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崔建功将军，曾经回忆说：1950年4月，贵州爆发大规模匪乱，装备精良的武装土匪达到13万多人，轻重机枪就有1100多挺。
而我军用于剿匪作战的部队，只有三个师，总兵力不到4万人。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我军都不占优势。但在战场上，我军却高歌猛进，捷报频传。究其原因，我军指战员作战勇敢，训练有素是一方面。另外匪徒们人数虽多，却是一盘散沙，他们充分继承了国民党军见死不救的“优良传统”，坐看其他匪首被我军个个击破。
第15军进入贵州剿匪
在参加剿匪作战的部队中，我军第五兵团第十五军45师134、 135团表现得最出色。他们的对手，是匪首杨正斌、罗湘培股匪，分为两个匪军部，辖六个师，总兵力超过两万人。
我军剿匪部队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134团和135团轮番上阵，只要杨正斌和罗湘培逃到哪里，收留他们的匪徒，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贵州是喀斯特地貌，大大小小的溶洞不计其数。
其中一些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很容易被匪徒们用来当做抵御剿匪部队的堡垒。
剿匪部队随机应变，在战斗中总结出一套攻击溶洞的有效战术。
1950年4月25日，我军134团顺利攻占叛军重兵盘踞的杨家洞，活捉匪第一纵队司令杨正斌，以及另外四名重要匪首。
5月2日，我军135团攻克了郎岱县（今六枝特区）境内的窗子洞，活捉了匪“川黔滇八县游击总参谋长”安克庚，以及匪首李名山的儿媳妇。从她口中得知，罗湘培此刻躲在织金县，和匪“川黔滇八县游击总指挥”李名山在一起。
李名山是织金县熊家场人，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恶霸。
李名山声名狼藉，他对交不起地租的干人（农民），通常是活埋进生石灰中，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李名山有个侄子李成举，是匪22军军长兼64师师长，杨正斌被剿匪部队俘虏后，李成举就成为叛匪中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匪“川黔滇边区游击纵队第八兵团”兵团司令罗湘培。
李名山借助侄子的势力，罗湘培赏了他一个匪“川黔滇八县游击总指挥”的头衔。
4月7日，我军一个班，护送军医敖涤非去川南安顺买药。回来时在文家桥，遭到李名山所部匪徒的偷袭。药品被土匪抢走，十一名战士全都壮烈牺牲。
李名山丧心病狂，竟然将烈士们的遗体，都丢进了石灰池。李名山也因此一举成名。
五月初，被剿匪部队追得走投无路的罗湘培，逃到织金县。
李名山远接高迎，极尽奉承之能事，并派自己的儿媳妇去郎岱县找安克庚，探听剿匪部队的行踪。
罗湘培在织金县住了三天，才发现李名山这个所谓的“总指挥”，手下一共才四十多名匪徒，充其量就是一个排。就这样，李名山还大言不惭地说，凭他手下这些人，借助四方洞天险，完全可以让剿匪部队知难而退。
罗湘培没这么天真，一个月前，他指挥五个团的叛军，将剿匪部队第47师141团主力，包围在水城县到纳雍县之间的阳长镇陈家寨的海子峡谷。
罗湘培自持天时、地利、人和，他都占绝对优势，所以对被包围的141团势在必得。可他万没料到，141团和数倍于己的叛军血战三日，最后竞成功突围了。
自己装备精良的五个团，尚且奈何不了剿匪部队一个团。李名山狂言，凭他手下四十多个虾兵蟹将，就能阻挡住剿匪部队一个主力团的进攻，就太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另外李成举刚愎自用，手握重兵，和罗湘培貌合神离。
罗湘培如果住在织金县，谁知李成举会不会对他动别的心思。
不过有些事看破不能说破，罗湘培奉承了李名山几句，勉励他“老当益壮，再建新功”，然后就以“军务繁忙”为名，带着几十名亲信，逃往水城县城西南的杨梅乡。
罗湘培走后，李名山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如果说郎岱县的安克庚，是罗湘培找的第一只“替死鬼”。很不幸，自己就是他抛出的第二只“替死鬼”。
李名山虽然恼恨罗湘培，可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身临绝境，李名山坚信，他一手拉扯大的侄子李成举，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拿定了主意，李名山带着一家老小，收拾金银财宝，带着手下那四十多名“精兵猛将”，早早地躲进了四方洞。
四方洞
四方洞距离织金县城70里，位于黑土村与熊家场之间，蒙坝河南岸的悬崖峭壁上。洞口长宽都是12米左右，呈正方形，四方洞也由此得名。
洞口距离河岸一百多米，洞内深不可测，洞中的大厅，足以容纳上千人。
四方洞孤悬峭壁之上，周围无路可走，地形险要异常。进出山洞，必须借用绳梯等辅助工具。
5月5日，我军第135团将四方洞团团包围，很快发现这个山洞地形独特，以往攻击山洞的战术，在四方洞都难以奏效。
洞口距离地面有100多米，根本绑缚不起如此高的长梯。
以往从山崖顶上，把装有手榴弹，生石灰和辣椒面的竹筐，用绳子送到洞口，然后引爆手榴弹，飞扬的粉末，足以让躲在洞里的匪徒们叫苦不迭。
但是四方洞的洞口，有些微微向前凸起，从崖顶放下的竹筐，根本无法抵达洞口。
一时之间，我军战士们，竟有些束手无策。
山洞里的匪徒们也异常狂妄，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站在洞口，歇斯底里地喊道：“有本事你们就飞上来吧，我们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还有漂亮的女人，你们眼馋不眼馋”。
匪徒话音未落，我军神枪手陈瑞祥抬手一枪，匪徒头部中弹，从山崖上摔下来，摔了个粉身碎骨。从此以后匪徒们，再也不敢露头了。
这一枪也给了战士们灵感，用重机枪火力和神枪手搭配，对洞口实施火力封锁，让洞里的匪徒，没有还手的机会，然后再慢慢地想法子。
说干就干，四方洞口顿时子弹横飞，打得周围的石壁火花四溅。
借此机会，几名身手敏捷的战士，攀上洞口一侧的悬崖，在距离洞口三十多米处，有一块凸出的巨石，战士们在巨石上用木材搭建出一个平台，站在平台上，可以把手榴弹丢进四方洞，更可以当做对洞里匪徒们宣传的平台。
四方洞里土匪留下的字迹迄今清晰可见
我军宣传员一手举着手榴弹，一手举着喇叭，督促匪徒们认清形势，尽早缴枪投降。
除此之外，在窗子洞被俘虏的李名山的儿媳妇也被请上宣传台，哭哭啼啼地劝说躲在山洞里的家人投降。
李名山被搞得心烦意乱，却又无能为力，只能躲在山洞里生闷气。
搞宣传平台，是我军战士们用得“声东击西”的战术，平台上昼夜不停的宣传声，吸引了匪徒们所有的注意力。全然没有想到，我军召集了当地所有的石匠，在悬崖上，昼夜不停地开凿一条通往四方洞的山路。
仅用了四五天时间，一条400多米长的山路就延伸到洞口。
5月12日，已经在山洞里躲了7天的李名山，突然听到儿媳妇哭着说：投降吧，通往四方洞的山路已经修好了，剿匪部队现在随时可以冲进洞中。
李名山如梦方醒，也知道大势已去，只得率领47名匪徒，垂头丧气地走出四方洞。向剿匪部队缴枪投降。
5月18日，我军135团押解着李名山，前往织金县城。
李成举听说叔叔被俘虏后，怒不可遏，带领3000多匪徒，在去往县城的必经之路上设伏，企图将李名山劫走。
哪知这是我军用的围点打援战术，利用李名山做诱饵，吸引李成举来自投罗网。
本来这一次李成举是在劫难逃，那只半路*出个程咬金，驻扎在织金县城的匪“黔西游击队”参谋长田振武，竟然倾巢出动，带领800多名匪徒，也气势汹汹的赶来搭救李名山。
我军剿匪部队随机应变，先派一个连的兵力，袭取了兵力空虚的织金县城。切断了田振武股匪的退路，然后一鼓作气，将田振武股匪全歼，匪“黔西游击队”参谋长田振武也做了俘虏。
随后我军又*了个回马枪，145团主力直扑李成举的指挥部。李成举见势不妙，仓皇逃走，手下3000多匪徒不战自溃，仓皇的逃进大山深处。
随着织金县城被第2次解放，一个多月前在匪乱中，丢失的纳雍、水城、织金三座县城，被全部收复。
我军进攻四方洞使用的云梯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当初参加叛乱的33个重要匪首，已经有16个被抓获。2万多叛匪也损失过半，只剩下9500多人，分属罗湘培和李成举指挥，其余的15名匪首，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彻底消灭罗湘培、李成举股匪。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逃回水城县杨梅乡的罗湘培，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虽然剿匪部队气势如虹，所向披靡，可罗湘培的嫡系部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这也让罗湘培在当地匪首们中间声名鹊起，那些被剿匪部队追得走投无路的匪首，把罗湘培当成了救命稻草，纷纷前来投奔。
其中包括滇西北匪首李明辉，匪“云南军政长官”安纯三，匪“人民救国军”军长陈守钧，匪“滇桂黔反共抗俄同盟军”总司令余启佑，川南匪首田动云等二十多人。
这些匪首名头挺大，可绝大多数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只有余启佑和田动云有些实力，每人手下还有三四千人。
余启佑以前是国民党军保安272师师长，1949年12月份宣布通电起义，第二年四月份携众叛变。
川南匪首田动云，身世更有些传奇，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我军几位高级将领都有交往。后来田动云变节，主动投靠了蒋介石。1950年初川南解放，身为国民党军少将的田动云先降后叛，最终走上绝路。
余启佑和田动云虽然实力不弱，但都是遭到剿匪部队沉重打击后，在原来盘踞的地盘上站不住脚，这才硬着头皮来投靠罗湘培。
罗湘培半年多以前，还是贵州保安第4旅旅长，是国民党军杂牌中的杂牌。说实话，无论是田动云，还是余启佑，都有些看不起罗湘培。
罗湘培也知道自己资历浅，指挥不动这两尊“大神”，于是建议以威宁县、赫章县为中心，成立“黔西北九县游击纵队”。总兵力22000多人。
在场的匪首对罗湘培的建议很感兴趣，但都坐在原地默不作声。只要同病相怜，联合起来抱团取暖是非常必要的，可谁来当这个纵队司令，匪首们就都各怀心思了。
罗湘培倒也狡猾，让匪首们推荐，由谁来当“纵队司令”。结果争论了半天，“副司令”选出来一大堆，“纵队司令”还是虚位高悬。
就在这个时候，李成举把手中的茶碗摔得粉碎，把椅子踹翻，在众匪首诧异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李成举手握重兵，实力不在余启佑和田动云之下，可这回连个“副司令”的头衔都没混上，一时间恼羞成怒，来了个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
让李成举这一闹，由谁来当纵队司令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
匪首们在水城杨梅乡开会。剿匪部队经过连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也进入战时休整状态。
黔西北地区匪情死灰复燃，让剿匪部队首长崔建功感到压力很大，他召集134团和135团营以上干部，讨论在以往作战行动中的不足之处。
一位姓栗的教导发言说：我军在前期，执行剿匪作战时的战术并没有失误。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积极的发动群众，当地百姓对土匪恶霸恨之入骨，可我们把那些最大恶极的匪首俘虏以后，没有及时的施以严惩。当地百姓担心我们把俘虏匪首释放以后，会遭到他们变本加厉的报复，所以配合我们行动时表现得不积极。
在土匪当中，真正的惯匪、兵痞、恶霸、无赖只是极少数，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裹挟的无辜群众，只要消除了对惯匪的恐惧，这些被迫为匪的百姓就会弃暗投明，主动的缴枪自新。
几天后，我军剿匪部队在毕节市召开万人公判大会。
杨正斌、安克庚、李名山等十几名罪大恶极，身负累累血债的匪首、恶霸被当场执行枪决。
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百姓无不奔走相告，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土匪们之间，本来就内讧不断，这次镇反行动，更是极大地摧毁了土匪们的意志，22,000多名匪徒，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散去大半。
剿匪部队在毕节市召开公判大会
7月9日，我军剿匪部队完成休整， 第135团二营配合兄弟部队，一举全歼叛军121师，俘虏匪“三县总指挥”杨平洲，副师长车林等重要匪首。
叛军121师三个月前发动叛乱，残*我军代表，伏击我军141团，气焰嚣张一时。
可仅过了三个月，叛军一败涂地，很多俘虏追悔莫及，却再也得不到宽恕。
匪121师是罗湘培的嫡系部队，现在罗湘培也成了光杆司令，所有匪首之中，只剩下李成举匪部，还保持一定的实力。
我军剿匪部队134团和135团联合行动，准备围歼李成举股匪。
但是134团团首长认为，对付李成举，根本不用如此兴师动众。
7月27日，134团团属侦察连，化装成小商贩，化整为零，分头进入织金县龙狗场。
这里是李成举的匪巢，是个赶场的日子。
中午时分，匪指挥部里300多名匪徒正准备吃午饭。门口挤满了卖针头线脑的小商贩。
“鸡蛋哦，卖鸡蛋了。”商贩浓重的北方口音，显得格外的刺耳。
匪徒们听说有鸡蛋可以打牙祭，丢下饭碗冲出大门外。
这其实是我军侦察连长开始行动的暗号，“货郎”们抽出驳壳枪，对着目瞪口呆的匪徒们猛烈开火。
匪徒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等他们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已晚，匪指挥部里，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最后只剩下30多名匪徒，乖乖的举起手做了俘虏。俘虏之中，李成举的兄弟李成风也在其中。
李成举得知老巢被端，兄弟被擒，不禁暴跳如雷，带着900多人追击我军侦察连。
罗湘培也想借此机会，缓和与李成举的关系，亲自出马，带着400多匪徒，疯狂地追赶我军侦察连。
两路匪兵在窝棚塆汇合后，更加肆无忌惮，结果一头撞进我军134团的伏击圈。
敌人像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两个小时后，战斗结束，400多名匪徒被击毙，还有330人缴枪投降。
我军缴获战马107匹，最令人惊喜的是，匪徒们使用的电台密码本，也成为我军的战利品。
根据截获的情报，我军134团两个营奔袭李成举股匪的老巢。李成举丢下老婆孩子，带着100多名残匪，仓皇的逃往威宁县与赫章县的交界处。
李成举立足未稳，我军侦察连飞马赶到。经过激战，李成举只身逃脱，去向不明，所有匪众被剿匪部队一网打尽。
7月29日，我军135团三营追歼安纯三匪部，在平彝县（今富源）的狗场，将所部匪众一举全歼。安纯三只身逃到昆明，被俘后病死狱中。
监视土匪动向的我军战士
此时罗湘培已是瓮中之鳖，走投无路。不料匪新一军潘厚昆，带领1000多匪徒，从四川宜宾流窜到毕节与纳雍县之间，试图与罗湘培匪部靠拢。我剿匪部队134团一营奇袭威宁县羊街，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潘厚昆股匪大部被歼，残部溃入乌蒙山。
8月26日，我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下达总攻命令。
我军135团一个营由水城出发，从宣威向北，与兄弟部队一个营，合击威宁的河坝地区，那里是罗湘培匪部的指挥部。
我军43师两个营，从云南昭通出发，向西南挺进，攻击驻扎在威宁县西部小海子的余启佑叛匪。
135团一个营由城北直入威宁县城内，相机捕捉叛军匪首。
134团两个营，兵分两路，合击驻扎在赫章县田动云匪部。
9月19日，战斗正式打响，毫无斗志的匪众一触即溃，余启佑、田动云、陈守钧等匪首相继被擒。
罗湘培和国民党“贵州行署”主任廖兴序，带领1000多名匪徒逃离赫章县，向南逃窜。
我军143团两个营紧追不舍，一昼夜强行军180里，终于在韭菜坪和毕节市梅花箐追上了廖兴序所部匪众，经过基站700多名匪兵被全歼，廖兴序也被当场击毙。
与此同时，我军两个连由韭菜坪出发，连续追击6个昼夜，在深山老林中跋涉600多里，终于到达毕节市白马山，与罗湘培匪部600多人遭遇，匪兵纷纷投降，罗湘培在几名警卫的护送下，骑着马逃走。在逃跑过程中，罗湘培被我军战士击伤右臂。
剿匪部队张贴的宣传画
白马山遭遇战结束后，也意味着罗湘培的“黔西北九县游击纵队”全军覆没。
身受重伤的罗湘培，一路逃窜到大定县（大方县）瓢儿井村一座破窑中。结果被当地县武工队和民兵发现，将破瑶团团包围。
罗湘培走投无路，开枪自尽。
我第十五军第45师134团和135团，经过4个月的苦战，共歼灭叛匪3万余人，俘虏师职以上匪首61名，参加黔西“四月匪乱”的重要头目，除李成举以外，悉数被歼。
1953年8月，我军第135团转业干部李春华，在昆明市第3区，为一对中年夫妇办理结婚证明时。发现男方提供的资料，有明显涂改过的痕迹。
李春华两年多以前参加过围歼李成举的战斗，感觉面前这个中年人，与下落不明的匪首李成举十分相像。
李春华急中生智，突然厉声喝道：“李成举！”当场所有人都是一愣，只有高个子男子下意识地答了一声：“到！”还做了个标准的立正姿势。
几天后，黔西“四月匪乱”中，最后一名匪首李成举，在普定县被公审后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