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城旧事」1960年10月，印尼华侨进贵阳（下）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

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在贵阳六中的学生岁月

香港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是香港闹中取静的一条街道。

诺士佛台9号11楼4室，是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邓小宙的物业，这里也是香港贵州联谊会的地址。郭建生、刘明镜等昔日在贵阳求学的印尼华侨，不时聚在这里，聊起贵阳往事。

兴致聊起来的时候，回到家里的郭建生，就会喊上夫人，步行20分钟，到西九龙高铁站乘坐高铁，5个半小时后，他们就抵达贵阳，重温记忆中“印尼侨生在贵阳”的篇章。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印尼华侨在上世纪，为印尼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这份贡献，是印尼华侨靠自己吃苦耐劳，一个钢镚、一个钢镚地积攒起来。钢镚里面，浸润着印尼华侨的智慧，还有血泪。

就拿我的父亲来说，他的老家在广东大埔县。上世纪30年代，大埔县很穷，日子难以为继，不少人下南洋谋生。几年后，日子过得好的人回到县里、村里，告诉老乡们自己谋生的情况，动员老乡们和自己一起外出，靠双手和智慧求生。

1938年春天，穷得只穿了一件破背心、一条旧短裤的父亲，跟着我的大伯父，漂洋过海到雅加达，做起大米生意。父亲脑筋活络，为人豁达，天不亮就起床，去向农民收购大米，然后运回雅加达，向人们出售。父亲的大米生意，从零售到批发，只花了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家也因此在雅加达成为中产家庭。

华侨在印尼，以勤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华侨们也抱团求生存。我的伯父倡导华侨们，成立“雅加达华侨总会”，他被选举为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伯父在雅加达为华侨奔波办事、维护权益的事迹，引起中央政府关注，1956年国庆节，伯父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1960年，郭建生（左站者）离开雅加达前，与父母，叔叔，堂弟合影

1960年7月23日，我和刘明镜、林南生同船离开印尼。

刘明镜告诉我，他居住在印尼峇眼市，他的祖籍是福建晋江市。刘明镜的父亲，多年前来到苏门答腊岛，靠自己划渔船，出海捕捞，积累资本后，开了一家渔行。刘明镜的父亲身处异国他乡，却时刻关心祖国发展，他经常与中国驻峇眼市的领事联系，从领事那里知道祖国的情况。

搭乘“美上美”号返回祖国的侨民

华侨在印尼的平静生活，都因1959年11月的“总统10号令”而被打破。

离开印尼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到码头，我的藤包箱里，塞满了他和母亲为我买的牛肉、猪肉罐头。父亲说，他们打听到，祖国这几年正是困难时期，我们回国后，不能在生活上给国家添麻烦。我挎着照相机，戴着手表，推着单车，登上“美上美号”轮船回国。

参加第一次印尼撤侨的“芝利华”轮，因其白色涂装被亲切地称为“白渡船”。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一年后的1961年，父亲因病去世。

两地教材相似

在贵阳六中，我继续进行初三课程的学习。起初，我们担心国内的教材和印尼的不一样，会不会学不懂？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担心多余。

林南生读高三，他看了教材，数学、物理、化学所教的内容，和印尼华侨中学的差不多，历史、地理也大致相同。只是印尼华侨中学没有政治课，印尼华侨中学类似的课程叫《公民课》，讲的是中国公民如何培养道德情操的课程。《公民课》专门图文并茂地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林南生喜好读书，他在雅加达买的教辅书籍，都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的，华侨中学也是参照国内教材进行课程设置，我们来到贵阳，教学内容大多衔接得上。

1955年，*总理在印尼接见当地华侨称：“欢迎你们回娘家看一看。”

林南生回忆，中印关系处在蜜月期时，《*选集》在雅加达书店的橱窗里，展览并出售。

林南生所在的高三（5）班，被大家戏称为“和尚班”——全是男生。印尼华侨来到“和尚班”后，贵阳六中专门从其它班级调配了一些女同学来，让男女同学混合在一起上课。

林南生学习很厉害，属于学霸型。1961年参加高考前，他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贵州工学院。班主任看了他的填报志愿后劝他，还是填贵阳师范学院，今后可以教育报国、报效贵州。林南生听了班主任的劝告，改填贵阳师范学院，被该院物理系录取。

林南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三中担任物理老师，1982年当了三中的副校长。3年后，贵阳市筹备侨联，调林南生去工作，后来，他当了贵阳市首任侨联主席。

要求与贵阳学生同甘苦

我们在贵阳六中读书，吃饭不要钱，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三楼，每顿饭四菜一汤，伙食安逸。不过，刘明镜在一周后发现了华侨学生和贵阳学生之间的“秘密”。

21岁的刘明镜，在贵阳六中读高二，这是因为他在10多岁的时候，跟随家人做鱼行的生意，后来才重返学校读书。这种情况在印尼常见，只是到了国内成为稀罕事。正是刘明镜成熟，能够在侨生中领头。

吃中午饭时，刘明镜在一楼，看见贵阳学生端着一碗饭，菜就是一碗透明透亮的“玻璃汤”，他的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在三楼吃着四菜一汤的饭菜，全然不知道贵阳学生的伙食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酸楚。刘明镜说，祖国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贵州省政府怕亏待了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对我们有特殊照顾，这份情谊，我们心领了，不过，我们应该和贵阳学生吃一样的饭菜，不能搞特殊化。

心潮澎湃的刘明镜，在宿舍里铺开白纸，举起毛笔，写起倡议书，号召华侨学生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贵阳学生喝“玻璃汤”，这是华侨学生报效祖国的第一步。

刘明镜文采飞扬的倡议书，贴在校园里，引起共鸣。学校找到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吃四菜一汤，我们没有动摇，坚持要和贵阳学生享受一样的待遇。学校看到我们对承诺坚若磐石，只好按照我们的意思减了菜肴。

其实，我们从印尼带来的物资中，有大量的牛肉、猪肉罐头，我们舀起米饭，打开罐头，就是一顿香喷喷的大餐。这些物资，贵阳学生享受不到，我们遇到关系较好的贵阳学生，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牛肉、猪肉罐头，用贵阳话讲，这是“不吃独食”。

篮球影响的人生

贵阳六中的操场，是侨生每天聚集打篮球的地方。贵阳学生说，他们每天吃不了啥营养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些吃牛肉、猪肉罐头的侨生，还蹦得起、跳得起。确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少贵阳学生得了浮肿病，难以进行剧烈运动。我们在印尼就酷爱篮球运动，不少侨生都打得一手好篮球。

1959年，郭建生（左三）与巴城中学篮球队队友合影

1963年暑假，我和谢贤国等同学，代表贵阳市青年篮球队，参加全省青年篮球锦标赛。这场比赛的决赛，在安顺市举行。我们的冠军争霸赛，对手是毕节地区青年篮球队。毕节队也是一支劲旅，在球场上如猛虎扑食，与我们“撕咬”在一起，比分步步紧逼，难分高下。

比赛到最后三分钟，我们输了两分球，比分落后两分。现场的观众，留下一片唏嘘声，纷纷离席而去。观众认为胜局已定，没有悬念。关键时刻，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我们队一个远距离投篮，得了三分，赢得宝贵的一分。不少走出去的观众，听到是贵阳队获得冠军，均觉纳闷，不明白何时冠军发生了转换。

球技高超的毕节队，在赛后被邀请到贵阳，和我们在第五球场（中华中路人民剧场旁边）打了一场友谊赛。

后来，我又代表贵州省中学篮球队参加比赛，在都匀进行冠亚军决赛时，再次夺得冠军。虽然我的文化课不是太好，却因为我的篮球打得好，1965年考大学时，提前被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录取。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贵阳二中教体育，学校让我在学生中组建篮球队。晚上，我就去报名参加篮球队的学生中家访，征求学生的父母对他们参加篮球队的意见，一定要得到学生家长的同意，才能吸纳他们参加篮球队。

1970年，郭建生贵阳二中宿舍自弹自唱

1972年，郭建生（右）与贵阳二中同事齐国钧、顾建恭老师合影

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1973年，中国对华侨出台政策：来去自由。意思是，愿意出国的，国家予以提供方便。

贵阳市体委的*李成炎找到我，和我聊起是否回印尼的话题。在平常的工作接触中，李成炎比较了解我。我也对他说到，自从父亲去世后，12年的时间里，我家在印尼的米行，生意大不如前，母亲一个人在印尼，也需要人照顾。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李成炎说，既然国家有政策，你也可以回印尼。李成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这句话到分量，如雷贯耳，影响了我今后到工作、生活。

1973年夏天，我离开贵阳，没有选择回到印尼，而是选择去香港。我认为，香港至少是中国到领土，迟早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到怀抱。我到香港后，恰逢汉华学校在招老师，我前往应聘。

汉华学校，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全日制中学，在1945年创校，中文科用普通话教授。我看中它的办学宗旨，是一所倾向内地的学校，就选择到这里教书。

1979年，香港中南银行面向全港招人，我又去参加考试。中南银行由华侨黄奕柱创立，其创办宗旨既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

当时，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香港与内地合作、在内地投资，都需要熟悉内地情况的人。我在面试中，以在贵阳13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得到中南银行考官青睐，当场录取我。

后来，我和刘明镜等侨生，一起为贵州与香港对经贸往来，作出努力。1987年10月15日，在我和刘明镜等侨生的提议中，香港政府批准贵州旅港同乡会成立，10年后改名为香港贵州联谊会。现在联谊会的组成分为四块，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老侨生、香港的贵州就业者和青年学生，会员有1000多人。完成这些与贵州相关对工作，都是我们的贵州情结所致。

古稀耄耋，笑谈如烟往事

侨生在贵阳，得到政府部门诸多照顾，是同龄人羡慕的对象。

血气方刚的侨生，和贵阳社会青年“下简称社青”，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成为轰动贵阳的一次群殴事件。

如今，当年的侨生和社青，都进入古稀、耄耋之年，再次遇见，相逢一笑，往事如烟。

侨生，贵阳学生羡慕的对象

1960年10月，侨生到贵阳的消息传出，是件新鲜事，我还和同学结伴，专程跑到贵阳六中看侨生。

来贵阳的侨生，大学生根据所学专业，安排到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住校就读；初中、高中生安排在贵阳六中住校就读；小学生安排在贵阳实验小学就读,食宿安排在六中，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一起居住，便于照顾。安置侨生的几所学校，从校舍到教学、师资力量，都是贵阳最好的。不管是大学、高中、小学，这些学校都在市区，彼此距离近，既便于有关部门集中管理，也便于华侨学生相互联络。

走在贵阳六中的操场上，侨生大多戴着黄金、铂金项链、瑞士手表。尼卡照相机、全护链盒带加力挡的三枪自行车，就像今天的宝马、奔驰一样吸引眼球。不过，我们羡慕他们的富裕生活，侨生却认为这是一件生活常事，他们早上冲奶粉吃面包饼干，晚上煮咖啡加方糖炼乳，这样的生活享受,今天普通老百姓完全能够达到，但在当时，国内的高干子弟也享受不到这些东西。

三枪自行车，资料图片

上课时，老师用普通话讲课，侨生们还能听懂，老师用贵阳话讲课，他们就听不懂了。好在老师都非常有责任感，给这些侨生课外“开小灶”补习，讲授都够耐心、细致，并把老师专用的教学参考书借给他们看。因此，比较用功的侨生学习成绩提高也快。

侨生的体育成绩，普遍较好，短跑、跳远、足球、羽毛球、篮球都是他们的强项。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贵阳师范学院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两个被我们喊作“大华侨”、“小华侨”的侨生，篮球打得漂亮。

我在人民剧场旁边的第五球场，看过一场师院篮球队和蔬菜公司篮球队的友谊赛。那时，两个队都是贵阳市业余队的尖子，打得非常精彩。“大华侨”的位置是前卫，扣篮、中距离跳投、篮板球很厉害。他的个子高，灵活，而且弹跳力强，抢篮板球判断准确。“小华侨”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球场上的灵活，就成为他最大的优势。他的位置是接应，运球、过人技术、传球和速度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他的弹跳力也非常好，而且远投准确，对方防守稍有疏忽，球回到他手上，出手就得分。

拼车技埋下隐患

侨生厉害的技术是骑单车。那不单纯是骑车，而是一种玩车的技巧。有一种技巧叫“浪车”。车对着人飞快驰来，眼看仅差“一颗米”就要将人撞倒，但骑车人龙头一拐，身子一偏, “嘶”的一声,前后轮就贴着眼看要被撞倒的人的鞋边擦过,眨眼化险为夷,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骑车者人车合一，身形一伏一起，轻盈如浪，所以叫“浪车”。这是那些华侨学生，喜欢对漂亮女生展示的一种技巧。但结果却并不讨好，往往使女孩子极为反感。内地的女孩，那时思想都保守，这类炫耀在她们看来，是“流氓行为”。

侨生骑车结伴，郊游野餐，一路展示他们娴熟的车技和鲜亮的衣着。不过，他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是河滨公园的溜冰场和六广门体育场的足球场。那里宽阔的平地正是他们练习车技，展示本领的好地方。由于经常在这两个地方骑车，玩车技，就使他们和贵阳的社青有了接触。当时华侨学生和贵阳社青的矛盾,就是从互相比拼玩车开始的。

华侨学生骑车玩车，社青一直敬而远之。因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事先开会，对社青打过招呼：见了外国人，见了华侨，不要好奇围观，不要乱说话，要注意礼貌。社青只是远远观望，对侨生身上鲜艳的花格子衬衫，紧身西裤，漂亮尼龙袜，尖削亮皮鞋，外国名单车，流露出羡慕。那些喜欢模仿华侨的青年，把商店里作床单布卖的，红蓝花格子布买来做成衬衫，把裤管改小烫出“精神线”，头发留长，往后吹得蓬松，留下长长的鬓角,抹一层亮亮的凡土林冒充发油。

社青展的车技，也让侨生长见识：一群衣衫破旧的贵阳青年，骑着几辆朽旧不堪的单车，把定车、提车、举车、围车，玩得干净利索。有个侨生骑单车，追过来问社青：“你们是马戏团的吗？”他看见这些社青腰间扎着绑带，在国外只有马戏团的才扎绑带。“不是，我们没有工作。”社青回答。

一阵叽叽咕咕的印尼话后，侨生骑车到另一边玩车去了。他们模仿着社青的动作，定车、提车、举车、围车。有几个侨生真的很绝,为练习车技，他们也模仿社青骑的车，把车前后挡泥板下掉，弄成一部“光竿车”,只是护链盒和加力挡不下。因此,他们的车技进步很快,定车、围车、提车也开始像那么回事。

“六广门之战”

1960年11月的一天下午5点，在六广门体育场，侨生一阵交流之后，有个侨生突然骑车飞来，对正在围车的一位社青说: “我和你围围？”他一边讲一边比划。“可以。”社青回答。于是分别上车相围。侨生和社青各站成半圆围成一个大圈，观赏二人竞较车技。第一回合，侨生坚持了一分钟，定车不稳单脚着地输了。第二回合，侨生成绩稍好也没有超过两分钟。第三回合，侨生的前轮撞了社青的后轮，还是输了。社青跳下车对侨生笑笑,说: “再练练。”意思是到此为止。

侨生三败而不甘心，下车抓住对方车龙头：“再来,再来。”“好,最后一盘。”社青边说边偏身上车，兜了一小转，龙头一拐，左脚踩住前轮将车定住,等他来围。这在围车竞技上是友好的表示,就像下围棋让对手先。他的意思是告诉对方，我们就比比定车。侨生绕了一个小圈骑到对手身边，学着对方的架势也将车定住。坚持了一分多钟终于保持不住平衡，就放开刹车绕骑而去。

社青以为比赛结束就跳下车来，那侨生大怒，转过车龙头，加速猛蹬，人车对直向社青冲去。只听“哐”一声响，两车两人倒在一处。侨生在上面，伸手就扇了社青一嘴巴,大叫: “你瞧不起我！”社青被打火了，左手一把封住对方领子,右手一直拳就照脸上打去，侨生顿时鼻子口来血。见状，侨生们叽咕几句印尼话，有两人飞身上车，直奔六中。

六广门体育场距六中很近，不过几分钟，十几部单车飞奔而至。这些侨生跳下车，从裤袋里扯出备用的自行车链条，向社青乱抽。这一仗来得突然，社青手里没有家伙，被打得狼狈逃去。

咽不下气的社青，决心报仇，他们在六中附近埋伏，“吊”侨学生的线，掌握对方的活动规律。过了几天，侨生见没有社青来寻衅，以为那批车手被打怕了，又结群骑车去六广门玩。熟料，车骑出校门不远,便被冲上来的社青围住。揪下车就一阵暴打，双方陷入混战。侨生也不示弱，扯起自行车链条乱抽。但侨生人数有限，一会儿便被打得四处逃窜。幸亏路边执勤的警察及时赶到，几声大吼，社青才散去。

这是解放后，贵阳街头的第一次聚众斗殴，成为当时轰动全城的社青和侨生“六广门之战”。很快，参与打架的社青，全部被公安局带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田坚 李强 编审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