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1896年，他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是清顺治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
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
傅以渐的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只是，这位现代“圣人”与古代那位夫子不同，傅斯年生得肥头大耳，身材魁梧，虽不是梁山泊那一帮聚众闹事者的后代，却具有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的磅礴气势。
此人在小说《水浒》人物的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修炼，在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转入国学继续深造。
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进入北大第五个年头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出版《新潮》的刊物，也开始启蒙新思想与新文学。
这一做法在得到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与“愤青”欢呼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不少传统儒生的反对与抵制。
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曾在史学界呼风唤雨的顾颉刚曾说过，傅斯年们搞的那一套，“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
不过，这是顾氏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
按傅斯年与同人们当时的理想与做派，不只是把“国粹派”骂倒了事，其中还夹杂着一种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构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
当时，所谓的“国粹派”或“国故派”，指的是北大国学教授刘师培、黄侃（字季刚）、辜鸿铭等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相左。
当时，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之辈，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其政治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发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学革命。
北大时代的傅斯年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
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里的呐喊”。
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
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
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
“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
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
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
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
“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
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
“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
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很是得意。
早期《新青年》杂志封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
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
国故一派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作《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
但是，《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又聚集一百余众，成立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
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学潮。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
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
学潮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
他们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
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游行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的同时，下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命令。
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他还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
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前方手举大旗者为傅斯年 图片来自网络
蔡元培走后，学潮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
尽管如此，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并没被主考方放在眼里，反因他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
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
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罗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
或者，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他和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
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
“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
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
四面楚歌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做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
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
随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资本家、著名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
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
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
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
1923年，他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
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
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
傅斯年与陈寅恪初次谋面，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的。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四年。
当此之时，二十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仍属于无名之辈。
而二十六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
许多年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正是这次会晤结下的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