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军事，学文化 >
胡真一老人说，管毅管医官，兼着教导队的文化教员。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在家时叫"小买子"，现在叫胡真一了。他笑笑，拿个树枝在地上写下"胡真一"3个字，先指着"胡"字，说这就是你的姓，左边是个"古"字，右边是个"月"字，"古"是古代的"古","月"是月亮的月，加一块就是姓"胡"的"胡","胡来"、"胡说八道"的"胡"。讲完"胡"，再讲"真"和"一"。认识己了，再认识"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马列"是两个人，"马"叫马克思，德国人，"列"是列宁，苏联人，"主义"就是他们说的话。马列主义是真理，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就一定能胜利。
胡真一老人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有识字班、政治讨论会、军事讨论会、经济讨论会、自由讲谈会、"苏联之友"、卫生组、俱乐部，7军管俱乐部叫跳舞队。各军叫法不一样，内容都没离开这些。政治讨论会也就指导员和文化高的讲讲，有的连长都讲不出什么。我当指导员后就得讲了，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打走日本子要像苏联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军事讨论会和经济讨论会就热闹了，大老粗讲话不拐弯，那时那人也不大挑理。经常活动的是识字班，不打仗，没敌情，弄块板子挂树上，写上几个字，嘴里跟着教员念，手上就在地上画。在家念不起书，没想到参军还能学文化，积极性挺高。也有不爱学的，特别是仗没打好伤亡大时，有人就说明天这口气说不定就没了，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各军大都有教导队（团），有的叫"随营学校"，在根据地选个屯子，在老乡家南北大炕上一坐，军事、政治、文化课就开讲。随着形势的恶化，"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也就越发突显出培养干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钱柜，控制了小兴安岭汤旺河谷，3军、6军即在岔巴气建起联军办事处、修械所，在帽儿山建起被服厂、医院、仓库，在汤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军事干部学校。
几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隐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门，树皮顶，对面大通铺，每幢都能住上几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这里是红松的故乡，也是动物的天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伴着参天的古树，在一种原始、荒莽的状态中恣意生长。清晨，学员们在门前空地上出操，鸟儿满世界欢歌笑语，狍子、梅花鹿在林子边好奇地探头探脑。
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来自3军、6军、9军、11军的干校学员，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没有文盲。而《资本论》应该是大学的课程。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从文盲到大学，从士兵到连排长，从连排长到师团长，就这么速成着。从不会立正、稍息、敬礼，不懂向左转、向右转的庄稼人，到拿起枪就向侵略者冲击的军人，不也是这么速成的吗？
游击队、抗联的优势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里的沟沟岔岔，参军上队前就嵌满了庄稼人的足迹。可离开家乡，游击到个陌生的地方，一时间就有点儿找不到北了。过去缴获地图，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着擦屁股了。在干校学习军事地形学，懂得识图用图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后悔不迭。
与此同时，还在巴浪河沟里办起了电信学校。
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914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3年毕业于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参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聪明，又刻苦，仅半年即提前毕业回国。
学校学员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岁，基本都是初小文化，这已经很难得了。除独立师的三人外，全是党员。主要学技术、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然后练习收发报，教学器材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三个月后，根据赵尚志指示，与政军干校合并，政治课、文化课与干校合上，仍以学习报务为主。
到1937年秋，合并后的政军干校培训一百多名军政干部。
办政军干校和电信学校，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命令张寿钱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老钱柜，到在汤旺河谷里办学，黄埔4期的赵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国的那所黄埔军校的。可是，由于与七星碰子兵工厂被毁的大体相同的原因，学校只存在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停办了。
<"东方斯大林">
实际主持政军干校工作的，是教育长侯启刚。
据1939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19年到营口省立水产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辽阳满铁商业学校，"五卅"运动中因鼓动罢课不成，退学回家，何时入党不详。曾任3军3团政治部主任、10军政治部主任、3军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侯启刚，大个子，细长脸，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说这人聪明，爱读书，有理论水平，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满洲省委到11个军，谁是抗联理论家？侯启刚是不是应该算一个？算不算都没人承认，但他确实有一套理论。
关于游击战术，有以下几个原则问题﹣-一、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整零并用；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进退并用；三、敌动我静，故静我动，静动并用；四、敌暴我隐，敌隐我暴，隐暴并用；五、敌聚我散，敌散我聚，散聚并用；六、敌镇我警，敌警我镇，警镇并用；七、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东西并击；八、投实以虚，投虚以实，虚实并投；九、设卡子，绕圈子，袭击敌人，所谓乘其不意，攻其不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十、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这虽不是战术，可是成为运用战术的先决条件。
这是1938年12月8日，《侯启刚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路线并战略战术问题给张光的意见书》中的文字。1939年（无月日）,《xxx（笔者将姓名隐去）等人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批评你写的是：游击战术的"大鼓词"和游击战术的"对联"，不是什么游击战术原则，我们的干部如果虚心研究上级给我们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东北游击运动的困难，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战略与战术的原则的上面，再压上你这一套"大鼓词"和"对联"。”
同年4月1日，《侯启刚关于被撤销工作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又提出"脱离原区论"，即脱离敌人已完成"集团部落"建设的地区：
敌人光靠采用游击战术或者精锐武器并不能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它之所以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主要在于缩短防地、隔绝民众（毁灭小屯散户归大屯）、武装大屯和普遍封锁游击区附近山林各种办法总和采用的结果。使我依山林则缺乏给养，进大屯则不得一住，骑兵则缺乏草料，步队则往返过劳，因而物资供给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动武装，散户多而离山太远（归屯区差不多都这样）之地带，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于敌寇"讨伐"期间亦呈绝大困难。当然有的大屯，有时还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资之补给，但当反动气势高涨，秘（密）探云集，恃以解决一时则可，恃以支持长久，则势所难能。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区域，除因了有特殊战略意义并给养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绝对保障时，都应脱离原区。
与此有关的，是"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
由理论和实际状况看来，敌人的反动办法是有规律性的。敌寇最厉害的办法，是毁灭游击区。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于过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局部的干过，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来了这么一回。"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我常提出的这种话，实是事实。这种毁灭，再加上归屯并户及照相居住证并严重军事进攻，结果反日队伍或早或晚，不是脱离原区，就是瓦解崩溃。"
那怎么办呢？远征，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去开辟新区：我认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满和三江省的环境下，远征绝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进攻"之积极对策。
侯启刚留存的论著挺多，以上只是择其要点简略叙述。比如远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给养如何解决，原区是不是放弃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纵横不断游击论"、"小兴安岭大计划"、"中日大战（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才是大事变"等等。而且，对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几乎都要评说、主张一番，少有不遭非议、批评的。特别是在前面引录的"游击战术十原则"的那篇《意见书》之后，有人说"他已经永远走进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里"","启刚路线，是这些危险的、腐败的、犯罪的倾向，永绝于党"。"
1939年4月12日，侯启刚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侯启刚有病，已知的是风湿病和三叉神经痛，有人说还有别的什么病。而老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他有时精神不大好，瞅着疯疯癫癫的，自称"东方斯大林"。还说他到10 军当政治部主任时，提出取消"挑枪片子"和勤务兵制度，遭到反对，不得不离开10军。
1938年（无月日）,《侯启刚关于经费、北满吉东党路线的统一及干部任免等问题的意见给金主任的信》中，说："我病状光怪离奇，什么都说，说过都知道，工作热情较前增加十倍，身体不觉坏，每日睡两三个钟头，但精神并不坏。"
赵尚志曾想让他到6军任政治部主任，他说不行，我军事上没把握。他从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为"启刚路线"的《意见书》中，他说："此信我自己负整个责任，最近必交北（满）省（委）和军政治部核阅，我相信最低是近于绝对正确的。"
几年来我以不应有的态度小看过谁？我逢迎过谁？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诉人也不必都告诉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过。"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实现了我的政治意见就行。"
我认为我正确时，我从来就未让步过一次。"
我目前宁肯受省委处分而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不然，不光是对思想变节，也是对组织欺骗。"
侯启刚是进关找党组织途中受到诬陷自缢而死的，时年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后面将要写到，北满曾有几个人对所受处分不服气，有的想进关去延安找党中央，有的过界去苏联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侯启刚的结局是最悲惨的。
清高，自负，狂放、狂傲，口无遮拦，笔锋犀利，瞅着难以接近，感觉拒人千里。有老人说这人就是个书生，就是嘴损，嘴损也是因为书呆子气，其实这人挺透明、挺好相处的。
在哈东支队时，侯启刚是反对枪支无条件归公的，可到10军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个事，作去又是一个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见，其实我自己正在学习。""这是他的《意见书》中的一个自然段，无论所指为何，"东方斯大林"也是不无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军干校，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教授、学者、校长，可他没有那样的时空，侵略者也不会干瞅着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华。好在干校的办学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位实际的当家人也就功不可没。可在开批"启刚路线"后，他讲课的一些讲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议、指责、否认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战打鬼子的。
在北满那漫长的冬季，行军、打仗、露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残疾，他这个辽南的病秧子是怎么挺熬过来的？当光怪离奇的病发作时，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工作热情反倒倍增，那心头熊熊燃烧的又是什么？
有老人说，侯启刚的一些理论是有道理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挺欣赏。像"纵横不断游击论"，因敌人统治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区，错了吗？所谓统治薄弱地区，就是还未归屯的地区。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导意义的。可这个人太狂，讲话绝对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时不按组织程序来，还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线"叫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侯启刚说他在军事上没把握。自"北方会议"后，多少路线、政策上的反复、争论，政治、政策上谁有把握？其中又掺杂着多少别样的东西，蕴涵着什么样的凶险？这个爱思考问题的病人、狂人，"东方斯大林"，一介书生，却那么自信，对错误也固执己见，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腚不服"，那命运也就注定了。
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战，东北党和抗联到底有多少专职和兼职的交通员，这个数字恐怕是没人能够说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说：2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人数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东特委给各县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会对交通员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县委的专门交通员最少要有三个以上，一个专跑特委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队伍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区委和县委之间（区委多得按实际情形增加交通员，一个区委交通员至多知道两个区委的关系）。此外还要准备几个候补交通员，以便临时派遣或代替发生问题的交通员。这几个交通员不要他们互相知道和认识。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县委负责人直接管理，应当设一专门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专门管理特委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队伍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区委的交通（员），另一人为交通站站长。站长和以上三人发生直接关系（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认识）。文件直接由该三人从交通员处拿来时交给站长，由站长再转交县委负责同志。这样县委负责同志除站长外，不认识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员。
（三）当交通员的人应当是选择最忠实，勇敢，耐劳和善于应付环境而有坚决牺牲精神的同志来担任，绝对不应该随便抓起来一个人，就叫他当交通员。交通员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绝对不许（让）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长知道外也不许别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员和交通员都不要参加任何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他们作什么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许别人知道。同时，也不叫他们知道许多的群众和党的关系。"
前面第22章写过几笔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
李升，1867年生于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乡发大水闯关东，淘过金，种过地，打过零工，1915年到俄国修铁路，1919年回国在黑河跑邮政。1932年邮政马车被伪军拉去运军火，连走十几天，马累得走不动了，伪军就打。李升说别打了，哑巴畜生也是条命呀。伪军说打死活该。李升抄起块木板，照那伪军后脑勺就是一下，说打死你也活该。
敌人*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家，他躲到汤原县鹤岗七号屯给人种地。冯仲云到这里发动群众，李升非常敬佩这位大先生的学问。唠起打日本，李升眼里冒出火星子，二话没说，就说你说让俺老头子干什么吧。
李升从小练武，身板硬实得小伙子似的，那也毕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枪法，组织游击队时，上队对付几年，打死几个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冯仲云看重的是他走南闯北，眼界宽，路子熟，胆大心细，脑子活络，这就是个交通员的人才了。那时"交通"、"交通员"的概念，对许多人还挺陌生，可冯仲云是何等人物呀。
从此李升就到哈尔滨为满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么时候，有任务拔脚就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到处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满。有人说北满抗联活动的地方，没有他没去到的。省委干部下去调研、赴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筏、赵一曼、冯仲云等人，他都送过。遇上敌人盘查，说你说这旮旯话，你儿子怎么是个南蛮子？他就说俺屋里的是个南蛮子，他是在那边长大的，这不就弄一口南蛮子话回来了吗？俺听着也别别扭扭的不得劲儿。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八女投江油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钱曾说"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员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写，有的用米汤写，接到后用碘酒涂上，就显出茶褐色的字迹。后者对付宪兵、特务和有经验的敌人，有时也难。李升的衣服里外雪冷血热
都是补丁，那时乡下人这种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缝在那补丁里。通常是藏在袖口里边和衣襟底下，这样情况危急时，便于拿出来毁掉。下雨、过河时，要提防着别弄湿了，晚上睡觉别让火烧了。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②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省委地址。敌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部队，由叛徒带路直奔省委驻地老金沟。
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几天后了。这时，他正率12支队在小兴安岭南部的臭松沟活动，老金沟在小兴安岭西坡，相距350公里。问题不在远近，而在于没人知道老金沟的具体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许亨植心急如焚之时，省委交通员于兰阁从老金沟送信来了。许亨植当即让炊事员倾其所有，给于兰阁做了顿"好嚼裹儿"，吃完后立即出发，限令他9天内必须返回省委。
于兰阁，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3军1师警卫旅，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和3军、省委交通员。从老金沟到臭松沟，通常得半个月，他来时用16天。这次回返，头3天硬是脚步没停，第4天傍黑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倒在林子里睡着了，亏得下半夜下了场小雪，把他冻醒了。醒来一惊，赶紧继续前进，终于在第8天晚上，即连续奔波24天后，赶到了老金沟。
李升的手脚也冻伤过，但是没有落下残疾。曾任3军警卫团团长的姜立新，人称"姜秃手"、"姜秃爪子"，手指还剩几个，脚趾都没了，走路像小脚老太太似的。他是个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时在大山里冻坏的。
单立志在吉东省委、2路军总指挥部当过一年多交通员，就在完达山里跑，大都是一个人跑。找部队，去密营，有时是把文件放到个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个什么样的砬子的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记号，下次放哪儿，再规定个记号。放好用石头压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让野猪什么的拱了。
老人说，"一出溜"（一个单程）200里，让你3天把信送到，就得昼夜兼程。开头有人带不觉怎么的，待到一个人在大山里走，真是胆突突的，特别是晚上。周围野牲口的眼睛鬼火似的，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有双手要掐住你的脖子。后来无所谓了，累了，找个背风的地场，倒那儿就睡着了。其实呀，睡梦中就进了狼肚子里的事，也不一定没有。这个不害怕了，最可怕的就是麻达山了。那时完达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树干就算细的一个人也抱不过来，一根根电线杆子水泥柱子似的，地下寸草不生。冬天有阳光，夏天树叶遮挡着，响晴的天，里面也阴乎乎的。头两次麻达山，那是哭的心都有了。反正就是记住老交通员讲的，码着一个方向走到底。树干南边光溜，北边粗糙，还长青苔，晚上摸一把，大方向也不会错。这比指北针还好使，碰上哪儿有铁矿，指北针乱套了，反倒误事。
老人说，现在让我进完达山，也不带麻达山的，就是腿脚不行了。
每次出行，都是历险。
村屯乡镇，敌人盘查，稍有破绽，就出麻烦，更不用说被搜去文件了。后来敌人也摸到一些规律，在一些交通线上设卡捉人。还有胡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兽出没，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么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谁管？夏季山洪说来就来，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个盹，那人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县委跑区委的交通员，半天、一天就回来了。在部队跑交通，跑一趟几天、十几天、个把月是常事。赶上大雪封山，特别是山洪暴发，那就难说时间，能送到就不错了﹣﹣有时是送到也晚了，没用了。
前面说过，像"1.26"指示信那样重要的文件，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收到的。
罗登贤派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告诉他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瓜菜都凉了。
1940年5月20日，《张寿筏给王新林等同志信》中说："一九三九年我们的交通关系最坏，五月份的信件由铁xx十月底送到总部。"
而像李升那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七十二岁的老人（与我半个多世纪后，在干休所和乡间采访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纷纷的隆冬，独身一人从北满到南满去与1军取得联系，那几乎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可这位"抗联之父"真就创造了奇迹，给人带来惊喜。而此前吉东、北满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吗？
来往于吉东与北满、吉东与南满三个省委的，还有两个六十来岁的老交通员"老于头"和"老刘头"，都失踪了。
任何战争都有失踪人员。抗联当年没有"失踪人员"、"失踪者"的说法、字样。那时派出去的交通员，总也不见人影，就知道凶多吉少，就说"出事了"。除了被捕叛变的，没人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烈士的遗骸在哪里。而本书能够道出姓名的，几乎都是幸存者。
可视为抗联通讯兵的交通员，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通讯方式，和恶劣的战争、自然环境，其中的无名烈士也是最多的。
