赞誉”，“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永乐朝都完全具备”，“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120]还有学者指出，“明代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政治裂变：一次是建文元年(1399)发生的‘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成功地实现了皇位更替，开创了新的时代”。[121]朱棣死后庙号本为“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8)改称“成祖”，世宗君臣赞其“再造之功，同于开创”。[122]可以说，明朝从衰弱失败的建文王朝，到强盛成功的永乐王朝，无论是治国理念，还是施政作为，乃至实际效果，都已经明显不同。永乐朝在明朝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可以称为“新明朝”。作为“靖难”第一功臣的姚广孝，无疑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
其次，姚广孝辅助成祖治理国家，辅导、教育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对“新明朝”的巩固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永乐年间，姚广孝参与了“新明朝”的建设。他赈济苏湖，使“四野莫不欢欣”，对于消减水灾影响，保障民众生活和生产，乃至安抚江南士民普遍存在的对抗情绪都不无益处。他主持重修《永乐大典》《太祖实录》，招揽、笼络了大批儒士及佛、道各色人物，既可消解一些人的对抗情绪，也为后世留下了文化巨著。他举荐袁珙、夏原吉等人，对永乐朝建立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解，乃至仁宣时期用人理政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姚广孝还辅导、培育了朱高炽、朱瞻基。成祖称其“为宫僚，从容渐渍，忠言匡辅，虽老益尽其心”。[123]还有人称成祖选择“宿儒”来“教皇太孙，命姚广孝等讲读华盖殿，故宣宗诗文妙绝今古，而绘事尤精，虽圣神天纵，要之预教之功不可少也”。[124]强调了姚广孝等对宣宗文艺才能的教导之功。而实际上，如前所述，姚广孝受命“讲读”的主要是儒学经典、历史知识，以及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等，而非“章句”“文辞”。
在姚广孝等辅导下，朱高炽、朱瞻基均具备良好的素质，登极后继续推行永乐以来的政治、经济政策，并有所改革，明朝经济、社会继续发展，“蒸然有治平之象矣”，[125]致成“永宣之治”。人们提及明朝，常称道“仁宣之治”。其实，仁、宣“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永乐朝奠定了两朝基础，甚至比两朝更具有盛世特征，因此“永宣之治”之称“更合于历史实际”，[126]是新明朝的延续和发展。显然，姚广孝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对“新明朝”的巩固和发展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明清以来，囿于儒家传统观念，从最高统治者到官民士人，常把朱棣及“靖难”之役视为谋逆篡位，姚广孝则是帮凶以及名教罪人。本来，姚广孝去世后，明成祖命追赠为“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127]并亲制神道碑志其功。仁宗时加赠少师，命“配享”成祖“庙廷”。[128]宣德元年(1426)五月，宣宗命立神道碑。其丧祭按照顶级文臣标准办理，可谓备极哀荣。不过，当时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一直存在怀念建文帝、反对成祖夺位的情绪，只是因被严酷镇压而隐秘流传。到宣德中期，随着时间流逝和政治环境转趋宽松，官民士人开始可以公开怀念宽仁的建文帝及殉死诸臣了。他们虽然不敢直接否定、攻击明成祖及“靖难”之役，却可以拿“靖难”首功姚广孝出来贬斥。修成于宣德五年(1430)正月的《明太宗实录》就指斥姚广孝《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129]将其置于官方哲学、名教公论对立面来否定。朝廷风向一变，官民士人随之，贬斥和否定姚广孝逐渐成为风气。宣德五年四月，礼部主事刘球撰写建文忠臣卓敬传记，其中声言是姚广孝激*卓敬，并私谥卓敬曰“忠贞”。[130]而实际上卓敬之死与姚广孝并没有关系。天顺年间，姚广孝义孙姚廷用身穿姚广孝“遗衣”拜见苏州知府杨贡，杨贡大怒，“丑诋”姚广孝。[131]明朝中期大量私史、杂记记载姚广孝故事，多编造、转引所谓其用观音课卜算以及回乡赈济而遭到老友王宾冷遇、亲姊斥责等，寓含贬斥、诋毁色彩。这些故事后来广为流传。正德《姑苏志·姚广孝传》在“别有《道余录》，则专诋程朱”句后，又编造例证：“其友张洪尝云：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见《道余录》，辄为焚弃。”[132]嘉靖年间，明世宗先下令撤去太庙中姚广孝牌位，“移祀于大[兴]隆(兴)寺内”；后因寺火灾，命改迁于大隆善寺。[133]一些史学家公开指责姚广孝。如王世贞评论姚广孝“于释则臣道靡也，于臣则释道累也。彼王宾者隐人亡论焉，盖愧其姊矣”。[134]对撤除姚广孝配享太庙，王世贞大加称赏：“孔庙之黜杨雄也，帝王庙之黜元世祖也，太庙之黜姚广孝也，凛乎有《春秋》笔焉。”[135]至清朝，乾隆帝说：“永乐最听广孝之言，其称兵簒逆，皆用其谋。”[136]《四库全书·凡例》并举姚广孝《逃虚子集》、严嵩《钤山堂诗》，称“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他们皆为“大奸大恶”，故仅“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137]
其实，我们用唯物史观来分析“靖难”之役，只是一场明朝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战争，并没有正反忠逆之分。明清之际有人说：“一家而靖难，与两姓而代兴，其事不同”。[138]进一步分析建文、永乐年间不同的治国理念、施政作为和实际效果，我们认为永乐王朝取代建文王朝是个历史的进步。姚广孝既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也是“新明朝”的建设者，对明朝历史的转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明朝后期进步思想家李贽赞曰：“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139]
当然，由于身体多病，以及或许性格、出身等原因，姚广孝在永乐朝没有全力参与朝政，进一步施展政治才能，这是其地位评价的局限。
第三，姚广孝讲经说法，临终前奏准释放溥洽，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佛教。
姚广孝出家后，先习天台宗，后师临济宗高僧智及，并广参博究，成为名闻教内外的禅宗高僧。他先后担任江浙诸寺住持，说喝兼施，“大振宗风”。他住持北平庆寿寺，对明初北京佛教恢复有很大贡献。我们知道，元朝大都(今北京)盛行藏传佛教。明初，北京佛教衰微至极。姚广孝之前，北京并无一位有全国影响的汉传佛教高僧。迨其来住庆寿寺，讲经说法，“众集如云，法席一振”。另一位禅僧德始，也得其指教和加持。这样，北京佛教渐次恢复和发展。姚广孝是明初第一位被收入多种灯录的北京汉传佛教高僧，德始也被收入《续高僧传》。
姚广孝抄传《道余录》，撰刻《佛法不可灭论》，尽管多沿袭宋元以来佛教护法论调，理论上并无多少新意，但是在明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大背景下，还是对佛教有一些护持作用。不仅如此，《道余录》敢于攘斥程、朱，也为明朝后期士大夫佛学兴起，以及部分士大夫禅者自我反省提供了思想资料。过庭训评价说：姚广孝“别有《道余录》，则专诋程朱，盖其天姿超旷，不屑依人为可否，故自伸其所独得者如此。”[140]李贽说，《道余录》“绝可观”，“宜再梓行，以资道力，开出世法眼”。[141]在李贽校阅下，该书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钱谦益重刊，清朝康熙五年(1666)收录于《嘉兴藏》。[142]姚广孝“平生于净土法门颇有所得”，[143]他著有《净土简要录》《诸上善人咏》，前者是净土典籍文摘，后者是称颂所谓往生净土人物之作，被“莲宗八祖”云栖祩宏列为十六部净土名著之一，[144]对于明代净土教弘扬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姚广孝临终前奏准释放溥洽，溥洽“大昌其教于晚节”，[145] “所度”及“得法”弟子各若干人，[146]均为一时名僧，是明代前期佛教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的来说，姚广孝对佛学并无新见，其弟子也无大弘临济、天台者，但是“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147]佛学衰微、各宗传承艰难是当时中国佛教共同的宿命，他也无力改变。不过，客观地说，他的佛教修为还是对明初佛教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姚广孝能诗善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姚广孝追随高启等倡导的文学复古潮流，推崇唐宋八大家诗文，批评当时宋濂、苏伯珩等人诗文掺杂佛、老，“以为儒者不克卓立”“识者亦有取焉”。[148]《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著初名《独庵集》。殁后，吴人合刻其诗文，曰《逃虚子集》。后人掇拾放佚，谓之《补遗》”。[149]实际上，姚广孝诗文集包括《独庵集》(今佚)、《独庵外集》(今佚)、《独庵外集续稿》五卷、《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一卷、《逃虚类稿》五卷、《逃虚子集补遗》一卷、《诗集补遗》一卷等多种。[150]其诗文“能兼采众家，不事拘狭”，[151] “清新婉约，颇存古调”。[152]明人称：洪武后期至宣德时期，“三四十年间，巨缁老衲有文声者”，溥洽与姚广孝“为首”，[153]则得其实。总之，姚广孝在明代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作者简介：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为明清史、中国佛教史。
原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
[1]参阅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東洋史研究』第18巻第2號、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59年；商传：《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郑永华：《姚广孝史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参阅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東洋史研究』第18巻第2號，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59年；江灿腾：《道衍禅师的生平与佛教思想》，《史原》第17期，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9年。
[3]参阅解芳：《诗僧姚广孝简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余霞：《姚广孝及其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
[4](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4页。
[5] (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4页。
[6](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6页。
[7] (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日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89年版，第329页。
[8] (明)释文琇：《南石文琇禅师语录·姚序》，《卍新纂续藏经》第82册，第209页。
[9] (明)宋濂：《护法录》卷一《明辩正宗广慧禅师径山和尚及公塔铭》，《嘉兴大藏经》第2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15页。
[10](明)释文琇：《南石文琇禅师语录·姚序》，《卍新纂续藏经》第82册，第701页。
[11] (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第329页。
[12]《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3页。
[1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少师独庵衍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0页。
[14] (明)林世选、王鏊等：正德《姑苏志》卷五二《姚广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册第810页。
[15]明太祖：《御制蒋山寺广荐佛会文》，(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三《钟山灵谷寺》，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16] (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4页。
[17](明)黄瑜：《双槐岁钞》卷三《姚少师》，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6页。
[18] (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4页。
[19](明)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三《莲华室铭并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18页。
[20]《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79页。
[21] (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七《京口览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53页。
[22]《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79页。
[23](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第329页。
[24] (明)宋濂：《护法录》卷一《明辩正宗广慧禅师径山和尚及公塔铭》，《嘉兴大藏经》第21册，第615页。
[25](明)姚广孝：《陋容自赞其二并序》，(明)周永年：《吴都法乘》卷一二《道影篇》，《中国佛寺志丛刊》第35册，广陵书社1996年版，第1702页。
[26] (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第329页。
[27]明成祖：《御制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姚广孝神道碑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28]《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第3990页。
[29]《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79页。
[30](明)王鏊：《震泽纪闻》卷上《姚广孝》，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3页。
[31] [日]中村元编，佘万居译：《中国佛教发展史》，台湾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467页。
[32] (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第329页。
[33]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五《日本德始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页。
[34] (明)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新注演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05页。
[35] (明)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二《〈新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图释〉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05页。
[36] (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五《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第329页。
[37](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同姓诸王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2页。
[38]《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第4015页。
[39]《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第4014页。
[40]《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79－4080页。
[41] (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42]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25页。
[43]商传：《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4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志怪录〉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9页。
[45]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一二《杂论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4册，第201页。
[46]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47]《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48]《明史》卷二九九《袁珙传附子忠彻传》，第7643页。
[49]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3页。
[50]《朝鲜世宗实录》卷九，世宗五年六月辛卯条，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960－1965年，第24页。
[51]《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十三年三月壬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6－2067页。
[52]《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第4014页。
[53]《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54]《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55]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26页。
[56]《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57] (明)谈迁：《国榷》卷一一，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21页。
[58]《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59] (明)李贽：《续藏书》卷九《荣国姚恭靖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9页。
[60]《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61]《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第73－74页。
[62]《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63]《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第71页。
[64]《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页。
[65]《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条，第2073页。
[66]《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0－4081页。
[67]《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条，第194－200页。
[68] (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5页。
[69]明成祖：《成祖文皇帝御敕》，(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补遗》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71页。
[70]《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壬申条，第534页。
[71]《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第1731、1732页。
[72]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异典述二·公孤真任》，第118页。
[73]《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第4081页。
[74]《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第81页。
[75]《明太宗实录》卷三○，永乐二年四月壬申条，第534页。
[76]《明太宗实录》卷六六，永乐五年四月辛卯条，第926页。
[77]《明宣宗实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78]《明太宗实录》卷三二，永乐二年六月辛卯、乙未条，第572、573页。
[79] (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5页。
[80] (明)王宾：《光庵集·永乐赈济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85页。
[81] (明)姚广孝：《逃虚子集补遗·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65页。
[8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王高士宾》，第99页。
[83] (清)刘承乾：《明史例案》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页。
[84]《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朔条，第393页。
[85]《明太宗实录》卷三六，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条，第627页。
[86]《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第4116页。
[87]《明太宗实录》卷七三，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条，第1016页。
[88]《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条，第233－234页。
[89]《明太宗实录》卷一二○，永乐九年十月乙巳条，第1516页。
[90]《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朔条，第2081页。
[91]《明史》卷二九九《袁珙传》，第7643页。
[92]《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第4017－4019页。
[93]《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传》，第4150－4151页。
[94]《明宣宗实录》卷六二，宣德五年(1430)正月戊辰条，第1468－1470页。
[95]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一《赵友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1册，第822页。
[96]《明太宗实录》卷六八，永乐五年六月乙未条，第959－960页。
[97] (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永乐元年冬，第54页。
[98]《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条，第249页。
[99]《明太宗实录》卷一六，永乐元年正月癸巳条，第294页。
[100]《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乙巳条，第403页。
[101] (清)释超永：《五灯全书》卷五六《杭州府天龙斯道道衍禅师》，《新纂续藏经》第82册，第209页。
[102]明成祖：《御制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姚广孝神道碑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第45页。
[103]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五《日本德始传》，第710页。
[104] (明)姚广孝：《逃虚子道余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46页。
[105](明)姚广孝：《姚广孝集》卷二四《逃虚子文集新辑·佛法不可灭论》，第327－328页。
[106]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五《僧录司右善世南洲法师塔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5页。
[107] (明)郑晓：《今言》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页。
[108] (明)林世远、王鏊等：正德《姑苏志》卷五二《姚广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27册第810页。
[109]明成祖：《御祭[姚广孝]文》，(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补遗》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72页。
[110] [日]野上俊静等著，圣严法师译：《中国佛教史概说》，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62页。
[111]《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第2320页。
[11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第1896页。
[113]《明史》卷四《恭闵帝纪赞》，第66页。
[114]参见牛建强、阎现章：《试论明朝建文帝的维新政策》，《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
[115]《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第4014页。
[116]《明史》卷五《成祖本纪一》，第73页。
[117]《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第4019页。
[118]《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第4014页。
[119]《明史》卷七《成祖本纪赞》，第105页。
[120]晁中辰：《“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21]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封三“内容简介”。
[12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三，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6页。
[123]明成祖：《御制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姚广孝神道碑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第45页。
[124]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讲读》，《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2册第600页。
[125]《明史》卷九《宣宗本纪赞》，第125－126页。
[126]晁中辰：《“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27]明成祖：《御祭[姚广孝]文》，(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补遗》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册，第173页。
[128]《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庚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255页。
[129]《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条，第2073页。
[130] (明)刘球：《[卓敬]传》，(明)李维樾、林增志：《忠贞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447册第102页。
[131] (明)都穆撰，陆采辑：《都公谭纂》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6册，第369页。
[132] (明)林世远、王鏊等：正德《姑苏志》卷五二《人物十·名臣·姚广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27册第810页。
[133]《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六，嘉靖九年八月甲申条，第2760页；卷一七四，嘉靖十四年四月庚戌条，第3787页。
[134] (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九《姚广孝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第696－697页。
[135] (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二八《札记》，《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第567页。
[136]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九五《过姚广孝墓戏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308册第827页。
[13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凡例二十则》，第18页。
[138](清)庄廷鑨：《明史钞略·开国以后释教之传·姚广孝》，《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册第799页。
[139] (明)李贽：《续藏书》卷九《荣国姚恭靖公》，第151页。
[140]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八《姚广孝》，《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33册第376页。
[141] (明)李贽：《续藏书》卷九《荣国姚恭靖公》，第151页。
[142]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卷一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4页。
[143](明)姚广孝：《姚广孝集》卷二四《逃虚子文集新辑·前僧录司左善世启宗佑法师塔铭》，第300页。
[144](明)释祩宏：《云栖净土汇语》卷一，《卍新纂续藏经》第62册，第11页。
[145](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五《南洲溥洽法师传》，第758页。
[146](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五《僧录司右善世南洲法师塔铭》，第375页。
[147]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页。
[148]《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条，第2073－2074页。
[14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逃虚子集、类稿补遗〉提要》，第1552页。
[150]参阅康尔琴：《姚广孝诗文集版本考述》，《图书馆》，2010年第2期。
[151](明)高启：《高太史凫藻集》卷二《独庵集序》，《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0a页。
[15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逃虚子集、类稿补遗〉提要》，第1552页。
[153](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五《僧录司右善世南洲法师塔铭》，第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