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书局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刊行的《上江两县志》和光绪六年(1880)刊行的《续纂江宁府志》中就分别有专门的记述。1930年，柳诒徵发表《国学书局本末》(载《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一文，对金陵书局的发展流变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过了5年，叶楚伧、柳诒徵主编的《首都志》再次述及金陵书局。此后，有关近代中国的出版印刷史著作与晚清官书局论文，都必提金陵书局。①相对于其他官书局而言，学界对金陵书局着墨的不可谓不多，然而笔者在研究曾国藩幕府刻书时，发现这些著述大多比较简略，且互有抵牾、矛盾与不合事实之处。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说与资料不足有关，金陵书局是个不在官僚体制序列的文化机构，虽然在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英俊，但这段辉煌过后，却是长久的萧条，人才凋零，苦苦撑持，没有留下多少档案材料，更无官方的记载与当事人的忆往追述。所以欲考镜其源流，还原其真实面目，只能借助金陵书局当事人的文集、日记、书信、笔记、年谱等，并辅以其他史料，从历史的缝隙中勾连拼接，重建史实。
一创办：时间、地点与局名
清代地方大员素有开幕府编书、刻书的传统。晚清时期，最早在幕府中庀局刊书的是胡林翼，继之而起的为曾国藩、左宗棠等。那么曾国藩是何时何地设局刊书的呢？通行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况周颐的说法，湘军克复金陵后在金陵③。其《蕙风簃二笔》云：“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④采用这种说法的还有叶德辉和钱基博。前者在《书林清话》中说：“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后者在《版本通义》中写道：“同治二年曾国藩刻《船山遗书》，三年，置局于南京铁作坊，四年，《船山遗书》竣工”，⑤虽然都没有况周颐写得那么明确、详细，但说法基本一致。
另一种是黎庶昌的说法，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于安庆。在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刊行的《曾国藩年谱》同治三年条下，他是这么写的：“四月初三日，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江南、浙江自宋以来，为文学之邦，士绅家多藏书，其镂版甚精致，经兵燹后，书籍荡然。公招徕剞劂之工，在安庆设局，以次刊刻经史各种”⑥。此说较为风行，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如刊于光绪六年(1880)的汪士铎等纂《续纂江宁府志》、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章洪钧、陈可霖等编《泾舟老人年谱》二书以及近二三十年来发表的谢正光、吴家驹、梅宪华和张宗友等文，均采用这种说法。
其实，据莫友芝《郘亭日记》记载，早在同治元年，他就想为曾国藩筹设书局。⑦虽然没能如愿，但曾国藩幕府里已开始刻书。莫友芝想刊刻他所校勘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曾国藩就陪他“同至内银钱所，嘱为之精刻”⑧。这是同治二年五月的事，而之后的六七月份，曾国藩幕僚说动曾国荃倡首全刻《船山遗书》，曾国藩才为此开设书局。同治五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追述此事说：“王而农先生……著书三百余卷。道光庚子、辛丑间，其裔孙王半帆刻二百余卷，邓湘皋、邹叔绩经纪其事。咸丰四年贼破湘潭，板毁无存。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资，全数刊刻，开局于安庆。”⑨《船山遗书》开雕于同治二年冬⑩，由此可见，书局设立于同治二年的八月至十二月之间。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将两江总督治所从安庆迁回至金陵，书局遂随曾国藩移局东下，“封在铜作坊伪慕王府”。(11)就此而言，上述书局设立时间的第一种说法割裂了书局的历史，只提移局金陵后的事。第二种说法时间不对，而且查《曾国藩日记》，当日仅记“夜将书局章程核毕”，并无设立书局的记载。所以两种通行的说法都不够准确。
书局迁到金陵后，又有移局之事。《同治上江两县志》和《续纂江宁府志》均只笼统提及“后移江宁府学之飞霞阁”(12)，没有交待具体时间。可是《首都志·历代大事年表》将此系于同治四年五月之下，而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钱基博《版本通义》皆作同治七年，互相矛盾，但一般均取后说。(13)实际上，这两个时间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同治六年三月十七日。时在书局校书的张文虎参与了整个过程。据其记载，飞霞阁于同治五年秋修竣，负责修建的廖纶有移书局于此的提议，为曾国藩所接受。于是次年三月十四日，他命张文虎与周学濬、李善兰一起“往看飞霞阁”；十七日，即“迁局飞霞阁”。(14)
尽管若干年后，曾国藩自称因见东南兵燹之后，各处藏书荡然无存，“始谋创立书局，筹款刊刻经史”，(15)但其实刚开始他担心被人讥为附庸风雅，比较排斥此事。后因其弟国荃慨然出资刊刻《船山遗书》，而又无暇顾及，他才组织自己的幕僚，开设书局，代为操办。在他看来，刊罢船山集，书局就完成使命了，所以他不仅未做什么长远打算，而且连书局名也不起。正因为如此，书局最初刊行的书均没有署后来官书局通用的牌记，而是按照以前督抚大员刻书的惯例，题为“刊于金陵节署”。(16)
曾国藩在金陵督署只待了8个月，就奉命北上剿捻。其时，《船山遗书》正处于收尾阶段，但对于书局何去何从，曾国藩并无任何说法，因此书局同事诸君人心惶惶，“星离雨散，彼此惘惘”(17)。这时接任江督的李鸿章“悯乱后书籍残毁，坊刻经书多误文俗字”，有刻书之意，“因即旧局鸠工开雕善本”。(18)可见，李鸿章书局是就地取材，利用了曾国藩书局的资源，两个书局貌似不同，实际基本是一体的。《周易本义》为李鸿章书局所刊诸经读本的第一种书，用的牌记为“同治四年金陵书局开雕”，说明李鸿章已使用“金陵书局”这个名称。然而，接任江督16个月后，李鸿章奉命剿捻，曾国藩回任江督。于是，李鸿章谕令周缦云、张文虎等暂止其书局，而于同治六年三月初抵任视事的曾国藩非但不予停止，也“不议撤”(19)，反以该局为基础，与其旧书局进行整合，正式命名为“金陵书局”。三月初六日，在回复朋友的信中，他第一次使用“金陵书局”这一名称。同时他沿用李鸿章校刊经史的计划，接刊史部书籍。在给何绍基的信中，他提及此事说：“李帅饬局刻诸经读本，国藩回任后继刻‘三史’”。(20)由此可见，经过曾国藩整顿的书局不仅使用了李鸿章书局所刻书牌记上的“金陵书局”名称，而且其刻书也是接续李鸿章书局未完成的刊书计划，两者融为一体。就此而言，曾国藩书局虽一度面临解体，但赖李鸿章及时以另立一局的方式维系其命脉，之后才能够以金陵书局之名重生。
二从众流所归到春光寂寂
身为封疆大吏，曾国藩是十分谨慎的。他时时战兢省察，从波平浪静处用心，不在掀天揭地处着想。(21)虽然刻书不仅能扬名，而且是件积善的雅事，可“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22)，他以为达官刻书犹如贫儿暴富，终觉举止生涩，始终不愿倡首从事。他于同治二年设立书局是被动的，打着其弟国荃的旗号，以刊刻《船山遗书》为主，业务单一，所用校书人员均为其幕僚，是私事无疑。而且该局所刻之书也是基于个人表彰先贤的喜好，尚无后人所称的有振兴文教、敦崇正学的自觉和意识。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刊刻经传时，他断然拒绝：“重刊经籍之意，愧难遽尔举行”。(23)而当他北上剿捻后，甚至有撤局、安置书局人员的打算。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透露说：“刘伯山书局撤后，再代谋一安砚之所。”(24)刘伯山就是刘毓崧，晚清著名学者。
曾国藩对金陵书局的重视是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开始的。其实他早在道光二十五年就校刻过唐鉴的《学案小识》一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曾与其门生洪如奎讨论过刻书问题，认为“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必须要多闻之士才能董其事。(25)所以他重新接手金陵书局后，就对它的方方面面做了一番规划。首先，他将书局移至飞霞阁。接着确立书局的人员构成及经营管理等事宜：书局提调为周学濬，校书派定张文虎、李善兰、汪士铎、唐仁寿、刘毓崧和刘恭冕六人；以《史记》属张文虎和唐仁寿同校，前、后《汉书》归刘毓崧、刘恭冕分校；局中经费由江宁知府涂宗瀛经理，“以为久计”。(26)当然，最重要的是出书质量。因为一经寿诸梨枣，书就传播浸广，终古不废。书局的校书人员都是四面而至曾国藩幕府的“一时英俊，并以学术风采相尚”(27)，雠校方面自然不须他多费口舌，但对于写刻、书价、庋板、开刷等事，他则要求周学濬“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尤其对于写刻，曾国藩更是要求严苛。他认为刻书板须做到“方粗清匀”，方“以结体方整言”，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指“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请周以此标准衡量写刻各匠，将写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对刻匠“殷勤训奖，严切董戒”，必要时“扑责议罚，俱不可少”。(28)
方宗诚说：“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29)上述金陵书局的制度化建设表明曾国藩确实是把刻书当做其恢复和重建江南社会文化秩序的一项重要善后举措，所以他将书局视为官事，从长计议，经费也由江宁知府拨付。尤其同治六年五月朝廷敕令各省督抚刊书兴学的谕旨颁布之后，他更是关心金陵书局的发展问题，并产生了通过重刊经典来创立金陵书局品牌的思路。该年十二月，他致信周学濬说：“前此面商，前后《汉书》每卷之末一叶刻一戳记，云‘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式刻’。昨见局版尚未添刻，请即饬令以后各卷皆须增刻，以前各卷可补者补之，不可补者听之。”(30)两《汉书》是四月责成刘毓崧、刘恭冕分校的，8个月之后，他要求每卷卷末都刻上金陵书局戳记，未刻的须增刻，可补的也要添补。这说明他的思路不是瞬间形成，而是有个过程，一旦确立，就要坚决执行。这是后来金陵书局能够以校勘著称、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就此而言，虽说金陵书局一度与李鸿章有关系，局名也可能出自李鸿章，但真正放眼长远，发之以声名、赋予其生命力的还是曾国藩。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奉旨移督直隶，再次离开金陵北上，书局又面临变数。但这次，曾国藩告诉书局同人说：“书局须移交后任永不废。”(31)继任江督者为马新贻，书局移交其接办。在这个时候，书局人事刚好有所变动。对此，《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二《艺文上》是这么记载的：“同治四年监察御史乌程周公学濬督理局事。七年刑部主事丹徒韩公弼元继之。同治六年，江宁知府六安涂公宗瀛提调局事”。叶楚伧、柳诒徵主编的《首都志》和吴家驹《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等文都采用其说。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同治八年正月周学濬离局回乡，由涂宗瀛代行提调之职；但涂时任江宁知府，公务繁忙，于是马新贻设总办一职，命韩弼元担任。(32)书局的人事交替，使局事处于混乱之中，导致曾国藩继刻的“前四史”迟迟不能刷印。他非常着急，不断写信催问涂宗瀛等人，可是鞭长莫及，只好耐心等待。六月十四日，他借见到上月李鸿章所上《设局刊书折》之机，得知金陵书局将与湖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就写信给马新贻，说去年书局所刻马、班、范、陈四史，至今未定刷印确期。现在四局将合刻“二十四史”，诚属善举。可是，其他各局都有公款，并有专人负责，“惟金陵一局并未筹定有着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调之专员，是以局务尚形散漫，应请阁下筹一闲款，源源拨济。其薪水用款与苏、浙两局互相核对，以期不甚悬殊。至经理此事内行而耐烦者，目下似以洪琴西为最。此后视为一件官事，责成提调，则书可速成而款不虚糜”。(33)
这封信，曾国藩写得很巧妙。他知道自己离任后，书局的经费得不到保证，如果局事又委任非人，不仅自己办不成事，而且书局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他以“前四史”刷印无期为例，告诉马新贻书局的局务散漫，效率不高，而其症结是没有有着之公款、提调无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已经奏报朝廷的合刻“二十四史”的善举也会遇到麻烦。欲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把书局当做一件官事，筹得有着之款，源源拨济；并委任洪汝奎这样的内行做提调，责成其全权办理。马新贻显然被说动了，立即命洪汝奎为书局提调。知悉内情的张文虎在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此事：“洪琴西来拜”，“节相命提调书局也”。(34)二十九日距曾国藩写信仅过半个月，马新贻的反应不可谓不快。而书局经费，马新贻也很快于靖江溢课项下拨济五千两银子。对此，曾国藩很欣慰，在同治九年二月初八日《复洪汝奎》信中说：“五千两用罄之后，想可源源提拨。经费渐增，即工匠皆可访觅能手，至以为慰。”(35)
此事一方面说明曾国藩对金陵书局很关心，也有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新贻有设局刊书以兴文教的自觉。他于同治六年四月就在浙江巡抚任上设立了浙江书局，重刊经史，嘉惠士林。接任两江总督后，也有令金陵书局刊刻“二十四史”的想法。但张文虎不赞成，在同治七年十月二日日记中写道：“(马)制军欲令刻廿四史，其意甚好，然工程太巨，且非三四年所能集事也。”后来俞樾奉李瀚章之命致函马新贻商量合刻，张文虎仍持异议。其同治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日记云：“浙抚李筱荃中丞欲约宁、苏两局分刊廿四史，苏抚丁中丞承刊《明史》。马制军以俞荫甫太史书属公议如何分办之处，予谓此举经费浩繁，遽难报命，姑当缓商。”然而，马新贻不顾阻力，复书俞樾，“许刻至《隋书》而止”，“则宁局所刻，凡十五种矣”。(36)就此看来，在“二十四史”版本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局本”能够刊成，与马新贻颇有关系。正是他的坚持，金陵书局才参与其中，并主动承刻其中最多、最主要的部分，即从《史记》到《隋书》的十五种史书。
同治九年八月，马新贻被刺身亡，清廷命曾国藩还督两江。再次回任后，能够重新接管金陵书局，与书局中学人名士谈文论史，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他任直督不久，就在给张文虎、唐仁寿的回信中，抱怨“此间读书能文之士甚少”，“求如在江南时与诸君子往还考论文史，牖我愚蒙，匡我不逮，则邈然不可复得耳”。(37)因而履新仅四天，他就“至书局拜张啸山、唐端甫诸君子”，(38)以后在其日记中又多有与书局僚属往还及宴饮的记录。其时，金陵书局正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二十四史”，承刻从《史记》到《北史》的十四种史书，(39)所以曾国藩主要是做好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如招人入局、提供经费、燕集慰劳等，以使刊刻正史的盛举能够顺利进行。然而，这一重大出版工程尚未告竣，曾国藩就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去世了。次年三月，戴望死；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40)过了三年，唐仁寿病殁。于是，自曾国藩死后，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41)
光绪六年十月，洪汝奎调补两淮盐运使，由程仪洛接管书局提调事务。不久，程署扬州知府，范志熙接办书局，提调局事。(42)本来“文正公后经费日绌，分校友人去不复补，应刻书籍亦苦无资”，金陵书局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至任提调长达12年的洪汝奎离局后，书局的境况就更加艰窘了。经费每年仅“由藩库筹拨一千五百金”，“久涸之局仍自不能舒展”。(43)到了戊戌变法年间，江督刘坤一为了节省开支，裁并局所。金陵书局经减员后，改归江宁府管理，停支一切经费，“仅恃流存书价印售周转”，苦苦撑持。辛丑以后，书局先后归江楚编译官书局、江苏通志局兼管。民国初年，则由江苏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接管。1928年冬，改名为中央大学区国学书局。(44)
朱士嘉在所编《官书局书目汇编》引言中说：“官书局大抵先由私人或会社创办，绌于资本，请由国家津贴，成为官商合办；当国库充裕时，便又扩而充之，成为完全的官本。”(45)从金陵书局的发展历程来看，这只是皮相之论，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金陵书局确实先由曾国藩捐资创办，但改为公款后并未经历官商合办的阶段，更没有得到官本的注资，以致于曾国藩死后十年，其幕僚故地重游，见到书局萧条，人物荡然，不胜今昔之感，乃赋诗曰：“落花碧草冶城东，丞相车来访侍中。汉代经生都老去，春光寂寂日华宫。”(46)从落花碧草、鸿儒谈笑的繁华，到春光寂寂、门可罗雀的落寞，正反映人文兴废对金陵书局的影响，人文兴，则书局盛；人文废，则书局衰。
三日常运营：人员进出、薪水与局书定价、发卖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说的是历史大势，但就金陵书局而言也适用。作为一个机构，金陵书局人员进出频繁，处在不断的流动当中。一般说及此事者，都是笼统言之，往往不甚全面，并有错误。如黎庶昌《曾国藩年谱》说书局“延请绩学之士汪士铎、莫友芝、刘毓松(应为崧)、张文虎等分任校勘”，张裕钊《唐端甫墓志铭》言“江宁汪士铎、仪征刘毓崧、独山莫友芝、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及端甫、德清戴望、宝应刘恭冕、成蓉镜，四面而至”，章洪钧等编《泾舟老人年谱》也指出“先后在局任校勘者为丹徒韩叔起(弼元)，南汇张啸山(文虎)，海宁唐端甫(仁寿)，宝应刘叔俛(恭冕)，德清戴子高(望)，仪征刘伯山(毓崧)、恭甫(寿曾)，归安钱竾仙(振常)，宝应成芙卿(蓉镜)、漱泉(肇麟)，金坛冯梦华(煦，后官安徽巡抚)，嘉兴钱新甫(骏祥，后官编修、山西学政)”。(47)但据《张文虎日记》，从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1864年10月15日)至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1873年1月28日)，先后进入金陵书局的就有23人(48)(详见下表)。这23人中，李善兰、张文虎、刘毓崧、周世澄、曹耀湘5人在安庆时已进入书局，不过前三者随书局移至金陵，后二者未经历这个过程，是安庆离局后在金陵再入书局的；其余18人都是金陵书局时期新加入的。
根据上表，金陵书局以校书人员为主，机构设置比较简单，主持局事的很长时间内只设提调一职，后来才增设总办、帮办两职；书局管理杂务的只有一人，而此人还负有访书任务，曾奉委前往扬州查《全唐文》残板等(49)。这一方面显示出作为官事，书局精兵简政，没有多少衙门气息，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化机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一个清水衙门，专业性强，又无利可捞，所以很多人不感兴趣。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当时其他局所因办理财赋、洋务等，其人员可以叙功得保举，而书局却师出无名，极少享受这样的“福利”，并且他们的薪水也不高。据《张文虎日记》，同治三四年间，因所校《船山遗书》系曾国荃出资，校书人员的待遇稍好些，曾国藩、曾国荃均分别发给薪水，一般是一个季度一次，曾国藩每次都是发银40两，平均一个月18两左右；而曾国荃则数量不等，多的时候发38两4钱，少的只有9两5钱，平均一个月近12两。两者相加，一个校书人员每月薪水30两。但《船山遗书》刻竣之后，曾国荃停止发薪，这样校书人员每个月只有18两左右。曾国藩奉命剿捻后，李鸿章在金陵新设书局，改为一个月发薪一次，每月20两，(50)比曾国藩的稍多。后来校书人员的薪水虽提高至每个月24两，但与当时曾国藩幕府人员每月六七十两以上的脩金比起来，少得可怜。(51)所以张文虎心理极不平衡，在日记里喟叹道：“使故乡有五十千文馆，决计归峪(疑字误)，亦不恋此非官非幕之一席矣。”(52)当时十千只能兑银一两，五十千只有五两，这大概是张文虎的一时气话罢了。
然而，抱怨归抱怨，书局的校书人员毕竟都是好学博文的书生，志不在官场，且又嗜书如命，甘以校雠为业，所以他们还是踏踏实实地留在金陵书局，与青灯黄卷为伴，校刊了不少经史书籍。具体书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二《艺文上》所载如下：
其中经部《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实即《四书集注》，算1种；《续汉书》附在《后汉书》中，与后者一起也算1种，共46种。刊行于光绪六年的《续纂江宁府志》卷六《实政》所载共50种，除经部加《仿宋岳相台五经》1种，史部加《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朱子年谱》3种外，其余均与《同治上江两县志》相同。
而苏晓君在大量翻检国家图书馆馆藏金陵书局所刻书后，按年统计如下：
据上表，国图馆藏金陵书局所刻书共61种。(53)在重刊的9种中，《周礼》、《尔雅》、《春秋公羊传》、《唐人万首绝句》4种初版未出现，可算种数；其余5种之前已出现，不重复计算，实有56种。其中与《续纂江宁府志》相同的共41种，也就是说《续纂江宁府志》50种中有9种国图未收藏，而国图馆藏金陵书局光绪六年前所刻书也有9种为《续纂江宁府志》所未载，这样在光绪六年前，金陵书局共刊书68种，加上光绪六年后的6种，以及《船山遗书》、仿汲古阁《史记》2种，则金陵书局从同治二年到宣统元年至少刊书76种。(54)
这些书会根据纸张的质量分别刷印，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其定价也相应有差别，纸质好的，价高；反之则低。如“前、后《汉书》三十二本，重皮宣纸印者，本洋十八元；大宣料半纸者，十三元；宣料半纸者十元；色纸者七元。《史记》廿本，价十一元、六元至四元二角止。《三国志》自四元五角至二元八角、二元止。《文选》自五元二角、三元二角至二元四角止”(55)。其中，用重皮宣纸者系特制的礼品书，不仅在版式上有要求，而且事先曾国藩还看过纸样，为其自存及赠送高官、至交之用。他在收到洪汝奎所寄书后，非常满意，庆幸自己托付得人，并致信洪氏说“前寄保定之两《汉》二十三部”，“纸色式样均极精好，良可宝贵。……想皆价值本洋十八元者矣”。(56)
至于其他几种纸质的书则用于售卖。当时金陵书局未设门市部，也没有销售人员，书都发到书肆中货卖，“所入亦添作经费”。此事向由提调周学濬负责，所以当他离开书局时，张文虎不禁忧心忡忡：“书局所刊诸书向由缦老处发印、发卖，今归局中经理，殊多一番周折”。(57)当然，由于金陵书局重视编校质量，刊书不计成本，书成，有大量的馈送，又平其值售之，所以通过售卖所得非常有限，入不敷出，常为经费日绌所困扰，不得不屡向地方官员索要。但如上所述，往往很难如愿，得不到切实的支持，处境十分艰难。也就是在这种境况下，金陵书局苟延残喘，勉强自存，虽然没有*之虞，但始终无法再现昔日辉煌。
四相公乃天盖，人文佐生成
金陵书局由曾国藩创办于安庆，自迁至金陵后，就再没有随曾国藩的调任而移局，所以成为曾国藩及其继任者共管的机构。从同治三年到清朝灭亡的47年时间里，曾国藩实际就任两江总督不到5年，其余42年历任两江总督(包括署任)主要有李鸿章、马新贻、何璟、张树声、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沈秉成、张之洞、魏光焘、周馥、端方、张人骏等。他们这些人大都为“中兴名臣”，不少也办过官书局，对文教事业亦非常支持。然而，他们中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对金陵书局的发展起过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真正使金陵书局步入正轨、走向兴盛的是曾国藩。
首先，金陵书局成员主要是曾国藩引进的。从上述“同治年间金陵书局人物表”来看，除了韩弼元、强汝询、以及曾国藩去世后进入书局的张盛藻、陈允颐4人外，其他19人都是曾国藩自己或通过其幕僚招致的。这19人中，李善兰、张文虎、刘毓崧、汪士铎、刘恭冕、唐仁寿、戴望、刘寿曾、成蓉镜等都是当时学界翘楚、公认的第一流学者。有这些人坐镇，不仅提高了金陵书局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而且也使金陵书局的编校质量得到保证。
其次，晚清官书局的始作俑者虽不是曾国藩，但在开办金陵书局的过程中，他注重以制度立局，亲自核定“刻字法式四条、书局章程八条”；并产生了品牌经营意识，通过重刊经典来打造金陵书局的自有品牌。这种发展样式和思路创开先声，使官书局走上正规化和制度化的道路，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后来各省纷纷设立的官书局，均以金陵书局为仿效对象。地方官书局的大规模兴起，取代了日渐式微的中央官刻，成为晚清官刻的主体。这开启了“中兴”人文之盛，为清代官刻涂抹了最后一丝亮色。
第三，金陵书局所刻76种书中有47种刊行于同治十三年前(58)，占总数的61％。这些书中有李鸿章绣梓的经书，也有马新贻倡刻的“二十四史”，但更多的是曾国藩与书局同人商刊的书，如《船山遗书》、《史记》、两《汉书》、《读书杂志》、《仪礼》、《榖梁》、《孝经》、《三国志》、《文选》、《曹集铨评》等。而在这些书中，能够传诸久远、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前三种书：《船山遗书》为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王夫之著作汇编，刊行以后，“王学大行”，“凡论种族者皆依托船山”，(59)推动了清末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兴起；《史记》、两《汉书》都以版本可靠、校勘精审著称，至今仍被称为善本。这三种书既是金陵书局品牌经营的代表，也是金陵书局闻名于世的金字招牌。
就此而言，金陵书局最知名、最成功的地方均得益于曾国藩。它虽然存在时间较长，也历经众手，但其辉煌、鼎盛的时期还是在曾国藩主政之时。事实上，曾国藩也关乎金陵书局的兴衰。他在世时，书局汇聚博雅方闻之士，以学术风采相尚；而他死后，书局人物荡然，文采、风*大为减弱。
“相公乃天盖，人文佐生成。”(60)曾国藩之所以能在金陵书局的历史上留下这么深的印痕，是多方面合力造成的。这既与他爱书、好贤的天性有关，也与他广求远视、开通明变的意态分不开。而更重要的是面对兵燹之后，官私书籍散失殆尽，士子无书可购、无书可读的局面，当时朝野上下都有强烈的振兴文教的意识和愿望。(61)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曾国藩，也成就了金陵书局。
注释：
①如魏隐儒编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和吴家驹《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文献》1989年第1期)、梅宪华《晚清的官书局》(《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合刊)、张宗友《试论晚清官书局的创立》(《文献》1999年第4期)等。而直接以金陵书局为题名的文章主要有谢正光《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大陆杂志》第37卷第1、2期合刊)、刘尚恒《金陵书局小考》(《图书馆杂志》1987年第5期)、王玲《金陵书局移飞霞阁时间补正》(《文献》1991年第1期)、苏晓君《从国图馆藏看金陵书局所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等。
②李志茗：《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在该文中，笔者已对相关金陵书局问题稍作辨证。
③金陵，太平天国称天京，清朝的官私文书称金陵或江宁等。为方便起见，除引文外，本文一概用金陵。
④转引自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⑤叶德辉：《书林清话》，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53页；钱基博：《版本通义》，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⑥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3页。
⑦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1页。
⑧⑨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90页，第1260页。
⑩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8，民国九年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第31页。
(11)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按，铜作坊，与张文虎一起校书的杨岘作“铁作坊”，其《诗集·怀人诗》中有“南京城南铁作坊，行人错唤集贤乡”之句，自叙年谱中则有“与句容陈卓人立、南汇张啸山文虎同寓铁作坊”的记载(《迟鸿轩偶存》，光绪二年刻本，第26页)，不知何者为是，这里暂取张说。
(12)莫祥芝、甘绍磐等修、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卷12《艺文上》，同治十三年刻本，第14页；《续纂江宁府志》卷6《实政》，光绪六年刻本，第8页。
(13)吴家驹：《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文献》1989年第1期。王玲针对吴家驹未能对金陵书局移局飞霞阁的时间作出断语一事，特撰一文，予以补正，认为柳诒徵所称同治七年移局飞霞阁是合乎史实的。见王玲《金陵书局移飞霞阁时间补正》，《文献》1991年第1期。
(14)(17)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85页，第38页。
(1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出版社1994年版，第7502页。
(16)如《船山遗书》就是这样。苏晓君《从国图馆藏看金陵书局所刻书》一文据此认为它不是金陵书局出版，“金陵书局只是承办了具体刻印任务，如同今天的印刷厂一样”。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船山遗书》是在金陵刻竣的，书局当时虽尚未称为金陵书局，但其安庆时期是金陵书局的前身，而此时就是金陵书局本身，不过未正式命名而已，所以它实际上是金陵书局所刊书。而且金陵书局的主体是校书人员，专门负责校刊工作，集编辑校对于一身，与今天的出版社差不多，而绝不是印刷厂。该文还认为《几何原本》、《重学》、《则古昔斋算学》等书亦非金陵书局刊行，所举的是这些书内封上都有某某“署检”、“署”、“检”字样，其实这几个字词皆是题签的意思，即表明书名为谁谁所题，而并不是版权信息，不能就此将它们排斥在金陵书局所刊书目之外。
(18)张文虎：《覆瓿集·舒艺室尺牍偶存》，光绪十五年刻本，第33页。
(19)曾国藩同治六年三月初六日入住金陵督署，二十三日，就在回复朱兰的信中说：“金陵书局暂不议撤”。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6283页。
(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6620页。另同治六年张文虎致函曾国荃，也说：“今春经书甫竣，而节相回任，接刊《史记》、班、范三书。”见张文虎《覆瓿集·舒艺室尺牍偶存》，光绪十五年刻本，第35页。
(21)曾国荃撰、梁小进主编《曾国荃全集》第5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66页。
(22)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2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4858页。
(2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6页。
(2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9页。
(26)(31)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87页，第149页。
(27)张裕钊著、王达敏点校《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28)(3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6513—6514页，6513页。
(29)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71页。
(32)详见李志茗《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3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6800页。
(34)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86页。章洪钧、陈作霖等为洪汝奎所编的年谱则于同治八年六月条下云：“马端敏公设书局提调，以先生任其事。”(章洪钧、陈作霖编、魏家骅重编《泾舟老人年谱》卷2，民国二十八年刻本，第13页)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张文虎是书局元老，熟知内情。另外，金陵书局早设有提调，非马新贻新设。
(3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041页。
(36)俞樾：《春在堂随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37)王媛整理《曾国藩、李鸿章、洪汝奎等致张文虎函札》，《文献》2009年第2期，第一封信。
(3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805页。
(39)本来是四局合刻，同治九年，淮南书局加入，从金陵书局分刊《隋书》一种，就变成五局合刻，而金陵书局所承刻也从十五种变为十四种。见梅宪华《晚清的官书局》，《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合刊。
(40)闵萃祥：《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张文虎《覆瓿集·怀旧杂记》附，光绪十九年刻本。
(41)张裕钊著、王达敏点校《张裕钊诗文集》，第138页。
(42)章洪钧、陈作霖编，魏家骅重编《泾舟老人年谱》卷3，第7页。
(43)冯煦：《蒿庵类稿·续稿·奏稿》，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715页。
(44)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1930年。据柳文，金陵书局光绪初易名江南书局。但实际上直至清末，两书局都各自刊书，到底是一局两名，还是不同的两个局，尚待考。
(45)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46)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曾国藩著、王澧华点校《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页。
(4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83页；张裕钊著、王达敏点校《张裕钊诗文集》，第138页；章洪钧、陈作霖编、魏家骅重编《泾舟老人年谱》卷2，第13页。
(48)谢正光《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大陆杂志》第37卷第1、2期合刊)一文列有“金陵书局人物表”，指出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一年在金陵书局校书的共有孙衣言、李善兰、周学濬、张文虎、刘毓崧、刘恭冕、莫友芝、洪汝奎、钱泰吉、汪士铎、戴望、唐仁寿、成蓉镜、刘寿曾14人，但其中孙衣言、莫友芝、钱泰吉3人并未进入金陵书局，不是书局校书人员。
(49)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49页。
(50)据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58、63页注①。
(51)同治九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纪泽说：“钱谷刘幕价本太重，以后至多不得过八百金。”(《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80页)可见刘幕的年脩金超过800两。即以800两算，一个月也有60多两。而对于书局校书人员的薪水，曾国藩自己也觉得有点少。他的同年钱振伦曾托他为其弟振常谋职，曾回信说：“令弟之事，……月初始行定局。书局月俸虽仅二十四金，而职事较简，与令弟不愿远出不耐过劳之指相符。”(《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6697页)
(52)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111页。
(53)据苏晓君《从国图馆藏看金陵书局所刻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一文统计为62种。其中，同治五年刊行的《尚书蔡传》，在光绪七年又出现一次，但未写重刊，疑为重复，因此算为一种，变成61种。另《曹集铨评》的铨字苏文作诠，应是手民之误，这里径改。《唐人万首绝句选》苏文作七卷，《同治上江两县志》作二卷，疑后者误。
(54)国图馆藏光绪六年后金陵书局所刊书除去重刊的应有7种，但《元丰九域志》已在《续纂江宁府志》中出现，故算6种。《船山遗书》与《重学》、《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三书一样未署金陵书局牌记，但后三者均为《同治上江两县志》和《续纂江宁府志》所收，故《船山遗书》也应算金陵书局所刊书。据朱士嘉所编《官书局书目汇编》金陵书局有两种《史记》，一种是张文虎校本，另一种是仿汲古阁，与五局合刻二十四史配套，但这后者两种方志及苏晓君文均未收，故补入。
(55)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这种根据纸质刷印和定价的方式，被作为一种传统继承下去。到民国年间，所用纸主要有杭连纸、赛连纸、官堆纸等。两《汉书》用杭连纸者，售洋十七元；赛连纸者，十元八角六分。张文虎校《史记》，十一元一角五分，六元九角；仿汲古阁本《史记》，九元二角七分，五元四角二分。《三国志》，五元一角五分，二元九角六分。《文选》，五元九角三分，三元七角八分。(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第41—42页)
(5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041页。
(57)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第53、168页。
(58)前文已论及金陵书局同治十三年所刊书为46种，这里加上《船山遗书》，成47种。
(59)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文》，岳麓书社1926年版，第395页。
(60)皎然：《读张曲江集》，《全唐诗》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0页。
(61)见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5，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