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山北洲寺——“一带一路”上的文化驿站
地灵人杰，物华天宝。湖北省监利市周老嘴镇原为华容古治容城所在地，这里除了著名的“湘鄂西首府”红色文化外，还承载了章华台楚文化、华容古道三国文化、天竺山丝绸之路上的中印文化交流等重大历史文化，历史悠久，文化斑斓。尤其南北朝享誉中外历史名人、哲学家、思想家、“东方释迦”智顗出生在这里，并在天竺山北洲寺生活过，为这里再添了一道“名人故里”光环。智顗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佛门龙象的造就，得益于一位沿水上丝绸之路泛海而来的西域使者天竺僧的文化传播，加之本土文化的熏陶，为之提供了培养参天大树破土而出的土壤和温床；继而这位从容城天竺山走出去的伟大思想家的成就——天台宗学术理论，被传播到日本、朝国等地，为中日、中韩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竺山北洲寺，是中印、中日、中韩文化交流的纽带和驿站。
“天竺”山，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清同治《监利县志·北洲寺碑记》载云：“容城天竺山北洲寺，何昉乎？稽诸父老所传闻，则自汉光武帝始也。汉遣马援征临沅，曾驻节容城。班师凯旋，民老幼妇女不惊，市贾不变。邑之人思慕其功德不衰，相与立祠祀。历代以来，废而复兴。邑人岁时展谒，必拜伏波将军。亦可知将国兵而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迨后西竺僧普慧杯渡江上，飞锡峰头，炉无火而自焚，泉有宝而常聚，迄今乡人犹啧啧以为美谈。此天竺山北洲寺之所由名也。”
“容城”，为古华容县县城；城郊有天竺山北洲寺。据2018年5月北洲寺出土石碑铭文佐证，天竺山北洲寺原名“容城北门古寺”，说明天竺山北洲寺坐落在古华容县城的北门近郊；也为近年史学界关于古华容县治到底在今何地的纷争，提供了有价值连城意义的坐标实证。
北洲寺、北门古寺的前身是儒家祭祀场所，为“马伏波祠”，纪念汉代名将马援。马援因南征交趾（汉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北击乌桓，累迁伏波将军，世称“马伏波”。《大清一统志·巻二百六十九》载云；“马伏波祠有三：一在江陵县东草市，一在石首西南，一在监利县北八十里，祀汉马援。”
南北朝刘宋年间（420-479年），天竺（今印度）僧人杯渡禅师来荆州华容传播佛教，驻锡容城，“杯渡江上，飞锡峰头”，改马伏波祠为佛教伽蓝“北洲寺”，此为中印文化交流在监利之滥觞。乡人为纪念杯渡，遂改地名为“天竺”，迄今已沿袭1600余年。据《大藏经•梁高僧傳•卷十》记载：杯渡“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常以木杯放水中泛行渡海，故此称其为“杯渡”。据载，杯渡沿水上丝绸之路，航海西来，经“扶南”（中南半岛古国，辖境包括今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地）、“交广”（交州，今越南北部、广西北部；广，广州）、“彭城”（今徐州）、“建康”（今南京）、“南州”（荆州）至华容容城（今监利周老嘴）路遥万里东土传法，一路艰辛可以想见。杯渡游化监利，比玄奘西行求法早200年。当年玄奘遂孑身孤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西去求法十七载，历艰危而不摧、近名利而不溺，古往今来罕有其匹。无论杯渡所走的惊涛骇浪、海天一色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是玄奘跋涉黄沙阵阵、雪山皑皑的陆上丝绸之路，他们跨越时空，超越生死的足迹，编织了不同民族文明互鉴灿烂的精神脉络。
杯渡游方监利不是无缘无故而来，而是运用神通有所指向而来。碑记“飞锡峰头”，是说杯渡用神通导向来到天竺山北洲寺的。据说杯渡游化四方，凡测度胜地的时候，常用“飞锡”神通，就是把袈裟包裹锡杖扔向空中，锡杖飞向之处便是游化之胜地。杯渡禅师既然“飞锡”而来，天竺山北洲寺必是胜异之地。此外，“炉无火而自燃，泉有宝而常聚”，也是说杯渡运用神通的事，据《周老嘴镇志》记载，天竺山北洲寺至今有“百宝泉”遗址尚存。
佛教界有句名言：“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大藏经·梁高僧传·卷十（神异下）杯渡》：“至南州杯渡，期当骑兰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径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南州”，指楚南之地，晋时指荆州，古容城位于荆南。“福径门，灵人降”，径，疾也。灵人，指大福大德的人，也指神仙。是说大福很快就要降临这户人家，出一个大福大德像神仙一样的人物。“陈氏”指陈姓人家，具体陈姓名谁没有记载也无从考究。“杯渡遂绝迹矣”，是说杯渡在为陈氏人家作“福径门，灵人降”之悬记后便离开这里了。就在百年后的梁武帝大同四年(538)，果然有人天景仰的高僧，人称“东方小释迦”，后成为佛教天台宗祖师的智者大师在容城陈氏人家降诞，法名智顗，俗名陈德安。
智顗，一代中西文化孕育的佛门龙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智顗（538--597）出生在容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陈起祖，学通经传，谈吐绝伦，而武策运筹偏多勇决。因助梁元帝萧绎在荆州立帝有功，拜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母徐氏，父母均虔信佛教。
正是由于天竺僧杯渡100年前把佛教传播到容城，不但让智顗的父母得以虔信佛教，而且让幼年时期的智顗受到了西域佛教文化的熏陶。《天台九祖传·智顗》云：师自幼“卧便合掌，坐必面西”。稍长，大师一见佛像便虔诚礼拜，每逢僧人必恭敬以待。七岁时，大师喜往佛寺，得寺僧口授《普门品》；大师将经文读过一遍即能背诵，诚宿慧之开显也。今天竺山北洲寺住持释登首师说，智者大师七岁时就是在这里跟着母亲拜佛、诵《普门品》的。
此外，容城本土文化也在智顗的思想性格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载云：“大师讳智顗，字德安，俗姓陈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也。高宗茂绩，盛传于谱史矣。暨晋世迁都，家随南出，寓居江汉，因止荆州之华容县。”至智顗出生时，陈氏先辈已迁居这里近200年。
晋世迁都，即西晋“永嘉之乱”后，晋朝统治集团南迁，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智顗祖上陈氏世家为颖川贵族，为什么没有随朝廷南迁当时京都建康(南京)，而是“寓居江汉，因止荆州之华容县”？这其中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承续，即颖川与容城文化上的关连。何为容城？春秋战国时期，许国（今河南许昌、晋时的颖川），遭到郑国的侵略，请求楚国保护，得到了楚王的允许，后经过很多周折，终于在昔日楚国腹地今监利县境内建立了容城国，成为楚王的附庸国。许国外称许国，内称容城国，是国中之国，所以称之为容城。《春秋·定公四年（-506）》：“许迁于容城。”此后，许国在这里抚国民、安社稷134年。
因此，当年许国国土上的颖川贵族陈氏世家，再次面临覆国之难，在随朝廷迁都建康（今南京）颠沛流离之际，却另辟蹊径，毅然举家迁居容城，即晋时的荆州华容县城。想必他们对容城这个曾经的第二故国，至少在文化上、心理上会有某种亲近感、安全感。
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容城，以接纳外族而得名，文化上的基因则是儒家“以己及人”的“包容”精神。
无独有偶，三国时期，军阀混战，战争惨烈，“强者四散，羸者相食，关中复无人迹”（《后汉书董卓传》）。至220年北方人民南下流亡者达145万人口之多，“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晋书·食货志》）”，容城再次承担了接纳外族，安置流民的历史重任。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吴王孙权敕令析华容置监利县，屯田藉民，“以地富鱼稻，令官监办之”，是为监利建县之始。其时北方比南方开化得早，北方难民把先进的耕作制度，生产方式带到监利，也促进了监利的水稻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无论华容、监利，自身也在“包容”中受益。
《清一统志》：“梁废华容入监利”（梁指后梁555－587年），今监利已更名为监利市，治所仍沿用古华容城名“容城”。古今容城地域有变，而容城的文化基因未变，其“以已及人”的“包容”精神，融注在古华容今监利人民的血脉中。
东汉重臣胡广(91-172)，字伯始，古华容县人，常以“责人之心责已，恕已之心恕人”，行中庸之道，历事六朝，为官三十余年，史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后汉书》）。”
邑人清台湾知府朱材哲，任官台湾三十余年，其地多次发生族群械斗，极为惨烈，上官每每责令“督兵弹压”，而朱材哲总是只带文职人员亲临现场调解。《台湾通史》记载朱材哲平定“闽粤械斗”，“单骑见之，如至炮中”。由于朱材哲的体恤与赤诚，一次次危险的族群矛盾总能和平地平定下来。因此，朱材哲被台湾人民呼之为“朱青天”。朱材哲的理政思想特色同样是“包容”精神。
二十一世纪的2015年6月初，长江监利段突发一起重大事故，监利满城尽飘“黄丝带”，古容城纯朴民风在新时代开放出绚丽的爱心之花。国务院对监利在这次长江突发事故中所展示出的良好民风，化解灾难、增进和谐的典型经验，圆满社会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褒奖。监利“小城大爱”、“黄丝带”文明新风，它的思想源头，即是古容城的“以已及人”的“包容”精神。
“有容乃大”，作为监利“容城”的文化品格，它同样孕育了一代思想高峰智顗。梁承圣三年（554），西魏攻陷江陵，元帝萧绎被*，智顗父母也在这次战火中罹难，智顗遂投湘州（今长沙）果愿寺出家。后奔光州（今河南光山）苏山慧思禅师座下修习《法华》颇有成就，并奉师命赴陈都金陵（今南京）“传灯化物”，为朝庭官员讲经说法八载，再携弟子隐居“深山谷远”天台山，实修止观二十余年。其间智顗思想恢弘，著述丰硕，创立了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并被尊为天台宗祖师。
在南北朝势力割据的历史背景下，一代宗师智顗者大师应时出世，从思想理论回答了两大时代问题，一是统一南北教内分歧；二是融会佛、儒、道思想。
当时教内派别林立，南、北方的佛学有一些显著的差异，所谓“南义北禅”，南方注重佛教义学，北方更注重禅定实践。智者大师以惊人的智慧，用“圆顿止观”等独特的思辨，荟萃诸家之说，统一了教内的南北分歧，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推崇，可谓“圆融无碍”。
智顗的佛学思想，既不是对印度佛教典籍的照搬，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的拼凑，而是佛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与时代需求相结合的智慧结晶。
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老子说“道法自然”；庄子说“与万物共生”。智者大师的“一念三千”，与孔、孟、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高度契合。他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与儒家的中庸思想相契合。智顗的思想成就，闪耀着故里容城文化“包容”、“有容乃大”的底蕴光彩；为佛教中国化创下了开拓之功，也为隋唐盛世的文化繁荣提供了信仰和文化基础；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璀璨巨星，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
“千年法灯”，佛教中国化智慧照亮东亚
智顗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天台宗，被先后传入日本和韩国，为中国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
唐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智顗六传弟子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鉴真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年（753）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鉴真大师则将《四分律》和天台教义弘传于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戒律和教法基础。同时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造像、医药、园艺等技术传入日本，被称为日本天平时代的精神文化屋脊——“天平之甍”。
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名僧最澄经天皇批准，率弟子义真等，奉诏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最澄在唐求法期间，不仅学习天台教学，还研修禅、大乘戒和密教等佛学。延历二十四年(805年)，最澄结束入唐求法回国，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延历寺，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最澄建立大乘戒坛，亲自点燃“不灭法灯”，灯油和灯芯的添加，均由延历天台僧轮班修供养进行，历今已1200余年从未熄灭过，被称之为“千年法灯”。最澄还带去天台大师智顗所用过的长119厘米的绢制刺纳衣，供奉于延历寺，被奉为日本国宝。
时至今日，在日本还拥有3000多所天台宗的寺院，在韩国也有350多座天台宗寺院和宗教场所，近年每年都有数十万日本、朝国天台宗信众来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当阳玉泉寺寻根访祖，朝拜智顗遗迹。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智顗和他开创的天台宗，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和佛教自身的圆融特质，为中国佛教带来世界声誉，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湖北省监利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任茂礼/文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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